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既办过洋务，镇压过农民起义，又平定过阿古柏在新疆策动的叛乱，抵制过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占。因此史学界对他的评论多偏重于洋务和军事，而对他在政治方面的成绩却很少论及。左宗棠在同治七年（1868）以后进入甘肃和新疆，光绪六年（1880）离开甘肃赴京，在甘肃、新疆期间是颇著政绩的。笔者试就此问题谈点浅见。
一、整顿吏治 账济饥民 减轻百姓负担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甘肃灾害频繁。据《皋兰县志》记载：同治“十一年三月地震，自春至夏不雨”，“光绪元年夏六月，大风拔树，秋九月地震；二年五月旱”，“四年秋九月地震；五年夏五月地震，床榻，晃漾如舟……”。甘肃经济本来就落后，加上这些自然灾害，百姓生活更加贫困。左宗棠在给陕西巡抚谭钟麟的信中就描写了甘肃河西百姓的生活状况：“今甘、凉一带及笄之女，且无襦裤”，其主要原因是“大抵官如传舍，得地不能得人，无以久远之计存于胸臆者。因循相继，遂至此极。”他在给另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度陇以后，渐思效法古治，度可为者，见诸措施”。左宗棠就是这样萌发了治理甘肃的念头的。
左宗棠整顿吏治，卓有成效。他“入驻兰州，采书论有关吏事者为一编曰《学治要言》，颁示各属”。他还敢于碰硬，就是对朝廷封疆大员也不留情。同治元年至十一年，甘肃自然灾害连年不断，而驻军河西的甘肃提督成禄却借镇压回民起义大肆搜括百姓，并在“高台纵兵攻民庄，杀生员李载宽等，反以谋叛诬之，”左宗棠将成禄情况调查确实，即上奏朝廷：“……即高台一县捐输成禄各项，合银已三十万两，以一隅之地，勉供坐食客军者，亦既数年，在东南饶沃地方，已为罕见，何况沙碛高寒岁只一收之地乎！……成禄一军，既有专饷，人马又不足数，……坐食数年，犹嫌不足，灾歉之后，仍如数取盈……”。建议朝廷对成禄处置。朝廷根据左宗棠所奏，将“成禄奉旨拿问。”光绪元年二月，“甘肃总兵肖兆元侵蚀军粮”，左宗棠也按军法将其“论斩”。因左宗棠吏治严明，贪官污吏对他极为害怕。光绪五年十二月，左宗棠上奏过这样一件事：“同知施补华赴阿克苏军营，沿途密查局务及地方事件，致吐鲁番巡检杨培元自缢身死。”同治十二年十月，据甘州府县禀报，因棍徒乔良廷、李太和造谣煽惑，粮价上涨，军民均困。左宗棠经过察访，了解到除了乔、李煽惑，地方官吏也责任重大，“……以署甘凉道肖宗干办理颟顸，撤职查办。访闻局员候选知县杜辅仁、甘标后营都司林长兴有侵欺情事，交调署甘凉道黄庆章讯实详参”。之后，市价才趋于稳定，“民间交粮乃渐踊跃”。
同治十二年，甘肃“遍地伤残，白骨黄茅，炊烟断绝”。左宗棠决定“急筹赈抚，俾延喘息”。这年冬，左宗棠看到嘉峪关外的难民纷纷入关，关外荒地闲置无人耕垦，就“筹银二万两分发给三州县（指安西、敦煌、玉门——引者），并拔寒衣万套赈之”。同治十三年二月，左宗棠又“奏免甘肃积欠钱粮。”为使百姓安心农事，左宗棠令给饥民贷款，支援籽种、耕马等，如在皋兰县，同治十二年“发耕马四百三十五匹，赢一十五头，骆驼一十一只……以代耕作。十三年，……蠲免皋兰县咸丰十年到同治十二年地丁银二万九千七百五十三两二钱九分八厘。粮八万九千二百四十八石四斗八升五合四勺，草五万六千六百二十七束二厘；光绪二年，……贷皋兰县四乡农民羊只银六千八百二十八两八钱”。同治七年冬，左宗棠在甘肃镇远、庆阳一带安置饥民十七万人。主要办法是“督丁壮耕作，教以区田、代田法，择险荒地，发帑巨金……”。
