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复新疆是中国近代史上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伟大胜利。为此，左宗棠不仅在军事、经济、政治等方面作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还进行了错综复杂的对外交涉，表现出卓越的外交才能。对这个问题，尚无专文论述，本文不揣谫陋，打算作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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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左宗棠西征的外交方针和策略，需先了解当时与这一地区有关的国际关系。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逐渐向垄断阶段过渡，加剧了争夺殖民地、瓜分世界的战争。这段时期内的主要国际矛盾，是英、俄两国争夺霸权。中亚紧挨沙皇俄国和英属印度，成为英俄角逐的一个重要地区。沙俄先后攻灭浩罕、布哈拉和基发等汗国，建立起一个直属陆军部的土耳其斯坦省；英国完成对印度的征服后，立即从北面通过阿富汗向中亚渗透，经过两次英阿战争，控制了阿富汗，使之成为反俄前哨。这样。南进的俄国与北上的英国在中亚处于直接对立的局面，双方都企图在此确立霸权，进而争夺对世界的统治，寇松曾说：“阿富汗，里海以南地区……对我说来是一局正在下的棋盘上的方格，这盘棋的赌注是世界统治。”

在加紧侵略中亚的时侯，英、俄都把魔爪伸向了中国的新疆。从地理上讲，新疆毗邻俄国中亚版图和英属印度、阿富汗，谁能控制新疆，谁就可以从侧翼给对方以极大威胁；而且新疆“土沃泉甘，物产殷阜”，也使英、俄垂涎三尺，决定了英俄在新疆的争夺，必然是穷凶极恶的。

侵入中国新疆的阿古柏匪帮，成为英俄争霸的一颗棋子。在英、俄、阿三角关系中，由于阿古柏对沙俄怀有戒心和个人仇恨，逐渐倒向英国。这引起了俄国的猜忌，为了抵制英、阿势力的扩张，也为了乘机侵略中国，1871年，俄军占领伊犁。此后，俄阿关系日趋恶化，阿古柏成为英国豢养的肢解我国新疆和反对沙俄的工具。俄阿关系由互相勾结一变而为互相敌视，俄国一再威胁利诱，阿古柏自恃与英结盟，拒不理睬，使俄国大为怨愤。土耳其斯坦总督考夫曼调集军队，力主伐阿，只是由于英国间谍策动浩罕的反俄变乱而中止。

1877年—1878年的俄土战争，使英俄矛盾更加尖锐，一度几乎兵戎相见。战后的柏林会议上，英、奥又剥夺了俄国到口的果实。在欧洲碰壁后，俄国蓄意在中亚扩张，对英报复，俾斯麦乘机东引祸水，鼓唆沙皇“以取得亚洲的某些地方为满足，让他在那里同英国，而不是同德国发生摩擦。”基于战略形势的考虑和对付英国的需要，俄国在侵占伊犁的同时，对毗邻阿富汗的土库曼进行军事征服，企图造成威胁印度的战略态势，这就给中俄伊犁纠纷增加了英俄角逐的背景，“在中俄两国争执的幕后，是英俄两国之间的深仇积怨。”

面对沙俄咄咄逼人的挑战，英国认为，“俄国在中亚细亚的每一步推进，都是对印度的威胁；而当俄国人到达中国时，我们在那里的利益也受到了威胁。”于是立即作出反应：一面把阿富汗隶为附属国，加强它在中亚的地位；一面被迫承认阿古柏政权败亡的既成事实，转而在伊犁交涉问题上与清政府携手，以利用中国来对付它的主要敌人沙俄。英国驻华公使积极建议本国政府：“帮助他们（指中国），不管是否给予保证……”英国外交大臣索尔兹巴里“秘密劝告国防部和海军部，不要阻止军官进中国军队：一旦中国开战，他们将被除去英国国籍，但事后可以复职。”

