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186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次年，又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奉命督办陕甘军务。这期间，左宗棠对开发西北做出了很大贡献，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一）“民惟邦本”思想。左宗棠在西北期间，一再告诫地方官，“无论汉回，均是朝廷赤子，一本天地父母之心待之，俾各得其所，各遂其生，无有自外生成阻我声教者……心惟大公，无失之偏，无失之私，理本至正，无使强凌弱，毋使众暴寡”。针对一些地方官只顾自己享受作乐，而不顾老百姓死活，他要求“做事要认真，遇事耐烦体察，久之无不晓之事，无不通之情，一片心肠都在百姓身上，如慈母抚幼子，寒暖饱啼不待幼子啼笑，般般都在慈母心中，有时自己寒暖饱饥翻不觉得，如此用心，可谓真心矣！”作为钦差大臣的左宗棠，清政府给他的使命是镇压回民起义。可左宗棠不是凡夫俗子，他之所以“出队则整旅荷戈，收队则挥鉏负耒”，之所以要倡议、札伤、命令兴修水利，开渠凿井，筑路植树，修建城郭，禁种罂粟，劝民课桑养蚕，广种植棉，兴办书院，倡设义学，奏设新疆建省，开办甘肃二局，就是因为他认为战争是暂时的，战争很快会结束，但战后怎么办？安抚比征剿更重要，而且只有采取一些利民措施，才能长治久安。面对西北“景象不似人世，千里炊烟断绝，但闻狼嗥”的悲惨局面，左宗棠从一点一滴做起，他说：“地方莫嫌瘠苦，惟瘠苦益足显其措施，民莫嫌刁顽，惟刁顽正赖官为训导”。民本思想始终在他心中占据重要位置。1881年，左宗棠在回京路过平凉时，见魏光焘创建柳湖书院将他以前所凿暖泉池圈入院内，他甚是不悦，写信告诉杨昌濬。“……午庄（魏光焘）作书院将此池圈入院内，从此行人不获沾溉，且此泉向本用灌地，旱时尤为急需。与其私之院中为乐饥之用，曷若引水之田畔为救稼之用乎！”此后，此泉又向民间开放。
此事虽小，但身为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的左宗棠并没有因为小而置之不理，因为他懂得“为政者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左宗棠心系于民，得到了人民的支持拥护，这是他开发西北取得实效的先决条件。
（二）长治久安思想。西北有过辉煌的过去。但是，自唐宋以后，西北就和战争、荒凉、落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自清以来，西北又多次发生少数民族的起义和叛乱，清政府视此地为难以抚驭之区，对西北各少数民族也只以羁縻笼络政策为重，并没有下大决心去经略开发。这次左宗棠也是因战争而来，带有很强的政治目的。但是左宗棠只把战争看作手段，而不是目的，最终目的是要使这块土地富起来，使它能够保蒙古，卫京师，御外侮。因此，他从长远利益出发，做了一些有益于人民，有益于民族的大事。
西北人民深受罂粟之害，过去刚劲淳朴的民风因吸食鸦片竟变得奄奄没有生气。他一到西北，就颁发了《禁种罂粟四字谕》，告诫人们吸食罂粟“可衣无棉，可食无肉，盎可无粮……家败人亡，财似命促，乱后年荒，民生愈蹙”，他发自内心地喊出“言念时艰，有泪含目”，要求人们拔恶卉植五谷，才是长久之计。为了彻底根除罂粟，左宗棠严饬地方官要亲自下田野地头，对一些查办不力的官员，严惩不贷，而对一些勤勉用心者，大加褒奖。在严查土药的同时，“对有洋药入境，令其原路折回，对违者查出焚之通衢”。
在左宗棠的严厉督饬下，罂粟的种植逐渐减少。在他离开西北时，陕甘鸦片种植几绝，而新疆南路比北路清查彻底，大片的良田沃土种上了粮食及棉花等经济作物。这不仅为左宗棠西征筹备了充足的军粮，而且也解决了西北人民的衣食问题，从长远来看则开化了风气，稳定了社会。
