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10年来，史学界对左宗棠的研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是，对其军事思想的研究还不够系统深入。本文拟对此作一比较全面的论述。
左宗棠从1852年（咸丰二年）在湖南巡抚幕府佐理军务，到1885年（光绪十一年）病逝于福州抗法前线，30多年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戎马倥偬中度过的。他在建军、治军和战争指导思想方面都有许多特色。当然，也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一、建军、治军指导思想
（一）慎选将卒，知人善任。左宗棠与曾国藩、胡林翼一样，强调慎重选择将弁勇丁。他说：“从来兵事最宜质实之人，最不宜浮文巧诈之人。”主张勇丁应从朴实的农家子弟中选募，不能让染有吸洋烟、酗酒、赌博等恶习的市井游民混入，严禁吸收哥老会员。其目的在于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和便于控制部队。他与曾国藩不同，不主张专招一县之人，因为不仅一县之人数量和人才有限，而且如果一军受挫，会影响其它军队的士气。再就是同乡之间好讲私情，不利于严格管理。当他率部转战于浙、闽、陕、甘期间，除派人回湖南招募新勇外，还经常就地招募健壮农民补充缺额，甚至吸收农民起义军的投诚士兵。这表明他的乡土观念不如其他湘军将帅浓厚。
左宗棠把选将作为建军的关键。指出：“胜负之分全在将领，将领勇则兵强，将领怯则兵弱。”他的选将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主。主张才必须服从于德，因为“心术究是制事根本，心术不正而才具觉优，则所谓才者，亦只长恶济奸，自便其私而己，于实事何益！”他之所以强调将领首先要有德，目的在于使将领具有为捍卫封建秩序而献身的精神，强化封建军队的阶级本能。这一点，与曾国藩的必须选“忠义血性”之人为将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在用将方面，左宗棠认为将领各有短长，关键在于知人善任，既用其所长，又戒其所短。他在这方面有成功的经验。例如，三品卿衔、年轻将领刘锦棠“谋而能断”，“敏锐善战”，但有骄矜与急于功利的缺点，当老湘军统领刘松山死后，左宗棠破格提拔他接替刘松山之职，并经常让他率部担任主攻任务，同时谆谆告诫他时刻警惕骄矜之气。刘锦棠果然不负左宗棠的期望，在收复新疆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左宗棠本人高傲自负，不仅与曾国藩、李鸿章等关系紧张，而且与所属统领之间有时也不很融洽。他在这方面远不如善于“苦心调护”上下关系的胡林翼。
左宗棠本着“人之才由历练而生”的认识，强调应在实战中培养选拔将领。他说：“军旅之事，非可以未亲阅历之人尝试之。营官随大队接仗，数十战之后，历练必多，部下人才优劣亦审，方期渐有把握。”为此，他主张凡营官、分统、统领，一般应经战争考验后逐级提拔。至于独当一面的统将，则必须由久历戎行、谋勇兼优、威信素著、品秩较高者担任，否则容易误军误国。由于他注意本着上述原则选拔将领，所以多数将领都比较称职。
（二）注意兵种建设，重视改善武器装备。左宗棠注意因敌因地制宜地组建部队，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他在湖南幕府时，就主张大办水师，控制长江，并积极支援湘军水师的建设。在向地多水泽的浙江进军时，又提出必须建设水师，以为陆师之助。他在衢州组建了一支内河水师，虽然规模不大，但在配合陆师作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进军陕甘时，他根据捻军、回军骑多于步，善于冲锋包抄等特点，提出“西征大局，非练马队，讲求车营，别无胜算。”