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著名人物左宗棠（1812—1885），曾伙同曾国藩、李鸿章等血腥镇压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有着历史的污迹。但是，当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趋尖锐并成为主要矛盾时，他能够把对封建君主的忠诚扩展为对民族、国家的忠诚，坚决主张抗击外国侵略，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这是值得称道的。他排除种种阻力，克服重重困难，指挥清军完成了收复新疆的壮举，粉碎了英、俄肢解中国领土的阴谋。他继承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倡导富国强兵的“自强”运动，对中国军事的近代化和国防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不顾垂暮之年，奔赴福州督师抗法，最后于1885年留下“遗恨平生，不能瞑目”的悲壮遗言，病逝于抗法前线。左宗棠无愧为中国近代杰出的反帝爱国将领。本文将对他抗敌御侮的突出表现及其思想渊源，作一简要探讨。

　　感人的抗敌御侮言行

19世纪40年代，西方列强入侵中国伊始，左宗棠便萌发了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爱国思想。随着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他的爱国思想日益鲜明，抗击外国侵略的决心愈加坚定。

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时，左宗棠还是一个僻居湖南山乡的寒士。他怀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心，时刻关心抗英战争的胜负。后来，他从北京回到长沙的老师贺熙龄那里了解战局的发展变化，并埋首窗下，潜心阅读海防书籍，研究“御夷”方略。他认为英国对我中华“包藏祸心，为日已久”，必须认真对待，不可等闲视之。“天下无不了之事，无不办之寇”，只要用人得当，指挥有方，是可以与侵略者决一雌雄的。他把希望寄托在坚持抗战的林则徐等人身上；对投降派琦善之流的卖国行径无比愤恨，痛心地说：国家大事就坏在这些人手里，“非严主和玩寇之诛，诘纵兵失律之罪，则人心不耸，主威不振，正恐将来有土地而不能为守，有人民而不能为强，而国事乃不可复问矣。”他挥笔写下“和戎自昔非大算，为尔豺狼不可驯”的诗句，表明对外国侵略者必须以牙还牙，以战止战，绝不能妥协求和。当得悉清廷与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江宁条约》以后，他痛心疾首地说：“时事竟已至此，梦想所不到，古今所未有，虽有善者，亦无从措手矣。”忧国之心溢于言表。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充任湖南巡抚幕僚的左宗棠获悉广东人民痛打英、法侵略军时，表示“殊为快意”。他主张派劲旅驻防天津，以便与侵略军决战，并希望“勋旧诸公勿参异议”，动摇抗战的决心。

1870年，哄动一时的“天津教案”发生后，已被清廷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的左宗棠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指出对于法国公使提出“索民命抵偿”的要求，“不宜轻为允许”；因为天津人民惩罚外国侵略分子，“事出有因，义愤所因，非乱民可比”。至于外国派出舰队进行武力威胁，也不必害怕，只要加强战备，严阵以待，就不难对付。这与李鸿章所说的教案事件“其曲在我”；与曾国藩因害怕引起战争，竟屈从洋人的意旨，捕杀无辜群众的无耻行径，形成鲜明的对照。

1874年，日本入侵我国台湾。远在西北的左宗棠写信给总理海防大臣沈葆桢，询问抗击倭寇的作战部署，并指出：“贼图逞志于此，必先上岸作埠头”，“我军水陆并力，乃可制此凶锋”。他还建议清廷，从内地所调援台各军，应由沈葆桢统一指挥，以一事权。

1875年，左宗棠奉命“督办关外剿匪事宜”，作收复新疆的准备。他明确表示“自古立国有疆”，新疆自汉朝以来即为中国领土，绝不容许外人侵占。他殚精竭虑，调查研究新疆的敌情、地理、天候，制定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积极整训部队，筹款、筹粮、筹转运，终于在1877年顺利地收复了北疆和南疆。当沙俄拒绝交出侵占的伊犁时，左宗棠严正指出：”伊犁我之疆土，尺寸不可让人”。他表示虽已“头白临边”、”心力交瘁”，但为了收回伊犁，“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为收复伊犁，他亲赴哈密，进行周密部署，准备与侵略者决一死战。

1883年，中法战争前夕，清廷命李鸿章前往广东督办抗法事宜。李鸿章畏敌怯战，借故推辞。左宗棠则要求亲赴前线督师，以期鸦片战争以来“四十余年之恶气借此一吐”，并立下“不效，则请治臣罪以谢天下”的军令状。这些铿锵誓言和勇赴国难、义无反顾的英勇行为，充分反映了左宗棠抵御外侮的爱国思想。他所钦佩的民族英雄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趋避之”的爱国精神，在他身上发出了夺目的光彩。

