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学者的想像中，曾国藩对其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甚至也不求其早日成名。因为曾国藩在家书中这么说过:“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尔曹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尔等长大以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换言之，曾国藩虽长期从政，并不要求儿子做官;曾国藩虽长期从军，并不要求儿子涉历兵间;曾国藩本人由一个普通的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跻身仕途，而且位兼将相，却只希望儿子一意读书，做一个读书明理之君子，作一般的读书人。包括台湾和海外的一些学者在内的有关论著，均作如是观。
其实，这是一种根据表面之象而作的皮相之论。且不说在封建社会里“学而优则仕”是一种早为众人接受的普遍观念，曾国藩鼓励儿子多读书、读好书，究其实亦无非是为了货售帝王家；透过曾国藩的言语与实践看本质，曾国藩不仅本人立志于“匡时救世”、“治国平天下”，同时殷殷期望他的兄弟子侄也致力于“匡时救世”和“治国平天下”的大业。他从来不打算让自己只做一名饱学宿儒之士，也决不只是要求兄弟子侄仅仅做一个“读书明理之君子”。
一、从不打算只做一个饱学宿儒之士，而是胸怀“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从属于他那个阶级的政治需要，是和他的政治观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曾国藩拥护清王朝，是因为清政府是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同曾国藩及其家庭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曾国藩出身中小地主，生长僻远山村，如果没有清王朝的信任、重用，他是不可能爬上官僚阶层的最高层的。其科考之顺利，升迁之迅速，地位之显要，都为一般中小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所望尘莫及，这更使得他对满清王朝感激涕零。因此，他在家信中一再指出：“自是以后，余益当尽忠报国，不得顾身家之私”。并表示:“官至二品，不为不尊；堂上则诰封三代，儿子则荫任六品，不为不荣”；“受恩深重，不能不报”。所以，曾国藩虽致力于学古文、学理学、学训诂、学经济，但他并不满足于仅做一门学科的学者，也不满足于仅做一代博学多能的通儒和能吏，而是要求居官有职有权，施展平生所学，以挽救日趋衰落的封建统治，重振大清王朝。
由于理学的熏陶和地位的变化，曾国藩的思想境界前后有很大的变化，由最初极力谋求个人和家庭的发展。变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封建制度争生存、谋利益。正是这种对地主阶级和满清王朝自觉的阶级意识，一片“血诚”，使得曾国藩不顾个人安危，决心为挽救清王朝江河日下的局面尽心竭力。因此，曾国藩的人生哲学中，首先体现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中国正统士大夫“匡时救世”和“治国平天下”这一远大抱负的阐发。这使他不打算只做一个饱学宿儒之士，而是胸怀“匡时救世”和“治国平天下”之大志。
实际上曾国藩早在青少年代就立下了“欲刻苦而自振拔”的志向。他的同乡好友刘蓉也称他“锐意功名，意气自豪”。在中进士、入翰林之后，他更是踌躇满志，常借诗文以抒发自己的兴趣，以上古帝王与周孔为榜样，特别将周公、孔子的事业作为终身致力的目标，自比于李斯、陈平、诸葛亮等“布衣之相”，企图像他们那样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他曾表示，“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为振兴清王朝干一番大事业，成为忠实维护封建秩序的地主阶级一代圣贤。他还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四语作为座右铭以鞭策自己。同时，在奋斗过程中，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作为自己咬牙立志之诀，克服前进道路上的种种困难，他坚信“天下事果能坚忍不懈，总可有志竟成”。
二、不尚空谈，努力从事于“匡时救世”的实践
曾国藩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必须努力从事于“匡时救世”的实践。早在曾国藩做京官时，他就幻想通过一些自上而下的政策，使清王朝再振生机，恢复康乾时代的“太平盛世”。此后，他更努力从事“匡时救世”的实践，举其大者有上疏陈时政得失；呼吁自上而下的改革；编练湘军和淮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并大力整顿吏治、漕赋；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等等。同时，他还“究心于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水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于经世之务及在朝掌故，分汇记录。”再加上长期督军、治政的活动，更使得他养成了注重实践、讲求实效、因时变通的作风。他曾经提出过“士贵知古，尤贵通今”、“不说大话，不鹜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可以说是这种精神的概括！