于是分别编练马队，组建车营。他计划以车营和步营的优势火力遏制捻、回军的马队冲锋，以火力较强的马营抄袭、追击捻、回军的步队，达到扬长避短，以长制短的目的。后来，因西北地形复杂，车营行动不便，未能发展，但马营却逐渐扩充，并在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左宗棠十分重视武器装备的改善和使用，较早地提出了。“参中西之法而兼其长”的方针。他将旧式劈山炮改装用炮架支撑、轻便适用的短劈山炮，同时购买德国后装线膛炮、开花炮弹和七响洋枪。镇压太平军余部以后，便在福州筹建船政局，自造战舰，以御外侮。后来，又在兰州设制造局仿制外国枪炮。随着火炮的增加，组建饱营也就提上了日程。他在肃州（今甘肃酒泉）组建了一个拥有24门后装线膛炮的炮营，在收复新疆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左宗棠一再指出，攻城鲜无良策，只有多备火炮，才能打开缺口，死伤对方人马，减少自己的伤亡。曾国藩则相反，当湘军围攻金陵时，他在写给曾国藩的信中说：“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家书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曾、左同为思想比较开明的洋务派首领，但对改进武器装备的认识却存在着明显的差距。还应指出，左宗棠虽然重视武器的作用，但并未忽视人的作用。他说：“战争还凭人力，亦不专在枪炮也。”他多次告诫前线指挥员，攻城固然需要发挥火炮的威力，但最后解决战斗，还得靠“将弁兵勇一气孚心”，“趁势如潮涌进”。在收复新疆之战中，他既肯定了洋枪洋炮的重要作用，又认为主要得力于军队的“剽锐”。这种对人与武器关系的正确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三）整顿部队，精兵节饷。左宗棠指出：“兵多而冗，不独虚糜可惜，且亦断不能战也。”他从两方面着手实施精兵节饷政策。
第一，本着“冗杂不如简练”的原则，力求勇营精捍而有战斗力。其具体措施：一是及时资遗老弱病残。例如，在攻占回军据点金积堡后，就将刘锦棠所部2000多伤残官兵资遣回籍。二是成建制裁撤。如在攻占肃州以后，先后裁撤缺额较多、战斗力不强的马步近50营。三是不准虚留缺额，冒领军饷，一经发现，及时查处。四是建议保留勇营，改成防军，成为国家的经制兵。
第二，本着“断不能以有用之饷养无用之兵”的原则，整顿徒有虚名和战斗力很差的八旗、绿营。他对绿营提出了“非就现存兵力严为挑汰束以营制不可；非申明赏罚予以实饷不可；非另行调募预为补换不可”的整顿方针，并在闽浙和陕甘总督任内贯彻执行这一方针，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另外，当他从新疆调京任职时，带亲兵11哨和一些久经战争考验的营、哨官共2000人随行，奏请清廷从京师八旗兵中挑选年轻壮力的兵丁3000余人，编成10营，由他的亲兵哨官“教以筑垒、开壕、行路、结阵之法，祛其骄佚，屏除花法，以求实效”；遇有战事，督令随征，使勇营之所长，皆成旗兵之所长。这一建议虽然未被采纳，但可以看出他整顿八旗兵的良苦用心。
（四）忠勇为上，以志帅气，以德驭众。左宗棠与曾国藩、胡林翼一样，以儒家思想与封建礼教作为治军之本。他强调“为将之道，忠勇为上”。认为军队的忠勇主要体现在：一是将士一心，不惮劳苦，不惜生命，奋力拼杀，这就是最大的勇，也是最大的忠。在收复新疆之战中，每营只发四个月盐菜银，却能长驱万里，席卷全疆。对此，他情不自禁地说“忠哉我军”！二是实质不欺，办事认真。虚浮巧滑，谎报军情，贻误战机，就是不勇不忠的表现。显然，他把忠勇的落脚点放在克敌制胜上面，在提倡忠勇的目的性方面，比曾国藩、胡林翼说得更为透辟。