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解决军粮采买困难，左宗棠还特别倡导军队种菜种粮。当蔬菜成熟时，由营中作价收买，供营中馐食，价款就分给种田的兵士。甘州、肃州两地是甘肃富庶之区，但由于战争破坏，“加以冗军坐食，终年捐派苛烦，民不堪命”。面对这种情况，左宗棠一改过去旧例，“易捐派为采买，流亡渐集，耕垦稍多”。这样才稳定了民心，为老百姓耕垦创造了条件。采买军粮，左宗棠令“优议价值，每市斗一石，重三百余斤，给银叫两”。采买军粮难，转运军粮更难。当时军中有人拉差白运粮，左宗棠知道后曾予以谴责：“军兴以来……人则转徙流离，地则荒废不治，牲畜日耗，民力何以能支？……乌有倒行逆施而能济事者乎？”就同治十二年十二月计，“通计凉、甘、肃三郡，计买市斗军粮十六万三千余石。”大军出关，粮运为先。按当时道路里程，从凉州到肃州约九百里，从肃州至嘉峪关至玉门约三百六十里，玉门至西又约二百里，共一千四百余里。“关外转运，向本专用骆驼，不宜车驮，以地多戈壁，水草缺乏，非骡马所宜，亦非民车所便”。因此左宗棠在同治十二年初夏决定到蒙古买驼三千只。可惜时“值蒙古驼少价昂，采获尚不及一千二三百只，报到者仅只六百只。”左宗棠这才接受道府地方官的请示，雇用民车转运军粮，但要如数付给脚运钱：“重价雇用民车，每运粮百斤，行百里，许给银四钱。其应出差之车，许给银二钱。计四十余日之久，民车差车运粮料到局……”。
左宗棠在同治十二年九月进军新疆之前上奏朝廷，说他行军“军食夫马均自行备办觅雇，概照民价发给，未赏以丝毫供支累及地方。亦不准各省地方官借口支应兵差为开销张本”。由此可见，左宗棠不仅治军严整，而且对地方官吏地督责甚严。
二、发展农桑 兴修水利 稳定市场价格
在甘肃、新疆民不聊生的情况下，左表棠认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就是加紧发展农桑。
光绪六年，左宗棠在新疆看到俄国及诸边各国除从新疆购买蚕丝外，又议入蜀采购。当时甘肃西部和新疆南北桑树虽多，百姓却多以桑葚为食；因加工技术落后，桑蚕业不能发展。于是左宗棠就檄令所属官员，对甘肃西部和新疆桑树予以检校，统计数字共有桑八十万六千余株。这时他便“饬募雇湖州士民熟悉蚕务者六十名，交委员祝应焘由籍管领，并带桑秧、蚕种及蚕具前来教民栽桑、接枝、压条、种葚、浴蚕、饲蚕、煮茧、缫丝、织造诸法。自安西州、敦煌、哈密、吐鲁番、库车，以至阿克苏，各设局授徒。”在新疆推广养蚕技术是先南疆后北疆。因为“南疆生桑颇多，一经移接，便可饲蚕……可事半功倍。由于推之西四城，更推之北路，耕织相资，民可致富。”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之后，就已收效：“各处呈验新丝，色洁质韧，不减川丝。”光绪皇帝对左宗棠的劳苦也予以肯定，认为他“所陈井井有条”，所办也是“地方切需事物”。
