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与李鸿章都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国统治阶级中倡办洋务的重要人物。在洋务派内部，无论在倡办洋务的目的还是方针措施上，左宗棠都与李鸿章有很大的区别，不能完全等同并论。
李鸿章积极倡导并参与洋务运动，主要是他为了强化个人势力、巩固其政治地位的一种努力。李鸿章与曾国藩系下的湘军，是晚清兵为将有现象的发源地。过去，军队是掌握在国家政权手中，但发展到晚清，军队已成为乡勇部队领袖的私人军队，这些军队领袖往往拥兵自重，以实力来谋取利益。清朝前期以至于中期，汉族大员在朝廷中的地位是不受重视的，他们手中没有实权，无法参与国家的重大军政决策。“从一八五○年到一八九○年，满汉大员的比例发生了惊人的变动。这种变化有利于汉族大员，但受惠最大的是新的乡勇领袖。一八六一年到一八九○之间任命的四十四个总督，汉人占三十四个，其中杰出的乡勇领袖占二十个。同一时期，挑选来担任巡抚的一百一十七个人中，汉人占一百零四个。其中半数以上出身于勇营领袖。巡抚中约有四分之一的人，既没有中过举人，也没有中过进士。其中多数人都是通过军役取得权力的。”当时的私人军队是许多人走向仕途、谋官图爵的重要筹码，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李鸿章是在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回乡办团练，并以镇压太平军的功劳而跃居统治高位，最后夺取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之印，成了清王朝“中兴名臣”之一的。李鸿章的发迹史使他深知，培植发展个人势力是跻身统治阶层的根本保证，因此，以军事工业为主的洋务运动很快就对李鸿章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
和当时许多洋务派人士一样，李鸿章倡办洋务也打出了“西学为用”，用以自强的旗号，在《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折附江苏巡抚李鸿章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函》中还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但他更多还是从个人的角度出发倡办洋务的，“自强”实际上是自强其势力而不是自强国家，这集中表现在他的内外方针政策上。对内，他必须进行两方面的努力，一是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本阶级的利益；二是发展势力，维护个人利益，以便在阶级对抗减弱之后能成功地应付统治阶级内部之间的权力斗争，如满汉大员之间的权力斗争。对外，则采取向欧美列强投降妥协的方针，如他所说的那样，“当前局面，千年来之一大变局，处今时势，外须和戎，内须变法。”既然是“外须和戎”，那么，“内须变法”的目的也就十分清楚了。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所创办的江南、金陵、天津等近代军用企业实际上是供应淮军武器装备的军械库，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和捻军起义的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军工厂制造的洋枪炮及开花炸弹等“以资攻剿，甚为得力”。七十年代后李鸿章又经营北洋海陆军，进一步扩充了淮系势力，这为后来的北洋军阀的形成打下了基础。李鸿章不仅把其统下的军队视为私有，而且把他创办的军事工业也据为己有。一八六五年，他被调离两江总督任，前往北方镇压捻军时，奏陈他所办之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系淮军命脉，“诚不敢轻心付托。”把这两大企业继续控制在自己手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推行官督商办制度，把中国民办新航业和机器纺织业控制在北洋集团手中。李鸿章“内须变法”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发展个人势力，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镇压人民起义的，这就决定了他的洋务方针缺乏深远的考虑。他虽然说过“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李鸿章所创办的企业，无论是规模还是经济实力，在全国都居首位，但除江南制造总局设有一翻译馆外，无一研究机构或理工科学校。既不办学，怎么能“师其法”？不师其法，有何专门人材？既无专门人材，又何以替代洋人？如此摆脱不了依赖附属的地位，中国又何以能自强呢？对外的和戎政策，减少了列强对李鸿章势力的威胁，同时还得到了外国列强的支持，这正是李鸿章“和戎”的根本原因。
左宗棠的洋务活动正式始于一八六六年福州船政局的创办。左宗棠在同治五年十三日所上的《拟购机器雇洋匠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中大致阐述了创办目的。其一是海防，因为“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故“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只有这样，才能“遥卫津沽”。其二为商运，“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在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中，中国屡遭惨败，这除清政权本身腐败无能外，武装力量的装备极其落后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和清廷中一些有识之士一样，左宗棠深感若要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巩固清王朝政权，防止国外列强侵略，就必须振兴国力，采用先进的武器装备，发展我国自己的近代军火工业；与此同时，还可以兼造民用品，发展我国近代工业。
