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边荒艰巨为己任”，这是左宗棠一八七六年初给清廷所上奏折中自明心迹的一句话，也是他收复和保卫新疆这一爱国壮举的真实写照。本文试图论述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的民族政策，有望大家指教。
一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新疆地区一八六四年的库车、伊犁等地的各族人民的起义，被当地反动的封建统治者和上层宗教统治者利用，使天山南北出现了五个封建割据政权。一八六七年，中亚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乘机侵占我国天山以南，建立起“哲得沙尔”反动政权。一八七一年，沙俄又悍然出兵侵占伊犁地区。南北边疆，沦陷于帝国主义的争夺之中，新疆整个局势危在旦夕。一八七四年，日本又侵略台湾，严重地威胁着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全和主权。中国处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包围之中。围绕着塞防和海防的问题，清朝政府内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位居督抚之首的直隶总督李鸿章，极力主张加强东南沿海的军事防线。以海防需要大量经费，国库空虚，财政枯竭为由，主张放弃新疆，移西征之饷作东南海防建设之用。他上奏说：“已经出塞及尚未出塞的各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停撤之饷，即匀作海防之饷。”“新疆不复，与肢体之元气无伤。”一些苟且偷生，昏庸无能之辈也随和李鸿章，说什么新疆“万里穷荒，何益于事？”国家面临种种困难，这些人身负要职，被视为国家栋梁，但他们不是为维护祖国统一尽职尽责，却以丧权辱国、割让领土为战略要策，这不能不激起爱国志士的愤恨和斥责。
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挺身而出，据理力争。他认为，西北是国家之根本，新疆则又是西北的屏障。新疆的局势不稳，不但影响西北，而且也影响着整个国家。纵观历史，他敏锐地洞察到帝国主义列强的魔爪越伸越长，侵略祖国边疆的目的是吞并中国。总结历史教训，他得出：“周、秦、汉、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南，国势浸弱，以底灭亡”的理论。十分赞赏康熙皇帝三次亲征噶尔丹和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大小和卓之乱的决策，“九边靖谧者，百数十年。是则拓边境腴疆以养兵之成效。”要使国家安稳，就必须保卫边疆。林则徐抗外辱，争国权的不屈不挠精神鞭策着他，他不顾恶意的诽谤和保守势力的攻击，亲自进谏：“若沿海各省因筹办防务急于自顾，纷请停缓协济，则西北有必用之兵，东南无可支之饷，大局何以能支。”如果造成“扶起东边，倒却西边”的局面，那么国家沦陷无疑。海防既然危急，就必须“与各省疆臣，共相经画者也。”左宗棠一面为收复新疆说服清廷，一面为加强海防献计献策，这正是他曾经表白的：“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的报国为民思想的体现。
左宗棠的正确主张得到清朝政府中许多官员的支持。军机大臣、武英殿大学士文祥就说：“以乌垣为重镇，南钤回部，北抚蒙古，以备御英、俄，实为边疆久远之计”。收复新疆是民心所向，虽然左宗棠年迈体弱，李鸿章之流阻挠许多，但经过左宗棠的一番努力，这场争论，终于以收复新疆的正确主张而取胜结束。
一八七五年五月，左宗棠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西征军收复新疆，开始为祖国的统一和新疆各民族人民的利益尽毕生的余力。
西北地区是个多民族地区，由于生产力发展缓慢，历史上长期存在着民族压迫，阶级压迫和各民族之间发生的隔阂和纷争，存在着交通不便，语言不通，风俗习惯各不相同的实际情况，左宗棠经营西北，收复新疆面临这些困难非同一般。为了完成收复新疆的大业。他说服那些不服西北黄土高原气候、生活而产生的思念家乡，情绪低落的江南士兵：西北位于祖国的上游，系天下之命脉，如果西北不稳，则必酿成国家之大祸。作为国家臣民，要尽臣民之责。他为部队定下严格的规章制度，除了某些家中有困难的将士得到允许能够返回家乡外，凡留在西北，保卫边疆的一律按军纪行事，违犯者则按军纪处治。左宗棠为部队制订了五条纪律，其中有一条这样写道：“凡犯奸掳烧杀者，查明即行斩示，决无宽贷。