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七一年一月，沙俄乘中国内部动乱、阿古柏匪帮侵占我国领土的时机，悍然出兵侵占我国的伊犁，声明俟中国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后，即将伊犁交还中国。一八七八年一月，中国西征军不仅收复了乌鲁木齐、玛纳斯，并且收复了略什噶尔、和阗，全歼阿古柏匪帮，戡定南疆，俄军仍旧占据伊犁，拒不交还中国。暴露了它侵吞伊犁的狼子野心，由此引起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中俄伊犁交涉。在伊犁交涉的过程中，西征军统帅左宗棠坚持收复伊犁，驳斥李鸿章对俄妥协投降、出卖伊犁的谬论。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促使封建统治阶级中分化出更多的爱国分子，集结在爱国派首领左宗棠的抗俄旗帜下，参奏李鸿章投降卖国，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爱国力量的集结。左宗棠实力抗俄，积极准备打仗，有力地支持了收复伊犁的外交斗争。曾纪泽同沙俄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迫使沙俄交还了伊犁地区。在中俄伊犁交涉的过程中，左宗棠的反投降、反侵略的斗争，对收复伊犁，维护祖国统一作出的重要贡献，应当充分予以肯定。
一
从十八世纪开始，沙俄拚命在中亚扩张领土。一八四六年到一八四七年，沙俄武装侵占了巴尔喀什湖东南的拉塔勒河与伊犁河等七河地区的中国领土。因此，早在四十年代末，林则徐便敏锐地感到：“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一八五一年，沙俄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掠夺得在伊犁、塔城设立领事馆、贸易免税、自由居住、传教等特权。把它的侵略触角伸到了伊犁等地。一八六四年，又强迫清政府订立了所谓《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割去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的四十四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沙俄完成了中亚重要据点的占领。为了适应继续向东侵略的需要，一八六七年，沙皇命令建立一个新省，即后来的七河省，以高福曼（Kaufmann）为总督，驻塔什干，其辖区自乌拉尔山岭以至中国的西北边境。
伊犁地区，在经济上，物产丰富，是新疆西部地区的粮仓；在军事上，易守难攻，“英、法人谓伊犁全境为中国镇守新疆的一大炮台”。俄将克鲁泡特金（Kuropatkin）说：“向东延伸的伊犁地区，象一座坚固的堡垒，合并了这块地区，会给我们在防御上带来很多利益，相反的，给中国却造成了很大的军事威胁”。沙俄久已企图侵占伊犁。一八七○年，阿古柏匪帮的势力扩张到乌鲁木齐、玛纳斯。一八七一年七月四日，沙俄乘虚而入，派兵侵占伊犁，宣布“伊犁永远归俄国管辖”。不久，沙俄命驻京公使照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此举是为了“安定边境秩序”，“只以回乱未靖，代为收复，权宜派兵驻守，俟关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立即交还”。沙俄估计中国再也无力收复新疆，所以对清政府玩弄外交辞令，以掩饰其侵略罪行。于此同时，竭力笼络阿古柏，阴谋使阿古柏变成它侵吞南疆的工具，造成南北夹击，鲸吞新疆的态势。
二
