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资产阶级用枪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引起了中国社会一系列重大变化。近代中国人，也就是在同“外夷”的兵刃交锋中，逐步认识资本主义这个庞然大物的。怎样对待外国资本主义，已成为近代中国人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的许多人，都曾阐述过自己的见解。左宗棠活动的时期，中外关系同第一次鸦片战争比较，又有一些不同的内容，向西方学习，也逐渐成为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一种颇为时新的主张。因此，研究左宗棠的师夷观，对于全面评价左氏一生，无疑是有必要的。
一
左宗棠的师夷观，来源于近代中国人民抗击外国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侵略的要求，直接师承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思想。
“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4页）近代外国资本主义同中国打交道，一开始就表现了它极其贪婪残暴的特征，海盗式掠夺、鸦片走私、人口贩卖、武装侵略，无所不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伴随着这一切，也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生产关系，客观上，它必须“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55页）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双重影响，促使近代中国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杰出人物，都把追求国家富强，民族独立作为自己的理想，他们在探索救国方案时，已经不仅是寻求武装反抗外来压迫和剥削，而且还包括如何使整个民族从贫穷转向富强，包括向西方学习的内容。这样一种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互相交织，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局势和向西方学习的历史潮流，给左宗棠的思想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与此同时，林则徐、魏源等人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坚决抵抗外来侵略的决心，以及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态度，则直接影响到左宗棠师夷观的形成和发展。
如何有效地抵御外侮，这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时常考虑，必须作出答复的问题。正是基于承认落后，不甘落后，林则徐、魏源以“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态度从事反侵略斗争。林则徐在禁烟活动中，就估计到外国侵略者有可能挑起事端，他注重搜集各国情况，汇成了《四洲志》，提出了制炮造船，改革军事技术装备落后于英国的状况，并运用中西造船技术结合制成战船。他主张“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林则徐集•奏稿》中册884页）这是林则徐“师夷”的最早尝试。魏源同林则徐一样，他大力发挥林则徐的做法和主张，利用林则徐提供的资料，以及其他材料，编撰了《海国图志》，明确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筹海篇三）他们的这种思想，对青年时代的左宗棠以极大影响。1849年，林则徐与左宗棠在湘江一艘舟中相见，这是两人一生中的唯一一次见面，也就是这一次，使两人成了忘年之交。林则徐对左宗棠十分欣赏，一见即“为绝世奇才”，两人通霄达旦开怀畅谈，言谈中“竞对未竞其事为憾。”（《左文襄公书牍》卷17第55页）嗣后，左宗棠便自觉以林、魏后继者自居，正如他自己在为林则徐祠庙所写的对联中所称“今我复重来。”（《左文襄公全集·联语》）左宗棠对魏源的著作也十分推崇，1875年《海国图志》重版时，左宗棠为之作序，称该书为“发愤而有作也。”（《左文襄公全集·文集》卷一）他总结林、魏师夷思想，阐明师夷之目的：“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左文襄公书牍》卷十四）以至后来，他办船政局，办工厂及从事其他近代经济活动，都概之“是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由此可见，左宗棠对林则徐、魏源的直接师承关系。
二
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林、魏对西方的了解仍很肤浅，他们的师夷思想，只能主要在制造枪炮，以锐器战胜敌人这一点上，也未能具体附诸实践。左宗棠活动的时期，“师夷”已成为清朝内部一种较时髦的呼声，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不乏其人。然而，左氏的师夷思想，不仅直接师承林、魏，而且在继承中有发展，并且与同时代的人物比较，又具有他的独到之处。
首先，在师夷的目的、态度和方法上，左宗棠都作了进一步的闸述。
左宗棠和李鸿章同是洋务派，都提倡师夷长技，但在学习西方的一系列问题上，他们却有明显区别。李鸿章过份夸大敌人的船坚炮利，坚持妥协投降，出卖民族利益。虽然他有时也发几句抵抗的议论，但正如时人所评说，“议和则李鸿章必占人先，议战则李鸿章必落人后，”总是幻想以出卖主权来维持“中外和好”。左宗棠十分注意外国资本主义造成的严重危机，主张抵御外侵，发展民族工业，明确阐明师夷的目的是为了制夷。他既批判了一味夜郎自大，昏庸无术的顽固派，也愤怒谴责了李鸿章等人仰人鼻息，苟且偷安的卑劣行径，指出：“自海上用兵以来，其始坏于不知洋务之人，不知彼之真实情形，侥幸求胜；继坏于自负深悉洋务之人，不顾大局长久，苟且图存，以致愈办愈坏，无所底止。”（《左文襄公书牍》卷二十四）他所取对西方的正确态度是：“我之长不如外国，借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转引之《光明日报》1982.10.6）
左宗棠看到，两次鸦片战争，外强以船炮称雄海上，侵略中国。面对这一事实，他师夷首先就注重制造轮船，加强海防。“窃维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著。”（《左文襄公书牍》卷十四）他创办了福州船政局，是为洋务派创办的规模较大的近代军用造船企业。后来，又在西安、兰州创办机器局，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发展近代工业。