左宗棠对西北的教育也做出了很大贡献。他说：“（吾）区区戎马之余，教稼劝学，始启其端，以俟后之君子已耳！……昔人云：‘一时教人以口，百世教人以书’，有怀匡济者，必取诸此”。左宗棠兴办书院，倡设义学，刊刻书籍，奏请陕甘分闱不遗余力，才能“人才从此出，风俗亦从此厚矣！”况且“关陇兵燹之余，人不悦学，不及时兴教劝学，祸患何可胜言……况当兵戈满目，学校颓敝之日，斯文断续之交，顾可坐令坠绪弗理乎！”左宗棠共倡导各州县创办书院31个，义学180多处，这些学校都培养了一些初级人才，后来都成为各省的经济建设者。更难能可贵的是左宗棠对回族子弟的教育格外关注，他给平凉善后局冯邦秉的批札中说：“至年幼能读书者（回族子弟）仍当饬入义学，以期读书明理，同为圣贤之徒，即将来人物科名，亦未可量，不可任其终于愚蒙，是为至要。”要求他们学习汉族的先进文化来发展完善自己。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左宗棠奏请陕甘分闱应试。在甘肃未有贡院之前，甘肃、新疆士子参加乡试必须赴陕。由于道阻且长，经济困难，一些士子终身皓首穷经，也不能参加一次考试，左宗棠看到这种情况，上奏朝廷要求陕甘分闱，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并且中额人数也从原来的21名增加到42名。1875年，光绪皇帝下诏开恩科，同时贡院告成，左宗棠亲自入闱监临，并为贡院撰写了门联：“共赏万余卷奇文远撷紫芝近搴朱草，重寻五十年旧事一攀丹桂三趁黄槐”，联想到自己早年的经历，看到今天的成果，欣喜之情，溢于言表。甘肃有了自己的贡院，人才也从此兴盛起来，民风也从此振兴起来。
新疆建省是左宗棠长治久安思想的最好体现。左宗棠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收复了新疆，但新疆建省又面临重重阻力。一些朝廷大员尤其以李鸿章为首的放弃新疆论者认为：“左相议改设疆吏，分置戍兵，端绪甚大，经纬需才，穷天下之力犹虑莫殚”，“新疆改设行省，财力实有未逮。三面切近强邻，恐亦非常文吏所能制驭，左公老矣！贻累后人，未敢许为经国之谋”。李鸿章的建议得到朝野重臣的支持。在这样的压力下，左宗棠并未退缩，他先后五次上奏清政府，要求清廷从长远打算，他认识到：“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如若“失今不图，实为可惜”。在左宗棠和一些爱国官吏的极力要求下，1884年11月11日，清政府批准新疆建省。新疆建省的成功，固然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是左宗棠等一批有远见、有才干的政治家不畏艰险，努力奋斗的结果。
禁种罂粟，兴办教育，新疆建省这三件大事，左宗棠分别从经济、教育、政治三方面入手，把西北的开发看作是一个整体的、有序的过程，这为后人开发西北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和精神基础。
（三）因地制宜思想。西北地处亚洲大陆腹地，属于干旱半干旱性气候，降雨稀少，森林覆盖率低；同时人们违背自然规律，任意樵采，濯濯童山随处可见。但西北也有丰富的天然草场，适合于畜牧业。西北海拔较高，日照时间充足，适合于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左宗棠看到了西北的不足和优势。针对不足，他倡导兴修水利，植树造林。针对优势，他主张发展畜牧业，并广种棉花。这样因时、因地、因利地采取开发措施，真正使开发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水利更是西北农业的命脉。开发西北首先面临着兴修水利。左宗棠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他说，“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洫，不易之理。惟修濬沟洫，宜分次第，先干而后支，先总而后散，然后条理秩如，事不劳而利易见。
在驻军平凉时，他就采取措施治理泾河。认为“筑塥引泾，可复郑白之旧，……为关陇创此永利。”尤其是他购买外国的开河机器来治理泾河，这在西北的治河史上是一个创举。随着驻地的西移，左宗棠在宁夏、河州、西宁、河西、新疆都有兴修水利的业绩。驻军肃州时，他疏酒泉为湖，为民造福，规定每年“以三月三，四月八，五月五，六月六，七月七，八月中秋，任人游览，妇女不禁”，前来游览者，络驿不绝。
西北林木稀少，由于缺水，树木成活率极低。但左宗棠不畏艰辛，毅然为之。流传至今的“左公柳”就是他当年倡导所种。他认为在沿路植树有三大好处：可巩固路基，可荫旅客，可美化环境。在他的倡导下，地方官、军队、人民都大力植树造林，形成一种风气。1881年，左宗棠从关外进京，一路上见“道旁所种榆树，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沙碛外，拱把之林，接续不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人民给左宗棠以最好的评价，有诗赞之，“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侯所植。”