一八七一年夏沙俄侵占伊犁后，左宗棠已在暗中积极为恢复新疆作准备。同年秋，他写信给部将刘锦棠说：“俄人侵占黑龙江北地，形势日迫，兹复窥吾西陲，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及时准备，希从速募兵九千西来。“俄人战争与英、法略同，非不可制者。”现在俄军侵占伊犁，“去其国界一千余里，若再深入新疆”，“如遇能战之军，未有能善其归者。”我决心与“此虏周旋到底”。
一八七三年春，总理衙门将署理伊犁将军荣全与俄方谈判不得要领的情况咨照左宗棠，他在复函中慷概陈词：俄欲久据伊犁，“已情见乎词”，“自古盛衰强弱之分，在理而亦在势”，收回伊犁，“恐非笔舌所能争也”。欲收回伊犁，必先收复南疆，欲收复南疆，又须先收复乌鲁木齐。总之，“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当前的问题是整军经武，编组西征军，准备挺进新疆。
一八七七年十二月，西征军光复喀什噶尔，阿古伯匪帮的罪魁伯克胡里与叛国逆匪白彦虎等逃窜沙俄境内，得到沙俄的庇护。左宗棠上书总理衙门说：现在应该向沙俄提出交还伊犁，兼索逃窜俄境的白彦虎。我国理长，“与外人交涉，当强者不可示弱”。同时，他指示西征军前敌总指挥刘锦棠说：“俄人蓄怀叵测，……惟利是图，不夺不厌”，妄想久占伊犁，“任彼如何摆布，我总暗作准备”，探报须勤，哨探须远，各军须密切联系，“疆场之事，一彼一此，原不可稍存成见，致滞戎机”。这是说，收回伊犁，将先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如果不能达到目的，就用军事手段收复失地。围绕着收复伊犁的投降与反投降、侵略与反侵略斗争，一天比一天紧张起来了。
一八七八年六月二十二日，清政府派昏庸腐朽、媚外卖国的满洲贵族崇厚为全权大臣便宜行事，赴俄办理收回伊犁交涉事宜。一八七九年九月三十日，沙俄强迫崇厚在克里米亚半岛上订立了丧权辱国的《里瓦机亚条约》，共十八款，其主要内容是：俄国交还伊犁，中国偿还俄国“代收”、“代守”各费五百万卢布；霍尔果斯河以西、伊犁山南的特克斯河流域大片中国领土割归俄国；准许俄国在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嘉峪关、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等地添设领事；增辟俄商运俄货经嘉峪关、张家口赴天津和经汉口、汉中、西安运土货回俄的通商路线；准许俄商在天山南北路、蒙古贸易免税；塔城边界尚待修改；俄人在伊犁置有财产，准其照旧管业；伊犁民人入籍俄国，准照俄人看待等。
清政府将条约内容转知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酌议覆奏，特别责令左宗棠通筹全局。一八七九年十月中旬，李鸿章复奏说：“收回伊犁，尚不如不收回之为愈”；崇厚是出使全权大臣，有便宜行事之权，既经立约，又欲推翻，是“先允后翻，其曲在我”；如果推翻崇厚所订条约，“侮必自招”，难免发生战争，中俄接壤万里，“实属防不胜防”。一旦开衅，恐怕俄国要求“照现议而不可得者”。总之，崇约不能“翻悔”，应该全盘接受。
左宗棠知道条约内容后，针对投降派的卖国论点，对崇约逐条批驳，其要点是：
一、根据崇约，伊犁虽然收回，但俄国又割我霍尔果斯河以西及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土地，居心险恶。自从俄兵侵占伊犁后，将大城西北三城庐舍毁为平地，其“迤东清水河、塔尔奇、绥定三城均毁弃以居汉、回”，而各城堡木料于大城东九十里的金顶寺营造市廛几二十里，具见“久假不归，布置已有成局”。现今我国名为收回伊犁，而霍尔果斯河以西、特克斯河流域大片膏腴之地为俄国割去，伊犁屯军军食何出？
