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的民族思想，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从事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教育等活动的指导原则。因此，研究左宗棠的事功，有必要从中国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高度，运用宏观的综合考察方法，来削析左宗棠的民族思想，以探求左宗棠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历史地位、作用和借鉴意义。
有鉴如此，笔者试就左宗棠民族思想的特点，谈谈肤浅的看法，求教于方家。
第一、维护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是左宗棠民族思想的核心内容
左宗棠抵御外侮的众多事功证明，他始终坚持维护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的正义立场，坚决反抗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
为什么身为清王朝封疆大臣的左宗棠能够比较自觉地顺应救国图存的历史潮流，充当地主阶级抵抗派的代表人物呢？笔者认为，根本原因在于他有着鲜明的、炽热的、以维护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为核心内容的民族思想。
左宗棠民族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早期（1812——1852）以“爱国爱民忧天下”为主线的勃兴阶段；二是中期（1853——1872）以“募兵镇压太平军”为主导的钝化阶段；三是晚期（1873—1884）以“富国强兵御外侮”为主课的成熟阶段。在这三个阶段的全过程，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左宗棠也由科举不第的一介书生发迹为位尊权重的封疆大吏。正是由于这种时代的变迁、经历的复杂和阶级的烙印，导致了左宗棠民族思想的双重品质：他既尊重正统的封建礼教，又倾心于社会改良振兴；他既维护封建王朝的长治久安，又照顾被统治阶级的安居乐业；他既听命君王对外妥协退让的旨意，又奋力争取国家的独立统一；他既保持旧的统治方法，又注意适应新的实际情况。左宗棠民族思想的保守性，驱使他犯下了镇压农民起义的罪行；左宗棠民族思想的进步性，则鞭策他创造了抗击外侮的丰功伟绩。两相对比，可以明显地看出，左宗棠基本上是沿着反帝爱国，“心忧天下”的轨迹，曲折地向前进取的。它的具体表现是：
（一）他把对家族、乡里的关心，扩展到对黎民百姓的关心，以忧天下之民为己任
左宗棠祖先三代都是秀才，儒家学说的影响根深蒂固，忠孝节义之礼相沿成习。他自小熟读《论语》《孟子》，“知慕古人大节”。及长，更从祖辈乐善好施的实际行动中，接受了心忧天下，助人为乐的思想，视野从家庭、族人、乡里扩展到社会，思想从正己、齐家、兴族扩展到爱国忧天下。他因二哥早亡，便将祖传田产全部送给孤侄；他因大姐家贫，便将会试盘川全部奉接济；他耳闻朋友受困，便送钱财予以周全。1847年，湘阴大水成灾，他劝富室捐助银钱谷米，次年复大水，他又“予出束修籴谷，以半济左家族人，半济柳家冲本乡”，并罄仓谷煮粥俵食饥民。为备荒年，他曾悉捐家中长物购谷四百石，贮仁义团义仓，留为族邻急用。左宗棠早年所作此类义举的动因，在他为左氏族谱归纳的“教孝、崇礼、劝学，务本”四条家训中得到了反映。他认为：“治家之道，与治国同，其规模不可不宏且远也。鳏寡孤独月有饩，则穹宗之无告者有托矣。公田族仓岁有蓄，则贫难之遭荒者不死矣。胎养之谷，育婴之钱具，则子女之不能举者育矣。恤嫯之堂，孤儿之社成，则苦节之不自存者全矣。义塾之设，大课之程、奖赏之费备，则孤寒之不能读者勉矣”（《书牍》卷一，23页）。左宗棠这种把治国治家之道等同相待的设想，不仅是他“忧天下”思想初露锋芒的写照，更为他后来实践“忧天下”的宏图大业框划了方向。我们只要粗略地综合他在西北任内的一些作为，就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体民情、苏民困、安民生的坚定信念。例如，就振兴经济而言，他强调“水利为养民之先务”，为缓和干旱之苦，亲自筹划开渠凿井，疏通河道，兴修水利；他强调“筹民食乃不竭之源”，为安置降卒和难民，亲自组织招抚流亡，赈济种粮，兴办屯务；他强调“授民农法以尽地利”，为提高作物产量，亲自推广耕作之术，倡种稻棉蚕桑，兴盛农务；他强调“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为开辟财源，亲自指导采矿设厂，兴旺商务。