在农业方面，左宗棠除了督察地方利民耕作，还广兴屯田，尤以新疆为著。左宗棠认为屯田的好处是：“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荒为首务，或办之用兵之时以省转馈，或办之事安之后以规久远”。为了使屯垦收到成效，左宗棠对新疆的地理气候条件进行了一番调查，以为巴里坤一带气候凝寒，而巴里坤西北部天气渐和，“余荒甚多”，称为“膏腴上壤”，所以派“布政使衔甘肃补用道陶兆熊，拣带员弁……经画屯垦事宜”。起初屯垦办法是：“取土著兵民及各处就食兵民授地耕垦，一备军食，一备战守。无事则驱其尽力陇亩，有事则调其效命锋镝，谓之且耕且战……”。但接着就发现这种做法弊端很大：军队调动，彼此观望，数日不能取齐；冲锋陷阵，又怯勇不一，队伍混乱，气势不振。针对这种情况，左宗棠进行精兵，划分为二，一作战，一屯垦。并对屯垦务农者进行资助，其收获论价收购。这样做的好处是：“庶简其精壮，营伍可得而实，散其愿弱，屯垦可得而增，两利之道也”。
屯垦效宜是十分明显的。据统计：“镇西厅属兵民报垦五万数千余亩，奇台报垦民户九百有余，军营新垦六千六百余亩。迪化旧报承垦三千余户，核多浮冒，兹按册报，连新增民户，实只二千有奇。军屯尚未据报亩数。昌吉新旧垦户共一千三百有奇，绥来共九百余户。吐鲁番及南疆八城，除沙碛外，荒地渐少。”由于对这些新开地亩收税很轻，仅“按民间收粮实数十一分而取其一”，所以总是“征收款目，如数完缴”。不仅利军利民，而且使原来荒凉不毛之地变成了沃野良田。
左宗棠在考察了甘肃、新疆的土地情况后，得到的结论是：“西北治地开荒，尤资水利”。因此他便督军民大量兴办水利设施。
左宗棠在兰州时，见虽临黄河，可是别说用水浇田，就是居民吃水也很困难。河水又夹带泥沙，很不卫生。于是他就派军“茸署后园……制机轮挹河流注入园中，曰：‘饮和池’。恣民汲饮”。共“用工万九千余”，皆用军力，“未役一民”。
左宗棠所属官员、军队在甘肃、新疆兴办的水利设施可考的主要有：在河州的三甲集开挖水渠四十余里，创建水磨三盘，修祁家水渠一道。在狄道（今临洮）疏浚旧渠二：道，在狄道城北二十里铺修造大水车一具。在新疆修治啥密石城子渠，迪化（今乌鲁木齐）州永丰、太平二渠，绥来县一渠，奇台县渠道。在吐鲁番淘浚坎井。在库尔勒修复旧渠二道，修河道四十里。在库车修筑工程巨大的渠塘。这些水利设施多是兴军修筑，很少动用民力。为了防止河渠等水利设施年久失修，左宗棠还想了个长期维修的办法：“划荒绝地亩，招佃承租，以作岁修经费，属可保固而规久远。”
当时，甘肃、新疆市面流通的货币大小轻重不一，相互混乱，因此物价不稳定，直接危害到国计民生。于是左宗棠使令清理、兑换钱币，对平抑市价、巩固西北边防起了很大作用。
太平天国和捻军兴起后，清政府财政困难，便对甘肃饷银停止供支。甘肃财政无法维持，便从咸丰四年起自制铜钱，同治元年又加铸铁钱，后来铜铅来源断绝，就发行钱钞。这样便造成了“物价大涨，民生大困”的局面。要有利民生，必平抑物价，而平抑物价，必以款收回钱钞。左宗棠派人“按当时市价，以制钱六文抵钞一串……计付过实银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四两六钱，制钱二万九干四订零五串一百五十文”，五天在兰州办理完毕。结果，“商民大欢，省城市面始有起色”。
新疆百姓交易用制钱和银两，而程色高低、分量轻重，又很不统一。特别是阿古柏在南疆八城私铸名叫“天罡”的银钱，“式如圆饼，中无方孔，不类钱形。其程色分量任意减低，图售其奸。故市价相权，不能允协，民以为苦。”驱除了阿古柏的统治，如果不清理阿古柏政权造成的遗害，就不容易稳固新疆局面，而要达此目的，重要的一着就是平抑市价。因此左宗棠决定改造银钱。他先让兰州制造局做新式铜模。“新模精巧，由官改造，工速费节，私赝不致混淆”。新银钱是直接用“银片经模捶成，不须熔铸，枚重一钱，内圆外方，轮廓分明，字迹显朗，大小厚薄如一”。经左宗棠亲自查核，才试行推广。新疆市价趋于稳定，大得民心。