英俄两国剑拔弩张，以致“人人都预期到英俄之间将发生战争。”但是，内外交困的俄国没有能力诉诸武力；英国也唯恐中国对俄作战将形成排外运动，危及列强在中国的整体利益。因此，英国一面警告沙俄让步，一面胁迫清政府妥协，对中俄伊犁交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综上所述，当时的新疆地区，是英俄两国矛盾冲突的一个焦点。一方面英、俄势力的卷入，加剧了我国的边疆危机，造成了这一地区外交关系的复杂化，给左宗棠西征带来了困难；另一方面，英俄两国的矛盾斗争，又使双方互相牵制，各有顾忌，给中国收复新疆造成了可乘之机。问题在于左宗棠是否具有足够的外交胆识？能否使敌人营垒里的矛盾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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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西征中外交斗争的目标是一贯的：收复祖国领土，维护国家主权。外交斗争的重心则有所变化，大致可分为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大致从1875（光绪元年）到1878（光绪四年）初。左宗棠避免与俄国发生正面冲突，矛头主要对准阿古柏的后台英国。

左宗棠立志收复新疆，多年致力于西陲局势的研究，对外交斗争的轻重缓急早已成算在胸。早在1871年，他就上书总理衙门：“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暂缓对俄交涉，为的是集中力量消灭阿古柏，这是当务之急。只要逐灭阿古柏，收复南疆，站稳脚跟，就能加强中国对俄交涉的地位，造成“隐然不可犯”之势。于是，在用兵南疆期间，左宗棠注意修好俄国，多方加以笼络。1874年，西征军即将出塞，俄军参谋部索斯诺福斯齐中校赴华，“藉游历为词，别有深意”。次年抵兰州，拜访左宗棠。左宗棠知其“意在觇国”，故意遇以优礼，推诚相待，由地学、枪炮、商务、以至中俄、中英关系，无所不谈。索氏极力鼓动中国对阿古柏作战，“但云英长水战，亦长制造，陆战不过尔尔”，并表示“中国如须帮助，伊等愿听调度，”还“自请代为采买军粮”；甚至建议派俄国军官参与讨阿战争。“由其议论诸事推其用心，自无受威妥玛暗中煽诱之理。”通过与索的交接，左宗棠得到了一些重要情报，明悉英俄冲突正烈，不可能“协以谋我”；俄阿宿怨未释，亦不至于为其张目。此外又得到了五百万斤比较便宜的俄国粮食，对西征军事有所裨益。

1876年，乌鲁木齐和玛纳斯克复，俄国不肯履行交还伊犁的诺言，左宗棠主张：“暂可置之不论……不若姑以此委之，俾得一意南路。”金顺想出兵袭取伊犁，左宗棠断然制止了这种“图顾目前，不复筹及全局”的行动，谆谆告诫：“南疆尚未底定，多树一敌，绝不相宜，”“北路兵事未必足恃，即令确有把握，亦无须舍堂堂正正之旗，为乘间抵隙之事”。

对俄缓和的同时，对于助纣为虐的英国则持强硬立场，三度与之交锋：一在1875年。“沪上《申报》历言西师不可轻动及我军败退关内”，造谣说“英国有打通西路之意…俄人亦有与甘肃为难，欲牵制官军，使我首尾不能相顾”。李鸿章据以入奏，危言耸听：“喀什噶尔回酋新受土耳其之封，并与俄英两国立约通商，是已与各大邦勾结一气……皆不愿中国得其志于西方。”左宗棠听说，愤而指出：“俄英倏婚媾，倏仇仇，十余年前，尚战争不已，彼此忌嫉，至今如故。其衅端则肇于争印度，争土耳其……《申报》谓喀什噶尔回酋附土耳其，以通俄英，我军攻之为失算，不知何据？合肥即奏请停兵勿进，而分置头目羁縻之，不知此时乌鲁木齐未复，无要可扼，边军万无撤理，”驳斥了英国喉舌《申报》和李鸿章的谰言，挫败了英国阻挠大军西征的阴谋。左宗棠一反晚清大吏视对外交涉为畏途的惧外心理，毅然上书，要求掌管西征外交权，“臣奉恩命督办新疆军务，身在事中，边防利害之分，百年安危之计，既不敢为引为己任，当先权其轻重缓急，审机宜以泛应，合局势以通筹……事关中外交涉，诚虑议论纷歧，无以示远人而昭画一。合无仰恳天恩敕下将军都统各大臣……遇俄事交涉新疆者，应咨臣定见主办，不必先与商议”。清政府表示同意：凡属西征对外交涉事宜，“先行知照左宗棠酌度情形，由该大臣主持办理。”外交大权在握，这是左宗棠西征能够取胜的一个重要条件。