就整饬吏治而言，他坚持择吏务求“廉干”，喜用亲民心、察民情、以民为重的人；他坚持治吏务必察吏、训吏和恤吏，见善则奖，见过则规，宽其不逮，体其难苦；他坚持惩吏务要从严，凡庸官、贪官和昏官，都严厉裁制，不稍放松；他坚持修明吏治务须革禁陋规，悉心整理田赋、盐务和厘金，做到征收有条理，出入无侵欺。就严肃军纪而言，他规定勇夫人众不许搬用民物，讹诈民财，倘有不遵，随时查办；他规定营中购物必须按照市价平买平卖，不许短价勒买，巧取豪夺，凡肇事生端，严惩不贷；他规定长夫人等要爱护林木，不许砍伐果树和折毁民房作柴，如有违反从重教戒；他规定马夫要看守马匹，不可践食百姓生芽，着有逆行，赔款受罚。他还号令部属，一路进军，一路屯田，一路植树，使军旅为节制之师，使百姓受无穷之惠。
左宗棠上述“利民”之举，是在一定的前提下实行的。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他只承认受制王法的“顺民”，声恶痛绝“犯上作乱”的“刁民”。因此，在参予镇压农民起义的罪恶活动中他视起义农军为“洪水猛兽”，为寇仇，必杀之而后快，犯下了不可开脱的罪行。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封建统治阶级的营垒中，象左宗棠这样以民为邦本，用民心，恃民力的清廉之仕，较之那种残民以逞的贪官酷吏，阿谀奉迎的劣吏庸僚，要好得多。
（二）他把对大好河山的热爱，扩展到对社稷的热爱，以振兴国家为己任
左宗棠早年醉心探求“经世致用”的学问。他研究舆地学、农学，兵学以及盐河漕荒之政，都离不开熟悉祖国的大好河山，并由此萌发眷恋乡土之情，滋生匡扶社稷之志。
1829年，左宗棠于书肆购得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指掌。又兼得顾炎武的《关下郡国利病书》、齐道南的《水道提纲》，“昕夕稽究，有所证发，辄手自条记”。他在评说《方舆纪要》中指出：“顾氏芝书，考据颇多疏略，议论亦间欠酌，然熟于古今成败之迹，彼此之势。魏氏源谓其多言取而不言守，言攻而不言防，乃抢攘策士之谈。此论甚谬。大凡山川形势，随时势而转移。至于取守攻防，则易地可通也。”士人窃笑他习此无用之学，他却视为上等好书，丹黄殆遍，爱不释手。
1830年，贺长龄因母丧在籍守制。左宗棠慕名前往拜访，纵论天下大势，颇为契合。并借阅贺氏所藏《官私图史》。贺长龄对左十分赏识，誉为国士。左宗棠于贺则推崇备至，曾圈读和批点过贺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和《区田说》，深受名臣巨儒关于国计民生言论的启迪。
1833年，左宗棠参加会试不第而归。从此，他开始深入研究地舆之学。他认为“陵谷之变迁，河渠之决塞，支源之远近，疆索之沿革，代不牟也”，既往书上所绘的地图，位置乖舛，引注亦多牵凿，尤无足观。于是，他与夫人合作，历数载之艰辛，既绘制全国和分省地图，又绘制清代、明代，推上乃至《禹贡》的地图。更把山川、险隘、驿道远近，分门别类订成几十大本，题名《余阁钞本史部》。他在探索绘制地图的原理中，考山川的分布，察疆域的沿革，究城池的兴废，析攻守的形势，油然而生对祖国锦绣江山的热爱，并将这种深沉的感情，上升到热爱社稷，保卫和建设疆土的高度。在左宗棠一生中，这种思想的表露是显而易见的。例如：
1833年，左宗棠抒发爱国情感的《燕台杂感》，就是忧河山社稷安危之作。他藉参加京试之便，一方面亲睹长江黄河之壮观，倍增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豪迈气概；另一方面看到灾区断炊民不聊生而朝中显贵纸醉金迷，又激愤出“谁将儒术策治安”的壮志雄心。尽管在会试落第，裘蔽金尽的情况下，他不但没有消极颓废，反而忧虑西域的叛乱、南方的夷情，新疆的置省、五岭的关防。这说明他已经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同确保“江山永固”联结在一起了。