三、修路植树 兴办书院 禁止种植罂粟
甘肃虽是通向新疆的交通要道，但当时道路淤阻，“桥梁率多倾塌，夏潦冬冰，时有阻滞倾覆之患，农商行旅均以为苦。”西北多戈壁沙碛，许多地区干旱缺雨，草木较少。左宗棠督率军民在沿途广植树木，并修整疏理道路，对改善西北的自然环境和交通状况起了一定的作用。
左宗棠督军所筑之路，贯穿整个甘肃境内，并西达新疆。路面一般宽三至十丈不等。左宗棠所属各军“承修会宁属境大小砖石土木桥十九座，金县属境大小木石桥二十九座，固原属境大小木石桥十座，新开三关口蒿店瓦葶沿河一带石路四十余里，隆德属境大小桥梁六座，六盘山上下车路二十余里，静宁属境大小土桥七座，新开会宁县城东起至翟家所止车路四十三里……平、庆、泾、固各属驿路，固原北至平远以达惠安盐路，均已一律修治平坦。……在狄道州城西门外修永宁桥一座，计长二十丈，高一丈，宽八尺。又自该州岚关坪起至白林口止，修治道路一百二十里，木桥二座。……在平番县境镇羌驿、岔口驿修造……石桥一道……烂泥湾开石路一道”。在新疆境内，由哈密至吐鲁番，自嘹墩至七克腾木，共有四个驿站，有南北两条道路。南路虽为官路，但时有巨风。风来沙石俱飞，连人带马一起卷走，被人称为“风戈壁”；北路是小路，可避风害，“然无店宇可资栖息，行人苦之。”左宗棠部属便“将南路台站移置北路，添备官店水草器用，此患乃免”。又托克逊至喀喇沙尔，中间隔阿哈布拉，途中两峰壁立，乱石嶙嶒，只有一条羊肠小道通过悬崖旁边，车驮经过经常发生意外，于是左军“锤幽凿险，化而为夷。”清水河西是一片五六里长的碱滩，泥淖纵横，行人经过这里，常常陷没，为害很大。左军防营与地方合作”开渠泄浸，垫以巨木，杂覆树枝，土石平铺，始免积淖为患”。
在修治从甘肃到新疆道路的同时，左宗棠还令军民在路旁植树。据记载，从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长六百多里，植活之树，共达二十六万四千多株，会宁植活二万一千多株，定西植活十万六千株，皋兰植活四千五百株，环县植活一万八干株，永登植活七万八千株，狄道植活一万三干株。《西笑日觚》上说：“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这条塞上的绿色长城，就是甘肃人民长期以来称道的“左公柳”。每年夏天，左宗棠不仅令沿途军民用好水浇过三伏，而且还禁止乱砍乱伐。
由于战争，甘肃，新疆驿站废驰。这对全国东西通信及巩固边防极为不利。所以“左宗棠饬各属陆续安设夫马”，恢复塘驿。至光绪九年，甘肃、新疆驿站，“合计关内外共设：马六千三百五十余匹，夫三千六百余名，又所牛五百余只，有牛夫；拉车马一百五十匹，有马夫……”。
