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左宗棠研究概况
对左宗棠的研究可追溯到十九世纪末。在他去世三年，就有人开始对他进行评价。一八九七年罗正钧编成《左文襄公年谱》。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对左宗棠作过评价。到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又出现了研究左宗棠的热潮。尤其抗日战争时期，更有专门著述问世，如秦翰才的《左宗棠在西北》一书，对左宗棠的介绍史料充足，评价也较高。国内对左宗棠的研究引起国外一些学者的注意。当时美国人倍尔斯撰写了《左宗棠全传》。一九四二年日本人西田保著《左宗棠与新疆问题》。以上著述虽然观点不同，甚至大有谬误，但其中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
解放后，我国史学工作者用唯物史观对左宗棠作过一些评介。范文澜同志在《中国近代史》（上册）对左宗棠收复新疆给予肯定。崔继思在一九五七年笫七期《史学月刊》上发表了《左宗棠述评》，肯定了他在近代史上的积极作用。粉碎“四人帮”后，对于左宗棠的研究探讨更是别开生面。杜经国的《试论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一文，指出左宗棠对抵抗外国侵略，巩固祖国西北边防作出的重大贡献。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一些报刊连续发表了二十多篇文章，专门论述左宗棠戍守新疆和兴办洋务等重大历史活动。一九八二年王震同志指出：象左宗棠这样的人物也要具体分析，一方面他镇压人民是有罪的，另一方面他在后期也捍卫过中国主权和领土，维护了国家统一，抗抵了英国和沙俄的扩张，对我们的民族、国家是有功绩的。一九八三年王震同志在接见左宗棠曾孙、北京化工学院教授左景伊时说：评价左宗棠是“作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对海内外影响很大。”一九八四年湖南师范学院开辟了“左宗棠研究”专栏。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杜经国新著《左宗棠与新疆》。王震同志曾称赞这本书为佳著。此后，海峡两岸的史学研究出现了一股“左宗棠热”。
二、左宗棠生平思想分析
左宗棠，字季高，称文襄公。清嘉庆十七年十月初七生于湖南省湘阴东乡左家塅。他家是个“寒素”三代秀才的“耕读世家”。幼年时家中虽有田亩出租，但收入微薄，无法养活一家众多人口。家境贫寒对他刺激很大，对他日后思想品格的形成有着深远的影响。
1、“惟崇俭乃能广惠”
左宗棠四岁时，从祖父上山游玩，采了一把栗子分给哥哥、姐姐，自己却没有吃。祖父欢喜地说：“这孩子从小能分物均匀，又能不贪，不自私，将来必能成一人物”。母亲说：“他有万里封侯的希望。”因兄早亡，左宗棠便将祖父留下的田产送给孤侄。亲戚、朋友有困难，他也总是尽力送些钱财周济。他有一句名言：“惟崇俭乃能广惠”。他本人生活一向很节俭，即使后来官至高位，他也不用海味，常穿布制衣袍。他常念及父母的贫苦，因而自己从不忍过分享受。左宗棠的这种节俭，济贫的品格，为他后来体恤百姓、士卒疾苦的思想感情奠定了基础。这在封建时代的官吏中是难能可贵的。
2、“读破万卷”，“心忧天下”
左宗棠的家境穷困到考中举人进京会试时“不能治装”的地步。这更激发他刻苦攻读，以求通过科举考试进入统治阶级上层。他早年埋头苦读“程朱理学”，以孔孟的“尽忠”，“尽孝”作为自己思想行为之本。儒家学说对他的思想影响根深蒂固。后来，又受“经世致用”社会思潮的熏陶，他开始学习有关国计民生的“有用之学”，企望有朝一日，以此求利、求富，解救民生的苦难。他努力钻研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绘制全国和各省地图以及宋、元、明时代的疆界图。他通览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对历代山川、道路、疆域的沿革变化加以标示，并对其间的军事关系分别加以说明。摘抄各省通志，特别将西域地图志中的山川、关隘、驿道等逐项分门别类地进行详细研究、精心整理成册，订成十大本。可见，他很早就对我国版图的疆界十分关心。左宗棠主张“中国疆土“尺寸不能让人。”他精熟地掌握了西北的地形、地貌，对他后来抗击沙俄入侵，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起了重大作用。他的老师曾夸赞他说：“开口能言天下事，读书先得古人心。”左宗棠的攻读和钻研是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为座右铭的。
3、“誓与此虏相周旋”
