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向西方学习的一次大规模的社会改革行动。投身这次运动的洋务派动机各异，有师夷和夷者如李鸿章；也有师夷制夷者如左宗棠。张之洞是90年代洋务派的后起之秀。笔者认为张之洞与左宗棠在师夷观上具有惊人的一致性。本文拟从二人师夷动机和办洋务特点两个方面加以分析论证。
一、左、张办洋务的目的——师夷以制夷
左宗棠与张之洞办洋务的时间，前后相隔二十多年。所办洋务的实绩虽有多寡之分，但二人投身洋务之动机、方法和目的，则完全相同。他们的表现从下列三个方面可见其端倪。
（一）为御侮图强而举办洋务
近代中国的外侮，主要是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发动了一系列侵略战争，并胁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致中国人民长期蒙受凌辱，陷于贫穷落后的境地而难于自拔。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近代中国让会的主要矛盾。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能不能认识这个主要矛盾或肯不肯正视这个主要矛盾，不仅仅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观点问题，实际上更是一个严肃的民族感情问题。评议左宗棠与张之洞，应当将此作为最重要的标准。当然，动机与效果应该是统一的，评议人物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道光举人，历任闽浙总督、陕甘总督、督办新疆军务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等职。1866年（同治五年）春，他建议兴办洋务，当时，镇压太平天国的军事刚刚告一段落，左宗棠立即上疏朝廷，强调海防的重要性。疏曰：“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挡之”。“臣愚以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左宗棠认为：“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之要着。”若船厂果有成效，“则海防、海运、治水、转槽、一切岁需之费，所省无数。而内纾国计，利民生，外销异患，树强援，举在乎此。”1866年，正当左宗棠忙于为福州马尾船政局设计蓝图，确定建厂建校指导方针之际，清廷却调左任陕甘总督。但他认为“轮船一事势在必行”。岂可“忽为搁置”！为使处于草创阶段的马尾船政局工程不致夭折，他“日夜计画，必期章程周妥，经理得人而后去。”亲自物色了精明能干的沈葆桢（原江苏巡抚，林则徐的女婿）为接办人“总理船政”，并要求朝廷给予全权，“由部颁发关防，凡事涉船政由其专督请旨，以防牵涉。”直至一切安排就绪方离闽赴陕。此后，左宗棠身在陕北，仍关注东南，清政府对此也明确规定，“左宗棠虽赴甘肃，而该局乃系该督创立，一切仍当预闻，”故有关船局问题，陈奏时“均仍列左宗棠之名，以期终其事。”经过一年多筹备，船政局在1868年正式开工，以后不断扩建，终于成为拥有2600多人的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也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之一。至1874年，马尾船政局共造船15艘，总排水量为15932吨。这一年发生日本侵台事件，由马尾船政局制造的军舰和商船在“护送兵勇，转运军装，接济粮食”等行动中首次发挥了作用。史实证明，左宗棠对马尾船厂倾注的心血，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从而使他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学校和造船工业的重要奠基人。
张之洞（1837——1909）享香涛，直隶南皮人，同治进士，历任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两江总督。中法战争前，张之洞曾支持朝内“清流派”的政治活动，攻击洋务派。1884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时，张之洞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起用退休老将冯子才，击败法军，收复镇南关、谅山等地。对外战争的实践，使他亲眼看到敌我武器装备的差距，从而导致他最终脱离清流派，成为后起的洋务派首领。张之洞所处的的时代和左宗棠的时代相比，中国的外患更加严重。