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清末湘军将领。他曾率军参加镇压太平军、捻军和回民起义,维护着清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深得清廷倚重。后又以收复新疆,阻遏俄英对新疆的侵略而流芳于世。他戎马一生,在长期的军事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后勤建设和战时保障经验。因此可以说左宗棠不仅是中国近代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军事后勤专家。其主要军事后勤思想如下:
一、用兵之要,军食为先
这是左宗棠军事后勤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他主持军事后勤工作的指针。早在1860年(咸丰十年)左宗棠以四品卿衔协助曾国藩办理军务时,就显示出筹办后勤的军事才能。遵循这一思想,他把湖南作为湘军的战略后方基地,合理规划,精心建设。首先,大力整顿吏治和财政税收制度;其次,裁撤冗员,剔除中饱,抽收厘捐,使湖南中下层民众的税收负担大大减轻,财政状况大为好转,办事效率显著提高。湖南因此很快变成一个兵精粮足的省份,大批兵员、粮饷、船只、枪炮、弹药、服装源源不断输送给出省作战的各路湘军。由于左宗棠在军事后勤保障方面对湘军的突出贡献,他很快升至仅次于曾国藩、胡林翼的湘军第三号重要人物。以后,他明确提出了“兵与饷二者相同,未有乏饷而能用兵者”的思想(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一,第七十一页),强调“用兵之要,军食为先”(同上书,卷十六,第四十页)。在其一生的军事实践活动中,他始终把后勤工作作为制定军事战略的重要依据。在进军新疆的作战中,“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正是他基于后勤任务繁重而制定的。新疆地处西北边陲,戈壁茫茫,雨量稀少,产粮不多,交通不便。加上阿古柏的殖民统治,更是民不聊生。因此,用兵新疆,既不能就地征购粮草,也无法取之于敌,军粮问题基本上靠外运解决。要把几千万斤粮食,从千里之外运人新疆,没有足够的时间不行。因此,左宗棠提出了“缓进急战”的作战方针。实战证明,这一战略方针是正确的。整个收复新疆作战,共用两年多时间,而战前筹粮准备就用了一年零八个月,真正用于作战的时间只有半年。可见,充分做好战前准备,对于决定战争的胜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左宗棠始终重视战前后勤准备工作。他所组织指挥的数次重大战役的成功,与他扎实而有成效的后勤工作是密不可分的。
二、汰其冗兵,军饷自增
清朝后期虽有军队七八十万,但战斗力乏弱,无论对内对外作战,都以失败而告终。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兵冗饷绌是一个重要因素。他曾向清廷反映:现在各省招募日繁,而制兵各额未减,结果不得不缩饷应之,欠饷数字越来越大,士兵闹饷越来越多。所以造成“少壮者不愿入伍,入伍者多老赢疲弱,穷无所归之人。”(《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第三十二页)清军人心痪散,斗志松懈,甚至不能按日演操训练。因此,他极力主张精兵、饷足,将老弱疲乏之兵,吸食洋烟之兵,虚名点伍之兵,塘汛零星之兵进行裁减,用节省下来的饷银养兵。这样不仅可以一改绿营旧弊,于兵制无损,饷事无加,且可以大大增强部队战斗力。事实上,在他的统兵治边活动中始终贯穿着。兵之用在精”的思想。在他任职闽浙总督时,两省军队多达十万人,但一兵不能一兵之用,遂上奏清廷,裁减近半。在担任陕甘总督以后,对西北各军进行了整顿,汰弱留强,实行归并,剔除虚额。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一军有一军之饷,一营得一营之力,而后战事可恃。”(《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一,第三十五页)鉴于历史经验,在以后的进军新疆的作战中,左宗棠提出:“关塞用兵,在精不在多。”(《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三,第五四○页)左宗棠在坚持精兵主张的同时,为了使士兵安心服役,一再告诫各级将领,不得克扣士兵粮饷。即使饷粮一时不能按时发放,也要解释清楚,待退伍时一并付清。这些做法得到官兵的拥护,因而上下齐心协力,同心同德,保持了旺盛的士气。
