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下半叶，左宗棠对我国西北地区进行了一次颇具规模的开发与建设。其中对甘肃和新疆的开发力度最大。而处在连接甘新两省战略要道上的河西走廊，更为左宗棠所关注，成为他度陇以来重点进行治理和开发的地区之一，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左宗棠到西北后，以政治家与军事家的雄才大略，采用军事、政治双管齐下和经济、文化整体推进的建设性开发政策，每收复一地，军事甫定，便开始着手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对当地进行治理和建设。左宗棠对河西地区的经营，即是这种建设性开发的一个最好的缩影和说明。河西走廊在左宗棠经营和开发西北的战略格局中，占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即要为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创造一个安全的后勤通道和稳固的后方基地。为此，他提出了一系列治理和开发河西的政策、方略，并雷厉风行、扎扎实实予以实施。
一、治理与开发的经济措施
1.屯田垦荒，安辑流亡。左宗棠从进入西北，就着手实行屯田，“一路进兵，一路屯田。便从泾州一直到了敦煌。”他认为“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之以用兵之时，以省转馈；或办之事定之后，以规久远。”其着眼点就是战时“筹军粮”，战后“抚辑百姓”。因此，他提倡“军屯”、“民屯”同时并举，并认为这是一种很辩证的关系，“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否则，兵欲兴屯，民已他徙，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所以，欲兴兵屯，先兴民屯。兴办军屯的好处是：开垦了荒地，增加了生产，保证了军需，节省了地方财政开支，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左宗棠兴办民屯的措施则是：招徕因天灾兵祸流亡的百姓，先散发口粮赈粮，然后发给种子、耕牛、农具，让他们开荒地，种庄稼。在河西，他给“最穷荒的安西、敦煌和玉门三州县，先发给赈银二万两，寒衣一万套，使他们不要再流亡。同时拔款兴办兵民屯田。”屯田所获，除“留种籽及自家食用外，余食皆可给价收买。”这就使流离失所的饥民安定下来，有了重新恢复生产和生活的条件。
左宗棠的屯田政策在甘肃各地取得了显著成效，军粮、民食都得到了较好的解决。仅在河西地区，同治十二年（1873年）采买军粮“是163000石。十三年是119万石，光绪元年是122000石。”左宗棠本人也看到了屯田的效果。他在同治十年（1871年）给曹荩臣的信中说：“弟入关之初，满目荒芜，军粮无从采购。……幸经营数载，于剿贼余暇，抚辑难民，督耕裱赈。买牛散种，制备耕具，乃获有秋。故近日采粮，尚不甚难”。河西的“甘、凉素称产粮之区，军行随地筹粮，尚自易易。”只有“肃州则远隔一方，成军门驻彼数年，搜刮殆尽，上年曾有激变之事”。但到光绪五年（1879年），经过八年的经营，左宗棠在谈到肃州的情况时说：“所虑新粮上市，斗价太贱，或致伤农。此间小麦每斗三十五斤，只需钱二百二十文，上白面每斤只需十二文。”他已经在为农业丰收、粮价太低而担忧，怕影响了肃州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可见，屯田垦荒的政策，不仅为左宗棠收复新疆解决了部分军粮，也使当地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粮食产量增加，人民生活安定。屯田垦荒，安辑流亡，表面上看是一种经济政策，而实际上它有利于劝民归农，稳定人心，恢复秩序，平抚不安定因素，巩固善后成果，因而是一个很好的政治政策和手段。左宗棠这种作法，既有利于稳定河西的社会秩序、恢复当地经济发展，加强民族团结，又开发和建设了西部农业，可谓一举多得。
2.修路筑城，加强管理。从1875年左宗棠奉命督办新疆军务起，就对修整通往新疆的道路十分重视。左宗棠认为西北用兵“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难于筹粮”。所以，他决心修整道路，以解决平定新疆的交通运输问题。在兰州以西经河西走廊至新疆，左宗棠抽调大批盲军修了一条路面宽至10丈，可供两辆大车往来并行的主干通道，一直延伸到嘉峪关。并完善了种种交通设施，沿路还植树一至二行。后又继续延伸，分成南北两路，北路直达新疆精河，南路通至喀什噶尔。左宗棠修整道路的目的，虽然出于军事需要，但同时发展了甘肃，特别是河西地区的交通运输事业。