左宗棠提出：“兵事以气为主，而多方养之，俾发而不泄，泄而不竭”。也就是说军队要始终保持一往无前、压倒敌人的气慨。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以志帅气，提掇精神”。这里所说的“志”，无疑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和国家民族利益之志。他在强调尚气尚志的同时，还指出“兵事属阴，当以收敛闭塞为义”。他要求将领谨慎小心，不能麻痹大意，尤其是在屡胜之后，更应力戒骄傲轻敌。他既导扬尚气，又力戒骄气，比曾国藩片面强调“军中宜忧危不宜悦豫”的思想显得更辩证一些。
左宗棠重视处理好官兵关系。他强调将领要以“德”服众，以“恕”驭下；对部下要“诚信不欺，丝毫不苟，不敢以一时爱憎稍作威福，致失人心”。即使“悍兵骄将”，亦应“处之以礼”。他在《楚军营制》中专门规定：凡统将、营官、哨官，总要体恤兵勇、长夫，视如一家之人。如有兵勇、长夫受伤患病，该营官、哨官以及什长均宜照护，不得即令出营。如因病重伤重，危在旦夕，不得已搬抬出营，尤宜派人服侍汤药，营宫亦宜酌量犒费，务使病者伤者不受亏苦。诚然，在强调“辨等明威”的封建军队中，不可能有真正平等友爱的官兵关系，但是左宗棠的上述训戒和规定，对于缓和官兵矛盾，增强部队凝集力，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部队长期在西北艰苦的环境中作战而不溃散，就是明证。
（五）既重视平时训练，又重视实战锻炼。左宗棠十分重视部队的训练，曾指出：“有兵不练与无兵同，练之不勤与不练同。”他的练兵指导思想有以下特点。
一是“训”与“练”并重。在“训”的方面，着重贯输“考弟忠信，礼义廉耻”等封建伦理观念，要求统领和营、哨官随时讲解，使“人人知道理”，借以强化官兵的忠君报国思想。同时，他还指出：练好技艺，就能一可当十，临阵时自然所向无前。他要求枪炮手每隔10天进行一次打靶演习，力求致远有准。他在任闽浙总督期间，发现外国的练兵方法比中国先进，即聘请法国军官当教习，提倡“参用西洋各国兵法”训练部队。
二是强调在实践中练兵。他认为“大小操演固宜加勤”，然而“素练之卒不如久战之兵”，因为操场训练只能练技艺，不能练胆气，而打仗尤以“胆气为贵”，只有通过实践才能练出勇于拚杀的胆气。他重视在实战中练兵无疑是正确的，体现了从战争学习战争的思想，但是认为只有通过实战才能练出部队的胆气，则未必尽然，因为胆气与技艺往往相互影响，而不是截然分开的。
（六）严肃军纪，赏罚分明。左宗棠说：“用兵之道，纪律为先，驭将之方，赏罚为要。”又说：“行军最要纪律严明，方期军民相安，诸事应手。否则处处皆荆棘，寸步难行也。”为此，他特别强调如下几点。
在军内，强调“明赏罚，别功罪，一号令”，凡是不听指挥、畏敌怯敌、借故避战、延误粮运者，贪污公款、克扣兵饷和聚众闹事者，都分别情节轻重，予以惩处。在陕甘时，发生过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宗岳军”统领、中书吴士迈，因所属营官（已保举为总兵）朱德树不服从命令，贻误战机，当即将朱正法。朱德树的亲属上告朝廷，官场舆论哗然。清廷下谕左宗棠查办。左上奏说：军事以号令为重，令进则进，令退则止，如有违者理应以军法治之。吴士迈虽是中书，实当统领，朱德树名为总兵，实当营官，军营体制只论事寄轻重，不论品秩尊卑，吴杀朱，是统领杀违令之营官，非中书杀总兵也。对此，清廷也就不再追究。这一事例反映了左宗棠执法的严肃性，与自责“驭将失之宽厚”的曾国藩形成鲜明的对照。
在军民关系方面，他明确规定不准奸淫烧杀、讹索民财、封掳民船、强买民货，不准搬民家门片板料，不准拿民家桌椅、衣服、小菜、桶碗等物。还规定必须按市价平买平卖，不准短少价钱，勒令强买；临阵不准强占民妇，搜抡财物，烧毁粮食，滥杀无辜。他将自订的《楚军营制》和曾国藩编写的《爱民歌》印发部队，由营、哨官讲解执行。在进军新疆时，他又三令五申“勿淫掠、勿残杀”，指出军队的纪律好坏，直接关系到民心的得失和战争的胜负，甚至关系到新疆的能否长治久安。封建军队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但左宗棠所统率的军队，在军纪方面还是比后期的湘军和淮军要好些。特别是在收复新疆时，由于军队纪律严明，因而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纷纷拿起武器配合清军作战。