即打牌、聚赌、吹烟、酗酒、行凶、宿娼、私出营盘、聚众盟誓、妄造谣言揭贴之类；讹索民财、封掳民船、强买民货，皆当严禁；军中兵勇，长夫衣服，只许穿青蓝两色；不许结拜哥弟等会。”在民族地区左宗棠不但强调军纪，而且善于体察民情，维护当地百姓的利益。他指定：“凡吾勇夫人众，务宜体恤百姓。概不准搬民家门片板料；不准拿民家桌椅、衣服、小菜、桶碗等项。倘有不遵，仰营官随时查办。”“营中买备一切食物等件，必须按照市价，平买平卖。卖者固不得高抬时价，买者亦不得短价勒买。如各勇夫以及买办倘有短少价值，勒令强买，以致滋生事端者，查明虚实轻重，分别惩办。”这些明文规定无疑对陕甘地区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据史记载：“……残破地方渐次归业，斗何以次平减、泾、平、巩、秦、兰、凉、宁夏各属，净面每斤值银一分上下，核与当年承平时期相似，始愿亦不及此。”陕甘的经济发展，使少数民族百姓了解了左宗棠的部队，改善了军民关系，为部队的荣誉和收复新疆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准备过程中，还深深地体会到关外离中央太远，交通运输不便，部队所需的物资往往不能及时运到的困难，他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关外用兵饷运最难，古今一也。近时尤苦，办事无人，内外均以空言。”百姓温饱不足，部队军饷短缺，军需供应不上，收复新疆乃是一句空话。于是，他积极动员全体将士同当地百姓一起屯田。左宗棠本是农家出身，曾对农业发生过兴趣，因而组织屯田进展很快。在屯田方面，他认为：从前诸军，亦何尝不说屯田。然究何尝得屯田之利，亦何尝知屯田办法。一意筹军食，何尝顾及百姓。不知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否则，兵欲兴屯，民巳他徙，徒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屯田早在中央政权大规模地“移民实边”的西汉开始，以至历代不断相袭至清，确有相当的规模。但到这时，左宗棠又进一步阐明了屯田的意义，并揭示了屯田的内在关系：军民屯田缺一不可。民屯又是屯田中的主要生产方式。在少数民族地区，有部分民族是以游牧为主，要调动农民的屯田积极性，必经有相适应的民族政策。左宗棠指令当地政府，对“被贼扰害户口逃亡，官军讨贼于师行地方，且战且耕，随地招来难民复业，杂居耕种，此事定后，地已开荒成熟，仍还之民。”屯田的农民还可以在近几年内不交赋税，农民收获的粮食除自己留下足够的口粮外，最好将余粮卖给部队，部队收购粮食，要公平合理，不得随意要价。这些措施实施以后，很快解决了部队军粮急用问题，并且促进了农民屯田的积极性。例如哈密屯田事业发展迅速，到光绪元年（一八七五年），垦荒亩数已达一万九千之多。
在动员军民屯田的同时，左宗棠又组织人力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开市贸易。在短短的几年里，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戈壁滩竟出现了“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的充满生机的景象，成为当时和后人传颂的佳话。
二
左宗棠受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深感任务重大，极为慎重。他严格查询在新疆任职的政府官员政务情况，若有引起少数民族激愤，为害百姓之事，则严加处理。经他查访，得知乌鲁木齐提督成禄骄横专扈，便立即撤换成禄。上奏朝廷指控成禄，奉旨西进七年来，战绩无闻。徐占彪一军赴邀，成禄遇事不与相商，阻挠牵制。他不但不理军务，反而拉运妇女小孩，畜养戏班。奏请政府“简派大员接统该军。”成禄作为乌鲁木齐提督，肆意破坏民族关系，民愤极大。但因他是清政府委任的满族官员，胡作非为无人敢过问。左宗棠明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可是为了收复新疆的大业，为惩一儆百引得各级官吏的注意，为平民愤，还是呈清朝廷查办。请政府经查属实，只得将成禄革职问罪。
左宗棠时常对他的部下说：“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久久官民浃洽，如家人父子一般，斯循良良选矣。勤理案牍，操守端谨者，次之。专讲应酬，不干正事，沾染官场习气者，为下。其因循粉饰，瘘痹不仁，甚或倚任丁役，专营私利者，则断不可姑容也。”左宗棠做官为民的思想是他走上仕途以后的一条准则。在历史上，政府中有许多官员来到西北边疆地区从政，大多是由于功名利禄，新疆距离中央王朝遥远，他们歧视少数民族，敲榨百姓，欺下瞒上，贪污腐化。左宗棠年过花甲，离开妻子儿女，孤身一人来到西北，并保持着他的高风亮节，说明他对西北人民是有感情的。