二、伊犁与阿克苏基本上遥遥相对，自伊犁南度伊犁河，逾索果尔达巴哈，过特克斯河六百五十余里，再跨越冰岭至阿克苏，共一千二百二十里，其中有间道可通，为新疆西部南、北疆仅有的通道。此次割去特克斯河流域，其目的在侵占伊犁以南至阿克苏以北之地，切断伊犁至阿克苏的通道，并裹哈萨克、布鲁特各部，促使他们归属俄国。这样，喀喇沙尔、赛立木、阿克苏之北均与俄境毗连，而我军就防不胜防了。
三、根据崇约，伊犁以北塔城附近的中俄边界将被侵蚀，形成俄国环居伊犁三面，官军接收伊犁，“堕其度内”，无可守之势。此其三。“今一矢未闻加遗，乃遽捐弃要地，厌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患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叹息痛恨矣”。
四、伊犁民人入籍俄国，准照俄人看待，其目的是利用此条规定，诱胁伊犁民人归俄，而以伊犁空城还我。俄人既得在伊犁照旧营业，伊犁民人又被胁入俄籍，是伊犁虽还，中外杂处，我将何以自守？
五、俄国在乌鲁木齐等地增设领事，增辟南北通商路线，他们明知通商路线遥遥万里，无利可图，然而他们必欲增辟，“盖欲藉通商，便其深入内地，纵横自恣”，“枝节横生”，“使我无从禁止”。这方面的条款也不宜轻易许诺。
左宗棠说自从同治三年（1864）中俄划界之后，中国边民被俄国胁诱者不知凡几。俄国并吞中亚三汗国后，与新疆接界。我军收复南疆，阿古柏匪帮余孽伯克胡里、白彦虎等率领残匪，逃窜俄境，受到包庇，是“俄乃认安集延（指浩罕）为其所属，欲藉为侵占回疆腴地之根”，居心叵测。邦交之道，“论理而亦论势”。划定疆界，彼此遵守，这是理。至于争城夺池，“不以玉帛而兴干戈，彼此强弱之分，则在势不在理”。所谓势，“非仅直为壮，曲为老也”。从俄国既往种种考察，如不急起力争，“新疆全境将有日蹙百里之势”，甘肃、陕西、山西、河北边防也将因之危急，那时再议筹边，“正恐劳费不可惮言，大局已难覆按也”。最后他提出中俄交涉的方针应是：“就时势次第而言，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他明确表态说：我虽“衰庸无似，敢不勉旃”。现已调兵遣将，部署防务，明春准备进驻哈密，亲自指挥抗俄军事，只要军饷应手，内外一心，胜利是有把握的。
清政府将李鸿章的有关奏折钞给左宗棠阅看，征求他的意见。左宗棠复奏说：我的意见已经奏明，请将崇厚所订条约各款下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六部九卿及将军、督抚会议，俾得各抒所见。这无异在六部九卿中间撒下一把爱国火种。果然，条约内容在六部九卿中一经宣布，统治集团中便掀起了一股爱国浪潮，纷纷参劾崇厚卖国。翰林院侍读学士黄体芳参奏崇厚“专擅误国”，应“敕下廷臣会议，重治其罪。”司经局洗马张之洞奏劾崇厚说：更改崇约，“未必有事”，不改崇约，“不可为国。”改议之道有四：“一曰计决”，“二曰气盛”，“三曰理长”，“四曰谋定”。“立诛崇厚则计决”。将“俄国不公不平臣民公议”，“明示中外”则“气盛”。崇厚虽已画押，朝廷尚未批准，据理驳斥则“理长”。“急修武备则谋定”。伊犁将军金顺、四川总督丁宝桢、修撰王仁堪、太仆寺少卿钟佩贤、尚书万青黎、侍郎尚叙、钱宝廉、司业周德润、少詹事宝廷、中允张楷、给事中盛昱，郭仁矩、余上华、吴镇、胡聘之、御史孔宪谷、叶荫昉、黄元善、田翰墀、邓庆麟、邓承修、员外郎张华奎、赞善高万鹏、侍读乌拉布、王先谦、编修于荫霖、肃亲王隆勤、检讨周冠贤、员外郎陈福缓等“先后奏陈，大多主战”，痛斥崇厚卖国。左宗棠也一再上书总理衙门，指陈崇约失权严重；针对李鸿章“先允后翻，其曲在我”的卖国论点，加以辩正说：“谕旨颇以先允后翻，曲仍在我为疑”。崇厚虽以全权出使，所议约章均须等候御笔批准，“是先无所谓允也”。又进一步争取总理衙门大臣奕訢说：我虽然年老力衰，但“时局如此，断不稍萌退志”，誓与“西事相终始”。“邦交之道，论理而亦论势，势之所在，即理亦因之而长，无理亦说成有理。势所不存，则仰面承人，不能自为轾轩，有理亦说成无理。古今成败之迹，大抵皆然”。如果俄国一意孤行，挑起战争，我当檄南路之兵，分道急进，直取伊犁，并索白彦虎，“均有把握”。左宗棠实力备战，准备抗俄，是给予爱国力量的最大支持。