曾国藩还认为，一个人既要胸怀“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又要努力实践，更要在实践过程中具有百折不挠克服困难的精神。他经常强调一个人要想成为“一代圣贤”，达到“匡时救世”的目的，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壮举，没有奋斗牺牲、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不行的。从一个方面来说，由于曾国藩对封建礼治、对儒家的“匡时救世”和“治国平天下”的执着追求，使他在与农民起义军力量的对抗中，在维护封建专制的统治和挽救清王朝的危局方面，具有舍身卫道的牺牲精神与倔强励志的顽固毅力；从另一方面来说，由于曾国藩重视身心修养，讲求自我控制与意志锻炼，这就使他的精神风貌在晚清贪禄保位、卑污昏浊的上层权贵中，显得有些不同凡响。正因为曾国藩有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所以他虽折尽艰辛，终能忍辱负重，乐于为清廷效命死力。也正因为如此，当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人沉缅于“水陆珍馔”、“玉盘金杯”的宫廷生活时，曾国藩却以“战战兢兢，死而后已”、“困知勉行，夜以继日”的姿态，苦心经营，运筹帷握，屡战屡败，屡败屡战，竭尽全力争取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大搏斗的最后胜利。
这就说明，儒家对君国的责任感与进取的人生态度刺激着曾国藩追求政治的激情，他毕生为“匡时救世”、“治国平天下”而历尽千辛万苦。他不只是胸怀大志，还毕生努力从事于“匡时救世”、“治国平天下”的实践。
三、“匡时救世”、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所以着意提出与诸弟子侄共勉
曾国藩懂得：要转移社会风气，要实现“匡时教世”、“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和人生哲学，不是一两代人所能完成得了的，必烦有几代人的努力。因此，除了自己毕生奋发努力外，还时时事事处处提出与诸弟子侄共勉！
在曾国藩为数众多的家训文字中，固然可以找出一些有关曾国藩教戒子弟多读书、读好书、做读书明理之君子和不从军、不当官等等的例子。但他的思想并不就此止步，而且在他的这些言辞后面还有难言之隐。在他的家训中更大量的、更重要的还是敦劝子弟在读好书的基础上，进而为实现“匡时救世”、“治国平天下”这一远大抱负和人生目的而锐意奋斗!
所以，他的大儿子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自学通英文，成为清季著名的爱国外交家；小儿子曾纪鸿，虽然死得早，但在研究古算学方面已取得相当的成就。曾国藩的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才华横溢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宝荪、曾约农这样有影响的教育家和学者。据了解，当今曾氏后人遍于世界各地，但他们多为科技、文化教育工作者，有的还是世界著名的科学家。这一切，都与曾国藩的“匡时救世”、“治国平天下”思想教育不无关系。
下面再举数例以说明曾国藩的家训文字重点是教诲子弟向“匡时救世”、“治国平天下”的目标努力。
他曾针对兄弟中有因科考失利而发牢骚等毛病而教诲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添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即不仅要求弟弟做读书明理之君子，更希望他们立大志、干大事、建大业。
他还在弟弟曾国荃因郭军之败、三县之失而怨天尤人时开导说:“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日，‘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不料被申夫看破。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江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次不和血吞之”。曾国藩在此信中历数生平以证明自己是在忍辱负重的情况下取得胜利的。因而启迪弟弟面临挫折也应“一字不言，咬定牙根，徐图自强”。
曾国藩声称他祖父星冈公常教训自己：君子之人“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怎嚣”。可见，曾国藩主张“远绍祖德，维持家教”时，也是要求弟弟无论“在下为民”或者“在上为官”，都要力所能及的立大志、干大事、建大业。
曾国藩曾教诫其弟曾国荃，在人生适意之时，不可错过机会，“当尽心竭力，做成一局面”。所谓“做成一个局面”，也就是干大事、建大业。
