左宗棠舆榇出关，收复新疆，为维护国家的统一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又曾率领官军镇压太平军、捻军、回民军，造成了无法辩解的历史罪过，是个在正反两方面都起过突出作用的历史人物。本文不想评论他一生的功过，仅就其对甘肃历史有些实际作用的政绩，略举数端，以供史家们全面评论左宗棠之参考。谬误之处，望能得到指正。
一、安抚流亡，奖励农耕
诚然，这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所一贯采用的安民政策，但作为一个封建疆吏来讲，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仍是唯一可能采取的措施。众所周知，甘肃地高气寒，山无竹木之饶，水无菱苋鱼蟹之利，自然灾害为全国所罕见。自道光、咸丰之后，几乎连年成灾，且遍及全省，尤其在同治年间，经过十多年的战乱遭遇，往往“千里荒芜弥望，白骨黄茅，炊烟断绝，被祸之惨，实为天下所无”。这种惨状，在各种有关方志中，均有具体描述，绝非浮文夸张。面对此种局势，历任陕甘总督，有的束手无策，苟且偷安；有的变本加厉，乘机鱼肉人民；有的上下交困，一走了之。唯独左宗棠在其财政支绌，军务孔急的条件下，曾屡次奏拨款项，命令各地官员散发口食、籽种、牛畜、农具，赈抚难民流亡，使之归农垦种。并倡导“兵屯”“民屯”同步并举，极力恢复生产，促使民生以苏。1873年，他先后命令各地官员，在平凉、华亭、静宁、隆德、平远、海城、化平川、崇信、镇原、灵台、安化、合水、环县、正宁、宁州、狄道、河州、金县、渭源、陇西、安定、会宁、秦安、清水、两当、宁灵、灵州等二十七个厅州县区，广为招徕，拨给农具籽种，领地垦殖。规定凡垦荒耕种者，从开种之日起，第一年豁免全部田赋，第二年豁免一半。还规定各地招垦新户，“就所领之地扣算，承粮在一石以上者，即以领地之日作为入籍之年，按照册内注明之本户及兄弟子侄，准其一体应试，领地承粮在四、五斗以上者，按照册内注明之本户及子侄，即于下次科试，准其报考；领地承粮在二、三斗以上者，俟下次岁考，准其报考”（清代科举考试，各地名额均按原籍人口折算，故很重视籍贯问题）。
至于左宗棠在安抚回民的过程中，所采取的“以迁徙客回，安辑土回为要”的“办抚之道”，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涣其群，孤其势”，“分而治之”，维护清王朝在甘肃的封建统治。但有些具体措施，在一定意义上，还是从挽救全省社会经济崩溃瓦解的残破局势出发的。如他在命令各地“分起安置”起义失败后的回民时，规定各迁往地域，必须是“水草不乏”，有水源可资灌溉牧畜的“无主”之地；迁徒时，统统给以“赈粮”资斧，“大口每口八两，小口每口五两”；凡已迁往或计划迁往者，均按所垦地亩，给以籽种，其“所需农品及各器具必不可少者一律酌给”；如有亲属被安置两地者、或因起义而散离他乡者，均“听其自行拔赴完聚”，并同样给以各地赈济；迁徙定居之后，均按一般招徕垦荒之例，减免赋税两年，还根据领地承粮之数，许以入籍应试之权，并特意规定，对回民子弟除与汉民合试一科外，还另编字号，增加中科名额。极力促使、鼓励回民从事垦殖、耕作，使能安其所居，乐其所业，希图甘肃地区能够实现“长治久安”或“数十年之安”。所有这些，虽然都是为了调解和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权宜之计，是历代统治阶级所惯用的策略，但不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还是有利于恢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有利于甘肃回族人民的生存斗争。
二、豁免杂税积欠，改革税收制度