西北地气高寒，每至隆冬，人民短布少衣，不得不忍受风寒。左宗棠看到这种情况，他内心“实为悯恻”，他认为“凡向阳肥暖之区，可种罂粟者无不宜种植棉花，比通饬各属严禁种植罂粟，劝谕农民广种草棉，设局教习纺织，……区区愚衷在拔恶卉而植嘉苗，为一举两得之计也。”左宗棠也看到“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养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广种棉花，多发羊种，左宗棠开辟的这两大利源，是解决西北人民衣食的好办法。这两大利源，不仅符合西北的区位特点，而且也合乎民情，顺乎民意。正如左宗棠所说：“开利之源，自以因民所利而利之为善，盖源开而流弊自少，故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之为得也。”
上述三大措施，符合西北的天时、地利，再加上左宗棠悉心调度“人和”因素，最终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四）自强求富思想。左宗棠是洋务派的主要代表，创办福州船政局就已显示了他卓越的自强求富思想。移督陕甘后，他仍将这一思想运用于开发西北的实践之中，这突出地表现在甘肃机器制造局和兰州机器织呢局的创办上。
由于军事的需要，左宗棠饬总兵赖长于1872年在兰州创办了甘肃机器制造局，生产一些铜引、铜帽以及大小开花子，又仿造了一些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左宗棠对甘肃机器局的工作成效，评价为“此间见设制造局……能仿造（后膛进子螺丝炮及后膛七响枪）……其制胜确有把握，非美观不适用，空言无实者比也。”的确，此局生产的子药在抗击阿古柏的战斗中起了很大作用，在中俄交涉伊犁的谈判中也起了一定的震慑作用。
兰州机器织呢局的创办是洋务派由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的重要实施。由于甘肃机器制造局的生产需要大量的经费，同时战争即将结束，解决民生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再加上西北又有丰富的羊毛资源和劳动力资源，这些都为兰州机器织呢局的创办提供了条件。左宗棠高兴地看到，创办此局，“须数年后始睹其利，拟先内地后关外，与棉利同规久远”，“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不仅如上海黄婆以卉服传之中土为足称也。”
二局的创办，开甘肃近代机器工业之先河，迈出了甘肃近代化的第一步，影响深远。左宗棠正是在自强求富思想的指导下做出了这一历史性的举动。洋务派开发西北的思想比地主阶级改革派更进了一步，就在于他能把“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附诸实际行动。左宗棠一再强调要学习外国，他说：“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虽善作者不必其善成，善因者究易于善购，天下事始有所损者，终必有所益，……一时之费，而数世之利也。”两局的创办，正是他善学、善购的恰当例证。他一再强调只有自己强起来，富起来，才能和外国并驾齐驱，否则“人操舟而我结筏，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
观左宗棠开发西北诸思想，我们可以看到，左宗棠具有高瞻远瞩的目光，他始终从大局出发，从长远出发，不因一使之费而放弃开发西北的大业，也不因西北的贫寒瘠苦、民风刁顽而听之任之，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做了努力的开发。“谁引春风度玉关”，在西北近代的开发史上，我们不应该忘记左宗棠，他的开发思想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在当今西部大开发的形势下，尤其显得必要。“今日西陲需保障，九原谁为起斯人”，但愿我们踏着前人的足迹，开创更加宏伟的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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