围绕着收复伊犁问题的爱国与卖国的斗争，唇枪舌箭，愈演愈烈，壁垒分明。这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爱国力量的空前集结，其力量远远超过了以李鸿章为首的投降派，爱国力量的中心人物则是兵符在握的西征军统帅左宗棠。
李鸿章对爱国力量的兴起与集结，既恼火，又害怕，对爱国派首领左宗棠恨入骨髓，到处散布卖国谬论，攻击左宗棠。他写信给山东巡抚周恒祺说：中俄交涉，坏事始于张之洞等慷慨陈言而起，直至今日，节节贻误，“仍日进傥论，其源自左相发之。”他写信给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说：崇约在伊犁附近分界，“稍吃亏”，因特克斯河流域割给俄国，内有通南八城之路亦被阻，“此左公期期不可，京朝官群吠力争，英、法人诧异讥笑者也”。其实，伊犁“即久假不归，于大局无甚关碍”。左宗棠居然为此主战，“未免不知彼知己，不顾后艰”。现在俄国署理公使阳凯德屡次到总理衙门指责中国“显欲毁约”，以回国相威胁，将来只宜“敷衍了事”。这时，清政府已命令曾纪泽充任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赴俄重开谈判。李鸿章对曾纪泽的一席话，无非要曾纪泽执行他出卖伊犁的投降外交，企图利用曾纪泽之手出卖伊犁。
在以左宗棠为首爱国派的压力下，一八八○年一月二十七日，清政府将崇厚革职，交刑部治罪。二月十二日，命曾纪泽充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赴俄谈判，挽回崇约。二月十九日，照会俄国崇厚违训越权，所订条约作废。三月三日，定崇厚为斩监候。这一切，标志着爱国派压倒了以李鸿章为首的投降派，使李鸿章变成了落水狗。
三
在与投降派斗争的同时，西征军统帅左宗棠加强了军事部署，严令所部痛剿敢于前来窜扰边境的阿古柏匪帮余孳和白彦虎部残匪，显示了军事威力，为伊犁交涉的外交斗争作后盾。
伯克胡理、白彦虎等率领残匪逃入俄境后，俄方将他们安置在特穆尔图泊附近的托呼玛克，每日发给逆目白银五分，其余每口给银二分。特穆尔图泊在伊犁西南鄂尔果珠勒卡伦外四百余里。
一八七八年九月，白彦虎部余孳孙义合、金山等向俄官领得路票后，纠集残匪，分股窜犯乌什和阿克苏辖境。
一八七八年十一月，阿古柏匪帮余孳，阿里达什“由俄官处告假”，带同阿布都勒哈玛哲，拥立拉什罕为条勒，率余孽胖色提（营官）五名、玉子巴色（哨长）及贼党等，沿途胁迫布鲁特人数百，“假所立条勒名号为词，谓汉人非其族类，现闻喀什噶尔官军内调，正可乘虚袭取。条勒所到之处，可免上粮纳税”。向喀什噶尔边境窜来。
一八七九年初，阿里达什部余孽阿布都勒哈玛父子，纠集叛国逆匪张格尔的胞弟玉素普的孙儿爱克木汗条勒、阿希木汗条勒、艾买提和卓等，打出为阿古柏复仇的旗号，伪称新疆南路沿边一带，有众数万，答允协助他们为阿古柏复仇，夺回南疆各城，易如反掌。阿布都哈玛父子等率胖色提二十余人，玉子巴什百余名，安集延众八百余名，胁迫布鲁特人入伙，违者格杀不论，聚众千余，窜犯离喀什噶尔百余里的明约路。
一八七九年八月，阿古柏匪余孽爱克木汗条勒、阿布都勒哈玛率残匪窜至距喀什噶尔七百里的乌鲁克恰提嗣渡河，窥伺喀什噶尔。
每当这些残匪窜犯边境时，刘锦棠、张曜等亲自上阵，指挥所部步骑兵进剿，或是分道兜剿，或是包抄埋伏，击败逆匪后，命令所部穷追于深山绝谷之中，先后阵斩孙义合、阿里达什等，仅在一八七九年二月博斯唐特勒克的一次伏击战中，就击毙贼首阿希木汗条勒等三名，擒斩胖色提十七名，玉子巴什六十余名，安集延贼众七百余名，缴获枪炮、马匹、驼只无数。以上的军事斗争，不是孤立的、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中俄伊犁交涉的有机组成部分。
