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家书》曾对中国近代学人产生过很大的影响。从1879年至1949年的70年间。《曾国藩家书》》(原名《曾文正公家书》)一直是读书人必读的书。毛泽东1917年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曾国藩家书》包含了仰事父母、下教子弟、治军为政之道等方面的真实思想，而其训导子弟之法尤为学人所仰慕和效法。在《曾国藩家书》中，无论是与祖父、父、叔父书，与弟书，还是与妻、子书均深含督导子弟学习的内容，“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性，四分由于家教。”其教之细、其爱之深溢于纸上，他在与父母书中称“(男)自忆连年教弟之信，不下数万字，或明责，或婉劝，或博称，或约指，知无不言，总之尽心竭力而已。”曾国藩竭尽心力训导子弟读书学习，认为只有读书才是家盛之本，才是长久之计。“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曾国藩以书信方式阐述了他随时随地督导子弟刻苦读书的训学思想，本文将以《曾国藩家书》为蓝本探究他的训学之道。

一、读书之道要有志、有识、有恒

曾国藩认为“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下流。有识则知学间无尽。……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一个人要有识需要较长的时间来磨炼，因些读书之道应先立志和有恒。“惟有识不可以骤几，至于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所望于诸弟者，如是而己，然总不出乎立志有恒四字之外也。”概言之，一个人要学有所成，当从立志有恒四字始。

立志并立大志、立远志为读书者必须首先解决的间题。他在与其六弟、九弟的信中附《五箴》，其《立志箴》中说道:“煌煌先哲，彼不犹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聪明福禄，予我者厚哉，弃天而佚，是及凶灾。积悔累千，其终也已，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荷道以躬，舆之以言，一息尚活，永矢弗援。”所谓先哲与凡人之别就在于是否立志、更在于立志之大小，读书人要立志，要立圣人之志，因而他对其六弟因屈于小试而发牢骚之不可取，而“笑其志小而所忧之不在”，进而指出“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吞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所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睱优及此也。”他认为读书要立这样的君子之志。立志当讲究自立志，盲目地仿效他人也不足取，他认为“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他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砍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故哉？”人能自立志，则能自强。“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即为圣贤者，亦各有自立自强之道，故能独立不惧，确乎不拔。他对其四弟虽考试不第仍能发愤自立表示赞赏，但又对其必欲找馆外求学不解，认为“若出外读书，其耽搁更甚于家塾矣。且苟能发奋自立，则家塾可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牧豕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净之乡神仙之境皆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他对两个弟弟考试情况极为关注，但始终把握正确的态度，在其与父母书中说到考试“得不足喜，失不足忧。”而真正所期望的是希望他们“以发愤读书为主。”“若弟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曾国藩最为独特之处还在于他极善以自身的表率来救导子弟，在书信中常常反省自己，常常以自身的得失启喻子弟，“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功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余自十月初一日立志，自新以来，虽懒情如故，而每日楷书写日记，每日读史十页，每日记茶馀偶谈一则，……此三事者誓终身不间断也。诸弟每人自立课程，必须有日日不断之功，虽行船走路，须带在身边。”概而言之，曾国藩劝喻子弟立志读书之道有三个基本特点：一是读书人应立圣贤之志，有这样的志向则能进取不止，不甘下流，才能不为暂时的得失而斤斤计较;二是读书人应讲究自立自强，而不可盲目的仿效、倚仗他人，失却根本；三是读书人要善于保其专，善始善终，才能日有进功，终有成就。曾国藩为学有成，治军有道、自称“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诶”，不能不归功于其立志之远大。他说:“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有恒是曾国藩最为提倡并坚持劝喻的为学之道。他认为“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他为其子弟立《有恒箴》“自吾识字，百历洎滋，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之所忻，阅时而鄙，故者既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曰为物牵，尔之再食，曾未闻或愆。黍垂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凡做一事，不论大小难易，皆宜有始有终。“凡人作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读书要做到有恒，先不必求数多，亦不必求记，但每日有常，自有进境，万不可厌常喜新，此书未完，忽换彼书耳。”如习字，“每日临帖一百字，万万无间断，则数年必成书家也。”读书有恒，不可惑于熟字，也不必惑于在精不在多之说。如果今天半页，明天几页，再后来耽搁间断，那数年也不能读完一本书。读书“如煮饭然，歇火则冷，小火则不熟，须用大柴大火乃易成矣。”他很赞赏朱子的“为学譬如熬肉”之说，即“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漫火温”，如果不用猛火先煮过则“如未沸之汤”，这时就“用漫火温之，将愈煮愈不熟矣。”读书有恒除了有正确的观点有坚强的投力外，“还须有情韵趣味，养得生机盎然，乃可历久不衰，若拘若疲困，则不能真有恒也。”要读书有恒关键要做“喜读书者”，所谓喜读书者，“须视书如水，而视心如花，如稻，如鱼，如濯足”，作鱼水之快。读书有恒，要心无旁鹜，既然不要以家事而间断读书，也不要因考试在即而抛下所读之书，必须从头至尾，句句看完，这样才能守有恒之道。曾国藩在反省自己一生之得失时，认为平生坐无恒之弊，以至德无成，业不就，因而把无恒作为“深趾”，并请其子“雪”之，对做事之无恒真是深恶痛绝。曾国藩极力倡导的读书有恒之道有其章法:首先有恒是学成之途，无恒则万事无成。其次要有恒则不必惑于精熟之说，读书就象煮饭熬肉，宜用大柴大火。再次读书有恒要讲究涵泳体察，做喜读书者。最后，读书要真有恒还须情韵趣味，养得生机盎然。说得十分透彻。人有志于学，而又有恒，则终有成，这是不分老幼的，“行之有恒，自如种树养畜，日见其大而不觉耳。”曾国藩最难能可贵的还在于他的身教，即使在作战之期，也不忘督促子弟读书，“兄弟论文于三千里外，不减对床风雨之乐。”可说是极为洒脱的了。