二在1876年9月。西征军收复乌鲁木齐，斩断阿古柏伸入北疆的触角，即将进兵南疆。英国急不可耐地由幕后跳到前台。英外相德尔比电令驻华公使威妥玛，代阿请封为属国。威妥玛通过李鸿章向清政府试探：“能否准喀酋投诚作为属国，祗隶版图，不必朝贡，免致劳师糜饷，兵连祸结。”清廷就此征询左宗棠的意见，左宗棠洞见症结，逐层批驳：威妥玛既代阿乞降，却称其为“喀王”，“若不知吐鲁番、南八城为我疆土，帕夏为我贼也”；既称阿古柏愿降，却只请为属国，免除朝贡，只字不提“归我故土，缚献逋寇”，居心何在？一句话，意在“仍思踞我腴疆”。他进兵南疆的决心毫不动摇，指令前敌总指挥刘锦棠：“阿古柏窃踞数城十余年，为我必讨之贼。”“战阵之事，权在主兵之人，非他人所可参与。”威妥玛游说不成，碰壁而返。

三在1877年9月。西征军席卷南疆，所向披靡，阿古柏见大势已去，畏罪自杀，其子伯克胡里匆忙即位，盘踞西四城。英国再次出马，驻华代办傅磊斯提出为喀什噶尔政权“乞降”、“立国”。总理衙门钞咨左宗棠，左宗棠愤然复奏：“安集延谄附英吉利，英人亦萌庇之”，今复以护持安集廷为辞，保护立国为义，其隐衷恐安集延为俄人所有。夫安集延，非无立足之处，何待英人别为立国？即欲别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变与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彼阴图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强我与新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许！”又上书指陈国际形势：目前英俄交讧，俄土战争方酣，英俄无暇东顾，何况“我收复旧疆，兵以义动，彼将何以难之？设有意外争辩，枝节横生，在我仗义执言，亦决无所挠屈。”他指示刘锦棠：“我之兵力应即蹑后追剿，尽复旧疆，岂容他人饶舌！”西征军势如破竹，犁庭扫穴，英国庇护阿古柏、肢解新疆的阴谋彻底破产。

南疆底定，收回伊犁上升为主要矛盾，左宗棠外交斗争的重心随之转移。这种变化的端倪，在此之前就已显露。还在南疆指日可下时，左宗棠“闻英人遣使赴安集延”，即“驰告刘锦棠、张曜，嘱其善为看待。”克复西四城后，“叶尔羌城查出英吉利商官阿布都色买提一员，随带克什米尔商人九名”，其他城市也有相同情况。对于这些英国及附属国人，左宗棠“概免诛戮，暂准照常安居”。对英国商人格外优待，一面“出示店门，禁止兵民侵夺”；一面促其整装归国，“阿布都色买提谢保护之德，求候春融起程”。通过这些使节和商人，左宗棠向英国政府传递了希望缓和关系的信息。英国面对阿古柏败亡的既成事实，政策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而俄国却极力庇护残匪，拒不履行交还伊犁的诺言。“今之与昔，事势攸殊”，左宗棠及时调整外交策略，开始了他西征中外交斗争的新时期。