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中，左宗棠力排众议，说服朝廷，坚持西征的正义大业，充分反映了立国有疆，富国裕民的思想。早年，他接受了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对新疆战略地位所提出的置省兴屯以靖边陲的设想。在西北任内，他又从全国攻守形势和夷情缓急的角度，实地考察和研究了边地之势、边民之情、边防之患，制定了“重新疆，保蒙古，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无障可乘”的战略思想。在反对停兵撤饷的争议中，他义正词严地驳斥了放弃新疆的卖国言论，指出：“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奏稿》卷四十六）。对比李鸿章提出的戡定新疆，“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百万年之漏扈”，“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的卖国之策，左宗棠纾朝廷西顾之忧，划社稷久治长安之策的赤胆忠心，更显得高大和难能可贵了。
（三）他把对君主的忠诚，扩展到对民族的忠诚，以边荒艰巨为己任。
左宗棠的忠君思想经历了由浅入到深化、由笃信到至诚、由报皇恩到救民族的衍变过程。他早年曾自诩“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对“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顶礼膜拜。三次会试落第后，他受到了极大打击，流露出“君王爱壮臣非老，贫贱骄人我岂狂”的满腹骚愁，更决意断科举之缘，绝仕途之念，买山而归隐，与田垅为伴，做“湘上农人”。当太平军兴，朝廷苦无对策之时，他跻身军旅，募练楚军，以绞杀太平天国革命报答君王知遇之恩。后来，随着民族矛盾渐次上升，洋人入侵日见嚣张之际，他又能置个人生死祸福于度外，把忠君、报国、挽救民族危亡融为一体，不辞鞍马劳顿，不畏攻讦诽谤，不顾古稀之年，坚决与卖国投降行径作斗争，最后在福建前线撒手尘寰，与世长辞。
综观左宗棠忠君思想的演变过程，我们可以看出：他在受冷落或被重用之时，尽管对君王的依附程度有疏密之分，但效命君王的观念是一贯的；他在身为布衣或权重一品之时，尽管对百姓有良莠之别，但为民效命的观念也是一贯的。这两个“一贯”，从阶级范畴来说，是完全对立的。但在君主专制的“朕即同家”的封建时代，忠君与爱民又能在反击外来侵略，振兴国家和民族的条件下统一起来。左宗棠正是把民族兴亡和皇权安危合二而一相提并论，因此，在强敌入侵面前，能够把对君王的忠诚扩展到对民族的忠诚，成为反帝爱国的民族英雄。
在这一方面，左宗棠的表现是令人信服的。（1）当皇帝听信谗言贻误天下时，他力主进谏，不怕风险。鸦片战争失败，林则徐削职遣戍。左宗棠闻警忧愤，深感“方今时事之坏，无过上下相蒙，贤奸失别”，“非严主和玩寇之诛，诘纵兵失律之罪，则人心不耸，主威不振”（《文集》卷三）。并力促谏官黎光曙三上奏牍，“力陈岛夷不可纵，疑议不可恃”，弹劾琦善欺君罔上，张贼势而漫军威，令天下事败环至此。对于新疆开置行省，他不顾投降派的干扰破坏，不惧朝廷已有“一切建置事宜尚难遽定”的批示，历经数裁，五次上奏陈说利害，终于使这一影响深远的战略措施得以实现。（2）当谋臣惧强敌而妥协投降时，他不徇私情，据理抗辩。李鸿章是主管夷务的朝廷命臣，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俯首帖耳，“畏犬如虎”。左宗棠则一贯与之开展针锋相对的反投降反卖国斗争。中俄伊犁交涉，李鸿章始则散布“先允后翻，其曲在我”的卖国论点，继之攻击在京朝官“群吠力争”，“其源自左相发之”，最后阴谋假曾纪泽和英人戈登之手出卖伊犁。左宗棠洞察其奸，一方面迫使朝廷将崇约交六部九卿议复，动员爱国力量参劾崇厚卖国，批驳投降论调，一方面痛剿余孽，准备抗俄，以武力为后盾重开谈州。尽管和议结局并不如左宗棠之意，但总算为祖国争回了一些权益。（3）当劣吏济私而逞奸时，他嫉恶如仇，严惩不贷。左宗棠一贯强调“为政首在利民”，“官评以操守为重”。凡发现庸惴无能、胆妄凶横、侵吞民财，藉端营私，骫骳玩泄、触犯纲纪的下属官员，必切实整理，绳之以法。因此，被他革职参办和处以死刑的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不乏其人。（4）当陈规陋习有损国计民生时，他义无返顾，兴利除弊。左宗棠强化地主阶级统治的重要手段，是改革不利于长治久安的苛政，尽管这些改革会因触犯某些当权者的利益而遭风险也无畏惧。西征军进疆以后，左宗棠废除伯克制度、裁撤军府制度、改革赋税制度、变通徭役制度这些变革图治的措施，不仅有利于民力的恢复，饷银的筹措，吏治的改善和边防的稳定，同时，也为后来新疆置省铺平了道路。
第二，争取民族进步和民族发展，是左宗棠民族思想的时代特征