而张所办的洋务涉及面更广，规模也更大，其中汉阳铁厂的兴建和广筑铁路的呼吁，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张之洞在办厂过程中，深惑对钢铁的迫切需求，然而，当时中国的铁市场却被洋铁所独占。据估计：中法战争后“中国岁销洋铁五百万金”。真可谓以银易铁，铁贵银贱。张对此深感焦虑。1889年张上疏朝廷说：“窃以今日自强之端，首在开辟利源，杜绝外耗。举凡武备所资，枪炮、军械、轮船、炮台、火车、电线等项以及民间日用，农家工作之所需，无一不取资于铁。”然而“各省制造军械、轮船等局，所需机器及钢铁备料，历年皆系购之外洋……若再不自炼内地钢铁，此等关系海防、边防之利器，事事仰给于人，远虑深思，尤为非计。”因此，张之洞奏请“开除铁禁，暂免税厘，准任便煽铸，以轻成本而敌侵销”。由于张的多方努力，我国第一个近代化的钢铁联合企业，也是远东第一流的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中的首项工程汉旧铁厂诞生了。
列强纷纷争夺中国筑路权，是19世纪后期的事情。张之洞对此深感忧虑地说：“洋人常言铁轨两条如同一剪子，铁路所到，即将其国剪破矣！”“方今强邻环伺，外患方殷，内而沿海沿江，外而辽东三省秦陇沿边，回环何止万里，防不胜防，夷不胜夷，若无轮车铁路应援赴敌，以静待动，安所得无数良将精兵利炮巨饷而守之”？张之洞认为筑路不仅对防御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意义重大，而且能够抵制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他说：“铁路早成一日，可保一日之利权；多拓百里，可收百里之功效”。1895年张之洞署两江总督，曾拟修沪宁铁路。张作此设想的原因，就是因为该路傍依长江，路成“可杜外国小轮之害”。
（二）深信中土智慧不逊西人
信心，是人们搞好事业必不可缺少的主观条件。妄自菲薄的人不可能建立信心，盲目自大的人更不知信心为何物。只有知彼知己，认真衡量自身客观条件的人，才能产生百折不挠、克敌制胜的信心。试想，当祖国饱受帝国主义凌辱践踏之际，既不畏敌如虎，也不自暴自弃，而是正确认识本民族的潜力，满怀信心地进行挽澜扶倾的工作，这该是多么可贵的品德！左宗棠、张之洞在办洋务当中都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
先说左宗棠的民族自尊心与民族自豪感。左宗棠认为要抵抗外国侵略，维护民族利益，必须立足于“自强”。“我能自强，则英、俄如我何！不能自强，则受英之欺侮，亦受俄之欺侮，何以为国！”为实现自强，必须学习西方长处以改变中国当对科学技术的落后状态。故今日之事，“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他信心十足地说：“中土智慧岂逊西人，如果留心仿造，自然愈推愈精”，“意十年之后，彼人所持以傲我者，我亦有以应之矣”。当他得知马尾船政局新造轮船相继下水的消息时，十分欣慰和兴奋，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说：“今船局，艺堂既有明效，以中国聪明才力兼收其长，不越十年，海上气象一新，鸦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矣！”虽然由于种种原因，马尾船政局的成就与作用没有达到左宗棠所希望的那样，然而左宗棠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民族责任感却由此清晰可见。
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内，于1873年（同治十二年）创办了兰州机器局，翌年该局造出的枪弹和炮弹，修理改造的抬炮和劈山炮在稍后西征军收复新疆城池中“深得其力”。1875年（光绪元年），俄国军官索斯托夫斯基来兰州进行讹诈，企图阻止收复伊犁。左宗棠在其致友人书信中曾论及此事：“索思托夫斯基来兰。弟与晤谈，每自诩其火器之神，一时无匹。弟详其形式用法，伊故加意夸张，足骇闻听。弟徐语以新设制造局亦能制枪炮与贵国及布洛斯所制相近。渠笑而不答。乃使人导赴赖镇所详视一切。归后询以如何，索使及同来诸人齐声赞好，惟讶其铁质精莹，意必从西洋转购而来。比告以土产之铁，索使等大以为奇，其于赖镇则数数目之”。左的自豪与自信之情，跃然纸上。
再说张之洞的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责任感。张之洞所办的汉阳铁厂，是所办洋务之佼佼者。它“兼炼铁、炼钢、开煤三大端为一事”。然而开办之初，却是困难重重。中法战争后，中国进当口贸易逆差大，钢铁进口量二十倍于全国金属品的出口量。要解决这一问题只有自行设厂炼钢铁，但当时“人人视办铁厂为畏途”。张之洞却认为不但要自己办厂而且必须要办成功。他坚信“我多出一分之货，即少漏一分之财，积之日久，强弱之势必有转移于无形者”。由于他不畏艰难，大力兴办，1894年（光绪二十年）六月下旬，该厂生铁大炉正式开炼，一时国内外反响强烈。“上海各洋报馆即日刊发传单，发电通告各国”。帝国主义国家也惊呼，“汉阳铁厂之崛起于中国……必与英美两邦角胜于世界之商场，其关系非同豪发……呜呼！中国醒矣”。对此，张之洞本人也颇为自得：“鄂省奉旨设厂炼铁，实为中国创办之事……今日之轨，他日之械，皆本乎此。总之，将来军旅之事，无一仰给于外人为断。”