自从伯克胡理、白彦虎等逃匿俄境后，左宗棠预计到随着中俄伊犁交涉的激化，俄方将“纵兕出柙”，扰乱边境，试探中国军队的实力，使西征军防不胜防。因此，他严令刘锦棠、张曜等“严密堵剿，放手痛办”。经过上述几次痛剿，匪势顿杀，残匪再也不敢窜犯南疆边境。这些军事斗争的胜利，杜绝了沙俄借口边境不宁，拒绝交还伊犁的企图，显示了西征军的军事威力，使俄军知所戒惧，不敢轻举妄动，有力地支持了收回伊犁的外交斗争。
以左宗棠为首的爱国力量的集结，使正气上升，邪气下降。一八八○年一月，崇厚下狱，标志着爱国派的胜利。左宗棠实力抗俄，准备打仗，以武力收回伊犁为目标，进行了抗俄军部署：东路以重兵扼守精河一带，由伊犁将军金顺主持其事；中路此路拟由阿克苏、冰岭之东沿特克斯河径趋伊犁，由张曜主持其事；西路此路拟取道乌什、冰岭之西经布鲁特游牧地七站抵伊犁，计程一千二百五十里，由刘锦棠主之。
三路兵力厚薄不同，东路兵力比较薄弱，战斗力也较差，由乌鲁木齐提督金运昌部拨出马队五百，步队一千五百，归金顺指挥调度。此路主守，应“坚扼要隘，遏其纷窜，不必以深入为功”。中路张曜所部原驻阿克苏，所部步兵四千五百余名，骑兵五百余名，另行增募皖北步兵千名，挑选旧吐尔扈特马队数百，另外，左宗棠拨给精锐步队四营，马队一营，其总兵力至八千上下。以易开俊部为张曜填防后路。此路主要任务是攻取伊犁。刘锦棠部分布西四城，主力集中喀什噶尔，共统辖十五营，其中骑兵一千五百余名。此路主攻，应由乌什取道冰岭之西，径指伊犁。如进击伊犁有困难，则出屯喀什噶尔外卡，佯作进兵俄境态势，使俄军时勤狼顾”。塔尔巴哈台方面，参赞大臣锡纶所部兵力不足，以徐学功、孔才等部民团前往增援。金顺的后路昌吉、绥来一带由金运昌部填防。金运昌因拨出一部兵力归金顺指挥，兵力削弱，以古城、阜康所驻马步移驻乌鲁木齐，其奇台等城则由左宗棠另行拨兵填扎。左宗棠统筹兵事，积极做好实力抗俄的准备，摆出盘马弯弓的架势。
一八七八年一月，西征军收复西四城时，左宗棠写信给陕甘军务帮办刘典说：“孱躯日就衰惫，近更不思饮食，夜间半坐半眠，难得好睡。西事速了，能归正首邱，至幸矣。”当沙俄企图久据伊犁，影响到边防的安危，关系到祖国的荣辱时，左宗棠以六十九岁的高龄，拍案而起，决心奋起迎战沙俄，遂于一八八○年六月离开肃州，扶病踏上千里迢迢、黄沙蔽天前往哈密的征途。他说：“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老怀益壮”。出发时，命令士卒“舁榇以行”，表示此行誓死抗击沙俄侵略、收回伊犁的爱国决心。军心悲壮，中外警动。
四
在爱国派主张对俄强硬交涉、武力收回伊犁的压力下，清政府接受了左宗棠“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的建议，一八八○年二月，派原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赴俄重开谈判，挽回失权。曾纪泽既不赞成李鸿章的卖国论点，也不同意左宗棠“决之以战阵”的主张。他认为此行到俄谈判，不外分界、通商、偿款三大端。偿款事小，通商条款将来可以更改，唯有分界问题最关重要，一经划定界线，即成“永定之局”，故应“持以定力，百折百回”。在谈判时，他使尽解数，力争收回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土地。
在伊犁问题上，沙俄想赖着不走，把伊犁占为己有，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统率俄军侵占伊犁的军事头目科尔柏科夫斯基（Kolpakvosky）曾经狂妄宣称永久占领伊犁。如果伊犁地区全部归还中国，那末，被沙俄征服的中亚三汗国的人民，都将认为沙俄不敢同中国开仗。为了维护它在中亚的殖民统治，沙俄不愿全部归还中国。伊犁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是沙俄在中亚地区财政收入最富裕的地区之一。从经济利益上考虑，也不愿将伊犁地区全部归还中国。从侵略新疆的攻守形势看，沙俄不愿将已经被它咬在口中的特克斯河流域归还中国。当时，沙俄一家报纸曾毫不掩饰地说：归还伊犁，“是一种政治自杀行为”，这不仅给中国的威信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还将使中国获得一个重要军事据点而“破坏我们在东亚的地位”。