左宗棠一面对违法者实行惩罚，一面对有功者实行奖赏，使二者相辅相成。他在实施奖励方面有两个明显特点：一是一视同仁，即使曾受革职处分和投诚的官兵，只要作战有功，一律呈报请奖。例如，陕北抗清武装首颁董福祥投降后，因作战有功，左宗棠便多次奏请朝廷予以拔擢。二是对默默无闻的后勤保障人员，与前线将领“一体论功”，有特殊贡献的还破格保奏奖掖。道员胡光墉在上海筹措饷银、购买军火，作出了重要贡献。左宗棠认为“其劳绩实与前敌无异”，一再为他请奖。
左宗棠曾说：假使中国有厚饷，有精巧的器械，加上慎择能将，申明军令，则兵勇之强不逊于西方国家。诚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理想很难完全实现。但是，他在建军、治军方面确实留下了鲜明的印记。其一，既重视勇营建设，又注意整顿八旗、绿营，反映了他全面加强清军建设的愿望。其二，强调选拔将领应以德为主，军队必须掌握在“心术正”的人手里，牢牢抓住建军的根本；注意通过实战锻炼和整顿部队，选拔将领，体现了朴素的实践第一的观点。其三，既不盲目排外，也不一味依赖外国，先是积极引进继而自制外国的先进武器，采用中西结合之法训练部队，辨证地处理人与武器的关系，对于改革清军军制起了促进作用。其四，在维护军纪、实行奖惩等方面所提出的一些原则和具体规定，至今仍有现实借鉴意义。
二、战争指导思想
曾国藩、胡林翼对左宗棠的指挥才能给予很高的评价。说他“刚明耐苦，晓畅兵机”；“才学过人，于兵政机宜，山川险要，尤所究心”。事实证明，这些评价并非溢美之词，左宗棠在战争指导方面确有许多独到之处。
（一）详察军情地形，审慎制定用兵方略左宗棠用兵的最大特点，在于力行“知己知彼”、“谋定而后战”和“多算胜少算”的指导原则。他指出：要做到谋略先敌一着，作战得心应手，必须先察地形险夷，审彼己情形，再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敌，方能稍有把握。
他主张统帅应亲临前线了解军情、地形，即使不能亲自前往，也应通过各种渠道了解情况，从而“画定大局，料定贼情”。他强调“画定大局”即制定战略方针，务必“审之又审”、“计出万全”，要像古代兵家所说的“每发一兵，须发皆白”那样认真。由于他确立了上述朴素的唯物主义指导思想，因而所制定的镇压太平军、捻军、回军起义军以及收复新疆的战略方针，都比较符合客观实际，实现了他所期望的“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的。
安庆战役结束后，湖北、江西大部和安徽一部已被湘军攻占；太平军主力结集于江苏、浙江两省，并据守安徽南部的一些要地。针对上述态势，左宗棠提出：“以浙江现在局势言之，皖南守徽（州）、池（州）以攻宁（国）郡、广德，浙江守衢州以规严州，闽军严遏其由浙闽绕犯江西之路，然后饷道疏通，米粮军火接济无误，诸路互相知照，一意进剿”。这一战略构想，实际上成为曾国藩的兵分三路，远势包围，会攻金陵（今南京）战略总方针的补充和他进军浙江的具体方针。后来，由曾国藩亲率的皖南湘军和由左宗棠所率的进攻浙江的湘军，基本上按上述方针协同作战，稳扎稳打，取得了成功。
当左宗棠奉命入陕镇压西捻军和回民起义军时，他一面在武汉集结训练部队，筹措军火粮饷，一面向清廷表示尚需“慎重筹画，未便轻进”。他所慎重筹画的重点之一，就是调查研究西北的地理形势和捻、回军的作战特点。他邀请熟悉西北情况的好友王柏心到武汉给他详细介绍关陇山川形势，认真听取关于如何用兵的建议；同时，总结了前任陕甘总督杨岳斌因孤军深入导致作战失利的教训。在此基础上，制定了“以用兵次弟论，非先捻后回不可，非先秦后陇不可”的战略方针，并阐述了实行这一方针的理由：其一，西捻军善于流动，随时准备回师鄂豫，故先镇压捻军，既可解陕西之危，又可保中原完善之区，还可解除入陕部队的后顾之忧，使饷道无中梗之虞。其二，回军散捻军聚，回军弱捻军强，先镇压捻军，可以孤立和震慑回军。