三、科学部署,统筹安排
正确部署军事后勤力量,对于提高军事后勤的生存能力和完成各项保障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随着近代武器装备的发展,武器杀伤距离加大,对军事后勤的部署要求更高。左宗棠及时地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提出“窃维粮台之设,原以支应粮饷军需,俾前敌后军得一意驰驱,无须分心储。其必居大军之后者。”(《左宗棠全集》第九册,第七一九九页)其中心意思是说,粮台的建立,本是为了支应粮饷和军需,使前线各军得以一心杀敌,不必分心预备器物。粮台必紧居大军的后路是形势所使。可见,左宗棠对后勤部署已有很深的研究,并在进军新疆作战中付诸实践。在西征军的粮台部署上,当时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案:部下袁保恒等一再坚持将粮台设立在肃州(治今甘肃酒泉),所有粮草从肃州运进乌鲁木齐。而左宗棠则坚持设立在西安。他向部将解释说,设在西安有两个方面的优势:其一,便于向各省催解协饷和转运自汉口运来的各种军需物资。因为西征军中有湘军、嵩武军、景廉旧部、成绿旧部,各军的协饷来源不同,有湖南、湖北、河南、山西等省份。各军有专司催解、押运协饷人员。军需实在枯竭时,还可由左宗棠部拨给应急款银。但如果设立肃州,各军承办催协必然松懈,造成供需矛盾集中。其二,有利于减少机构提高效率。西征军的粮食,马料虽有一部分在肃州、甘州(治今张掖)、凉州(治今武威)采购,但另一部分则到宁夏(今银川)、包头、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采购,故宜在以上地方设局专司采购、转运。如果撤销采购局,分设粮台,必然造成后勤机构庞大、官员增多,这样既行动不便,又造成人力物力上的浪费。陈述利弊之后,左宗棠的主张得到了将领们的赞同。以后的作战实践证明,在西安部署粮台,军队的经费和物资源源不断地得到了补充和保障。
左宗棠不仅是位精明的军事家,也是一位精心理财的后勤专家。他在每次作战前都要进行科学筹划,精打细算,使有限的军饷发挥更大的效益。在进军新疆作战中,粮食的筹措、运输道路的选择、运输工具的使用,都要权衡利弊,精确计算,力求采用最经济、最节约的方案。比如在采用什么运输工具最合算的问题上,当时部下袁保恒提出购制骡马、车辆,以承担全部粮草的运输。左宗棠在综合分析地理、运输诸因素的基础上,计算骡车一车二骡、一夫。一骡每日供料8斤,一夫每日食粮1斤,一车载六、七百斤,从凉州到西安1300余里,车行30日左右。如此,岂不是从凉州出发的骡马还未派到西安,所载粮食已消耗无几。何况关外之地砂碛、无水,不宜行车。如果用驼运粮,每驼负重500斤,日行70里,食料3斤,加少量盐,五驼一夫,有水草地方,可以白天放牧,晚上赶路,不用粮秣。前后相比,还是用骆驼要经济,效益好得多。
四、后勤保障有力,方能立于不败之地
左宗棠在长期的作战实践中确立了三条进攻作战原则。第一条是有可靠的后方;第二条是兵力部署上剿兵与防兵并重;第三条是切实解决好粮饷的护运。以上三条原则都与后勤保障有关,搞好后方防卫,确保粮饷的安全可以说是左宗棠的一贯思想。他说:“凡战事总须严防后路,最忌一泻无余。”(《左文襄公全集·书续》卷十,第五十一页)他在每战之中,基本上使用三分之一兵力用于后方警卫和护送粮草,以防失去战略后方的依托和粮食来源。在进攻甘肃回军重要据点金积堡时,在平凉至金积堡之间分别驻扎30多个营的兵力,以掩护中路部队的后路,节节护送粮饷和军火,并从山西调步兵3营驻扎定边、花马池,保护北路部队的粮运。进攻河州时,在固原南北、会宁、安定均部署重兵,以确保粮运畅通。在收复新疆的战斗中,他告诫部下:必须巩固后路,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对那些只想到前线参加战斗,不想在后方工作,不愿执行护粮任务的将领,左宗棠对其劝教说:“分工各有专职,前方、后方同等重要,同为国家出力。”(《左文襄公全集·批扎》卷六,第四十页)可见,左宗棠为了保证战争全局的胜利,对后方警戒防卫和作战物质的保证,极其重视,周密安排。他把军事后勤保障真正放在了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位置上,为军事后勤保障工作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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