第二个时期，大致从1878年初到1881年（光绪七年）2月，左宗棠注意缓和与英国的关系，矛头指向盘踞伊犁的沙俄。

为收回伊犁，左宗棠依据“先之以议论，继之以兵威”的策略原则，与俄国进行了三个回合的外交斗争：

一、亲自对俄交涉。1878年1月，南疆底定，残匪窜入俄境。左宗棠立即上书总理衙门，建议采取以攻为守的办法，“将交还伊犁和送出白逆两事并为一谈，与之商论”；提醒说：“与外交涉，当强者不可示弱。”并重申掌管外交权：“交收伊犁请与边界各案统归左宗棠相机酌办。”他致书俄土耳其斯坦省总督考夫曼，严正要求归还伊犁和引渡窜入俄境的逆匪，考夫曼借故推诿，拒不作答。左宗棠预料纠葛甚多，又风闻俄军增兵，便指示部将一面严整边防，痛剿回窜的残匪；一面顾全大局，信守国际公法。“刘锦棠致俄官书，颇涉骄矜，且有用兵搜索之说”，左宗棠批示：“不可无此论，却不必实有其事。”不给俄人兴妖作怪的藉口，使“俄边各官无所施其计”，“皆理屈词穷，无能为患。

二、反对崇厚订约。1878年6月，清政府派崇厚赴俄办理收回伊犁及中俄新约事宜，次年十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里瓦机亚条约》。伊犁虽还，“已成弹丸孤注，控制弥难；况山南划去之地，内有通南八城要路两条，关系回疆全局”。总理衙门命李鸿章、左宗棠对条约内容酌议复奏。李鸿章老调重弹：“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予全权便宜行事字样，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自古交邻之道，先论曲直，曲在我而侮自招……今日中外交涉，尤不可不自处于有直无曲之地。”左宗棠则坚决主张“崇约不可允行”，大声疾呼：“武事不竞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今一矢未闻加遗，乃遽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他严词驳斥李鸿章的卖国论调：“地山虽以全权出使，而所议约章，均须候御笔批准，是先无所谓允也。……且俄自踞伊犁，堕我九城，久假不归；纳我叛逆，屡索不与；入纵逋寇，扰我边疆……是俄已启衅，曲本在俄也。”在左宗棠带领下，清政府内爱国力量大集结，掀起一股声讨投降派的爱国浪潮。1880年1月，清政府将崇厚革职查办，改任曾纪泽为使臣，赴俄重开谈判。

三、以武力为外交后盾。左宗棠认为：“邦交之道，论理而亦论势……以目前边事言之，论理固我所长，论势亦非我所短。”他预见到“俄情叵测，要挟多端”，已有“不得已而必出于武”的准备。崇约签后，左宗棠力主改约，主张“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继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所有新疆南北两路军务，臣既身在事中，自当与各将领敬慎图维，以期有济。”曾纪泽赴俄重开谈判，左宗棠再次上书清廷：“颉刚此行难有把握。疆吏如能持正，使臣或尚有凭藉，多说几句硬朗话，否则依违迁就，在所不免。主战固以自强为急，而主和亦不可示弱以取侮。”奋然请缨出关，“誓与此虏周旋”。他看准俄国“内乱方兴，仍勤远略，凡兹数者，实具败征”，积极部署抗俄军事：以金顺主持东路，重兵扼守精河；以张曜统率中路，沿特克斯河径取伊犁；以刘锦棠负责西路，取道乌什，合攻伊犁。自己“则舁梓以行”，移节哈密，就近指挥。