清朝末年，各帝国主义列强纷纷侵入我国，中国领土屡遭掠夺、瓜分，祖国面临危难。面对列强，清王朝统治阶级内部分化为投降派和主战派。两派斗争时起时伏，异常激烈，这是卖国与爱国的斗争。在这关系民族命运的斗争中采取何种态度，是鉴别评价每一个历史人物的重要标志。左宗棠身为清庭的封疆大臣，强烈的爱国热忱和民族自尊心，驱使他效命疆场。他一贯支持林则徐、魏源等人的反侵略斗争。他受了魏源要“制夷”必先“师夷”的理论影响，兴办军械，加强实力，以扶即倾之民族大厦为己任。左宗棠坚决反对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投降派主张，并与之进行了有效的斗争。李鸿章对外国侵略者“畏犬如虎”、“俯首贴耳”。在中俄伊犁交涉中，李鸿章散布“先允后翻，其曲在我”的卖国论调，不惜出卖伊犁主权，以实行他的所谓“息兵安民”的“和戎之策”。左宗棠洞察其奸，动员爱国力量参劾欺君罔上的投降派。当他得知琦善签订了卖国的“穿鼻草约”，出卖香港时，斥责其“以奸谋误国，贻祸边疆”，他还积极准备抗击沙俄。对待新疆，李鸿章之流主张放弃，胡说：“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腹心大患愈棘”以“外须和戎”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而左宗棠针锋相对，认为“新疆是决不能放弃的，放弃了新疆，两北各省区都不能保固。”“故只有保住西北，才可控制东南”。他进一步认为从历史上看“周、秦、汉、唐之盛，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东南，国势浸弱，以底灭亡。”他还承袭了魏源和龚生珍的设想，主张新疆建省。他说：“立国有疆，古今通义。规模存乎建置，而建置因乎形势……为新疆画长治久安之策，……”在对待东南海防与西北边防的关系上，李鸿章说：“海防为重，塞防为轻，主张放弃新疆，移塞防之饷，以筹海防。”左宗棠反对说：“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他认为，国土须完整统一，不可偏废，否则，一损俱损。
当然，左宗棠对侵略者的主战策略也不是一味地战。他也讲“和”。但他心中的“和”，是不屈辱的“和”，是公道平等的“和”。他认为与外国交涉只有“战”、“守”、“和”三条路，而首先是要能“战”，并且能“守”，然后才可言“和”。这才是不卑不亢、正气凛然的民族气概。他对投降派恨之入骨，主张“驰使封剑”，将琦善“斩首军前，揭发其卖国之罪。”他严厉斥责曾国藩“夸大夷情，严索抵偿，用心何往？”他以先“战”为主的策略，对沙俄侵略者，表示“誓与此虏相周旋”的决心。他曾对部下说：“我死墓座东南朝西北，至死不忘西北。”
从对左宗棠生平思想的简略剖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贫苦的出身养成了他清廉、济贫的品格，广博的学识为他日后的作为打下了基础，儒家学说的熏陶使他形成了“忠君报国”的思想，这一切在他征战西北的戎马生涯中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
三、左宗棠在新疆的功绩
1、收复失地，保卫疆土
沙俄在《中俄北京条约》、《中俄伊犁条约》之后，占据了我国新疆等地的大片领土。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力排投降派的非议，不顾自然条件的重重困难，以六十三岁高龄之驱远征西北。他立下军令状，在奏折上声明：“不效则重治臣罪以谢天下。”左宗棠还令部下为他抬着棺材上前线，誓与沙俄决一死战。
光绪元年，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分兵三路，讨伐入侵之敌。第一路收复乌鲁木齐，第二路收复吐鲁番，第三路收复南疆的和阗。不到一年半时间，新疆南北的大部分土地从沙俄手里夺回来。最后剩下伊犁还在俄罗斯占领之下，于是收复伊犁的交涉又提上议程。左宗棠兵分三路进军伊犁，他派金顺在东路驻守精河一带，阻扼俄军窜截，派刘绵棠向西路进发；派张曜从小路攻坚，三路配合，协同作战。他自己统帅三军，采取缓进速战的策略，一举收复了伊犁。左宗棠雄心勃勃，很想把《瑗珲条约》后失去的土地全部收回。
收复新疆之后，左宗棠极力主张新疆建省，设郡县，由清廷直接统一管辖。他还屯田，练兵，设防，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军事措施保卫边疆领土。这些建省、屯田之策，早在魏源的《圣武记》一书中就有论述，龚自珍对此更有精辟的研究，然而，终未能实现。左宗棠在新疆艰苦征战，屯田戍边数年，实现了前人的宿愿，对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作出了重大贡献。
2、积极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
“新疆失守十年，城垣多毁，最厉害的要算喀什噶尔、乌鲁木齐等地。”农田水利遭到严重破坏，河道水渠淹废，大片土地荒芜，叶尔羌河冲决长堤，使“数百里间田庐漂没，驿程梗阻，城堡坍塌。”真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左宗棠“善于治民，每克一地，招徕抚绥众至如归。”他安定民生，充裕国库，巩固边防。“每师行所至，相度形势，以屯田为务，战事余暇，即令士卒持锄犁开渠引水，从事耕种树艺谷桑，种植蔬菜，以充军食，复助民治水，募民垦地。”
在左宗棠的督办下，各地开通河道，广挖渠井，仅哈密一地修水渠两条，长六十余里，宽八丈，深十余尺；修复了乌鲁木齐、喀什、和阗等城池；新筑了从哈密到巴里坤，从哈密到吐鲁番等多条道路；恢复了军台、驿站、营站、营塘，健全了驿递机构，并倡导沿路植树，处处栽柳，时人称为“左公柳”。