在实施这一战略方针的过程中，由于西捻军渡过黄河突入直隶平原，未能迅速奏效，但从镇压捻、回军的全过程考察，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特别是镇压西捻军以后，左宗棠的“先秦后陇”逐步推进的方针，正好击中了回民起义军各据堡寨、孤立作战的弱点，从而将其各个击破。从左宗棠制定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回军的战略方针中，既透露出他对农民起义的极端仇视心理，也表明他在战争指导思想方面确实是比较高明的。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时所确定的“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更是在对新疆的敌情、地形、天候以至各地粮食收获季节等进行周密凋查研究的基础上所制定的趋利避害、综揽全局的方针。之所以确定“缓进急战”，因为新疆地区筹粮筹饷都十分困难，交通运输也很不便，如不作好粮饷和运输等方面的充分准备，就贸然进军，势必陷于被动。还由于新疆一年之中大部分时间冰雪封冻，所以必须掌握利于作战的季节进攻敌人，并力求速战速决，避免因旷日持久而导致军火粮饷不继和受不良天候的影响。之所以确定“先北后南”，因当时阿古柏军的主力集中在南疆，而北疆主要由归附阿古柏的陕甘回军白彦虎余部和乌鲁木齐封建割据集团余党马人得所部驻守，战斗力较弱，先进军北路，攻打弱敌，易于取胜，利于鼓舞士气；特别是占领北疆以后，解除了清军的后顾之忧，并可从东、北两面夹击南疆的阿古植军，形成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有利态势。战争的结果表明，上述战略方针是完全符合实际的，充分体现了左宗棠卓越的指挥才能。
左宗棠还认为作为统帅“只筹画大局而已，若节节筹度则明有所蔽，而机势反滞碍不灵。”为此，在战役战斗中，他要求前敌指挥员随时掌握瞬息万变的军情，相机作出决策，机断行事，而他“绝不遥制”。这一原则，有利于加强前敌指挥员的责任心和发挥主观能动性。例如，刘锦棠在收复新疆之战中，曾多次根据具体情况及时改变作战计划，对于保障战斗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把战略的集中统一和战役、战斗的机动处置有机结合，这是左宗棠深谙战争特点和指挥艺术高明的生动体现。
（二）“远势包围，渐逼渐进”：“先披枝叶，后顾根本”左宗棠与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同样，主张对既善于坚守营垒又惯于迂回抄袭的太平军，实行远势包围，先占外围据点，最后进攻中心城市的方针。湘军入浙之初，他拒绝执行清政府关于驰援衢州府城和尽快围攻杭州省城的上谕，而是实行“先披其枝叶，而后倾其根本”的方针，先逐一攻取衢州外围的太平军据点，分散削弱太平军的兵力。结果，既保障了湘军的粮道畅通，又解了衢州之围。至于攻取杭州，他主张必须先将江、浙、闽三省的咽喉要地衢州府据为根本，尔后规取外通皖南、徽、宁两郡、内通杭州的严州府和太平军重兵集积的金华府，再进而规取湖州府，这样节节进攻，就能对杭州形成南北夹击之势，自然容易攻取。实践证明上述方针是正确的。
金陵战役结束后，左宗棠在追击分路突围的太平军余部时，实行“远势包围，渐逼渐进”，将太平军驱归一处，“而后合力蹙之”的方针。终于在闽、粤取得了“围剿”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等部的胜利。
左宗棠在镇压西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军时，同样实行上述方针，而且在兵力部署上一般都采取左、中、右三路分进合击，以便互相呼应，密切协同。在进攻金积堡、河州、西宁的作战中，证明他的三路进围之策是有效的。他说：兵分三路，是为了“遥布长围，渐进渐逼”，“虽系暂分，终归于合”。这说明他对战役、战斗中集中使用兵力的原则有比较辩证的理解，与胡林翼所主张的“先其合力，必求其厚”，“临阵分枝，不嫌其散”的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