在师夷的态度上，左宗棠坚持独立自主，师其能而不为其制，不但注重引进先进技术，更注重培养自己的人才。他曾在福州船政局内设立“艺学”，选拔少年学习基础文化知识，以后更进一步学习科学技术，以培养自己的专门人材。尽管他曾依赖许多洋人办厂，但始终坚持主权在我，不仰人鼻息。船政局的第一艘轮船下水，船上竟没有一个外国人，全都为中国人操纵。仅此一例，可见左宗棠办洋务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在师夷的问题上，左宗棠还注重思想意识的同步前进，提倡人们思想解放，摈弃一些旧的传统偏见。他批判那种自古以来盛行的“重本轻末”的观念，认为这种思想严重束缚了商业经济活动的发展。因而，他主张把人们的聪明才智发挥到实处，要讲究实效。他认为“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这是西洋各国科学技术发达的重要原因。应该说，左宗棠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还是很肤浅的，即使与同时期的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人比较，也有一定的距离，但作为封建士大夫出身、又身为清朝封疆大臣的左宗棠，这种见解却又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左宗棠师夷，主张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致力振兴民族经济。客观上，这是顺应近代化的大趋向，为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创造条件。
面对着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左宗棠意识到必须引进技术，发展民族工业，争回利权，这些，成为左宗棠师夷观的主要内容；是他对林、魏思想的一大发展。左宗棠一生戎马生涯，但他仍花费大量精力创办近代企业，对外他主张为华商争利，对内他主张教民兴利。
他坚持“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把创办近代企业作为抵抗外国经济侵略，挽回国家利权的重要手段。如前所述，他先后创办福州船政局，甘肃制造局，兰州织呢局等大型军用、民用企业。同时，在甘肃，他采用机器采金，计划筹集商股，开办近代银行，又设想引进外国技术，机械制糖，虽然这些企业对于抵制外国经济侵略，不可能起很大作用，有些计划仅仅停留在设想，但毕竟是左宗棠为发展民族工业心血的结晶。
对于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要害诸如交通、邮电事业，左宗棠坚决反对外资控制，力主“电线、铁路行止为我，外人非能干预。”（《左文襄公全集》卷二十五）特别在八十年代，为制止美国丰泰洋行在上海创办纺织公司，左宗棠更是竭尽全力，促使总理衙门据理抗争，挫败了美国资本家的阴谋，为保卫国家利益做出了贡献。这些说明，他比较正确地处理了学习西方与发展民族经济的相互关系，给他的师夷观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
在对外与外资抗衡的同时，左宗棠对内则力主扶持民办企业，主张“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积极支持商办企业，反对采用官办、官督商办的形式对民办企业加以制约。根据民族工业势单力薄的情况，他主张采用官办为先，“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在此基础上扶持商人自办，官府“不必派员管厂。”（《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八）这样的结果，正是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某种先决条件。
最后，左宗棠的师夷观，立足于“制夷”之总目的，他坚决抵抗外国武装侵略，为维护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统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左宗棠抵抗外国侵略的思想，始终如一，这也是他师夷观的核心。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他作为一山乡布衣，即密切注视战局发展，研究战略战术。他十分敬佩林则徐的抗英斗争，十分痛恨琦善一伙屈膝投降，痛斥他们“坚主和议，将恐国计遂坏伊手。”六十年代，面对沙俄扶植阿古柏政权，分割新疆的阴谋，本想告病还湘的左宗棠“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左文襄公书牍》卷11）毅然率兵入疆，一举平定阿古柏政权，粉碎了英、俄列强分裂我国神圣领土的阴谋。在中俄交涉归还伊犁的斗争中，左宗棠提出对俄方针“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左文襄公书牍》卷十一）决心首先通过谈判解决问题，一旦沙俄拒不交还，则以武力收回。因而，左宗棠积极备战，决心与沙俄侵略者兵刃相见，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从而为曾纪泽在中俄伊犁改约的谈判桌上拿出一张硬牌，收回了崇厚拱手送出一部分权益。这恐怕在近代沙俄对华关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中法战争爆发后，他受命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其志甚坚，其行甚急。”到达福建后，积极整顿防务，派兵增援台湾。年愈七旬的他积劳成疾，死于抗法前线。弥留之际，左宗棠感叹：“惟此次越事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挝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左文襄公实录》第一册第8页）铮铮硬骨，赤子之心！
三
基于对左宗棠师夷观的上述分析，我们是否可以作出如下评价。
第一，左宗棠的师夷观，反映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的历史要求。在世界资本主义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一切反对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斗争，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反映这种革命斗争的思想，都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