左宗棠为发展新疆经济，派人调查得知南疆有桑树八十六万六千余株，又派人到湖州调来蚕桑工人六十名，向当地百姓传授栽桑，接枝、育蚕、煮丝等技艺，使新疆开始发展起蚕丝业。其丝“色清质好，不减川产，织成绸缎，也不亚于浙江。”
左宗棠安抚难民，发给籽种，耕牛和农具，使经受战乱的百姓能很快安居生产。他鼓励百姓种菜。他在衙门前亲自浇园种菜，是他第一个把蔬菜传入西北的。因他素有“诸葛亮”之称，故当地传诵着“诸葛菜”的佳话。
左宗棠还采取了改革税利，举办赈务等措施，深得民心，使新疆百姓的生产、生活在短时间内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当时，西北曾遇上三百年未有的大旱，但百姓生活并没有遭受惨重的灾难。人们都称他为“左阿訇”。
3、治军严明，廉洁奉公
左宗棠在新疆非常重视严明军纪，绝对不准官兵欺压百姓。他以为“官与民交涉之件，总须官肯吃亏，但不可太多耳。”他主张“用兵不扰民”，他深知在兵民交易中，百姓不得便宜，交易不会成功，他常说：“为政先求利民，民既和俟，国必兴焉”，“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久久官民浃洽，如家人父子一般，斯循良之选矣。”他的“顺民利民”的思想，是他治军，治民的依据，也是他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获得成功的保证。
左宗棠不但对官兵十分严厉，对自己也非常严格。他和士卒同甘共苦，行军中从不住公馆。在营帐中穿布袍，用一木板小桌，迎着风雪在暗淡的灯光下料理军务。他常年腹泻，并患有风湿病，却仍与士卒同吃住。他最宠爱的大儿子到安定省亲时，左公也让他住营帐，风吹骨寒，儿子却不敢向父亲诉说。左宗棠在西北驻防时，他的夫人，女儿，女婿先后死去，他仍戌守边疆不归，一颗报国卫疆之心何等忠贞！
当时新疆军饷不足，左宗棠一面令士兵生产自补，一面靠他清廉严治。家人用钱他不奇，士卒有急需，他掏空腰包相助。有人送他补品，他却分给大家。他节衣缩食，以保军需，以供发展生产。左宗棠的这种克己为公的品格与当时朝廷中的许多贪官污吏恰成鲜叫的对照。
四、对左宗棠的评价
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应当考查他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国近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各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入侵，清统治者屈膝投降，而左宗棠和林则徐一样，不计个人得失，坚决主战，以战求胜，以胜保民。这是符合民族和人民的愿望和利益的。马克思说：“在社会历史领域内……，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左宗棠抗敌卫国的激情和行动，谋求祖国领土完整统一的意图和目的，并不是奉旨出征不得不从，也不是仅凭一时的热情，而是他宏图宿愿，深谋远虑的志向。他能以六十多岁高龄效命战场，正是他的民族自尊心和爱国精神的集中体现。
左宗棠在新疆征战数年，不顾体弱多病，不顾外帝强暴，不顾条件艰苦，不顾清朝统治集团的贬谪，是一位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左宗棠在当时维护了中华民族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他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是爱国主义的实际表现。列宁说：“爱国主义就是千百年不固定下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支柱，是炎黄子孙的崇高美德，也是评价一个人思想和行动的道德标准。爱国就会受到人民的赞颂和怀念，就会永垂青史。难怪在左宗棠逝世时“福州城中巷哭失声，丧归之日，江、浙、关、陇士民闻之，皆奔走悼痛。如失所亲”今天我们公正的评价左宗棠，尊重史实，给他以历史上应有的地位。
当然无庸讳言，左宗棠之爱国是爱清朝统治阶级之国，实质上是忠清廷之君。这是封建时代一切爱国者难于摆脱的阶级局限。正是这种狭隘的统治阶级意识和忠君思想，致使他曾疯狂地镇压过太平军、捻军等农民起义运动，被斥骂为“刽子手”，成了千古罪人。
左宗棠既是民族英维，又是刽子手，这水火不相容的矛盾对立品格集于他一身，是统一在他“忠君报国”的顽强意志中。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清代末年，当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条件下，左宗棠住新疆的思想行为代表了民族利益，人民的利益，因而，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今天，在我们谈到祖国领土完整的时候，是不应该忘记左宗棠的。正如王震同志在评价左宗棠时说：“凡是对国家，民族有功的人，都应该给他应有的历史地位。一切为民族和国家作出贡献的人，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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