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的开端。资本主义的英国用坚船利炮打败了“天朝自居”的封建主义中国，使华夏子孙发出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奇变”的惊呼，使固步自封的古老的封建帝国遇到历史上从未遇到过的新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是抱残守缺还是励精图治，是妥协投降还是救亡图存，就成为一切先进的中国人必须回答和解决的崭新课题。在这种严峻的历史选择面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左宗棠，放弃封建统治阶级顽固自大的传统作风，主张为了民族的进步发展，师夷长技以制夷。正是由于顺应了历史潮流的时与势，左宗棠的民族思想就显现出鲜明的时代色采。
左宗棠民族思想的时代色采，是在同顽固派和投降派的斗争中形成的。
（一）左宗棠能够冲破盲目排外的狭隘的民族偏见，坚持向西方学习，以争取民族的进步和发展
鸦片战争以后，欧美列强用大炮和商品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一时间，“奇技淫巧”见于朝野，遂引起了要不要观察和研究西方，师夷长技的严重斗争。顽固派宣称“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47），如果学习西力，就会出现礼崩乐坏，人心解体，以夷变夏的危局。因此，他们对“师夷”的“异端邵说”，发起了一场令人恐怖的围攻。
在这场斗争中，左宗棠以民族命运和前途为取舍标准，坚定了向西方学习的决心。首先，他摆脱了传统习俗的羁绊。历史上的中国就曾有鄙夷排外的恶名。这种妄自尊大的传统习俗，一方面由于它形成后的长期内与时代、环境互为协调和适应，被人们崇为保持民族尊严的美德；另一方面由于它与“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互为融合和制约，被人们视为忠君的一种节操。在这种传统习俗的影响下，左宗棠曾有过反对建设铁路和架设电线之举。这种愚昧的行为，如果说带有文化落后的因素，不如说是受到忠君孝亲思想的驱使。但是，左宗棠毕竟不是迂腐之人，早年他阅读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介绍海国故事的著作受到深刻影响，冲击了妄自尊大的传统习俗，滋长了继承林、魏之志，认识外在世界探求救亡图存之策的强烈愿望。特别看到“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竟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暇无所不至”的危急局势，便向朝廷疾呼：“我能自强，则英俄如我何？我不自强，则受英之欺侮，也受俄之欺侮。”并大胆地提出了自强之策在于向西方学习。其次，他善于正确接受社会心理影响。两方势力的入侵大大损伤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对侵略者的敌视也使中国人采取了激烈的排外态度。这种嫉洋如仇，一概排斥的社会心理，给主张“师夷说”的有识之士以极大的精神压力。在对待这种社会心理的影响时，左宗棠接受了爱国的积极性，抵制了不讲理智意气用事的消极性。他从民族的尊严着眼，强调“泰西巧而中国不能安于拙，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他从民族的智慧相比，强调“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他从民族的前途考虑，强调“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这种认识方法，把反抗西方侵略和学习西方长技，对立统一起来，在客观上反映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思想，符合时代需要，表现了大智大勇。再次，他巧妙地回敬了顽固派的攻击。在封建专制时代，对待孔孟之教就是对待封建制度的态度问题。顽固派以“用夷变夏”的杀手锏来反对人们倡“师夷”之说，是十分厉害的一招。左宗棠从本质上来说，在维护封建统治上与顽固派是一致的，但在学习西方的问题上则大相迳庭。为了避开顽固派的锋芒，回敬顽固派的攻击，打通学习西方的道路，他从中国欲自强必须开放，皇权欲振兴必须师夷的角度立论，反复说明“中国以理义为本”，“外国以艺事为重”，“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勿论可耳”。这种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尚属通情达理的说明，既安抚了顽固派，又鼓舞了改革派，为学习西方披上了一层合法化的面纱。
（二）左宗棠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坚持学习西方的长技，以获得民族的进步和发展