新疆地区广袤数千里，人烟却稀少。在绿洲、河谷、靠山的地区虽然人口比较集中，但各民族之间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和语言都有差异。西征军入新疆消灭阿古柏反动势力较易，但要赢得新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却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因为当时有许多人并不能真正理解清政府派西征军入新疆的意义。所以，为了西征军进军顺利，左宗棠亲自制定进军路线、作战方案及其民族政策。在对待少数民族团结的问题上，着重强调各民族都是亲兄弟，民族之间，只有良莠区分，没有民族高低之别。他说，对回部“只辩良匪，以期解纷释怨，共乐升平”。部队在进军和作战中，左宗棠规定，部队一定要做到“勿淫掠，勿残杀”。要注意严格区别阿古柏入侵之敌与被裹胁的少数民族之间的界限。“安集延虐使其众，官军抚之以仁；安集延贪取于民，官军矫之以宽大。”严禁杀降与屠戮少数民族人民。对于流离失所的各族人民实属困难的“均给农粮，纵归原部”帮助他们重建家园。他告诫西征军将士：“此次如能遵行军五禁，严禁杀掠奸淫，则八城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不但其时易成功，即后次长治久安亦基于此。”左宗棠如此慎重，可见他爱民之心。西征军入新疆以后，实施了这些政策，使当地的少数民族对他们有了新的认识。当然在战斗中或处理某些事情上，左宗棠的部下有乱杀的事例，但执行政策的人，未按政策从事，这不能认为左宗棠是刽子手。西征军的战斗节节胜利，证明主流是正确的，人民在支持和拥护他们。《新疆图志》山脉六记载金顺率兵进攻古牧地时，“阿吉之子哈生样，孙巴达尔桌台吉，鄂斯满头目米尔图拜等十三员，率其部众指健驼一千只，解送到营。”张曜大军攻吐鲁番时，“回王迈哈默特呈请带队。”当刘锦棠克复托克逊后，“南路各城投诚缠回相望于道。军行所至，或为向导，或随同打仗，颇为出力。”在毛拉米沙《伊米德史》中也有记载：“可汗的胜利之军从吐鲁番出发到喀什噶尔沿途，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没有一个城镇向可汗陛下的大军射过一颗子弹。相反，很多城镇的好人们，还为可汗的大军做了力所能及的事务”。如刘锦棠的大军开到玛拉勒毕西（今巴楚县）时，这个县的“百户长”立即出城对和太官吏说：“闻大军长途跋涉不辞辛苦来到这不毛的边疆之地为民解忧，我非常高兴，所以亲自押送来了自己种出的一点粮草供大军使用，以表寸心。”这些史实充分证明在左宗棠率军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各族人民同心协力，心心相印，相互帮助和支持。由于左宗棠指挥得当，虽然战线很长（从乌鲁木齐——喀什噶尔），经过全军将士的努力和人民的支持，战斗于一八七七年十二月（光绪三年）胜利给束。战时历经一年多，先后收复了乌鲁木齐、吐鲁番、阿克苏、喀什噶尔等地，彻底消灭了阿古柏的侵略势力，为维护祖国统一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在中国的反帝史上立下了一块丰碑。
三
一八七八年，新疆大部分地区政局已安定，阿古柏的残兵败将在清军的追捕之中，左宗棠收复新疆大功告成，本应率兵回师，安度晚年。但新疆经过十几年的战乱（阿古柏统治时期），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生活贫困，人口减少。为了扭转新疆人民的生活现状，恢复经济，左宗棠不辞辛苦，励精图治。
当时，从乌鲁木齐往南，田园荒芜，满目疮痍。乌鲁木齐是新疆的一大名城，战争过后“汉城仅剩颓垣，满城已同平地”。喀喇沙尔是南疆的门户，土地肥沃，一马平川，水量充实。可是在白彦虎匪军逃窜之际，他们决河淹城“城中水深数尺，屋舍荡然。”阿克苏的“城外庄堡，烧掠一空。”据有的史书记载，乌鲁木齐被收复以后，“满汉两城只余汉民及残回数十人。”吐鲁番余孤寡残幼，喀喇沙尔及库尔勒空无一人。阿古柏匪徒惨无人道，在他们已取灭亡之际，威逼当地百姓外迁，不愿随从便是遭到杀戮、鞭伤，为此而逃离流落他处死于道途的不计其数。
面对上述情景，左宗棠认为首先要恢复新疆经济，人们有了饭吃，局势才能有所好转。他过去曾经研究过西北地区的地理气侯，农业发展。有次赴哈密解决新疆某些问题，他一路所观，提出高论：“戈壁乏水草，不能废地以居民，固也。然凭轼观之，亦有不得于心者。沙石间杂中含润气，虽无涌见之泉源，雨露之滋润，其足荫嘉谷。”“就中大小砂堆，褊生野草，间有芦苇丛杂即产草，则心宜丰，奚仅宜畜牧不宜耕垦乎？至沙滩戈壁，虽乏树木，然近水各处，亦见榆柳，疑下湿之地，皆可种植。奚仅宜榆树，不宜蔬果乎？凡此皆旬日往来胸中，未能少释者，拟先以畜牧导民而令其渐谋耕获”。戈壁沙滩中并非寸草不生，有草、有树、有水就有生命，“新疆万里穷荒，何益于事”这种论调左宗棠不敢苟同，他还是希望只要有“勤民之官”认真治理，因地制宜，方法得当，新疆农牧业便有恢复的希望。
