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以来，对于曾国藩的评价，从“勋高柱石”的“古今完人”到“汉奸刽子手”，可以说是判如冰炭。他因组织湘军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而成为满清“中兴”名臣。尽管曾氏逆历史潮流而动，受到后世的批判，但就其治军为政的能力而言，是不可轻易否认的。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亦极力推崇曾国藩，认为，“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可以说是给予了较高的评价。本文无意于讨论曾氏用兵为政之术，仅就其人才思想略作管窥，不当之处，恳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一、“德与才不可偏重”的人才标准

曾国藩治军为政之所以取得成功，就在于他知人善任、重视人才，他认为，“中兴在乎得人”，“除人才外，无一事可恃”。曾国藩把德才兼备作为选拔人才的标准，如说:“余谓德与才不可偏重。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灌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楫栋梁之用。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德和才同等重要，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德而无才以辅之，则近于愚人，才而无德以主之，则近于小人。世人多不甘以愚人居之，故自命每愿为有才者。世人多不欲与小人为缘，故观人每好取有德者，大较然也。”在曾国藩看来，才德固然都很重要，但如果才德二者发生矛盾，也即是说有德无才或有才无德，那么，用人时就应先取有德者，有才而无德是不可取的。曾氏认为，“智可因忠而生，忠不必有过人之智，尽吾心而已”“能剖心肝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只要做到对皇帝的忠心耿耿，那么才智也就是第二位的了。所以，曾国藩认为，如果德与才不能兼备，那么，“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的确，综观曾氏一生，其手下的文官武将，幕僚文人，无一不是封建统治的忠实维护者。曾氏自己幕年时亦感叹:“余生平好用忠实者流。”

曾国藩作为满清中兴大臣，是封建秩序和封建伦理道德思想的忠实捍卫者，曾氏所提倡的“德”，是以儒家的“礼”为其根本的。他认为:“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在他看来，自古及今，凡成就大业者，不知礼是枉然的。礼是立德为政做人的根本，是维护封建统治长久延续的“大道”。此外，曾氏还把理学家所倡导的“诚”“信”等概念搬出来以明“礼”，这种观点，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去看待，无疑是应予以彻底否定的。但在当时封建社会条件下，很显然对维护满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勤习不已”的成才之道

曾国藩认为，人的才能有上智、下愚、中材三等。而“扰扰万众皆中材耳”，也即是说，人的智力基本上都是相差不多的。成才与否，关键在于后天的学习，而非仅仅靠天赋，天下并没有现成的人才，后天的习染是至关重要的。在曾氏看来，“人性本善，自为气察所拘，物欲所蔽，则本性日失，故须学焉而后复之，失之甚者，须勉强而后复之。”意思是说，人的禀气受后天习染的影响较大，但可以通过努力学习来弥补不足，成才也是如此。学习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学于古人则多读书籍。学于今人则多觅榜样，……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曾国藩在《送凌十一归长沙》诗中深有感触地说:“王侯将相岂有种，时来不得商进止。君归读书更十年，看君白日上青天。”曾氏很重视培养人才的方法，他认为“擢超”“保举”“教诲”等是培养人才的良好途径，尤其是“教诲”之法尤为可取。曾氏在治军过程中，不但重视武练，而且重视文训。他于军中专门设立营务处，负责培养将才。他十分注意军中有较高素质的人，一旦发现，应将其派送营务处学习深造。此外，曾国藩在官吏选拔上也是如此。他不但要考查官吏的品德，更重视他们的实际能力，以便量才而用。他很注意上级对下级官吏的训导，鼓励官吏加强学习，以不殆于政事。曾氏特别注重“勉强”对于成才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人才大都是由“勉强”而出。他对董仲舒所谓的“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德日进而大有功”极为赞赏，叹其为“至言”。可见，曾氏对后天学习于人之成才的作用认识得是比较清楚的，这一思想即使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也是极有意义的，我们对此不应以阶级的尺度去作简单地划分。

三、“不拘资地”的用人方法

曾国藩不仅在人才的标准、培养人才的方法上有一套自己的理论，而且在人才的使用上，也有自己的见解。曾氏认为，用人一定要力争做到人尽其才、适其所用，应“当其时，当其事”，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否则只能造成人才的浪费，“故世不患无才，患用人者不能器。”国家的治理，封建统治地位的巩固，与人才的使用得当与否有着密切关系。在人才的使用上，他继承了龚自珍“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思想，提出“不拘资地”以选用人才。无论是出身贫贱，还是资历浅短，抑还是与己有隙，或政见不和，只要是有才能者，都力争为己所用。与他有矛盾且骂过他的左宗棠，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而被曾国藩三次破格荐举，使左氏后来成为满清封疆大吏，名闻天下。

曾国藩十分重视人才的选用，但又不对所用人才求全责备。他认为，人不可能成为十全十美之人，即使大才也不会没有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所以，“衡人者，但求一长可取，不可因微暇而弃有用之材。”也就是说不能对人才太过苛求，应取其所长，避其所短而用之。这样有利于发挥他们的有用之才，为封建统治服务。

    总而言之，曾国藩作为满清“中兴”名臣，他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上，的确为维护封建统治作出了贡献，成为满清一代“忠”臣，深受封建统治者的青睐。同治皇帝曾深赞曾国藩“筹策无遗，谋勇兼备，知人善用， 调度得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曾国藩之所以能取得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如此显赫的事功，这与他本人的才能，尤其是与他善于识人、用人、选拔人才是分不开的。在满清史上有名的大臣如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沈葆祯等都聚集于他的门下，不少的思想家、翻译家、学者、科学家也都为曾氏所欣赏。在曾氏的荐举下，他们的才智都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发挥，对于维护满清腐朽统治起了重要作用。对于曾国藩的人才思想，我们应运用马列主义的观点方法剔除其糟粕，吸收其合理的因素，以更好地为当前社会建设和发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