在连年兵燹，社会生产力遭受严重摧残的情况下，左宗棠于1873年，下令豁免“运脚”、“骡价”、“新税”、“抽租”、“预借”等杂税苛捐。1875年，下令废止“捐输”，豁免茶商历年所欠税银。后又奏准先后将1874年和1881年以前积欠的地丁钱粮、耗羡、草束等税银全行豁免。同时，重新厘定税则，改革各种税收制度。他首先决定彻底“清丈地亩”，“变通”田赋则例。原来甘肃的可耕地，分“民田”、“屯田”、“更名田”、“监牧地”和“番地”等等类别，粮银税额各不相同，即使数量产量相同，其所纳赋税仍然差额很大。至于按田赋正额比例征收的各种杂税，则更是名目繁多，各地互异。还由于“屯田”的科额原来高于“民田”，许多豪绅富户往往“买屯地而认民粮”，让失掉土地的贫农仍然按屯田承担缴纳田粮的任务，于是又造成富户地多“粮”少，贫农地少“粮”多，甚至“无地而有粮”的不合理现象。再由于长期的战争变乱，不少豪绅利用各种籍册契据的散失，借机隐瞒减报，有的以多报少；有的以劣代优，致使税收则例更加混乱无章，偏苦不堪。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而且导致广大“农民喘息仅属，缾罍早罄”，社会怨恨，愈演愈烈。因此，左宗棠毅然采取措施，拟定改革“章程”，命令各地认真清丈地亩。将全省可耕地分为川地、原地、山地三等，川地为上等田，原地为中等田，山地为下等田，各等又分上中下三级，有的地方在九级之外，还分“最下下地”一级。规定地亩丈量后，一律按照土地数量和类别，根据原来各州县应承田赋总额，确定赋税征收标准。如皋兰县的上上川地，每亩摊粮三升七合，再按五合的差额逐级递减；中上原地每亩二升二合，以下又按四合差额递减；下上山地每亩一升，再按三合递减，最下等的，每亩仅承粮二合。然后再按承粮数额，规定每粮一石征银五钱二分。象这样周密详明的赋税制度，在中国历史上还是很少见的。虽然就赋税总额来看，并没有给全省人民减轻多少负担，但其实际，却与往昔大不相同，据有关赋税册籍记载，过去“民田”每亩征粮高达八升以上，“屯田”每亩均在五、六升之间，其他地亩都是随时因人而易。此后，赋额最高的上上川地也不过三升七合，而且等级差率公平合理。显然，这项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地主豪强，并使贫苦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
其次，左宗棠对弊端丛生，沿袭已久的盐引、茶引制度也进行了新的改革。甘肃所产食盐，原分池盐、井盐、青盐、土盐等等。各种食盐所纳课银（粮）向无定则。有的在“引地”专卖纳课；有的将引课摊入地丁粮内征收；有的按药物征收厘税，或因时定课，强征苛派，引盐无定量，引法无定章，盐户商民深受其害。茶引制度更为混乱，各地茶商更是苦累不堪。左宗棠为了根绝各种弊端，公布取消引商资格，历年引商积欠茶课一律豁免，删除各种杂税。盐商“改课为厘”，一律按其运销数量，广征薄收；茶商“以票代引，先课后票”，听商贩自由认领，凭票贩卖，运销无阻。并且为了湘茶能够畅运西北。他要求湖南当局，对领有甘票的茶商运茶过境时，只征厘金二成，其余八成由甘省补贴，从湖南应解甘肃协饷内划抵。从此，省内外各种行商往来络绎，盐务、茶务开始大有起色。这些措施在不减少财政收入的前提下减轻了人民负担，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复苏。
三、严禁种植罂粟，提倡种棉织布
左宗棠认为烟毒祸国殃民，贻害巳久，“若不严行禁绝”，三十年后，“种族其将弱乎”！尤其甘肃地区“地气高寒”，“地瘠民贫”，间有膏腴沃田，全部栽种罂粟，导致“粮荒”饥馑连年发生，祸害更为严重。因此，他“自督陇以来，通饬各属，严禁种植罂粟”，命令各级文武官员，俟烟苗出土之后，一律翻犁拔除。必须“釜底抽薪”，既要使种植者有损无益，又使吸食者无烟可食。每当冬春种烟季节，委派专员，下乡督促视察，凡查禁不力者，严加惩办。1878年，宁夏官吏营私舞弊，违抗禁烟法，左宗棠立即将宁夏一府六属的官员，除宁灵厅外，全部撤职贬黜，裁种罂粟地亩，丈量充公。由于法令严厉，一般官吏不敢苟且从事。秦阶道谭继洵等奉行最力，“先禁冬种，后禁春种”，每年二、三月间，命令各地官员率领乡总强迫翻犁，并亲自四出复查，必求“翻犁净尽”。经过几年的努力，秦州烟种，几乎全部禁绝。其他如肃州、甘州、陇东各州县，都有显著成效。