左宗棠整军经武，积极备战，不仅是曾纪泽折冲樽俎的坚强后盾，而且他对战争之弦的引而不发，本身就是一种高明的外交手段。沙俄“叠次详询左督行踪之用意”，极为顾忌。此时，俄土战争刚刚结束，沙俄处境狼狈。外交上被“贬入冷宫”；军事上远东兵力单薄，海军毁于克里米亚战争，尚未复原；国内政局动荡，“虚无党的运动正方兴未艾，沙皇实际上已失去了行动自由。利用战鼓盖住革命运动的声浪，原是沙皇惯用的伎俩，但是这个方法刚试过，结果反使事态更加恶化。”左宗棠正是窥破了沙俄色厉内荏的底细，才决心为收回伊犁不惜对俄一战，终于使沙俄“草木皆兵，遂弭首归诚，退就和议”，曾纪泽得以重订《伊犁条约》，祖国的一些利权得以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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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复南疆与索还伊犁的实践，证明左宗棠不仅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也是一个卓越的外交家。在很大程度上由于左宗棠的斗争，中国才取得了近代史上第一次差强人意的外交胜利。左宗棠外交成功的原因何在？

第一，左宗棠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近代史上，中国的独立主权遭到列强的威胁，国难当头，使地主阶级中的一些人能够挺身而出，把个人的祸福休咎与国家存亡、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左宗棠就是这样一个代表，西征之前，他表明心迹：“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若日暮途长，乃不思忖度，妄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虽至愚极陋，亦不出此。而事顾有万不容己者：伊犁为俄人所踞，喀什噶尔各城又为安集延所踞，事平后，应如何布置，尚待绸缪。若此时即便置之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区区愚忱，窃有不敢不尽者。”他在家书中说：“我年已衰暮，久怀归志。特以西事大有关系，遽尔抽身，于心未尽，于义未安。”左宗棠不顾个人安危，决心收复失地，这种“对中国领土完整所表示的真正关心，有最初萌发的西方式的爱国热情，而不仅仅是不通世故的文人学者的迂执之见。”由此出发，他才能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毅然要求掌管西征外交权；由此出发，他才能在投降派的干扰和外国侵略者的恐吓面前毫不动摇；由此出发，他才能“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至于马革铜棺，寂寞身后，则固非所论耳”。“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左宗棠之所以在外交斗争中义正辞严，坚定不移，正是由于他能从国家民族利益的高度着眼。

第二，左宗棠洞悉复杂的国际风云。左宗棠重视对敌我双方情势的了解，重视研究国际形势。他注意收集分析“新闻纸”上的信息；他要求总署派遣“熟精翻译”前来，“俾资核对”；甚至从俄国军官口中套出有价值的情报。通过各种渠道的调查研究，制定出了有效的斗争方针：西征甫行，英俄将协力谋华的风声频传，李鸿章等谈虎色变，左宗棠则判断：“英俄亦仇怨也，英忌俄之与我和，俄亦忌英之与我和”，认定英俄争斗不已，是我收复新疆的有利时机。俄土战争期间，“英俄交讧”，无暇东顾，左宗棠就选在此刻进军南疆，犁庭扫穴，“俄、英皆止作壁上观”。索还伊犁时，沙俄陈兵边境，耀威辽海，投降派惊惶失措，左宗棠指出：“揣度情形，似仍是为还伊犁、交白逆两事作势。若准备生端，则情理既亏，局势复又不敌，俄人未尝不心知其难也，”其后，沙俄果然“鹰化为鸠”。对于中俄交涉，左宗棠看透：“我有所挟则立议可切直，彼有所图则要约易成……盖亦见中国局势渐强，略占便宜即可敛手耳。”崇厚使俄，有识之士曾要他取道新疆，与左宗棠“定议而后行，庶胆识坚定，不致受绐而召悔”，但崇厚既不身历西陲，又不请教左宗棠，“平时略无考览，俄人口讲指划，乃直恣其玩弄”。崇厚的昏愦庸懦，与左宗棠的精明强干，适成鲜明对照。“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左宗棠以诸葛亮自比，在这点上是当之无愧的。