清朝中叶，知识分子有多种倾向。一种是沉弱于儒家典籍之中，盼望金榜题名，以博取高官显爵；一种是束手空谈性理，不务实际，置民族的安危而不顾。对于这两种人，左宗棠是极端鄙视的，他说，“近世大夫兢习帖括，尚词章记诵，而经术早荒，鹜利禄功名，而儒修罕觏”。因此，他将经世致用之学付诸实践，对功利主义十分欣赏，师夷中讲究务实，“以夺彼族之所恃”，以利民族的发展。
左宗棠强调学习西方长技，重点是创办军事工业，主旨是“富国强兵”。他的这种思想有一个形成过程。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他萌发了探出头去学习西方的念头；镇压太平军期间，他明确地提出了学习西方制造枪炮技术的要求；任闽浙总督时，他创办福州船政局，正式开始了造船设厂的实践。如果以1866年划线，以前着眼于制造枪炮，目的是为了“安内”的军事需要服务，以后着眼于制造轮船，目的是为了“御外”的富国强兵需要服务。这种变化，就左宗棠来说是在民族矛盾取代阶级矛盾上升到主要地位的时代条件影响下，由民族罪人向民族功臣转化的开始；就民族自强来说是带有战略意义和全局性质的变化。关于这_一点，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奏折和书札中说得比较具体。他强调指出：（1）船政局成立后，锐意经营制炮造船，“中国枪炮日新月异，泰西诸邦断难挟其长以傲我耳”，将来必定“鸦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矣”。（2）向外国借船，“调遣不能自如，久暂不能自主”。雇佣外轮，“索价不啻倍蓰”，难听中国管束。购买洋船，多是陈旧之物，改装零件又费周资，每逢央求外国船厂修理，“我欲贱而彼欲贵，我欲速而彼欲迟”。实在是“借不如雇，雇为如买，买不如自造。”（3）主办学艺堂，培养人才“穷其制作之源，通其法意”，做到“尽其所长归之中土，相衍于无穷”，“方不至授人以柄”。（4）“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5）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左宗棠对于以上种种好处的表述，无愧为有识之士，也不失为“富国强兵”之良策。
左宗棠强调学习西方长技，既要注重军事工业，也要注重民用工业。规复新疆期间，面对着拥有洋枪洋炮的阿古柏匪帮，左宗棠不能从李鸿章控制的军用工厂得到兵器的供应，只好自行筹办兰州机器局，为西征军修造枪炮。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他也没有忽视创办民用工业。他创办的中国第一所机制国货的甘肃织呢总局，“以中华所产的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以“抵制洋呢入口”，“为边方开此一利”。他为了解决屯垦戍边所需的铁器，收复乌鲁木齐后，即指示从速筹建铁厂，制作农具。他到甘肃后听说有金矿，就指定米海厘筹备用机器采金，未果，就组织人工淘沙取金。后来他督师福建，看到沿海人民土法制红糖，竞争不过外商，就主张采购制糖机器，设厂提炼白糖，“收回洋人夺去之利”。在创办近代民用工业时，还主张“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把兴办民用企业作为国家开源厚生的手段，在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
（三）左宗棠敢于向卖国投降行为作斗争，坚持为制夷而学习西方长技，以保卫民族的进步和发展
近代中国面临着两项根本任务：反对帝国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种兴办实业以发展资本主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现这两项根本任务的唯一途径是向西力学习。但是，采取什么态度学，使用什么方法学，坚持什么原则学，则由于各个阶级的立场不同，各个阶层所代表的集团利益不同，存在着明显的差别。