在全省严厉禁烟的同时，左宗棠又“劝谕农民广种草棉”，倡导植桑养蚕。1874年，在他的主持下，刊印《种棉十要》和《棉书》等有关读物，分发各地，促使人们学习栽种技巧，经营棉纺织业。1878年，又在兰州学署创设“纺织局”，“教民间妇女纺线织布”。由于他的极力倡导，社会风气为之大变，种棉、纺织者逐渐遍及各地，尤其河西地区成为全国栽种草棉最多的地方。人民生活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据左宗棠自己讲，1881年初，他从哈密入关返回兰州时，访知沿途各地，“已禁绝罂粟，以膏腴之地改种草棉，向之衣不蔽体者，亦免号寒之苦”。其言诚不免有粉饰之处，但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发展，是肯定无疑的。恢复和发展畜牧业，也是左宗棠治理甘肃的一种利民“实政”。畜牧业在甘肃的国民经济中一向占有重要地位，不仅蒙、藏、裕固等族多数专门从事其业，即回、汉人民也往往以兼营畜牧为生。所产各种皮毛及其制成品大量行销国内外。由于长期的战乱、掠夺、骚扰，遭受严重破坏。左宗棠一面命令有关州县设法保护；一面为了安定民心，决定于1876年，由厘金项下拨发贷款，资助人民“买羊孳牧”，名曰“羊本”贷款。首先在兰州发给皋兰县民六千八百多两，后在有畜牧条件的州县继续发放，数额不等。原定三年后清还本银，但期满后，有的无力偿还，则准其延期“折粮交仓”，最后又由省府当局奏准豁免欠款九千多两。这种贷款，虽然为数不多，但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在当时财政收入十分困窘的情况下，他因地、因事制宜，致力于畜牧、农耕、纺织等社会经济事业全面发展的思想主张，确属难能可贵，历史学家应该给予公正的评价。
四、修建道路，振兴水利
修桥筑路、大兴土石工程，这是左宗棠建设甘肃的又一项重要措施。他抽调大批官军，首先修建了一条横贯陕甘两省的主干通道。东起潼关，西至嘉峪关，长达数千里。后又继续延伸，分成南北两路，北路直达新疆精河，南路通至喀什噶尔。路基均以土石构成，路面宽达三至十丈、甚至三十余丈，路旁榆柳成行，间距大小、树木品种，都有统一规格。规模宏大，工程艰巨。尤其甘肃境内，崇山峻岭，深谷湍流，更是困难重重。当时的工程技术、物质条件都很有限，如果没有远大的抱负和开拓精神，那样巨大的工程是无法完成的。修筑这条公路的目的，虽然主要出于军事需要，但它促进了本省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和与其他各省的联系，而且引渡“春风”出关进疆，促进了整个西北地区经济文化的逐步繁荣。这是左宗棠在甘肃所建树的一大历史功绩，人们为了纪念这一功绩，特将这条公路名曰“左公路”，将其护路树木称为“左公柳”。
此外，左宗棠还于1873年后，指令各地驻军先后兴办了以下几项重要工程：一是在陇东地区，重新修筑了由固原至惠安堡的“盐路”。开始时，主要为了转运花马池的食盐，后来成为沟通陕、甘、宁三省的交通要道。二是在狄道地区的岚关坪与白林口之间，修建了两座大木桥，一条车马路，全长一百六十多里。接着，还在狄道州城西门外，修建了一座横跨洮河的铁索浮桥，名曰“永宁桥”，桥长二十多丈，车马畅通无阻，成为狄道、巩昌与河州之间互相往来的唯一要津。三是在安定县的宋家沟地区，调派工程兵修复了“王公桥”。使仅客人马单行的险途，一变而为商旅必由的坦道。直到1932年，车货往来，始终安全无阻。当时有人要求左公作记留名，以扬为民兴利之功。但他表示决不“掠美沽名”，仅将原“王公桥”改名为“永定桥”。四是在洮河流域的九岭峪等峡谷地带，开通了由洮州、岷州直达狄道州城的运输航路。原峡谷地带，峭崖绝壁，插翅难越，所有河运，必须反复中转。此后，木排皮筏，均可直通狄道。五是在狄道南部的岚关坪地区，命令屯兵王德榜所部开掘了一条规模宏大的灌田渠道。渠由抹邦河引水穿过岚关坪，绕狄道州城，北向直至清水渠，全长七十多里，渠宽一丈六尺，支渠十八条，工程十分艰巨。尤其岚关坪一段，日夜轰山炸石，将原有水洞渠道全部开成三丈多宽的明渠，共长四百余丈。渠源起水堤坝亦高达三丈五尺，堤宽二十余丈。坝侧开有排洪便渠。渠道沿山坡处，还横架许多防碱防洪的桥漕。全部工程，使用炸石硝磺两千六百多石，足见所化工力之大。先后用工五、六十万，均由官军承担，未用民夫。渠道开通后，灌地数十万垧，直接促进了狄道南北两川农业生产的发展，深受广大人民的欢迎。六是在河州地区的三甲集和祁家集一带，修建了两条灌溉渠道，各长数十里，灌地数十万亩。此外，还在西宁府属境内也举办了几项交通运输和灌溉渠道的修建工程。如此等等，都是左宗棠在甘肃执政时留下的业绩，后世不应遗忘。