河西走廊是西北的战略要地。左宗棠驻节肃州时，看到西北要塞嘉峪关失修已久，边墙四处坍毁，关门洞开，于是他令士兵进行修整，每日按时开闭城门，并亲笔题写“天下第一雄关”横额，安置关头。左宗棠还下令修峻了遭战火损坏的肃州城和遭流沙侵入的安西州城。安西州城东西两面积沙与城墙一样高，左宗棠令士兵将积沙“从城头掘二丈二尺，直到城根，铲除净尽”，“更引疏勒河水，环城挖壕，既深且阔，两岸遍栽杨柳。”这些道路和城堞的兴建，对增强各府县之间的联系，加强政府对地方的行政管理效能，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足见其建设性开发的威力。
3.修渠筑坝，兴办水利。左宗棠青年时代就高度重视农田水利事业，认为“王道之始，必致力于农田；而岁功之成，尤资夫水利。”在西北，他更清楚地看到，“西北素缺雨泽荫溉，禾稼蔬棉专赖渠水。地亩价值高下，在水分之多少。水足则地价贵，水绌则地价贱。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洫，不易之理。惟修沟洫，宜分次第，先干而后支，先总而后散；然后条理秩如，事不劳而利易见，”并提出了西北兴修水利的三种灌溉类型：一是利用河流、水泉，开渠灌溉；二是在原区和缺水地方凿井引水；三是在戈壁沙洲引冰雪融化而成的内陆河水或挖掘坎儿井灌溉。左宗棠在河西，对这三种水利类型或多或少都进行了试验和实施。在甘州开渠7道，修复马子渠56里，可灌田6800亩。在肃州临水河修大坝7道，还疏通了被淤塞的渠道。抚彝厅（今临泽县）报开挖渠道费，支银17775两。
由于开渠道耗资过大，左宗棠在大旱之年，又提倡各地打井，引导地下水灌溉田地和解决因干旱而引起和人畜饮水困难。河西一带，凿井历史较为久远，民间早就以打井积水防旱。光绪三年（1877年）左宗棠实行“以工代赈”的办法，动员老百姓凿井，即“于赈粮之外，议加给银钱。每井一眼，给银一两或钱一千数百文，验其深浅大小，以增减之。俾精壮之农得优沾实惠，而目前之救奇荒，异时之成永利，均在于此。计开数万井，所费不过数万金。”这种办法把凿井、抗旱与赈济灾民结合了起来，也促进了各地的水利开发。为了解决凿井经费，左宗棠又提出：“劝有力之家，一律捐资开井，计富者出资，贫者出力，两得其益。”开渠凿井促进了河西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工代赈”、“富者出资，贫者出力”等措施，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
4.因地制宜，发展畜牧。甘肃是多民族聚居地，畜牧业一向占有重要地位，左宗棠根据这一特点，提倡在以农业为主的同时，发展畜牧业。他说：“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他主张在适宜农耕的地方发展农耕，在适宜畜牧的地方则发展畜牧，这样才能做到“尽地利”。他指出：“择其水泉饶沃者为田畴，择其水草丰衍者为牧地，庶将来可耕可牧，丁户滋生日蕃，亦不患无可安插，正不必概行耕垦，始尽地利也。”
左宗棠不仅坚持这种“因地制宜”、“可耕可牧”的主张，还将之一一付诸实施。河西原本是游牧之区，所以匈奴唱词有“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无着息”之语。左宗棠从地方官的报告中，知道当地百姓还多以牧羊为业，变乱以后，畜牧业才逐渐稍歇。但深山之中仍有人放牧，绵羊蕃衍的很多，可以买到羊种，且一年不只产一羔。他决定支持发展养羊。在去肃州途中，他看到安西一带百姓贫困，从养廉银中拔出二千两，以一半分发给安西兵丁购买羊种，以一半分发给安西贫民买羊孳牧。当时，甘凉道尹铁珊也在所辖地区散发“羊种”，发展畜牧，蕃息很繁，受到了左宗棠的称道。这些扶植畜牧业的措施，有利于河西百姓发展生产和改善生活。
