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左宗棠在西北军事上的胜利，是以他重农思想的取得成果为保证的。
左宗棠之所以能重视农业，且在他身居高位时，不仅鼓励士卒垦荒种地，还能不顾年逾花甲，身体力行，躬事于菜圃，这是有他深厚的思想渊源的。
左宗棠自先祖逝后，家庭日趋没落，至他出生，母亲奶汁不够，无钱雇用奶妈，只得靠他母亲“嚼米为汁”。他29岁在安化小淹陶澍家任教时，曾赋诗叙及其母清苦：“研田终岁营儿喃，糠屑经时当夕飧。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恨。”并以此教育其子，勿忘家庭过去贫困，不要有“纨袴子弟”的气味。1838年左宗棠第三次赴京会试落第，遂决计不复应考，转而对种树、栽茶、植桑、养蚕等农事产生极大兴趣。他在住屋周围种桑千株，要家人饲蚕治丝。他曾说：“微臣家世寒素，耕读相承，少小从事陇亩，于北农、南农借书，性善研求，躬验而有得。”他在湘阴柳庄置田七十亩，经营田地，过着恬淡的田园生活。每见：“秧苗初茁，田水琮琤，对鸟变声，革新土润，别有一段乐意。”他自号“湘上袭人”。认为“农家为人生第一要务”。他从安化引去茶种，经培植，得到了好收成，在《上贺蔗农先生书》中写道：“宗棠自耕之田，略以古农法之便于今者行之，甚良。茶园所入，今岁差可了清国课。逐渐增加，于人事不无裨益。倘更桑竹之利成，其可以存廉耻而广惠爱者大矣！”后来他身居高官时，还在信中告诫儿子：“得一贵仕不如得一良农，”“贵仕不及三世良农。”
左宗棠的重农思想无不受陶澍、林则徐的政治思想的影响。陶澍在两江总督任上，兴办全省河工，造福百姓的动人事绩，林则徐镝戌新疆，开凿伊拉克里坎井、教民纺纱织布的利民政策，深为左宗棠所钦佩。由于左宗棠对陶澍、林则徐的为人、思想和政治措施深为折服，故左宗棠以后的很多作法是仿效陶、林二人的。
（二）
左宗棠的重农思想集中表现在他在西北积极推行兵屯、民屯政策和兴修水利等方面。
左宗棠奉命出使西北后，即认为“自古边塞之事，屯田最要”。而“若兵力未集，马队未练，屯务未举，车营未成，则无所籍手。”他看到兵燹之后的陕甘地区，极目所至，一片荒凉，军队食粮需从四川、河南、山西等地运来，千里迢迢，七、八万士卒，每人每天以一升计，一日则需粮七、八百石；又每石脚费以四、五两计，每月则需脚银十万两之多。他深有感触地说：在西北“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运转难于筹粮。”故急于推行屯田措施。他预计，若推行兵屯、民屯，二、三年即能达到“米谷充足，练兵亦就，军食既足，士饱马腾”的局面。
1876年，左宗棠受命出使新疆讨伐阿古柏，粮运路程更远，从西安、肃州越哈密有二千二百余里，非三十余日不能到达新疆巴里坤。他算了一笔细账：“一车运载的粮食，至多不过六百斤，两骡喂养即耗去五百数十斤；车夫口食也需六、七十斤，而车粮已罄，安有余粮达巴里坤乎？即达巴里坤，而车骡之喂养，车夫之口食，又将安出？”若改用骆驼负粮，每“一驼负粮二百斤，日行一站，越二十站，驼之料，驼夫之粮，已将所负者啖尽，尚有何供军食乎”？因此，唯一可行的办法只能就地生产。故决计在边陲实行屯田政策。
左宗棠在西北的屯田分兵屯、民屯。兵屯是划定耕地，指定某一部队开垦种粮；民屯则是划一荒地，安置难民在这里开垦耕作。
左宗棠尖锐地批评原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的景廉和驻哈密办事大臣文麟的兵屯措施，说：“从前诸军，亦何尝不说屯田？然究何尝得屯田之利？亦何尝知屯田之法？一意筹办军事，何尝顾及百姓？不知要筹军粮，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他吸取前人的教训，一边进军，一边屯田。1874年命西征军的前锋部队张曜率嵩武军马步十余营屯田哈密，开荒筹粮，且耕且战。行兵屯、民屯并举。他拨给张曜屯田费三万两，且对屯田作了周详指示：“屯田的官长必要好营官、哨长去多方督劝”；士兵每日出队耕垦，均“插旗帜，分别勤惰，”展开竞赛；雇当地民人一、二人当顾问，以便“询访土宜物性，”种何类庄稼为宜；种子“须就近采买，或用粮斢换”；耕牛不够，“骡驴亦可，骡驴不可得，即以人力代之，三人一犁，每犁可数亩”；士兵所收的粮食要按价付款，款由士兵分用，使他们感到“有利可图，自然尽力耕种”；对生产中有功的营哨长官，应“记功授奖”，对于那些在生产劳动中的“不力者则予处罚。”由于左宗棠的屯田措施得当，因而广大将士均能奋力为之，张曜所部在哈密能很快垦荒两万亩，至第二年（1875年）便初见成效，净收大米八、九十万斤，足供其部队两个月的食用。