五、引进先进技术，创办近代工业
左宗棠在甘肃引进近代工业生产技术，和全国一样，也是先从军用工业开始的。1872年，他从浙江、闽、粤各地招募工匠，从德国购置机器设备，创办了“兰州制造局”。经过全厂职工的精心研制，“参中西之法而兼其长”，所制德国式“后膛七响快枪”、“螺丝大炮”、“车轮来复后膛炮”和“鸡脚架劈山炮”等产品，“其精者与布（德国）相同”，有些为“彼中所无”，精利、准确程度与当时国际水平相当。1875年，左又命令制造局增设“兰州火药局”。投产不久，就刨制了可供各种枪弹使用的上等火药，操作精密微妙，质量可与进口贷媲美。当时各地驻军在兴办交通水利工程时，都曾普遍使用炸药、地雷开山辟地，在短时期内完成了许多艰巨的施工项目。可见军火工业的创办，并不是与甘肃社会经济毫不相干的。新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方式以及精益求精的研制过程，对于展拓人们的视野、开通社会风气、培养技术力量和改变落后地区的面貌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接着军用工业的创办，左宗棠在兰州又创建了织呢局。他认为甘肃地区畜牧业比较发达，“民间畜牧之利，以毛为上”，产量丰富，价格便宜，“羊毛每斤值银一钱几分，每年可剪两次”，无论“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亦易得，只要有火器”，能使用机器生产，并“精益求精，则衣服自饶，不难与禹贡织皮诸国媲美，此本大臣爵阁部堂所属意者”。他述说，如果人们能够“深领此意”，勤于仿制，“将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不仅如上海黄婆以卉服传之中土为足称也”。这充分表明左宗棠在甘肃创办织呢局，不仅用心于为民兴利，以“成济时实效”，而且寓意于抵制外货，维护国家利权。正由于左宗棠的目的动机在于“慨利权之外溢，思有以抵制之”，这才使他能够排除各种阻力，决心“为此企业准备克服一切困难”。该厂所购机器共计大小箱笼一千二百多件，或云四千多箱，全部从上海远道运往兰州，其困难程度是很难设想的。所以历时将近两年之久，才将主要机件运至兰州。所用经费，全从军需项下挪拨开支。为了培养技术人才和防止仰人鼻息、受制于人，一开始他就特别强调雇用“洋匠”必须是精通纺织，工艺精巧的“真好手”，使能“传其法于中土”；招募徒工，必须遴选“赋性灵敏”、“材质与之相近”者“相从仿效”。他说：“今日之学徒，皆异时师匠之选刀，“华人可以互相师法，无须洋匠教习”，也“不患无教习之人”。他认为这样作，就可使甘肃织呢局同收福建船政局之功效，“师匠自出”，独立经营，则成“数世之利也”。这些思想主张、措施准则，不仅在当时切合国情、地情，无可非议，而且对后世也颇有教益。
经历了三、四年的艰苦奋斗，兰州织呢局终于1880年9月落成开工。它捌有二、三十匹马力的蒸汽机两台、纺机三台、织机二十台和刷洗、清毛、烘毛、剪毛、漂染、压光、刷清等成套的近代机器设备，据称，各种机器多系“最好的”“上等之物”。厂房分东、西、中三个间区，结构简单适用。技师、职工二、三百人。开始生产时，机器只能起动一半，每日产呢八至十四匹，据估计，到艺徒习熟、机器开齐后，每年可织呢六、七千匹，质量可与进口毛呢媲美。“数年之后”，即可“收回本银”。织呢局的创建，使偏僻落后的甘肃地区，一时“气象更新”，为全国注目，许多爱国之士热情称赞的议论，不断见于文牍，公诸报端，有些在华“洋人”也称之为利民富国的“美举”。虽然由于各种条件的局限，使织呢局开办后，在原料、水源、运输、销售和产品、技术、管理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缺陷和弊端。但如果能够继续左氏精神，织呢局定能克服困难，得到发展。正如当时《申报》评论中所说：“事属创举，原难步武泰西。然苟能认真办理，精益求精，当必有蒸蒸日上之势耳”。唯因继任陕甘总督谭钟麟昏愦无能，无所作为，竟于1883年8月下令停办，致使织呢局功败垂成，中途夭折。对此，许多有心人无不感慨系之。我们不能因为兰州织呢局的停办而否定左宗棠引进西方现代技术以开拓富源的草创之功。事实上后来的“西北毛纺厂”，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还使用着当年“兰州织呢局”的机器设备。