六十年代兴起的洋务派，顺应了时代的要求，掀起了第一次大规模向西方学习的洋务运动。由于洋务派是一个十分庞杂的集团，尽管在维护封建统治上完全一致，但在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上则有着根本分歧。因此，在向西方学习的问题上出现了妥协与反妥协、投降与反投降的激烈斗争。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妥协投降派，为了不断扩大淮系的政治资本和派阀势力，在谋求“自强”的口号掩护下，逐渐与帝国主义紧密勾结，狼狈为奸，沿着“师夷——和夷——降夷”的错误道路走下去，犯下了出卖民族权益的罪行。与李鸿章截然相反，左宗棠不谋求派系势力的割踞，不谋求借外力而拥兵自重，却是真心实意为着民族的进步和发展倡导“自强”，因此，能够沿着“师夷——容夷——制夷”的道路走到底，始终坚持师夷的初衷。例如：（1）他聘用洋师洋匠强调只可请教习不可请官，只给管理之责不给控制之权，只准按合同规约谨慎从事不准超越权限胡作非为。（2）他创办“艺局”培养本国科技人才，为的是学成后轮船督造有人管驾有人。如果西洋师匠尽心教艺者，薪水全给，如靳不传授者，罚扣薪水。（3）他设局办厂从事制造，不崇洋媚外亦步亦趋，力求穷制作之源，夺其巧争其奇，依靠自力更生使机器“化一为百”，用彼国开控之器，兴中国永远之利。（4）他主张发展运输，煤炭、机织和制糖等工业，以本国资源济本国所需，与洋商开展市场竞争，以防止利权外流。（5）他反对洋人在中国办厂开矿，强调外商经营贸易必须使商民彼此相安方期获益。若依仗雄厚资本和机器设厂开矿，尽夺华民谋生之道，致使华民失业，是断乎不可的。（6）他重视运用民力与西方资本相抗衡，主张以减税等办法支持商办企业，以维商本，以敌洋产。凡此种种措施，虽然也带来了“事咨洋员、制资洋法、料资洋产”的困难局面，但由于左宗棠坚持“能用洋人而不为洋人所用”，不仅没有干过出卖民族利益的勾当，并用实际行动批判了李鸿章之流卖国投降的行为，表现了保卫民族进步和发展的高尚情操。
左宗棠所从事的以制夷为目的，以师夷为手段的洋务运动，其事业的正义性和进步性，其活动的具体功绩和历史作用，都是也该肯定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他结竟是以失败者退出了洋务运功的舞台，没有达到保卫民族进步和发展的目的。究其原因，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给他带来了致命的弱点。从思想范畴来说，他师夷制夷的精神武器是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动机是以西方的长技来捍卫封建之道。这种观念上的古代化和技术上的近代化所造成的矛盾，在初期尚可相互调和，但只要向前跨越一步，建立在先进生产关系基础上的生产力，就必然猛烈地冲击落后的意识形态，使矛盾激化到互不相容的地步。左宗棠创办的近代工业之所以实效不大，多少包含着这个因素。从时代条件来说，他师夷制夷的时机是中国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初期，无论是经济基础、物质条件，还是思想上的准备，都不具备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的同时引进西方政治制度的条件。因此，他学习两方的内容只能限制在军事科学和生产技术的狭隘范围，不愿意也不可能明确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主张。这种枝枝节节的改革，是不能使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取得胜利，不能使垂死的封建王朝“起死回生”的。从阶级地位来说，他把师夷的总目标定在维护和加强封建统治上，完全是其阶级本性的集中反映。在外敌入侵面前，他能够把对地主阶级统治者的忠诚扩展到对民族的忠诚，是难能可贵的。但是，“扩展”并不等于“转移”，二者之间还隔着不可逾越的阶级鸿沟。他不会跳出地主阶级的阶级地位，站到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来，也不会真正地彻底地离开旧轨道，进入反封建斗争的行列。因此，他最终的结局，只能在医治封建地主阶级“病国”的奋斗中与世长辞。
第三，继承民族的传统文化，是左宗棠民族思想赖以存在的基础
在中华民族发展的长河中，民族传统文化始终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强大力量。它超越了历代皇朝的更迭，超越了人们的阶级等级，超越了学术派别的争辨，在潜移默化中凝聚成全民族的普遍意识、共同心理素质和思想方法。任何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都是在特定的民族历史条件下，从事其创造活动的。他们的创造活动，都不能完全摆脱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的功过是非，也无一不打上民族传统文化的烙印。承其精华者，则造福于华夏子孙；用其糟粕者，则肇祸于整个民族。左宗棠是近代中华民族的英雄人物，毫不例外，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他的民族思想赖以存在的基础。正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的支持，他才有可能区别于顽固派和投降派，在反侵略斗争中，为民族的安全和版图的完整，作出卓越的贡献。