左宗棠“少小从事陇亩”，于农业生产可称内行，因而能够指导兵屯。左宗棠的楚军又“向用农家，不用游手，其将领领多由佣耕作苦而来，”乐于农事。因之，左宗棠的西北兵屯，士兵除了积极垦荒、种地外，还在修渠、治道、筑堡、栽树等方面，都“颇有成效，亦皆防营之力。”
西北诸省历经多年兵燹，人民流离失所，乞讨为生。尤其是新疆各族人民深受白彦虎、阿古柏之苦，往往为他们裹胁而走，造成“百数十里人烟断绝”的荒凉景象，若不安置好难民于荒绝之地开垦生产，则将是“有土无民，朝廷亦安用此疆土？”因此左宗棠每收复一个地方时，便广招难民，实行民屯。
左宗棠认为造成西北“回汉仇杀”的原因，“其曲不尽在回。”因此在安置回族难民时，应该尊重回族人民的宗教习俗，不能搞强迫手段，令其“与汉联亲，开荤食肉。”应该采取“修其政，不易其俗；明其政，不易其宜”的办法。回族自古以来生活在西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有他们的宗教信仰与生活习俗，所应禁者应是“新教”，即西方传来的宗教，对于回族人民所信仰的“老教断无禁革之理。”这里充分表现了左宗棠尊重回族人民的宗教信仰的思想。同时左宗棠在安置难民时，坚持了“不分汉回”的平族平等的原则，并制订出安置难民的三条准则，一、须有荒绝田亩，且有水可资灌溉；二、须自成一个片段，“分别汉回，择地安插”使之聚族而居，不致汉回杂处，免生事端；三、须为一片平原，距大路远近适宜，以便管理。根据上述准则，将周原之陕回数千人，安置在平凉大岔沟一带；金积堡之陕回一千余人，安置在平凉、会宁、隆德、静宁、安定等外，西宁回民四千三百多人，安置在安定、平凉、泰安、清水等处。当难民迁徒至新地时，发给他们行粮，大口每日十两（十六两称），或一斤，小口每日五两或半斤，随带骡马也按量发给草粮。对上述行粮不问其粗细，麦面、小米、豆类均可，但一定要去掉皮。难民所经之地，由沿途的地方官保保护，严禁土劣从中敲诈勒索，也禁止营勇强占难民妇女，抢劫财物，一经查出，便从严惩办。1876年新疆玛纳斯吉昌城逃出的难民的器具有被营勇霸占的情况，玛纳斯一难民妇女被亲兵耿大福强占奸宿，左宗棠得知后，便要其下属“查明严办”。难民到达安插地后，左宗棠规定由当地政府发给口粮，到秋收后，难民自己生产的粮食能够接济时，方停止供应。为了让难民到一新地后能立即开展生产劳动，左宗棠又规定分给难民地亩，发给种子、耕牛、农具，并为难民修建房屋或窑洞，使他们有安身之所，乐其所在。为了做好各地难民的安置工作，搞好民屯，左宗棠又明确规定督办民屯的人，必是“廉干耐劳苦之人，”不允许“兵勇丝毫扰累，勿于银粮出纳稍有沾染。”他认为这样，必然会“闻风者至多，而事易举”。“招徕抚绥，众至如归”。成千上万的难民得到安置，社会秩序就会导致安定团结的局面。1877年冬左军穷追阿古柏三千里，收复东四城，收容难民数十万，为“古近以来实罕其比”之事，左宗棠为安置这数十万难民，于他们的原籍喀喇沙尔、库车等地，做了大量的工作，真可谓煞费苦心！
左宗棠对新疆土尔扈特蒙古旗人的安置，是对无数难民安置工作取得卓有成效的典型。土尔扈特人原住新疆喀喇沙尔珠尔都斯开都河畔，由于阿古柏、白彦虎为抗拒左宗棠的西征军向喀喇沙尔进军，便掘开都河，淹没了土尔扈特人的田园故里，这支民族被迫流亡到库尔喀喇苏，“转徙流离，困苦已极”。当他们得知左的西征军从阿古柏手中收复了他们的故土时，纷纷要求返回故里。左宗棠答允他们“归土游牧”的请求，并要善后局及防营对他们妥为照料，派部队护送，“查点人数，其大小男妇七千八百余口，均就开都河两岸安插游牧。”而对“待哺嗷嗷的鳏寡老弱，更是“按日发给赈粮。”由于左宗棠尊重土尔扈特人的民族意愿，不搞民族歧视，因而这近万名离乡背井的难民得到了妥善安置，他们能得以“复业安居”，开都河两岸又出现了牛羊成群的动人景象。