左宗棠认为在缺少攻城火器的情况下，强攻坚城终非善策。所以，他在湖南当幕僚时，就“主力精兵游剿，不攻坚城之说”。但是，当他率部进军浙江时，由于太平军实行坚守城垒，虽百计引诱也不贸然击战的防御战法，这就迫使左宗棠不得不改用攻坚战。此后，在镇压回民起义军时，也主要是实行逐堡逐城的攻坚战。他强调攻坚部队应注意以下三点：一是为了尽可能减少伤亡，应多用火炮特别是从外国购买的先进火炮，实施猛烈轰击，摧毁对方的防御工事，杀伤对方的有生力量。二是不硬性规定克城的时间，不苦加催逼，以免前线指挥员产生急躁情绪，鲁莽从事；但又必须全力以赴，挖地道，筑炮台，或诱其出战，或先打援军，勿失攻击良机。三是守城之军处于困境时，必然会拼死反扑，围城部队务必切实掌握情况，进行周密部署，切忌疏忽大意，功败垂成。这些，反映了他的攻战作战指导思想正趋于成熟，他之重视多用新式火炮作为攻城工具是近代战术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
（三）保后路，防抄袭，护粮运 重视后路设防，是左宗棠用兵的一个突出特点。他说：“凡战事总须严防后路，最忌一泻无余。”他之所以强调严防后路，一是因为太平军、捻军和回军都善于抄袭后路，稍有疏忽，便会腹背受敌。二是作战地区大多为荒凉贫瘠之地，且又屡遭战争破坏，军队所需粮饷必须从远方转运。据此，他特别强调“进军必先清后路，通饷道”，把后路布防与前敌作战视为同等重要，并阐明了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至战阵之事，非前敌摧锋陷阵不能成功，非后路防守护运严密稳固，前敌亦不能放心猛打，两者相需，劳绩相等。”同时，他还确立了进攻作战的三条原则：第一，有可依托的后方；第二，兵力部署上“剿兵”与“防兵”并重；第三，切实解决好粮饷的护运。
镇压浙江太平军时，左宗棠本着“宁可缓进，断不轻退”的原则，先将皖南作为稳固的后方。部队由安徽婺源入浙时，先攻取皖浙边界的开化城，以巩固后路。后向浙江腹地推进直至攻占杭州，始终以二万余兵力（占攻浙军的1/3）在皖浙边作战，对付企图切断攻浙军饷道的太平军，从而有效地保证了进攻作战的胜利。为了激扬“防兵”的士气，改变以往侧重奖励克城部队的偏颇，他在奏疏中建议：“无论曾否克复省城，总以杀贼多寡为劳绩之高下，一体录叙，以昭奖劝，庶人心竞奋，大局易就敉平”。
在镇压西捻军和回军时，他提出“进兵陕甘，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后路之贼”，这样次第前进，可使“各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免中梗之患”。当清军攻占扼陕甘咽喉、陕西回军重要据点董志原以后，他作了如下部署：以重兵驻扎秦州（今天水），确保饷道；分军驻扎正宁、宁州之间，为北攻庆阳作准备；另驻军泾州（今泾川），作为通向平凉、固原的立足点。如此南、北、中三路部署，目的为了“固秦以规陇”，把向前推进与巩固后方结合起来。进攻甘肃回军重要据点金积堡时，在平凉至金积堡之间分扎30多营，掩护中路部队的后路，节节护运粮饷军火；并从山西调步兵3营驻扎定边、花马池，保护北路部队的粮运。进攻河州时，固原南北各路和会宁，安定部署重兵，“雕剿游匪”，保护粮运。
在进军新疆时，又提出用兵新疆，必须“以关陇为根本”，并每当前线部队推进时，必及时抽调部队填防后路。他在奏疏中指出：“自肃州、嘉峪关以抵吐鲁番，自托克逊以抵库车，皆防军也；自库车至阿克苏、巴尔楚克，为且防且剿之军；自巴尔楚克、玛纳巴什以抵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则为主战之军。常山率然势成，首尾相应数千里，一气舒卷，将士心目中皆有全局洞贯之象。”于此可见，他在前敌与后路的兵力部署方面是何等的周密！