治理新疆首先从安抚流亡人员着手。左宗棠指令当地政府把招集流散各地的劳动力重新固着在农田上，让这些劳动力垦复田亩，在一定的时间内免去赋税。对本地的老弱病残、拖儿带女者，则借给牛具籽种，指拔土地令其垦种，秋后获得粮食后再偿还政府。这一措施的实施，使各地少数民族从事农业的农民开始安心务农，逐渐激发起了生产积极性，在短短的时期内，垦田种植成效显著。如巴里坤地区，以前有垦地六万余亩，由于战争的破坏，到一八七八年（清光绪四年）查到的总数大约有四万亩。到一八八○年（清光绪六年）巳上升到五万多亩，接近于原来的耕地面积。
在安置流亡的少数民族，恢复了耕地以后，组织民工，兴修水利提到议事日程。南疆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燥，每年降雨量很少。在阿古柏统治时期，一些主要渠道被水霸控制，农民用水极为困难。战争时期，阿古柏亡命之徒破坏渠道，阻挠西征军收复县城。战后恢复经济，又要考虑到各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为了调动各地的生产积极性，修筑渠道，政府便指派所需的民工都由各地自筹，并付给薪水。北疆镇迪道由刚恢复建置的各府州县等地方官负责，“由官借给银粮，督饬户民修理。”南疆各地“由各善后局转饬各回目纠集民佚民匠。……所有佚役皆系被灾穷民，仿以工代赈之法，每日发给食粮。惟所雇民匠，除日给食粮外，仍按日酌发工食银两。”这种雇佣制度，比起以往清朝官吏，伯克的摊派差徭，比起阿古柏时期的横征暴敛，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所以各族农民很快适应了新的政策。二、三年过后，哈密的石城子渠、巴里坤的大泉东渠、乌鲁木齐的水丰、太平、安顺等渠都巳复修，水利畅通，为各地农业的恢复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民族地区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双重封闭。一是由于地理环境造成的自然封闭；二是由于语言各异，文化千差万别和自给自足以及民族隔阂造成的社会封闭。为了加速新疆地区的经济开发，尽快使新疆的经济有所起色，左宗棠还实行了开放政策。新疆的南部地区虽然降雨量少，但无霜期长，适宜种植桑棉等植物。他本着“教种桑植为养民务本之要”的目的，亲自着手经管新疆的养蚕植桑生产。“移浙之桑，种于西域”，充分利用丝绸之路，打开新疆通向中原的贸易大门，活跃新疆的经济市场。他聘请内地有关技术人员来新疆传授种棉植桑养蚕的技术，并且也派人到江浙取经学习。据有的史书上记载，为了开发新疆，左宗棠听说已被政府革职的知县祝应焘是养蚕植桑的能手，于是，他不拘一格任用人材，将他请到新疆“各处教习蚕桑”，恢复原职。这无疑地证明，左宗棠在督办新疆军务期间，为新疆各族人民还是做出了许多有益之事，比起那些坚持放弃新疆观点的清朝官吏来说，左宗棠的做法实际得多。他能够认识到各民族应该平等，尊重少数民族习惯，并能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做出成绩，这就是他进步的一面。
战后，经过左宗棠的一番精心规划，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建设，农牧业生产出现了可喜的景象。乌鲁木齐民屯大兴，人口逐年增加，南疆八城开渠丈地铸钱征厘，百姓安居乐业。新疆经济的恢复，促进了贸易市场的活跃，新疆的丝绸业也迅速地发展，不久，丝绸就可与内地的相媲美了，丝绸之路又放异彩。
左宗棠身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历时五年。为恢复新疆和保卫新疆，他同保守势力、顽固派的斗争却花了大半的精力。象他这样一个为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军事家，在某些问题上思想难免有糊涂的错误的认识，如镇压农民起义便是维持国家安定等等，这是应该否定的。但在收复新疆的问题上，他具有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雄韬大略，并且不顾年迈体衰，任务艰辛，尽自己的全力为维护国家的统一，这不能不使我们重新认识左宗棠。翻开历史的画卷，“引边荒艰巨为己任”的志士有多少？而身兼要职，高官厚禄的左宗棠不图荣华富贵，安逸享受，为新疆人民的利益，为各民族的团结，为祖国的统一完整，在我国的新疆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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