左宗棠推行兵屯、民屯交错的屯田办法，一般在兵屯处也实行民屯，张曜在哈密行兵屯时，也曾“随地招来难民复业，杂居耕种。”兵屯之地，开荒成熟后，便交之于民，如“遇有哈民来归，即发赈给种，并指给地亩，使其自食其力。”由于实行兵屯、民屯交错的办法，兵屯又有利于民屯，因而达到了安辑流亡、恢复生产的目的。左宗棠总结了张曜在哈密屯田的经验，在新疆的巴里坤、古城、乌鲁木齐、吐鲁番、喀喇沙尔等地推广，在这些地方因地制宜，凡适宜发展畜牧业的地方，他就从军饷中拨出部分经费，交给各地善后局买牛羊发给牧民；适宜种棉花的地方，则购买棉花种子给棉农。为了推广和发展棉花生产，他还编印了《棉书》和《种棉十要》两书，介绍植棉知识，教民种棉。他发现新疆桑树较少，遂勉励新疆各族人民养蚕缫丝，并从浙江觅雇熟谙饲蚕种桑者六十名和两名制作蚕丝工匠，带了蚕种三百九十四张，到新疆教民栽桑、养蚕、缫丝等技术，在哈密、吐鲁番、库车、阿克苏等地都设有传授技术的机构（局）。左宗棠看到种桑之地桑木成片，人民乐于饲蚕积丝的繁荣景象，兴致勃勃地说：“移浙之桑，种于西域，亦开辟奇迹。古今美利，非书愚、熟与图成者！”
左宗棠的西北屯田，如果只认为他在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时，是为了军事上的需要，而忽略了他对成千上万的汉、回人民，在数年兵燹之后，成为流离失所的难民的安置，使他们有地可耕、有室可居的积极意义，那是不公正的。至于左宗棠在新疆屯田的积极意义，那是更不可低估了。
第一，左宗棠西北屯田的作法与效果，超越了前人的任何一次屯田。西汉赵充国曾在西宁屯过田；清朝驻疆官员景廉、文麟、明春也在新疆屯过田。但他们的屯田功绩远不及左宗棠。他们只搞兵屯，不行民屯，他们的屯田，“不在恤民，不在济军，惟派取盈以顾目前”，他们借给农民的种子，在秋后要四倍取偿于民，弄得“民不能堪，弃耕避匿”。原为屯田，实则荒田，弄得“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左宗棠吸取了前人在西北屯田的教训，实行兵屯、民屯并举，坚持“汉回不分”的原则，广安难民，结果人民争相归附，百姓安定，士兵也“乐事赴功，净先恐后”，出现一派生气盎然的景象。
第二，左宗棠的西北屯田，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农业生产，粮食大增，兵粮不缺，大大节省了从内地运粮的费用，减轻了西北人民的负担，保证了军粮的及时供应和西征的胜利。过去是“千里馈粮，士有饥色。”行屯田后，则是荒绝之地得开垦，广种粮食，军粮有源，出现了“士饱马腾”的新局面，奠定了军事胜利的物质基础。试想：若无左宗棠的屯田，就地供应粮草，数万西征大军欲在一年之内，在广阔的新疆，从北至南，转战数千里，一举歼灭由英俄帝国主义支持、且用先进武器装备的阿古柏部队、那是可能的吗？殊不知，用兵如神的诸葛亮，曾五出祁山，纵有“木牛”“流马”运送军粮，但战事终究未遂，而只得寄希望于“分兵屯田”。故左宗棠在西北军事上的胜利，确与其于西北屯田分不开。
第三，左宗棠行民屯的办法是安置难民，这就使百万难民能有家可安，有业可立，对稳定社会秩序、巩固边防有利，正如朱德裳在《湘军志》所说的“就地购粮，设局制械，非独省经费，亦可惠及边氓，一举两得，事莫利焉！”
第四，左宗棠的西北屯田，一改旧军队之恶习，有利于军队建设，增强了军队素质。清朝的八旗，绿营兵“不知服田力穑之劳，不谙匠作工师之技，”“官兵平时未视来耜，未知种植之宜，未习农家诸务骡驱之陇亩。”左宗棠行兵屯后，士卒们勤于农耕，个个体健身壮，能耕善战，这样的军队，自然远非八旗、绿营兵所能比拟。可以说左宗棠的兵屯思想，是他治军思想构一个有机组成部份。
第五，左宗棠实行“不分汉回”的民屯原则，照顾回族人民聚居的习俗，且不允许官兵欺侮他们。这种有利于民族团结的民屯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大汉族主义，有利于收复新疆，团结各族人民，共同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使得觊觎我国新疆的西方殖民主义者不得敢动。1878年6月，某西报也不得不说左宗棠收复新疆“可谓神矣！”还说“平日欧洲人轻料中国，谓中国不能用兵，今观中国之恢复回部，足令吾欧洲人一清醒也。”这当然与左宗棠苦心经营屯田是有关联的。