5.禁种罂粟，引种棉桑。西北关陇一带地少而贫瘠，但长期以来有栽种罂粟的陋习。栽种罂粟和吸食鸦片不仅是甘肃贫困之因，也是西北民风由强悍而颓靡的致衰致乱之源。据估算：河东的田地，每亩可出烟土七八十两；在河西也可每亩出三四十两。利之所在，竟相栽种，危害极大。为此，左宗棠提出了一整套禁罂粟种草棉的禁烟计划。他说：“论关陇治法，必以禁断鸦片为第一要义；欲禁断鸦片，先令州县少吸烟之人；欲吸烟之人少，必先禁种罂粟；欲禁种罂粟，必先思一种可夺其利，然后民知罂粟无甚利，而后贪心可渐也。弟之劝种草棉，以其一年之计，胜于罂粟，因其明而牖之，不欲用峻法求速效，致插格不行。高明必能鉴及。”这封信完整地反映了左宗棠禁种罂粟的措施及策略。简单地说就是三个字：禁、导、倡。禁，即禁止种植罂粟；倡、即倡导种植草棉以代替罂粟；导、即于一禁一倡之间的疏导、劝勉、说服，亦即一种“夺其利”与“与其利”的因势利导工作。为保证禁种罂粟成功，他一方面亲撰禁种罂粟的“四字韵文”，“颁行城邑乡村”，反复申诫栽种吸食罂粟造成的“家败人亡，财顷命促”的恶果和禁种禁吸带来的“起死肉骨”的善行。另一方面，“刊行《种棉十要》及《棉书》，颁行陕、甘两省，谆饬官吏士民一律切实经理。为了解百姓是否真正懂得种棉的好处，左宗棠在河西亲自实地考察，与百姓攀谈，掌握实情：“上年（同治十二年）赴肃，路过山丹、抚彝、东乐各处，正值棉熟时，每停车，父老聚观，辄传令近前，与谈一切。皆知棉利与罂粟相捋，且或过之。一亩之收，佳者竟二十余斤，每斤千文，其费工力翻省于罂粟果刮浆也。”因此，河西凉、甘一带的百姓都知道种棉之利而乐于种棉。
此外，左宗棠还在河西推广种桑养蚕。他亲自在肃州驻地栽了百株桑秧，并饬募湖州熟谙蚕桑的工匠60名，两次带蚕种、桑秧到河西走廊、新疆等地栽种接移。第一批桑秧到肃州后即在安西和敦煌设局授徒。左宗棠高兴地说：“移浙之桑，种于西域，亦开辟奇谈，古今美利。”他认为，种桑养蚕若能推广，即可收“耕织相资，民可使富”的效果。“十年之后，可衣被陇中矣，幸何如之！”左宗棠禁种罂粟，引种棉桑的计划，既可禁烟，又可使百姓致富，也能解决群众衣被温暖的问题，真是三收其益。
6.试采矿藏，开发资源。为了开利源，左宗棠还在河西开发矿产资源。当他驻营肃州时，得知肃州文殊山，玉门赤金峡一带有金砂矿，于是打算引进机器，雇佣外国工匠进行采掘。光绪五年（1879年），聘请的德国技师米海利到达肃州，随即在文殊山附近找到金属矿三处。但这里人烟罕至，每年大雪封山八个月。上海买办胡光墉捐赠的采金机器也未运到，无法开工采掘。米海利只得改向玉门赤金峡勘视，在这里找到一处石油矿，油样在上海化验后，得知其中含油50％、含蜡30％，杂质20％。这可能是玉门油矿较早的发现。由于机器采金的计划不能实现，左宗棠决定改用人工采金，其宗旨是“官办开其先，商办承其后。”他在给甘肃提督周达武的信中说：“陇地产五金，试办难期必效。举饬本地正绅承募本地民夫三十名，淘掘四十日，获金十四两有奇。拟增募民夫，接续开采。俟有成效，再议推广。大抵矿务须由官办，无听民私采之理。惟官开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似须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庶抽分有著，利权不致下移。粮价轻减，民夫可增；粮价昂贵，民夫可减。操纵由官，始期弊绝利生，不致有名无实。”左宗棠分析了采矿官办与商办的利弊，并提出了召募民夫的具体办法，而后确定了“官办开其先，商办承其后”的方针。左宗棠作为洋务派首领，企图在河西开发近代矿冶业，并以“采金”做为试点，取得成效后“再议推广”。他的这些主张中还初步反映了在河西实行“官督商办”的办矿思想。只是，随着他调离甘肃，这些思想主张未能得以实现。
二、治理与开发的文化教育措施
1.兴办义学，普及教育。左宗棠到甘肃后，要求各府州厅县兴力义学，尢其重视设立回民义塾。据载，西征军“师行所至，饬设汉、回义塾，分司训课。”他本人也于同治八年（1869）在崇信设义学一处，以后各地方一律开始兴力义学，掀起了一个儿童启蒙教育的热潮。各县创办的义学，除个别偏僻的穷县只有三四所以外，普遍的都有七八所，多的达几十所，河西地区的肃州新设义学四处。敦煌县知县还“于光绪六年举兴义学，筹捐社粮，取息充经费。”左宗棠在肃州时，对义学很关心，“间往视察，以和学童问答为乐。”可见，河西各县兴学风气也很浓厚。
2.大办书院，广育人才。左宗棠对文武官吏和士民的求学问题也很重视，倡导修复和兴办了一些书院。1873年至1880年间，左宗棠倡导、恢复扩建和新办的书院遍及全省各地。在河西地区兴办的书院有：1874年甘州新建的南华书院，此书院原是当地士人给左宗棠修建的生祠，因左宗棠不许而改为书院。1875年在镇番（今民勤）修建文社书院，由知县钱崇基负责筹款二千余缗，设文裕当铺，取利充经费。1874年，还修复了抚彝（今临泽）蓼泉书院。1880年，修复了敦煌鸣沙书院。在近代学校出现以前，书院是所在地的最高学府，是科举考试的学习场所。在左宗棠的推动和鼓励下，各地学者、生徒士子进书院讲学，研习典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场面。