列宁在论述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时曾经指出“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可以看出在民族问题上有两个历史趋向。第一个趋向是民族生活和民族运动的觉醒，反对一切民族压迫的斗争，民族国家的建立。第二个趋向是民族之间各种联系的发展和日益频繁，民族壁垒的破坏，资本、一般经济生活、政治、科学等等的国际统一的形成。”（《列宁全集》第20卷第10页）斯大林也曾将民族问题精确地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进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问题被看作是整个民主运动的一部分。而后一阶段，进入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民族问题则已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列宁、斯大林的这些论断，对于我们评价左宗棠的师夷观具有指导性的意义。在近代中国，思想意识领域里一切要求维护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的要求，都是反映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内容，都属于民主主义思想的体系。左宗棠的师夷观，其核心仍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它包括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掠夺，维护民族利益，维护国家统一，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经济等一系列内容。客观上，它与近代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的总目标是一致的，因而，这种思想应该属于民主主义思想的范畴。
诚然，就左氏个人讲，他的阶级属性并未改变，作为封建地生阶级的成员，他一生活动的主观愿望，总是离不开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世界历史上，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运动的领导权，在民族资产阶级尚未产生之前，一般说来，都是掌握在地主阶级手中。尽管他们可能出自种种不同的主观动机和愿望，实际上都不自觉地在扮演一种角色，在为新的社会力量的产生充当清道夫。正如列宁所说：“历史喜欢作弄人，喜欢同人们开玩笑。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列宁全集》第20卷第459页）左宗棠的思想，正是深深地陷入了这样一种矛盾境地。从整体上说，他没有、也不可能冲出他所属那个阶级的框框，但世界潮流的冲击，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历史趋势，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熏陶，又在他的头脑里刻下了烙印。使他的思想超出了同时代的许多人，提供了前人所未能提供的一些新的东西。
第二，左宗棠的师夷观，要求保护民族经济，发展近代工业，恰恰证明了列宁上述论断所提及的第二个趋向。具体地说，它就是客观上要求发展资本主义，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
明中叶以来，中国社会内部就已经产生出资本主义萌芽，直到鸦片战争前夕，这种萌芽一直未能得到较大发展。进入近代，中国社会正常发展的道路被打断，走上了畸形发展的道路。然而，严峻的事实却一再证明了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紧迫性。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仍然在畸形的近代社会里曲折地表现出来。正因为这么一个特点，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首先不是由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近代民族资产阶级来表达，而是由封建地主阶级内部的一批杰出人物来表达。林则徐、魏源等已经模糊地感觉到时代在变，主张顺应这一趋势。但他们所处的时期，发展资本主义的紧迫性，尚未能充分反映到人们头脑中来。继之，左宗棠及其所从事的洋务活动，则比较明确地反映了时代的新任务。左宗棠师夷观的这一重要内容，以及他从事洋务运动的具体实践，与中国近代化的趋势紧密结合，要求发展民族经济，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实际上就是为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创造条件。在研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时，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左宗棠及其所从事的洋务运动以前所做的一系列奠基性工作。
第三，左宗棠毕竟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不容置疑地反映了本阶级的利益。给他的师夷观蒙上了许多旧时代的色彩。
首先，在如何看待外国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左宗棠还没有摆脱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传统的“天朝大国”的那种夜郎自大。他继承了林、魏的师夷思想，与他们一样，又与忠君报国的思想糅合在一起。在民族矛盾比较突出的时候，精忠报国与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很自然地能结合在一起，他们的思想与人民群众的要求，也就趋于一致。而在实际斗争中，忠君思想又往往带来许多弊端，古往今来，又有哪个地主阶级的杰出人物不是这样呢？
其次，左宗棠的帅夷，更多的方面，仍是注重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船坚炮利；注重维护民族利益，抗击外来武装侵略和经济掠夺。而不能把学习的基点，放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无疑，先进技术要学，抵御外侵更是功在民族。但要使中国富强起来，摆脱落后挨打，从根本上讲，要改变腐朽的封建制度。从世界范围看，进入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资本主义制度日益暴露其腐朽、反动性。但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仍是当务之急。必须以资本主义制度取代封建制度，对于这一点，左宗棠是缺乏认识的，因而，他的师夷，最终也只能停留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上。
最后，正因为左宗棠的阶级属性，使他为镇压太平天国、镇压陕甘回民起义而效力疆场。甚至为了达到尽快镇压太平天国的目的，不惜与外国侵略者勾结。时人谓“绝口不言和谈事，千秋惟有左文襄”，这种评价言过其实。在师夷的宗旨上，左氏是为了制夷，但在阶级矛盾突出的时候，他很快与外国侵略者建立某种联系，“借师助剿”，这不能不说是左宗棠一生中最大的污点。把他的这种行为解释仅为“策略”需要，恐怕难以使人信服。我们不苛求左宗棠做出超越那个时代的事业，但也不粉饰他的所作所为。对他师夷观及其活动作出尽可能公正的评价，对于推动左宗棠研究的不断深入，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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