　　深厚的抗敌御侮思想渊源

左宗棠抵御外侮的信心和决心，是有深刻的思想认识基础的。

第一，他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本性有一定的认识。他在奏折和书信中多次指出，“夷人”入侵中国“蓄谋已久”，而且“贪而无厌”，由“只索埠头”乃至“索及疆土”，胃口越来越大。在侵略者面前，“我愈示弱，彼愈逞强”；如果委屈求和，犹如用肉骨头喂恶狗。对付的办法，就是不甘落后，力图自强，师夷长技，造兵轮、制火炮，立足于战，对敢于来犯之敌给予迎头痛击，挫其凶威。中法战争期间，慈禧、李鸿章等一意主和。左宗棠针锋相对地指出：“和局可暂不可常，其不得已而出于战，乃意中必有之事”；“默察时局，惟主战于正义有合，于事势攸宜”。因为法国侵越，意在以越南为基地，进而侵犯我滇、黔两省。如果与它签订屈辱的和约，则英国便会从缅甸接踵而来，其它各国也会纷纷效尤，后果将不堪设想。他的结论是：攘夷之策，断宜先战后和，只有战而胜之，才会出现不损害国家主权的体面的和平。

第二，他通过对敌我情况的分析对比，认为外国侵略军虽然船坚炮利，但并不是不可战胜的；关键在于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树立敢打必胜的信心。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他针对英国凭借数十艘舰船，游弋无定，牵制我沿海七省之兵，形成彼逸我劳的被动态势，提出制敌之法：改抽调“客兵”为编练本地之兵，使一省之兵足当一省之用，以免征兵调饷，疲于奔命；沿海各省应“练渔电、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讲求火器的应用，实行坚壁清野，断敌接济，以“为固守持久之谋”。他又针对“敌之所恃专在火炮”，提出“制其所长”的具体战法：选募勇丁组成小分队散伏岸边，选募疍户乘船绕至敌后，实行水陆夹攻，轮番袭击，使侵略军昼夜不得安宁，知难而退。一个僻居山乡的塾师，竟能提出与林则徐、魏源不谋而合的战略战术，显示出他的军事才能。

在索还伊犁过程中，左宗棠以敏锐的眼光分析了中俄双方的情况，指出“俄人战事与英、法略同，然亦非不可制者”。沙俄虽国大兵强，但土旷民稀，加上频年黩武，吞并邻国，又与土耳其交战，以致兵力分散，财政拮据，顾此失彼，色厉内荏。俄军占据伊犁，后方补给不便，附近的游牧部落，因不堪忍受其横征暴敛，众叛亲离。而清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士气正旺，人民拥护。伊犁是中国领土，“论理固为我所长，论势亦非我所短”，只要实行”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的方针，收回伊犁是有把握的。

左宗棠在分析中法战争中越南战场的形势时指出：法国国内党羽纷争，政无专主，又与欧洲其它国家屡开兵端，仇衅四起，因而不可能大量出兵侵越，这一情况已由驻法公使曾纪泽所证实。即使增兵越南，也是悬军深入烟瘴之地，疫病流行，死亡相继，难于持久。中国方面则不然，刘永福援越抗法，已获初步胜利，只要再接再厉，相机用兵，不难挫敌凶焰。滇、桂两省如能增调陆师，添造水师船只，稳扎稳打，持久作战，定能将进攻之敌击败。事实证明，左宗棠对俄国和法国情况的分析是符合客观实际、颇有战略远见的。

第三，通过“自强”运动，学习西方“长技”，清朝军事实力有所加强，可以与侵略军一争高低。当日军入侵台湾时，左宗棠就指出：福州船政局已制造出兵轮15艘，海防可藉以巩固，还可用兵轮运载劲卒前往台湾。这样，水陆两路均有把握，台湾防务自可无虞。当沙俄拒绝交还伊犁、进行武力恫吓时，左宗棠当即指出，中国的军事力量已今非昔比，“船炮亦与泰西相埒，以之战于海外，胜负尚未可知，若以之固守疆宇而张挞伐之威，则主客劳逸之分自操胜算”。虽然他对中国军事实力的加强有言过其实之处，但军事实力确有加强这一事实，对于外国侵略者来说，是不能不有所考虑的。

第四，认识到战争的胜负“不专于械”，还决定于其他因素。在对付日军侵台、索还伊犁和抗击法国侵略时，他都讲到“论理固为我所长”。这里所说的“理”，即战争的正义性，认为义战是争取胜利的重要因素。他对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广州人民不屈不挠的反侵略斗争有着深刻的印象，称赞他们为“义民“。基于这种认识，他不仅在鸦片战争中提出招募水勇的主张，而且后来在抗法战争中，先后在江苏、福建的沿海沿江州县，广办渔团，选练水勇，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致函督办台湾军务的刘铭传，建议他访求当地忠勇明干的士绅，激以义愤，劝令倡办团练，以弥补渡台客军水土不服、地形不熟等弱点。他继承“民为邦本”的传统思想，主张整饬吏治，修明内政，兴修水利，振兴农业，减轻赋税，使人民“耕足食，织足衣”，安居乐业。这样，一旦外敌入侵，人民群众便会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不用征调而兵力有余，不用转运而军粮不缺。

左宗棠之所以力主抵御外侮，反对委屈求和，绝不是仅凭一腔热情，而是建立在客观分析敌我双方情况，积极加强武备，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借用民力基础上的。这正是他的反帝爱国思想的渊源所在，也是令人钦佩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