在创办汉阳铁厂的同时及其以后，张之洞及其后来者还创建了一系列配套企业，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以及湖北织布局、纺纱局、缫丝局、制麻局等等。这表明张之洞是期望建立中国独立的近代工业体系的，应当承认，他全力以赴创办的众多企业，确实奠定了我国重工业的基础。毛泽东同志对此曾予以高度评价：“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
从左宗棠、张之洞二人的办洋务，可以看到：正是在他们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以及民族责任感的推动下，才使洋务事业取得一些明显成效的。
（三）实践并发展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道光进士，历任江苏东台知县，高邮知州。1842年曾参加浙东抗英战役。他依据林则徐所辑西方史地资料《西洲志》和历代史志等，辑成《海国图志》100卷，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即自建船厂、自造炮舰，炼军经武，以加强海防，抵御外国侵略。这一著名论点，在当时是振聋发聩，震惊朝野的雪耻救亡的新见解，对此，身居高位的左宗棠首先表示由衷赞赏。
左宗棠认为西方技艺先进，并非可望不可及，而是“有迹可寻，有数可推，因者易于创也。器之精光，淬厉愈出，人之心思，专壹则灵，久者进入渐也。此魏子所谓‘师夷长技以制之也’”。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左宗棠在“同光间福建设局造轮船，陇中用华匠制造枪炮”，并都达到“其长亦差与西人等”的效果。
左宗棠一生，戎马倥偬，办洋务时间不长，实绩无多，自然无法与同期的李鸿章、后期的张之洞相比。然而，他一直关注国家的富强和安危，直到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于此。在他口授的遗摺中说：“方今西域粗安，东洋思逞，欧洲各国环伺耽耽，若不并力补牢，先期求艾，再有衅隙，诚恐积弱愈甚，振奋愈难，求如今日而不可得。伏乞皇太后，皇上于诸臣海军之议，速赐乾断，期于必成。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则臣虽死之日，犹生之年。”故而左宗棠是实践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张之洞由洋务派的反对者而成为后期的洋务派首领，这是180度的大转弯，促成这个转弯的力量也正是魏源的“师夷制夷”观。他的著名幕宾辜鸿铭曾总结说：“泊甲申马江一败，天下大局一变，而文襄之宗旨亦一变，其意以为非效西法图强，无以保中国。”张之洞本人在总结中法战争失败的教训时说：“历考各处战争，非将帅之不力，兵勇之不多，亦非中国之力不能制胜外洋。其不免受制于敌者，实因水师之无人，枪炮之不具。”因而明确提出要办好“储人才，制器械，开地利三大急务”，同时进一步指出，“自强之本，以操权在我为先，以取用不尽为贵。”并认为，为中国自强计，只有急起直追，迎头赶上。故而张之洞是发展了魂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二、左、张办洋务的特点——师夷不媚夷
左、张由于师夷的目的是制夷，因而在其办洋务过程中便都表现出不媚夷的特点。具体说来主要表现在：
（一）坚持独立自主、权操诸己
洋务派办洋务当然要以夷为师，然而在师夷中是事事仰人鼻息，依赖洋人，还是坚持独立自主，权操诸己是两条根本对立的思想路线。从左、张办洋务的情况看，他们显然属于后者。
左宗棠在总结自己办洋务的经验时说：“因思自强之道，宜求诸己，不可求诸人，求人者制于人，求己者操之己。”就是说，欲求自强，必坚持自主。在创办马尾船政局时左即指出：“所以必欲自造轮船者，欲得其造轮机之法，为中国永远之利。”马尾厂创办之初，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为正副监督，对其身份职责明确规定：“洋人暂为教演，只膺敦习之任，并不分将帅之权。”今后“即有需用外国人之处，亦当权自我操，勿任彼族搀越。”强调“对雇请外国教习……只可请教习，不可请官。”所雇洋员坚决“不准私自越躐干预官事”。师夷，是由外国“导其先”，并非永远“让外国擅其能”。