第三，左宗棠运用高明的斗争策略。左宗棠的外交原则是坚定的，对国家民族权益尽力维护；同时又善于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他曾教诲刘锦棠：“与外国辩论，一切总要主见拿定，委蛇说去，方无烦恼。义以为质，逊以出之，即谚云棉里针之谓也。”他注意掌握外交斗争的时机和分寸，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中俄重开谈判，有人主张不仅推翻崇约，还要推翻1864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陈意甚高”。左宗棠认为，“以此时事势而言，只可按照同治三年、八年会勘界址地图立论，不必多有争执，致启论端，能如勘定界址清理完结已为差强人意，若逞其虚骄之气，动辄加以声色，非唯无益，而又害之”。左宗棠外交策略的高明，突出表现在利用英俄矛盾上。1871年，俄军侵占伊犁，左宗棠已决心“与此虏周旋”，但收回伊犁，当在克复乌垣、廓清南疆之后，目前首要敌人是阿古柏及后台英国，所以他仍与俄官往还，“酒席款待外，间日一会食”，力争俄国的支持。这种策略取得显著成效，连俄国人也承认：“吾人一面希望中国不能击溃阿古柏汗，不能克服喀什噶尔，一面又协助中国平乱……当局复派参谋部部员索斯诺福斯齐中校接济行将对抗吾人之华军，阿古柏死后，中国随即占领喀什，考夫曼主张不应让华军占领，吾人又延宕不问。”这样，既集中力量解决了主要矛盾，又利用了敌人营垒的矛盾，减少了实现主要目标的阻力。

这里需将左宗棠与李鸿章作一个比较：左宗棠主张利用矛盾，李鸿章也鼓吹“以夷制夷”，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立足点不同。左宗棠利用敌人矛盾，立足在自己力量的基础点上。他虽然接受了俄国粮食，但只是“获之意外”，本已做好粮运的充分准备，西征军粮总计四千多万斤，俄粮仅五百万斤，只占八分之一，使沙俄把“左宗棠和他的军队被吸引到我们的储备上来”的计划成为泡影；同时坚决拒绝俄国的军事援助，防止俄国势力染指南疆。对于英俄夹攻之说，他一面作出正确估计，一面在军事上预作准备，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李鸿章所谓“以夷制夷”，是“一意曲己奉人”甲午战争中，他不去妥筹战守，却寄希望于英、俄等国的调停，乞灵于英国轮船和国旗的掩护。“三国干涉还辽”以后，他又订立《中俄密约》，名为“共同对日”，实则使国家权益蒙受重大损失。这种外交方针，根本不是独立自主地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而是把自己的生存仰赖于这种矛盾，结果使所有的强盗互相呼应，轮番勒索，不断地以中国的领土主权为牺牲来调节它们之问的相互矛盾。正如鲁迅所揭露：这“绝非‘以夷制夷’，倒是想‘以夷制华’”。

第四，左宗棠代表人民的意志愿望。在民族矛盾上升，阶级矛盾退居次要地位的时侯，统治阶级中有些人可能分化出来，顺应历史潮流，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民利益的代表。左宗棠的西征正是如此。用兵新疆是“收拾旧山河”，西征军是解除阿古柏暴政的“吊伐之师”，符合国家民族利益，反映人民群众意愿。新疆人民奋力援助西征军，支持左宗棠，“军行所至，或为向导，或随同打仗，颇为出力，克复地方应办各事，皆委缠回头目承办，数月以来，该回目等凡搜剿马贼、采办粮草、侦探贼情、防守卡隘，均能督率回众办理无误”。来自伊犁的维吾尔族群众，将伊犁俄军的动静虚实详告祖国军队，左宗棠称赞他们：“实属深明大义”。连英国人也承认：“认为中国人没有爱国心，对国家命运漠不关心，这种说法却非事实。”左宗棠西征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相一致，这给他的外交斗争赢得了有力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