有识是读书的根本目的，“有识则知学向无尽，不敢以一得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也。”曾国藩认为读书是使人有识的根本途径，《曾国藩家书》劝子弟读书之言俯拾即是，他要父辈们“万望家中勿以琐事耽搁”劝其弟“天不管，地不管，伏案用功而已”，劝自己的儿子“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持家“以耕读为本，乃是长久之计。”任何时候，他都把读书导学作为家训的主体。曾国藩认为“人的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因此他特为其子弟们作箴、立课程、造书本、指得失、思进境，并提出了一系列的读书方法，以增长见识。有识的第二条道路是求师交友，“凡人必有师，若无师则严惮之心不生。”一个人只有生“严惮之心”方能虚心求学，才能增长见识，“凡从师必久而后可以获益。”他认为乡居最大的弊病是“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惟无益，且大有损;习俗染人，所谓与鲍鱼处，亦与之俱化也。”一个人若长处乡间，则“孤陋寡闻，不足增其见识而坚其心志。”曾国藩于求师择友之道甚有心得，他认为一个人“若果威仪可则，淳实宏通，师之可也;若仅博雅能文，友之可也。或师或友，皆宜常有敬畏之心，不宜视为等类，惭至慢恶，则不复能受其益矣。”“凡事皆贵专，求师不专，则受益也不入;求友不专则博爱而不亲。心有所专宗，而博观他途，以扩其识，亦无不可;无所专宗，而见异思迁，此眩彼夺，则大不可。”“择交是第一要事，须择志趣远大者。”因为“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有识的第三条道路在于有悟而躬行。他认为自己读书“全未用猛火煮过，虽有见识，乃从悟境中来”，《曾国藩家书》蕴藏了他一生的家学之悟、读书之悟、为政之悟、治军之悟等许多训人训事之识。所谓见识源于悟，即是说“凡专一业之人，必有心得，亦必有疑义。”即是就悟源自疑，而有疑则须向，“若事事勤思善间，何患不一日千里?”读书人要对朱子“涵泳”、“体察二语悉心求之”。他细心地推究了“涵泳”之意味，“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搞，过多则伤涝，适中则涵养而勃兴。泳者，如鱼之游水，如人之灌足。程子谓鱼跃于渊，活泼泼的;庄子言濠梁欢鱼，安知非乐乎?此鱼水之快也。左太冲有‘灌足万里流’之句，苏子瞻有夜卧濯足诗，亦人性乐水者之快也。”若读书仅停留于解说文义，不能深入，悟之颇浅，则要细就“涵泳”，“体察’，之义悉心求之。读书讲究体察躬行，“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明德、新民、止至善)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读书达识还要讲究慎独之严，以使“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要讲究格物诚意之道，“每日所看之书，句句皆物也;切已体察，穷究其理，即格物也:此致知之事也。所谓诚意者，即其所知而力行之，是不欺也，知一句便行一句；此力行之事也。此二者并进，下学在此，上学亦在此。”一个人要学而达识必须体察躬行，因为“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