马尾厂聘请洋教习都先订合同，规定在任期内必须对中国技术人员“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1869年，马尾厂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下水。在技工方面，“该轮船自管驾官游击贝锦泉以下，正副管轮、管队、舵工、水手、头二等升火各色人等，浙江宁波府人居多，无一洋人在内。”在制造方面，按合同由法国人日意格负责教习，在合同期满前，“验其工程，均能一一吻合”。1872年底，日意格及外国雇员离开马尾船政局，从此，船政局完全在中国当局管理之下进行生产。左闻之十分兴奋，在答友人信中说：“其始请法人为监督，带其师匠教华人，今已辞洋匠而用华人，自驾自驶，法监督亦于上年资遣回国，识者颇谓海上用兵以来唯此举为是”。
张之洞在聘用外国技术人员与借用外资方面，与左宗棠诸多不谋而合。建汉阳铁厂时，他反复强调：“中国向未解炼钢之法，今日炼钢尤为自强要务，必宜速为讲求，则船炮及各机器所需钢材，皆不外求，庶免受制于人。”对于聘用的外国技术人员，坚持三个原则，即待遇高，要求严，但无决策权。待遇高：表现在所聘外国技术人员的工资，均为国内最熟练工人工资的200倍。要求严：表现在所聘洋员都有严格的合同作保证，必须服从中国当局和整个工程进度需要，违令者随时解聘更换。如铁厂先聘德国技师，因其专横跋扈，张遂解聘所有的德国技师而代之以比利时技师。无决策权：表现在外国技术人员只负责勘探设计、安装、生产等业务，无权参与企业的重大决策。
张之洞办洋务时，由于清政府国库空虚，资本积累不足，特别是办铁广、筑铁路等耗资巨大的项目，更苦于资金无着，而不得不借外债。张在借债问题上态度十分慎重。如筹建汉阳铁厂时，曾在无附加政治条件的情况下向汇丰银行暂借银13万两，并很快在广州闱姓商人捐款项下归还。如建芦汉铁路时，借外债也是以确保利权为前提，他说：“借款之举，路权第一，利息次之。”他之所以向小国比利时借款而反对向英美法等大国贷款，也在于“唯恐大国或有深心”。张的观点是：“路可造，被迫而权属他人者不可造。款可借，被迫而贻害大局者不可借。”向比利时借款时明确商借商还，极力避免官方交涉，特别强调“无须海关作保”。1897年7月，张与比利时领事法兰吉商谈时讲明“借款与路工截然两事，路工章程利益，比国丝毫不得干预。借款唯有以路抵押，路修成以后，准其分利几成，年限满后悉归中国。”由此可见，张即使在迫不得已借款修路时，也严防路权丧失。1906年芦汉路建成通车，收入累增。1908年12年还清比利时借款，1909年元旦收归国有。
在粤汉铁路筑路权问题上，当美方美华合兴公司违约将2／3股票出售给比利时，国内曾因此掀起了收回利权运动。张之洞即致电湖南巡抚，明确表示“此举关系国家路政，挽回主权利权，事在必行”。此后，他又致电外务部以陈利害：“现闻美公司将此路分作南北段，以北段出售与比国承办。比用法款，权即属法。法素助俄，合力侵占路权，其害不可思议。务请大部鼎力主持，切电盛大臣按照合同第17条，声明美公司背约之咎，将此约作废，万勿稍与通融，免致比人强来勘路，滋生事端。”由于张之洞的振臂高呼，粤汉路风潮愈演愈烈，美国美华合兴公司终于作出妥协，答应由中国赎回全部粤汉路股票。1905年粤汉路正式赎回。张之洞在这场斗争中，和洋人据理力争，挽回了路权，功不可没，同时也显示了师夷而不媚夷的可贵品质。
（二）立足于培养本国洋务人才
左、张二人身为清朝廷的封疆大吏，一向重视人才的培养。在办洋务的过程中，他们深感培养中国洋务人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左宗棠认为：“中国人才本胜外国，惟专心道德文章，不复以艺事为重，故有时独形其绌。”在他看来，如果中国也有一批精通洋务的人才，那么“彼族无所挟以傲我，一切皆自将敛抑，自强之道此其一端”。在创办马尾船政局时，就决定在局内设“求是”堂艺局，要求“拣派要员，认真讲求，必须悉洋人制造驾驶之法”。堂艺局分英文部（驾驶班）和法文部（造船班）两部分。另设时刻测定部，内分三个小组：时表制造组、光学器具组、船用罗盘针制造修理组。从所设科目看，左宗棠希望在船舰的设计制造、修理驾驶诸方面都培养出自己的专门人才。鉴于当时人们对学习西方还持有怀疑保守的态度，左宗棠不惜以官阶厚禄加以劝勉，明确规定：“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非厚给月廪不能严定课程，非优予登进，则秀良者无由进，……拟请凡学成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如系文职文生入局学习者，仍准保举文职官阶，用之本营以照奖劝。庶登进广而人才自奋也。”从这些规定中，不难看出左宗棠渴望早出人才，多出人才的迫切心情。船政学堂也确实培养出不少杰出的人才，如著名的海军将官邓世昌、刘步蟾、林永升，以及造船工程技术人员郑清濂、罗臻禄、李寿因等。终于达到左要求的“既能造船，必须能自驾驶”，“使轮机之法为中国永远之利”的目的。