（三）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要发展农业生产，就必须兴修水利。左宗棠曾说：“水利为屯田要务”还说，“水利所以养民，先务之急以此为最，……水利修，则饥寒之患免。”他看到西北“地多高仰，土性善渗，”不利于水土保护，因而他要刘锦棠、张曜等人在西北开河修渠，并指示：修河引渠“宜分次第，先干而后支，先总而后散。”他听说西方国家开河引渠采用机械设备，于是令在上海的胡光墉从德国买回开河机，并聘来两名德国技师指导开凿河渠。
1873年平定河州后，左宗棠即令部将王德榜率军驻狄道和安定垦田自给。为引抹邦河水灌田，王德榜率兵2500多人，从1873年7月至1874年6月，把一个高30多丈，长420丈的山坡挖低25丈，修一条长70里、宽1丈6尺、堤高3丈5尺、堤宽20余丈的水渠，抹邦河水顺着人们的意志欢笑扬波，灌田百余万亩。自此，王德榜成了赫赫有名的开河专家，成为左宗棠以后在直隶、江苏兴修水利事业的有力辅佐。
张曜在新疆屯田时，有—条建于道光年间的石城子渠，但年久失修，不可为用。此处地质属沙土结构，渗透漏水，若加修建，必用十万条毛毡铺底。张曜虑及军饷困难，只向左宗棠要六万条。左宗棠从长远计，遂从宁夏、河州、西宁等地普遍收购，硬是备足了十万条毛毡给他，整治好了这条已报废的水渠，二万亩田得到灌溉，广种了粮食。张曜在新疆还修复了石城子渠东的榆树沟，灌地5000亩；又于镇西厅修建泉东大渠；于迪化州修永丰、太平二渠、安顺一渠；于土鲁番凿坎井185处；库尔勒修复旧渠40里；库车浚筑河、柯车两大渠。
由于左宗棠把兴修水利与他的屯田措施紧密结合，视水利为保证屯田成功的先决条件，因而他的屯田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出现了“百废肇兴，缠民乐业，耕牧各安其所”的景象。
由于大兴水利，耕地面积随之扩大，镇西厅属兵、民屯田报垦数达五万多田，奇台垦地六千六百余亩。同时民户大增，奇台民户达九百余户，迪化三千余户，吉昌新旧垦户一千三百余户。
由于水利的兴修，农牧业得到发展，粮食产量增加。左宗棠“按民间收粮十一分而取其一”的办法，分上、中、下三等征收以供军粮。新疆各族人民由于得到屯田的好处，因而“输将争先”，踊跃缴纳兵粮。1878年新疆南北两路共征粮二十六万一千九百余石，另收房租银、地课银、折色银二万二千多两，从1878年秋至1879年夏的不到一年时间内，共收厘税银十八万两。军粮、军饷业已部分自给，保证了西征的顺利进军和最后胜利。
左宗棠在重视兴修水利的同时还重视水土保持。他组织士兵在两堤、渠旁、路边广植树木，仅从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的六百里间，种活的树就有26万4千多株：“自泾州至玉门，夹道种柳，连锦数千里，绿如帷幄，”改变了“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大地景色。绵延数千里的柳林被人们誉为“左公柳”。
左宗棠自1881年2月到北京，担任总理衙门行走，在家时间虽不长，却很重视京畿附近及直隶的水利事业。奏请兴修了顺天、直隶、上源的水道，分段疏浚桑干河，又在永定河修建水渠水坝，使“直隶十余年为之无成，且群疑为不治者”的水利工程终于完成，使沿河人民免遭水患，保证了农业的正常收成。1881年10月左宗棠调任两江总督，他目睹淮河、运河常闹水灾，沿河两岸人民常遭水害，数十万良田成汪泽，他深感“江南治内之策，尤莫急于水利。”主张官修、民修同时并举，调湘、淮两军三十个营的兵力到朱家山治水，又整修句容赤水湖，增高湖堤，修建桥闸以收纳诸水。使运河经受了1883年7月暴雨、洪水的猛袭，尽管“运河水势几至漫堤，但里河低洼田亩，竟未有一处被淹。”通、泰各州县农田竟安然无恙，保证了农业生产的丰收。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左宗棠的重农思想将与他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爱国主义思想一样彪炳千秋，为后人永远所敬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