左宗棠还言简意赅地阐述了粮饷与战斗的关系。他说：“兵与饷二者相同，未有乏饷而能用兵者”。又说：“用兵之要，军食为先”。“转馈之功，岂出战伐下哉！”他始终把筹粮饷、筹转运作为战略任务对待，亲自顾问。他在入陕前提出筹粮筹转运乃是“西北用兵要着”，对后勤保障作了周密部署：在上海设采运局，汉口设后路粮台，西安设总粮台和军需局。此后，又在兰州建立火药局，就近供应军火。同时，令后防部队且战且耕，弥补粮食供应不足。在进军新疆时，为了从北路采购粮食，在归化（今呼和浩特）设西征采运总局，包头、宁夏设分局，哈密、巴里坤设粮饷分局。同时，在南路的肃州、西安等地筹集和储备粮食，供出关各军裹粮三个月之用。这样，终于形成了万里之途，绵延不断，节节呼应的后勤补给网，有效地保障了入疆作战的需要。
筹粮筹转运的关键在于筹饷。当时清政府国库空虚，而军费开支浩大，在满目荒凉的西北根本无饷可筹，各省协饷既不足额又不及时，以致入疆部队严重缺饷。左宗棠在奏折中用“既有良将不能点铁成金，虽有神兵不能煮沙当粥”一类言辞恳求尽快解决最棘手的军饷问题。经反复奏请，多方张罗，包括不惜用重利举借外债，终于救了燃眉之急，勉强维持了军费开支，实现了收复新疆的壮举。
（四）剿抚兼施，妥办善后 左宗棠把“只分良莠，不分回汉”和“剿抚兼施”作为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军的基本方针。前者为了分化孤立回民起义，后者为了最终扑灭起义的火焰，从而恢复封建统治旧秩序。他认为“兵事未有不痛剿而能就抚者”，只有先对起义军痛加“剿洗”，才能使其知所畏惧，“诚心气抚”。怎样才算“诚心气抚”呢？首先，必须全部缴出枪械、刀矛和马匹，不许私留任何赖以反抗的武器。其次，服贴听从安排；迁移至指定地点，领取牲畜种籽，开荒耕种，与汉民分地而居。这些方针和措施，明显地反映了他镇压反抗和民族歧视的思想。另一方面，对于防止汉、回仇杀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左宗棠与胡林翼一样，主张一面作战，一面办理政务。他说：“勘乱之道在修军政，尤在饬吏事。军政者弭乱之己形，吏事者弭乱之未发也”。只有吏事重于军事，才能“永弭后患”，从根本上维护封建统治。上述言论，已蕴含军事服从于政治的思想。关于如何“修军政”、“饬吏事”，他在任闽浙总督期间提出：“治匪为安民之要，练兵为遣勇之要，开正宜书局为养士劝学之要，教种桑麻为养民务本之要，增积贮为备荒平价之要，劾贪奖廉为课吏之要”。即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综合治理。在任陕甘总督期间，根据当地具体情况，又增加了兴修水利，大办屯垦，禁种罂粟、劝种桑麻，改良种羊、教习纺织，广开义塾、诵习经书等内容。同时，命令部队参加修建城墙、驿馆、道路、桥梁和凿井开渠、植树造林等活动，为民兴利。经过数年经营治理，迨至1880年8月左宗棠离任赴京时，惨遭兵变之祸的陕、甘两省，开始出现了复苏的景象。左宗棠的上述举措，表明他的思想既有强化军事和吏治以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又有关心民众疾苦和安定民心的两重性。当然，后者也是为了前者。
综观左宗棠的战争指导思想，其核心是一个“慎”字，用他的话说就是：“惟士气虽精锐无前，而军谋总须慎之又慎”。“慎之一字，战之本也”。虽然曾国藩、胡林翼和李鸿章等都主张慎战，并且共同表现为“善审机势”，因敌因地制宜地确定战略方针和作战形式，力求争取战场上的主动权，但是，左宗棠慎战思想的内容更丰富，思虑更周密。他对前敌与后防、战略决策与战役战斗指挥、奖励与惩处、筹兵与筹粮饷、整军与作战、人与武器、军事与吏事等相互关系的辩证认识和正确处理，都是其慎战思想生动具体的反映。无疑，对左宗棠的军事思想，我们可以从中发掘出对国防现代化建设可资借鉴的东西。这也是我们研究他的军事思想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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