3.甘肃分闱，拓宽士路。左宗棠作为封疆大吏，非常注重为封建政权选拔人才，力主陕甘分闱乡试。甘肃自清雍正年间单独建省以后，其科举考试始终在西安与陕西合闱举行。因赴陕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应试者需跋涉数千里，资斧巨大，许多人长期勤奋攻读，而终身无力一试。能参加乡试的士子只占应有人数的十分之二三。尤以河西士子最为艰难，鉴于这种情况，左宗棠于1873年（同治十二年）奏请甘肃分闱乡试，并分设学政。1874年，清政府准许奏请，左宗棠立即在兰州萃英门修贡院，其规模之大，为各省罕见。1875年（光绪元年），甘肃举行第一次分闱乡试，应试者约三千人，比以往在陕西应试者多出三倍。分闱后，河西各地士子去兰州虽缩短了路途，但当地人民生活贫困，仍然缺乏川资。第三次分闱乡试时适逢左宗棠驻节肃州，他用自己的薪俸资助肃州应试的43名士子和安西赴考的19名士子，每人银8两。左宗棠分闱乡试的改革，对人才缺乏，经济文化落后的甘肃仍不失主一项有积极意义的开发措施。对于乡试分闱和分设学政这样的造福甘肃人民有大事，在以前二百年中，竟然没有一个甘肃巡抚或陕甘总督想到。对此，秦翰才不禁憾慨的说：“光从这一点看，就知道他们对于边方政事，没有放在心上。于是文襄公的举措，格外值得人们重视了！”
三、治理生态环境的措施
1.栽种护路，改造环境。左宗棠驻节甘肃时，看到这里树木稀少，沙漠蔓延，一片荒凉。使他产生了种植树木的思想。他主张在路旁“植树一行两行，乃至四至五行”。其目的“一是巩固路基，二是‘限戎马之足’，三是供给夏时行旅的荫蔽。”在左宗棠的倡导下，各地种树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仅在兰州以东历年种的树有26.4万多株，而且兰州以西至玉门关，道路两面种活的柳树和榆树“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屋。”光绪五年（1879年），帮办新疆军务的杨昌浚应左宗棠之邀西行，沿路看到绿树成荫，不禁吟诗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此诗传诵至肃州大营，左宗棠听后“掀髯大乐”。1880年左宗棠平定新疆，从关外进京，一路见到“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盐碱沙碛外，拱把之树，接连不断”。可见，左宗棠提倡种树的实际效果和成绩还是很大的。为了纪念他的这一功绩，甘肃人民把他任陕甘总督时植活的树称之为“左公柳”。并沿路立有榜示：“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侯所植。”劝导过路行人要爱护这些树木。
2.修建园林，美化生活。自同治七年左宗棠开始命令部队种树以来，每次到防营检查，都热情鼓励部下在军队扎营的路旁、河边、屋角等处种树栽花，尤其注重在其驻节的城镇的周围种树，美化市镇。光绪二年（1876年），他移节肃州，于修整安西州城时，号召军民在护城河西旁遍栽杨柳。光绪五年五月，他带头捐银二百两，令人疏浚酒泉湖，在湖中留三个沙洲做岛，岛上筑有亭子，又买鱼一万余尾养湖内。环湖筑堤，周围三里，种植花树，堤外拓出肥田数百亩，后人将这个湖称为“左湖”。左宗棠这一美化环境的举措，既加强了市政设施建设，又绿化了肃州城，给边塞古城平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为当地人民所称道。
光绪六年底，在西北辛勤奋斗了十二年的左宗棠奉调从哈密动身入关晋京，沿途看到，经过多年的治理与开发，甘肃各项事业已“大有起色”，呈露出新气象，他心情非常愉快，一再上折奖叙甘肃地方官员。在《甘肃气象更新请奖王必达等各员奖叙片》中，对河西的成绩进行褒奖和总结：“沿途察看民物安阜，较五年以前大有起色。耕垦日广，民食渐充，白面一斤值钱十文，杂粮市价递减，窖藏甚多。罂粟既禁，以其腴地改种草棉，向之衣不蔽体者亦免号寒之苦；近更广植浙桑，关内外设立蚕织局，收买桑叶、蚕茧，俾民之知饲蚕、缫丝者均可获利……途中所见沟洫桥梁，靡不整饬，水利兴焉。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硷地、沙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行过学塾，时闻诵声，士庶佥称承平时所未有也。”可见，对河西的开发和建设已取得了显著的阶段性的成果。左宗棠提出的发展社会经济文化的种种举揩，促进了河西的开发和发展，给人民群众带来了一定的实惠和利益，成了历史上开发河西比较有成效的一个时期，很值得今天在西部大开发和发展区域经济时加以总结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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