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代名臣，对教育事业是非常重视的。他深知教育与巩固封建统治有密切的关系，是治乱、强国的关键，“人不悦学，闵子焉知周之将亡？治乱剥复之机实系于此。”虽然左宗棠不曾撰写有关教育的理论专著，也没有形成系统的教育思想，但探讨其在教育上的主张及其教育实践，对我们今天是不无禅益的。

　　一、左宗棠关于教育的主张

左宗棠家世清寒，祖、父辈皆秀才，以教书为业。他年幼时，随祖父，父亲读书，受到了严格的儒学训练，他六岁即能“读《论语》、《孟子》”，九岁“初学为制艺”，深受孔孟思想的熏陶，讲忠君孝义，求内省自修。19岁考入长沙城南书院后，书院山长贺熙龄“尤伟重公，授以汉宋儒先之书。”在这里，左宗棠刻苦研究程朱理学，知识面有了扩展。他曾在道光十三年（1833）的会试卷《赋得以礼制心》上写道：“励学先崇礼，收心在积诚。”道光十五年（1835）他再次会试不第，便到醴陵主讲渌江书院。他“取《小学》八则，订为规条，以诏学者。”这体现出他推崇义理之学，维护封建统治的教育思想。

鸦片战争前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炮舰威胁着封建王朝的统治。“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左宗棠治学范围又有拓展，开始把为学和致治联系起来。在求功名的同时，研究舆地学，他曾“以先作皇舆一图，计程画方。方以百里，别之以色，色以五物，纵横九尺。”尤其是道光十八年（1838），他第三次会考落第，便无心于科举功名。“既归，遂决计不复会试。始留意农事，于农书探讨甚勤，以区种为良，作《广区田图说》指陈其利。”说明他已开始注重并探讨经世致用之学了。

鸦片战争中，外国资本主义的“船坚炮利”的威胁更使他致力于实用之学。为了掌握实用的知识，挽救“衰世”，他进一步研讨兵学。“琦善为两广总督。夷遂要求香港，径陷沙角、大角。沿海大震。公闻警忧愤，数贻书贺蔗农先生，论战守机宜。为《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诸篇。”另外，他还学习了荒政及盐、河、漕等经世致用之学。他的经世思想受林则徐、魏源，陶澍的影响较大。当时，他正在陶澍家馆任教，读时人论著、本朝宪章甚多，对他们的经世致用思想深表赞同。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又与林则徐会见于长沙湘江舟中，彻夜长谈。故而，他的教育思想有了发展，体现在他立的教学原则上：“先以义理正其心，继以经济廓其志。”因此可见，他的教育思想从义理之学已转到经世致用之学了。

随着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向中国的进一步渗透，以往的经世致用之学满足不了富国强兵、抗外服内的现实需要，且左宗棠巳跻身仕途，亲临危局，他的视野更加开阔，西方的先进技术促使他提倡洋务之学。

在倡导洋务之学中，左宗棠与其它洋务派官僚一样，是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他把儒家经典、程朱理学仍作为士子修身养性的根本，“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来轻重之分固有如此。”他所说的“道”即忠孝仁义之道。在此前提下，怎样搞好新形势下的教育呢？左宗棠认为首先应该改变妄自尊大、固步自封的态度，敢于正视现实，承认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学彼所长，以为己用。他认为西方的教育思想与中国存在很大差别，“中国之睿智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其次，他在如何办学，怎样兴好学，办好教育方面作了一些有见解的阐述。

在治学范围上，他认为中国人才之少，是“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者多，留心本原之学者少。”故治学内容是培养人才的关键，要扩大治学范围，不仅要学义理、学致用之学，还要学习西方的文字、电学、算学、化学、技艺等适应洋务运动需要的知识和技术。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创办“求是堂艺局”时，规定“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因为他知道“欲穷其制作之原，通其法意，则固非习其图画，算学不可。”这样才能富国强兵，真正达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