沙俄虽然想永久占领伊犁，但迫于形势，亦有不得不还之势。第一，俄军侵占伊犁之初，沙俄政府曾向清政府声明，俟中国收复乌鲁木齐、玛纳斯后，即将伊犁归还中国，现在中国军队连南疆都收复了，怎能赖帐？因此，在订立《里瓦机亚条约》时，竟强割伊犁地区的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特别是特克斯流域，使中国有收回伊犁之名，而无收回伊犁之实。曾纪泽提出收回特克斯流域，无疑是击中要害的。第二、沙俄的将军们不会忘记侵占伊犁后，在偷袭乌鲁木齐途中，遭到中国边民的伏击，被打得惨败的教训。第三，西征军的战斗力俄将高福曼等也是清楚的。西征军追奔逐北，犁庭扫穴，全歼了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的阿古柏匪帮。沙俄纵容阿里达什等部股匪窜犯新疆边境，都遭中国西征军与边民的毁灭性打击。这些事实，使他们对西征军的实力不能不有清醒的估计。第四，左宗棠是清政府中的爱国派，他积极备战，亲自进驻哈密。再说西征军士气旺盛，实战经验丰富，而俄军运输线长，兵力不足。沙俄正与英国在中亚、近东进行殖民竞争，难以抽兵东援。所以，如果中俄开战，俄军并非西征军敌手。基于以上几种因素特别是最后两种因素，迫使沙俄不得不在谈判桌上对曾纪泽有所“让步”。
正当支持左宗棠抗俄的爱国浪潮高涨，投降派陷于孤立之时，赫德却从印度派来了当协助李鸿章屠杀太平军的刽子手戈登（Gordon）为投降派张目。一八八○年六月四日，戈登到了北京，向总理衙门说：如果中国要与俄国开仗，就应迁都内地，否则就应放弃伊犁全境。这是投降派阴谋用“洋大人”的嘴来钳制爱国派的一种卑劣手法。
当戈登在北京为投降派张目时，六月十五日，左宗棠已从肃州移驻哈密，设抗俄司令部于哈密城西的凤凰台。他指示前敌将领说：俄方虽然增兵伊犁，但为数不多，且其中夹有不少叛匪，现在曾纪泽已出使俄国，谈判重开，如何定议不得而知，惟俄国“因所欲不遂，恫喝之后，继以决裂，乃意中所有之事”，自应“预为戒备，以待其变。”他上书总理衙门说：“俄国地大民少，兵力不资分布，征敛无艺而黩武不已，内乱方兴，仍勤远略，凡兹数者，实具败征。今不自量力，乃思一逞于我，胜负之机，无待耆蔡。”谈判不能让步，外国出面调停，不可上当受骗。
在沙俄，如前所说，无力挑起战争，也不敢挑起战争，于是，采取军事讹诈与外交讹诈双管齐下的手段，一方面，在彼得堡对曾纪泽软硬兼施，不许改动崇约；另一方面在中国东北、西北集结军队，并出动军舰到辽东海面示威。投降派大为得计，散布中俄开战中国必败的舆论。左宗棠驳斥说；俄国兵舰二十来只开到辽东海面，“亦不过虚声胁和之计，乌有正议用兵，先将数千里外攻战阴谋坦怀相示者”？中国兵力比过去强大，“船炮亦与泰西相埒，……以之固疆宇而张挞伐之威，则主客劳逸之分，自操胜算。”
当中国西征军胜利在望的时候，英、法两国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出面斡旋，敦促清政府释放崇厚。由于投降派作祟，清政府本来没有抗俄决心，六月十五日，遂命暂免崇厚斩罪，饬曾纪泽知照沙俄政府。这是清政府对俄妥协的重要步骤。在投降派看来，他们对俄妥协投降的障碍是左宗棠。沙俄也认为必须去掉“危险的敌人”左宗棠。塔什干报就中俄谈判发表评论说：“必须牢牢记住，俄国最厉害的武器是在北京搞阴谋，可能有一个能干的特使在播弄左宗棠和李鸿章之间的倾轧对立，诱使后者削减中亚军队的给养和补充，以摧折前者的雄心。