在对内的方针政策上，左宗棠与李鸿章同出一辙，曾残酷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他毕竟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是不允许任何推翻本阶级统治的意图存在的。左宗棠之有别于李鸿章，就在于他能够在主要矛盾发生转换时，在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把矛盾斗争的主要对象由国内农民起义转换成外国列强。这种对外方针的不同是左宗棠与李鸿章在洋务运动的目的和措施等方面产生差别的根本原因。
与李鸿章的“和戎”不同，左宗棠办洋务是“师夷长技以制夷”，反对外来侵略，维护祖国的尊严与主权。
“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适火轮兵船已成，英吉利遂以入犯。厥后寻衅生端，瞰我寇事方殷，来遑远略，遂敢大肆披猖。”中国在进入近代史以后，外国列强依靠他们先进的航海技术和军事技术开始对中国接连不断地进行侵略，输入鸦片，强行通商，威逼京都。所以，左宗棠特别重视海防建设，他参与洋务运动创办的第一个企业，就是建造船舰的福州船政局，“陆地之战，彼之所长，皆我所长，有过之无不及也。若纵横海上，彼有轮船，我尚无之，形无与格，势无与禁，将若之何？”倡办洋务始于船舰的建造，这本身就足以见出左宗棠振兴国力的抱负。然而，左宗棠办洋务的重要成就还在于他在洋务运动中大力倡办学校的行为，这也是有别于李鸿章的明显的特点。
左宗棠参与洋务活动的目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而要做到这点，就必须通过有效的途径学习掌握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因此，左宗棠不仅办厂造舰船火炮，还大力发展与之相应的科学技术教育，“拣派妥员，认真讲求，必尽悉洋人制造驾驶之法。”使制造厂和科学技术教育设施形成一个较为完善的系统。事实上，福州船政局不是一个纯粹工业性的机构，它是由工厂和学校（“求是堂艺局”）两大部分组成，学校在其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求是堂艺局共分英文部（海军学校、工程学校、航海实习学校）和法文部（造船学校、设计学校、艺徒学校）两大部分，除此之外，还设置了“时刻测定学校”，内分三小组：测时表制造组，光学器具组、船用罗盘针制造修理组。从涉及的科目范围可看出，左宗棠希望在船舰设计、建造、修理以及驾驶等各方面都培养出自己的专门人材。这些学校是我国最早、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海军学校、造船工程学校和造船技工学校。
左宗棠把办学视为福州船政局的第二位事务。在《详议创设船政章程折》一文中，确定了办学方针和一些具体办法：“是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非厚给月廪，不能严定课程，非优予登进，则秀良者无由进用。……拟请凡学成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如系文职文生入局学习者，仍准保举文职官阶，用之本营，以昭奖劝，庶登进广而人才自奋也”。当时，许多人对于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是持保守态度的，左宗棠不惜以重金官阶加以劝勉，表现了他那种期待早出人材、多出人材的迫切心情。实际情况证明，左宗棠创办的学校也确实培养了不少的专门人材，他们之中有邓世昌、刘步蟾、严复、林永生等海军将官，也有郑清濂、罗臻禄、李寿田和魏翰等军工技术人员。一八六九年六月十日，福州船政局制成了第一艘轮船“万年清号”，由沈葆桢亲自试航，驶往天津交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验收。“万年清”上的舵工、水手及其管理机器的人员全属中国人，无一洋人在船上，在当时情况下可谓壮举，充分证明了左宗棠办学的正确性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李鸿章办洋务仅顾眼前势力的培植，而左宗棠“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这种目的与指导方针上的区别，是北洋发展成为军阀集团而南洋最终没有化为军阀集团的根本原因。
左宗棠虽是乡勇领袖出身，并且是靠这种私人武装势力以及镇压起义军的“功劳”进入清朝统治阶层的。但是，他能够在民族矛盾激化上升为主要矛盾的关键时刻，以国家利益为重，丢弃拥兵自重的野心，把发展国家实力，争取祖国独立自主自强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为此而作出不懈的努力，这就使他逐步从反动的统治阶层中分化出来了。
左宗棠与李鸿章的区别就在于对外方针的不同，左宗棠“西学为用”的目的是攘外制夷，而李鸿章“西学为用”是为其势力的“自强”与“安内”，对外则采取了投降妥协的“和戎”政策。左宗棠一贯的对外方针促使他成了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个杰出人物，他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抗英派，“塞防”与“海防”之争中的“塞防”派，中俄伊犁交涉中的反俄派，中法战争中的抵抗派，在洋务运动中，他也以实际行动和成就为自己作了历史的客观鉴定——爱国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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