六、兴义学、修书院，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左宗棠由于自己深受封建教育的熏陶及其阶级地位的局限，不可能提倡和兴办近代新的文化教育事业。但他在甘肃的旧教育史上，还是个有所建树的历史人物。他从1873年开始，屡次命令省属各府州县兴办“私塾”、“义学”，设立“书院”。尤其在回民聚居的州县更是饬令地方官吏专筹资金，多设义学，以优厚的待遇和“脩羊”，延请品学兼优的秀子为师，促使学龄儿童入学读书。不几年，办学之风盛行一时。兰州城关很快修复和新建私塾、义学十余所，肃州城内也有义学四所，其他州县都在四、五处左右。1873年至1875年的两三年内，恢复扩建和新办的书院也遍及各地，除兰州的“兰山书院”、“五泉书院”外，还有平凉的“柳湖书院”、秦州的“陇南书院”、甘州的“南华书院”、秦安的“陇川书院”、山丹的“金山书院”、狄道的“洮阳书院”、安定的“育英书院”、敦煌的“鸣沙书院”，还有镇番、灵台、临泽、崇阳、化平川、董志塬、三岔镇等地的“文社”、“鹑觚”，“蓼泉”、“凤鸣”、“归儒”、“庆兴“、“鹤峰”等书院，共二十余所，在甘肃史上前所未有。它为一些有名学者和广大生徒士子开辟了讲学和研习典籍的广阔场所，对学术思想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左宗棠还领头捐资兴学，移用军饷补充书院经费，还专从浙江省刊刻大版五经四书，颁发各府州县，使之“家置一编”，并定期主持书院“官课”，亲自评阅试卷，凡甄别合格者，均许自费入学，且赐发膏火银，以资鼓励。1874年2月，他又奏准陕甘两省分闱乡试，增加甘肃乡试中科名额（由十名增至四十二名），为一般生徒学士广开深造进身之路。甘肃自清朝雍正年间单独建省以后，其科举考试。始终在西安与陕西合闱举行，凡应试者，近则跋涉七、八百里，远则三、四千里。据记载，有的因路途遥远，中途废然而返；有的因资斧耗尽，抑郁成疾，“不得生还”；有的长期勤奋攻读，而终身无力一试，每次能够勉强赴试者，仅达应有人数的十分之二、三。因此，分闱乡试之制，颇受人们欢迎称颂。分闱后，左宗棠立即倡议各州县捐银五十万两，在兰州建筑贡院，其规模之大，为各省罕见。同时，他又制定了领地承粮，入籍应试，回生乡试另编字号的优奖制度。1875年9月，甘肃举行第一次分闱乡试，应试者多达七千余人，盛况空前。1876年，又奏准甘肃单独设置“学政”，直接主管文化教育事业。所有这些，虽然早巳成为历史的陈迹，而且与整个时代潮流不甚吻合。但就当时甘肃的具体条件来讲，还是一种具有建设性的措施。没有旧文化的发展，也难有新文化的倡兴。尤其在长期“舷歌不闻”，蒙昧落后，“以诵经为急务，以读书为当差，富家子弟觅人代读”的少数民族地区，更属社会发展的需要。因此，左宗棠的上述活动，才成为后世文人学士长期津津乐道的话题，论者不宜苛求于古人。
任何历史人物都有其时代和阶级的种种局限。左宗棠作为封建王朝的一名封疆大臣，更难例外。他的主导思想，无非是“治国”、“富本”、“经正”、“民兴”等封建文化的传统观念，精华、糟粕必然参于其间。但他在甘肃所推行的各种利民实政，不论农政、商政、工政以至“抚政”等等，客观上都是有利于国计民生、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应加以肯定，不能因为他的其它过错而一笔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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