在对待洋务制度上，左宗棠在不动摇科举制的前提下，极力主张变革科举项目，除文、武科外，应增设“艺事科”。他认为“所请特开一科之说，则似可无庸置疑。缘古人以道、艺出于一原，未尝析为二，周公以多材多艺自许，孔子以不试故艺自明”，并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其取中文、武两科艺事各生，均听各考生自呈，愿就何项差使，填注试卷面旁，钤用文科艺事、武科艺事戳记，以便识别”。“至于取中额数，以应考名数为断，大约学额十名，取录艺事两三名。”艺事名额占了录取的十分之二、三，有利于克眼科举只重虚文，不重实才的弊病，发现有用之才。

在学校建制上，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左宗棠主张开设新式学堂。他在举办新兴工业的同时，举办了与之相结合的新学堂。“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时，力请创造轮船，并有正谊堂书局、求是堂艺局之设。”以选拔人才进新学堂，学习与造船有关的知识。左宗棠还主张在办厂的同时派留学生去西方学习先进技术。“再议遣人赴泰西游历各处，籍资学习，互相考证，精益求精，不致废弃。”且“艺局生徒赴各国游学，以扩闻见，长识解，自是题中应有之义。”他认为派人去学习西方技术，不仅可以长见识，还可以比较中西方差距，学到更精深的东西。

总之，由于资本主义近代化潮流的冲击，也由于洋务派“自强”、“求富”的需要，左宗棠的教育思想发展到后期，更加适应了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左宗赏的教育思想在总体上是讲义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在具体发展过程中，是随近代资本主义的逐步深入中国而发展的，是由旧到新、由中到西扩展的。他的教育主张由推崇义理之学而致用之学而洋务之学，虽然还具有较浓的封建意识，但已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而进步。他对于旧学既不是全盘继承，也不是根本摒弃，而是在“中学为体”的主线下，弃其无用之学。由义理之学而致用之学，弃义理之华辨、诡异，由致用之学而洋务之学，举艺事之精锐、进步。所以，我们既要看到其教育思想的浓厚封建性，又要看到其教育思想中近代资本主义教育思想的萌发。

　　二、丕兴西北文教

左宗棠于同治五年（1866）调任陕甘总督。当时的西北，各族人民杂处，语言，文字、习俗差异较大，中原文化鲜有传播，人民少有书读。文化落后，人才缺乏，且各族人民起义风起云涌，西北局势动乱不安。左宗棠认为西北的落后、动乱，根源在于人民没有受到义理之教，“陇西人民质直近古。三代以还，自西徂东，王者迹熄，孔、孟辙迹并不到秦，老子入胡且化为佛，秦、汉以后更无论也。自有天地以来，此方不沾圣人教泽。”所以，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左宗棠特别重视办好西北文教，以“兴教劝学为急”，开发西北智力，以期“经正民兴，人才从此出，风俗亦从此厚矣。”

首先，左宗棠要求各府厅州县，兴办义学：“师行所至，饬设汉、回义塾，分司训课。”他本人也于同治八年（1869）在崇信设义学一处，以后各地方一律开始兴办义学。对于回民子弟，他认为西北人口，少数民族占大多数，官民难合，政教分离的原因都在于语言文字的不同。“官厅政令，专靠翻译传布，其势不免壅蔽。因于收复之后，便嘱各善后局、各防营，广设义学招收回民子弟。先用《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教他们识字；并用楷书仿格，教他们写字”，且“化回、汉之见，则义学不可不设。”为了使回民子弟学习汉文，受中原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光绪元年（1875），他又“拨（兰州）北山荒绝田775亩，收租供各官学经费，于是有四个义学重新修建，就是正德、序贤、养正和存城，后面两所专收回民子弟。”据不完全统计，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期内，西北各地新办的义学：计兰州16处，狄道4处，河州3处，平凉9处，平远5处，海城6处，化平川12处，崇信2处，秦州54处，秦安16处，徽县8处，两当2处等，共有300多处，其中有回民义学57处。左宗棠这种回汉一体，同等相待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团结，稳定了西北局势，推广了中原文化，培养了地方人才。