同样，曾国藩对儿子的要求也不仅是要他们做“读书明理之君子”，更希望他们读书入仕、于大事。揆诸书信，比如他一则教诫儿子：“尔问今年应否往过科考?尔既作秀才，凡岁考科考均应前往入场，此朝廷之功令，士子之职业也”。还告诉儿子:“世家子弟既为秀才，断无不应科场之理。既入科场，恐诗人为同人及内外帘所笑，断不可不切实用功。科六与黄宅生先生若来砌北，纪鸿宜从之讲求八股”。并启发儿子：自六月以后，鸿儿与纪瑞将各项工(功)课渐停，专攻八股试拈，兼学经策”。等等。显而易见:曾国藩是希望儿子通过积苦力学而科考入仕，换言之，即希望儿子象他样继续去完成“匡时救世”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业。
四、“不必作官”的劝诫、“不可从军”的叮泞，有韬光养晦、洁身自保之意
既然曾国藩家教观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勉励子孙后代为实现“匡时救世”、“治国平天下”而奋发努力，那末他为什么在书信中不断表示“不愿子孙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尔曹惟当一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不居大位，不享大名”、“莫作代代做官之想”、“决不作京官直督”呢?衡诸当时曾国藩的处境就可以知道，他之所以这么作，是想韬光养晦，借以澄清朝臣的猜忌，确有难言之隐。
曾国藩在其三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中，备尝甜酸苦辣，尤其是攻陷天京以后，“疑谤渐生，事多掣肘”，更严重的是，曾氏兄弟同清政府之间的关系，已接近于政治上的危机点。但曾国藩确有过人之处。这过人之处集中体现于他事事战战兢兢，处处谨小慎微，不但时时警惕自己，而且经常勉励兄弟子侄。因为他的几个兄弟，不论居官在外，或在家厮守，都是锋芒毕露，盛气凌人，而不知胸藏韬晦，所以曾国藩经常给他们敲警钟。他提醒和劝告二弟国潢:吾与沅弟久苦兵间，现在群疑众谤，常有畏祸之心，“弟切不宜轻易出头露面，省城则以足迹不到为是”;当于极盛之时预作衰时设想，当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为衰时百事拂逆地步，“弟此后若到长沙、衡州、湘乡等处，总以不干预公事为第一义”，牢记这两句话:“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又开导和告诫四弟国荃:“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当于无事之时，“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庶几免于大戾”;须将万事看空，毋恼毋怒，“蝮蛇螫手，则壮士断其手，所以全生也。吾兄弟欲全其生，亦当视恼怒如蝮蛇，去之不可不勇”;“总宜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从掀天揭地外着想”，这是因为“位太高，名太重，不如是，皆危道也”，因此，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应“时作归岸之计”，“功成身退，愈急愈好”:等等。由此可见，“于人世间之穷通得失思之烂熟”的曾国藩，明明希望自己儿孙显赫万世，却故意在家信中左一个“不必作官”，右一个“不可从军”;明明希望自己儿孙努力实践“匡时救世”、“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和人生哲学，却故意在家信中左一个“当一意读书”，右一个“应做读书明理之君子”。以后，曾家子弟让这些家书文字刊行问世，更有藉以表白明忠心为清廷效命之意。可以说，曾国藩在家书文字中那么说，那么写，正是韬光养晦、洁身自保的具体休现。
曾国藩数十年寒窗，三十余载从政，十余载从军，备受艰辛，深知名誉、地位、家业的确来之不易，因而渴望自己的儿孙不仅能承守家业，而且能显赫万世，永不衰败。只因世道混乱，风气窳败，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于是曾国藩冷静思索，费尽心机，以祖宗家法为基础，以儒家的传统文化为依据，独创一套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人生哲学贯穿始终的完整的家教理论和方法，教育子弟读书明理，且谆谆诱导子弟象他那样为实践“匡时救世”、“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和人生哲学而不懈努力！
同时，为了能在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应付裕如，特别是为了在“功高震主”、“鸟尽弓藏”的功臣末路上避免覆灭的厄运，“于人世间之穷通得失思之烂熟”的曾国藩，在写给兄弟子侄的家书文字中，有意掩盖其“希望儿孙显赫万世、永不衰败”的实质，而多处写上“当一意读书”、“做读书明理之君子”的教诫；有意掩盖“希望儿孙实践‘匡时救世’、‘治国平天下’”的实质，而多处留下有“不必作官”、“不可从军”的教悔。不但有韬光养晦、洁身自保之意思，还可澄清朝臣的猜忌，确实是煞费苦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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