……固尔扎（伊犁）问题在中亚是很难得到和平解决的，但在北京的宫殿里要比在准噶尔和吐耳其斯坦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可以得到容易得多，有效得多的解决；可能，俄国会采用这一办法消除来自左宗棠的危险，使中国人最近的胜利化为乌有。”果不出所议论，李鸿章攻击左宗棠说：“左相拥重兵巨饷，又当新疆人所不争之地，饰词欲战，不顾国家全局，稍通今古者皆识其奸伪。”在沙俄与李鸿章等内外结合的攻击下，八月十一日，清政府下令将左宗棠调京供职，“以备朝廷顾问”，以刘锦棠督办新疆军务。
左宗棠奉命离开哈密时，喜、惧参半，内心充满着矛盾。他预计办理移交、万里跋涉等，约须在一八八一年春初到达北京，他既怕投降派乘他在赴京途中，为所欲为，胁迫曾纪泽承认崇约，“错将铸成矣”。他又认为朝廷把他调京，真正要他“顾问”抗俄斗争，可以大展其爱国抱负。所以在赴京途中，筹算着中俄开仗的军事斗争，他写信给刘锦棠说现在俄军在珲春、爱呼楚集结，比较猖狂，与俄国“非决战不可”。连日通盘筹画，“似非将其侵占康熙朝地段（指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一百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收回不可，中俄之衅，实由此开。即此次扬言封辽海，谋高丽，奸谋亦以此为根基。……现在俄兵之据黑龙江爱呼楚地方，其根在此。若由山海关出一支奇兵，袭而取之，则俄之根本已倾，再将珲春新营巢穴攻取，俄兵乃成无归之游骑，敌可歼也”。
当左宗棠调离啥密削除兵权后，沙俄看透了清政府在决心求和，对曾纪泽着着进逼，施加压力，终于在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胁迫曾纪泽订立了不平等的《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中国收回了伊犁地区，争回了特克斯河流域，但霍尔果斯以西的大片中国领土，仍为沙俄割去。偿款增加为九百万卢布。准许俄商在天山南、北路贸易暂不纳税。增辟从新疆到嘉峪关的陆路贸易通道。沙俄得在吐鲁番、嘉峪关设立领事。条约还规定：“斋桑泊迤东之界，查有不妥之处，应由两国特派大臣会同勘改”。以后，沙俄即以此为借口，从一八八二年到一八八四年间，先后强迫清政府订立了所谓一系列的勘界议定书，共割去塔城、喀什噶尔以西七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曾纪泽所以不能争回更多的失地与主权，是由于投降派在暗中破坏左宗棠坚持的强硬外交与抗俄斗争。曾纪泽之所以能争回特克斯河流域，如左宗棠所说：主要是由于中国的西征军司令部移驻哈密，准备打仗，沙俄害怕中国出兵“径取伊犁，彼中草木皆兵，遂弭首归诚，退就和议”。
左宗棠于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赶到北京，前四天，曾纪泽已与沙俄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左宗棠知道条约内容后，喟然长叹：“伊犁仅得一块荒土，各逆相庇以安，不料如此结局，言之腐心”。李鸿章却攻击爱国派说：“举朝议战，是以东西水陆各路，彼亦不得不调兵将以图抵敌，战虽未战，而自我发难，应议补偿。……亦可见去冬迄今攘臂而争国是者，贻害不小矣”。当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鹰瞵环伺，加紧侵略中国的边疆时，清朝中央由投降派奕訢、李鸿章之流掌权，预示着中国的民族灾难将益加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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