二、读书之道贵在专

曾国藩认为读书若要有成必须在有恒的前提下讲究专而精。“求业之精，别无他法，曰专而已矣。谚曰:艺多不养身，谓不专也。”读书也一样，“读书之道，有必不可易者数端:穷经，不可旁鹜。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并进一步论述到:“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此有志者万不可易也，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而且还要做到“经则必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字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读书的守专一道，他论述得更为精辟，“若夫经史而外，诸子百家，汗牛充栋。或欲阅之，但当读一人之专集，不当东翻西阅。如读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而外更无别书也。此一集未读完，断断不换他集，亦专字诀也。”读书务专要守专字诀，还要守耐字诀。“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而“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个，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而“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以汩没性灵。”学诗要“先学一体，不可各体同学，盖明一体而皆明也。”因此一个读书人“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文，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鹜，兼营则必一无所成矣。读书务专还要作批注以求有得，“治经之时，无论看注疏，看朱传，总宜虚心求之。其惬意者，则以朱笔识出;其怀疑者，则以另册写一小条，或多为辩论，或仅着数字，将来疑者渐晰，又记于此条之下，久久渐成卷帙，则自然日进。”故“凡事皆贵专”。他还说到“用功譬如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泉而用之不竭乎?”曾国藩对专字强调如斯的道理恰如他所论的“古文、诗赋、四六无所不作，行之有常，将来百川分流，同归于海，则通一艺即通众艺，通于艺即通于道，初不分而二之也。”因而把专精之理点得十分透彻。“凡人为一事，以专而精，以纷而散。荀子称耳不两听而聪，目不两视而明，庄子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乃至言也。”

三、读书之道当谦恭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曾国藩家书》中有一书专论为学要谦恭之理。书中称“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慠物，动谓人不如己，见分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为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足，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 无寸进也。”“京城之中，亦多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己。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古文，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造曾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读书为学要懂得日中则昃，日盈则亏，所谓斗恕则人概之，人满则天概之，天之概无形，往往假手于人以概之。读书为学要谦恭，自以为是自滿自足待得他人来概而后悔那就晚了，因此学间丰盈之际，就不要等天来概、人来概，而要设法先自概。自概之道离不开清廉、慎谦、勤劳三者。“天地间惟谦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因此，“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此外，“凡傲之凌物，不心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他对傲的概括甚为精当“凡好识评人短者，骄傲者也，”“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傲耳。”因此要戒骄，先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若神气英发，则“宜然自下，一味言忠行笃敬。”最重要的是对师友要常存敬畏之心，不能视他们为等夷。读书要以谦恭为本，力戒傲字，傲为凶德，若“中无所有，而夜郎自大，此最坏事。”要懂得天下之理，满则招损。

四、读书之道举要

曾国藩认为读书的自的在于进德、修业。“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他还用通俗的比喻说明读书的目的，“吾人只有进德、修业靠得住。进德则孝弟仁义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馀了一分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读书之要诀有四:“一曰看生书宜求速，不多阅则太陋，一曰温旧书宜求熟，不背诵则易忘;一曰习字宜有恒，不善写则如身之无衣、山之无木;一曰作文宜苦思，不善作则如人之哑不能言，马之跋不能行，四者缺一不可。”他还提出“读古书以训话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学书，“临帖宜徐，摹帖宜疾”等一系列具体的读书方法，极富教育性。

曾国藩训学思想的内容相当丰富，其操作体例甚为精当，它对我国当前注重家庭教育讲究训导方法，尤其是如何加强对独生子女的教育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当然，任何历史人物由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其思想也深深烙着历史的印迹，正确的态度是剔其槽粕，取其精华，这恰是本文最后要着重加以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