为进一步培养外交、军事、技术人才，1867年左宗棠上书总理衙门，要求责成沿海省份督抚及船政大臣，在江、浙、闽、粤等省择选合适人等，以游历为名赴国外考察学习，将来外交使节“即从此项人才内挑派”。他认为：“艺局生徒赴各国游学，以扩见闻，长识解。自是题中应有之义。”应立即推行，刻不容缓。
张之洞在创办汉阳铁厂等企业中，也同样深感国内洋务人才的缺乏。尝叹息曰：“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才。”雇佣洋匠“实非经久可持之道”，且“薪工太厚，势难多雇，必须自设学堂，练习人才，以备将来鄂厂及各省之用”。为此，他十分注意“造就华匠”，积极培养自己的技术力量，准备在“华匠习熟之后，即可将洋匠裁汰”。据统计，在他倡办下，1902至1907年，湖北地区各府州县有中学、师范、高等小学74所之多，仅武三镇的学生就达两万人。
张之洞深感科举制度是扼杀人才的软刀子，是办新式学堂的一大障碍。他注意到，“科举一日不停，士人皆有侥幸得第之心……学堂终难成效。”1904年，他与袁世凯等联衔上奏《请立停科举与广学校折》，清廷终于下令“着即自丙午科开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推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废除。
1902年，张之洞参与制订的《癸卯学制》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学制。它的制定使新式学堂制度化、系统化，是我国教育史上的重大变革，对以后的学制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张之洞为培养人才，也曾向国外大量派遣留学生。自1902年起，张之洞陆续派人赴比、日、美、德、俄、法等国学习。至清末，湖北留学生占全国留学生总数的1／4。
从上述不难看出，为培养本国洋务人才，左、张二人是倾注了大量心血的。
（三）促进与倡导民办企业发展
19世纪70—90年代，清政府的基本国策依然是重农抑商，对初生的资本主义企业设置重重障碍。而左宗棠、张之洞由于自身经办过企业，深知官办企业的种种弊端，因而竭力促进民办企业的发展。
首先，他们认为官办弊多利少，不如听工商“自为谋”。
左宗棠说：“西法听商经营，官收其税，所以多成，国计亦裕，若由官给本，并商之利而笼之，则利未见，而官已先受其损，盖商与工之为官谋，不如其自为谋。”1876年8月左宗棠收复乌鲁木齐后，令地方官迅速恢复生产，地方官拟建铁厂，左批示必须“招商办理，乃期便利，一经官办，则利少弊多，所铸之器不精，而费不可得而节”。
张之洞对于“商民开办工厂，无不力赞其成”。在所著《劝学篇》中谈到：“将以立公司，开工厂欤？与货者自可集股营运，有技者自可合伙造机。”表明了他支持民办的态度。
其次，他们主张对商办企业给以优惠，加以扶持。
1882年（光绪八年），左宗棠在两江总督任内，积极支持徐州铜山县煤铁矿企业的筹办。该矿由候选知府胡恩燮主持，“不请官本，一律由商集股办理，”左宗棠上折为该矿申请减税，理由是：“若不酌减税银，非但成本更重，而洋产亦难敌矣”。
张之洞于1894年，也曾为江苏绅商创设的纱丝厂上奏朝廷：“应照上海机器纺纱织布各厂奏定章程，只在洋关报完正税一道，其余厘税概行宽免”。第二年，江西商绅拟办小轮船运行长江，张之洞又代为奏请“暂免税厘三年”。1896年4月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并将之改为官督商办，张认为：“非畅销不能自主，非轻本不能畅销”，要求政府给以免税10年。“届时察看本厂，如有利足以抵制洋铁，再行征税”。上述表明左、张二人要求清政府对商办企业给予优惠，不仅出于“以维商本而塞漏卮”。而且为“敌洋产”之故。
最后，他们提出对商办企业立法保护的主张。
由于当时清政府对民间商办企业“但有征商之政，而少有护商之法”，张之洞要求各省设立商务局。1898年，他具体拟定了商务局关于奖励新创机厂，保护体恤民族工商业等项应办事宜。
从1894至1911年的8年间，武汉地区开办的资本主义企业有40余家，这不能不说与张之洞保护、支持民族工商业的积极措施有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左宗棠、张之洞作为洋务运动前后期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在师夷问题上不仅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而且在历史的长河中显示着强烈的爱国性、进步性。重温这两位历史人物在学西方办洋务中的所思所为，对于我们今天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是不无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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