其次，左宗棠对文武官吏和士民的求学问题也很重视，倡导修复和兴办了一些书院。从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六年（1880），新修尊经书院（庄浪），泾干学舍、味经书院（泾阳）、文明书院（岷州）、襄武书院（陇西）、钟灵书院（宁灵）、金山书院（洪水堡）、归儒书院（化平川，特为回民而设）、南华书院（甘州）、河阴书院（贵德）、陇南书院（秦州）、庆兴书院（董志原）、五峰书院，湟中书院（西宁）、文社书院（镇番）、鹤峰学舍（三岔镇）、风池书院（惠安堡）、柳湖书院（平凉）等；先后重建、修复的也有瀛洲书院（泾阳）等18所。他还多次拨膏火费、田亩给书院，对学生也采取奖优罚劣的办法促进其学习，以期发展西北文教。

左宗棠对西北文教做得最多的还是刊发书籍。由于西北地处边远，书源很少，再加之战乱，书源更趋枯竭。西书贾贩去的书，“写的错字，圈的是破句，实在要不得。”左宗棠就应各地州县的禀请，刻发书籍，有关于幼童的，也有关于成人的，还有关于田垦农业的。主要有《六经》、《四书》、《小学》、《孝经》、《诗经》等，这些都是学生法定的课程。左宗棠是想借此振兴西北的文教，推广儒家理学。他说“《六经》传注，读者少而刻者亦少。此次影刊鲍氏善本，即前浙所刊旧式而又重加复校者也，当为海内孤本，以视浙刻尤精。但愿边方髦俊熟读深思，庶延关学一线，老夫亦不枉此一行也。”“将来文教丕兴，足为南疆生色。兹如禀发去《诗经》、《四书》各二十部，候饬局乘解饷便差搭解，仰即收领，转饬各塾师勤加课读为要。”他选定刊发的书主要为了起到如下几种作用：首先是为了统一边民忠君爱国思想，做明白事理的良好国民；其次是为了培养儒士、圣贤，最后达到丕兴西北文教，开启民智的目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之落实。

另外，当时的甘肃虽自成一省二百余年，但仍是陕计合闱，闱所设在西安，甘肃生员赴陕也试最近也有七、八百里，受尽跋涉之苦，所费不资，能抵陕完试者在有资格参加乡试的士子中至多只有十分之二、三。因此，左宗棠力主甘肃乡试分闱和分设学政，终于在1873年奏准于兰州建立甘肃贡院，解决了士子们应试之苦。光绪元年（1875），“举行甘肃分闱第一次乡试。与试者约三千人，比较已往在陕西，多出二、三倍。”光绪二年（1876），甘肃也分派了学政，这对西北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选拔人才都创造了有利条件。

左宗棠在西北丕兴文教，开发民智时，当然也不会忘了洋务之学，他把办工厂与办学校相结合的方法也带到了西北。在筹办兰州织呢局时，他就指示部下从陕甘士兵中选拔“赋性灵敏，堪资学习者”入局，培养“将来必有可用之材。”“将来有成，尤为此邦师匠所自出，不但数世之利也。”但是，他在西北推行西学的事例很少，这与前面所述西北的特殊状况有关，而且义学、书院虽设，儒教、义理虽行，基础还并不牢固，当然不能大规模推行西学，“察看狄道民风，虽不乏读书明理之人，而地杂回、番，泯棼已久，一时望其丕变，复我华风，殊非易易。惟礼义廉耻数字则必须先与讲明，俾革其旧染之污，得免刑戮，亦云幸矣。”更不敢多有奢望。洋务之学是挑选士兵学习，且不是在士子中传播，很类似于现在的成人教育。但是，兰州织呢局经营不到两年就关闭，洋务之学便在西北结束。

总之，左宗棠在西北的教育措施对传播民族文化，发展西北文教事业起了一定作用。“曾不数年，边徼汉民敦崇儒术，诵习《六经》，回、藏、蒙人亦争延师课读儒书。沟通民族文学，提高民间文化，至今考之，其效益盖可睹矣。”他所推行的教育措施对加强民族团结也是有一定成效的，“又于化平川、海城、平远、宁灵等厅县，回人较多，则为之设通判，增训导，添学额，使回民一律入学，无分彼此，同棚合试。如此教养兼施，使之诵读服习，一从儒教。思想攸同，畛域自泯，以故汉、回相安，至今无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