分析左宗棠民族思想的特点，可以看出，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占据着比较重要的位置。主要表现如下：
左宗棠崇尚和实践中华民族的理性精神，以“仁者爱人”的传统观念节制言行，并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对自己，他强调“内省”，把“惟崇俭方能广惠”当座右铭，身体力地几十上“不欲以一丝一粟，自污素节，始终保持忠介之风。对部属，他强调“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居心宜直，用情宜厚”。他总结的带兵经验是：“所持者，诚信不欺，丝毫不苟，不敢以一时爱憎，稍作威福，致失人心。”他总结的为官之要著是：“务宜体恤百姓”，方能得天理，顺人心，伸国法。否则“富有之欲未厌，而贫者之苦愈胜”。对国家，他强调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面对沙俄入侵，他“乃不自忖，引边荒艰巨为己任”；遭到挫折之时，他从难而赴，“同事的牵掣，异己的阻挠，朝廷的训饬，皆所不敢屈”。年老体衰之际，他深感“特此西事大有关系，遽而抽身，于心未尽，于义未安”。总之，左宗棠主张个人欲望与社会理性要求之间的关系，应该统一和谐，反对分裂对抗。不能谋一己之利而损民族之益。
左宗棠崇尚和实践中华民族的求实精神，以“学而时习之”的传统观念驾驭行动，并作为反对空谈、注意参验，推崇事功的指导原则。他从研求地学、农学等经世致用之学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到“有辨合”、“有符验”的重要性，因而主张实学，注重实用，提倡实干，讲究实效。他对求实精神的运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办事“性喜研求”，相信“躬验而自得”，“体察久之，无不晓之事，无不通之情”。例如，他对帝国主义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是因为对“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名书有关涉海国故事者，每涉历及之，粗悉梗概”。二是指挥作战紧守一个“慎”字，坚信“惟慎以图之”方能“立业树功”。例如，他确定“缓进速战”为西征的战略原则，是在充分分析西北用兵“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又难于筹粮”的实际情况，所作出的慎重决策。三是处理各种问题，坚持“做官要认真，遇事耐烦”，不能虚妄苟且。规复新疆，筹粮运粮非常重要。为了妥善筹划，他反复地认真地审势了地理、气候、民情民力、度支消费等各种因素后，坚决与帮办袁保恒展开尖锐斗争，先后纠正了多设粮台、错定购粮路线、设局屯田的错误做法，终于较好的解决了西征军的粮食供应问题。
左宗棠崇尚和实践中华民族的应变精神，以“穷则变，变则通”的传统观念，作为处理复杂局面，转危为安的重要手段。他在参加乡试时的八股试文中写上了这样一段话：“端凝者其度，无故犯而不惊；神妙者其心，多方感之而惠应。故能立业树勋，以应乾坤之道，而进退每关天下的安忧”。从此时开始，他就把“应变”作为处世哲学。例如，当仕途不通时，他益弃词章之业，改攻经世致用之学，以求别辟良途。当太平军兴时局动荡时，他买山归隐，以求苟全于乱世。当朝廷重用汉族地主武装挽救厄运时，他自募楚军助纣为虐镇压革命，以求跻身官场。当民族矛盾上升列强入侵加剧时，他改辕易辙，投入了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当沙俄逼签和约，妄图吞并伊犁时，他以武力支持外交斗争，确保祖国领土的完整。总之，左宗棠所经历的一生，是“应变”的一生。他从与人民为敌的立场，转变到与帝国主义相抗衡，为民族利益鞠躬尽瘁的立场，是值得后人崇敬的。
（凡引文未注出处的均摘自罗正钧著《左宗棠年谱》、秦翰才著《左文襄公在西北》、董蔡时著《左宗棠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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