左宗棠还大力振兴文化教育事业，资助书院，大办义学。兰山书院是甘肃著名书院，初办于雍正十三年。光绪元年，左宗棠令出资加以修整，其规模：“中为文仁堂，后为敬逊堂，又后为射圃。敬逊堂前两厢为斋房，东南隅小院为一书库。西北小院二：一为掌院住宅，一为客厅。文仁堂左右为耳房，为东西官厅，东斋四院，西斋三院。前为仪门，门外西为监院官舍，东为书斗房，又前为大门，门外东西场表二：曰兴贤，曰育才。”左宗棠还就“膏火”额（学生津贴费——引者）规定了兰山书院的招生数量，如同治十一年“定正课四十名，副课五十名”。左宗棠还力聘高质量的老师到兰山书院讲学，如甘肃通渭人牛树梅是道光年间进士，甘肃名儒，一生为官清正，被称为“牛青天”，曾寓成都，执讲绵江书院六年，后归里，居秦安。左宗棠即对他“以兰山讲席聘”。除此而外，左宗棠还对兰山书院进行资助。继左宗棠之后而为陕甘总督的杨昌濬在《筹备膏火生息疏》中曾说：“兰山书院……岁需膏火二千余金，节经前督左宗棠捐廉分发，或于军饷内提给，本年也系左宗棠捐送……”。又如皋兰县的存诚义学，兴办于乾隆五十年，每年经费为八十两，由兰州道署发给。但是咸丰以来，削减经费，进行七析，义学每年实得经费五十六两。光绪元年，左宗棠对义学“拨给北山荒绝田三百垧，岁租市斗小麦九石”，以此解决了义学困难。另外，左宗棠还在光绪三年于皋兰新关祖师庙办讲义学舍一所，在通济门外办崇文义学一所。
左宗棠在新疆，也督令部属多设义学，并刊印了大量启蒙读物，如《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等书。据统计，光绪六年，新疆“兴建义塾已二三十七处。入学回童聪颖者，多甫一年而所颁诸本已读毕矣。”办学有成效，学童有成绩，所以“其父兄竞以子弟读书为荣，群相矜宠，并请增建学舍。”办学取得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左宗棠禁止民间种植罂粟。罂粟果实可做鸦片，长期流毒全国，危害人民健康，甚至使有些人家倾家荡产，对清廷统治也极为不利。清政府曾一再申令禁烟，如同治十一年，“申禁各省种罂粟”，十三年又令“禁种罂粟。”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清政府与列强所订的屈辱条约，允许在通商口岸买实鸦片，所以禁烟成效总是甚微。甘肃河西一带，隆乾年间开始种植罂粟，到咸丰时已普遍种植，同治年间，长期战乱，百姓流离失所，罂粟种植曾一度减少，但战乱平息后，又种植成风。左宗棠认为：百姓战乱之后，元气未复，若不严行禁绝，三十年后，危害将不堪设想。于是着人禁绝罂粟种植，凡已出土的烟苗，即派兵翻犁。左宗棠及其所属官吏经过数年努力，甘肃禁烟已成效显著。光绪五年三月，左宗棠上奏朝廷：“甘肃省遵旨禁种罂粟著有成效……先后据府厅州县禀报，印委各员躬亲巡历，不惮劳苦，民间奉令唯慎，实已根株净绝。”为防止四川、云南等地奸贩把烟土带到甘肃，左宗棠还建议朝廷晓谕外省烟贩，不许贩烟于甘肃境内，否则“当众焚烧，薄与责惩，令其改图贸易”，使“奸贩亦渐知耸惧。”
左宗棠作为清廷的封疆大员，在甘肃曾残酷镇压过回民起义，这是他一生中不可清洗的罪行。但他率军收复新疆，又在甘肃，新疆做了一些有益人民的事，这对巩固祖国的西北边防，对人民生活的安定，起了一定的作用。他是博得了人民一定好感的。光绪六年十二月，左宗棠从兰州回京时，“所过士民，夹道攀留”，以致左宗棠不得不“辄停车慰遣之。”长沙人周寿昌在《思益堂集•送左侯相入觐序》中说：左宗棠回京时，“关内外闻之，自颁白耆庶。下逮萌隶媪稚……巷议户祝，筹所以留公而不可得。”这些记述虽不免有夸饰之处，但它至少表明了左宗棠在甘肃、新疆建树了比较卓著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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