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70年代中期，随着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加深，清政府内部发生了一场关于国防战略方针同题的大辩论——塞海防之争。

中国国防的重心自古以来偏于陆上，从东北过西北到西南，绵延几千里。周围的游牧民族，常常侵扰内地，威胁边境的安全。东南方向辽阔的海洋一向是天然的国防屏障，所要防范的也不过是海盗和明代以后的倭寇。这在当时，中国沿海地区的安全是有保障的。因此，陆防自古以来是我国国防的重心。可是，随着近代舰船兵器的出现和发展，西方列强的势力不断向东方各国扩展。从18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西方殖民主义者倚仗其“船坚炮利”，不断入侵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发动了第一次、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及其它许多次侵略，与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清政府割地赔款和提供各种特权。1847年3月，又发生了日本入侵台湾的事件（9月22日，中日签订《北京条约》，清政府赔款50万两，日军撤出台湾），海防再次告急。我国沿海地区受到很大的威胁，朝野人士惊呼“今日夷狄，来自海上”，加强海防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沙俄越过乌拉尔山，趁我国东部地区发生危机之隙，迫使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强占了我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1865年，中亚浩罕国（今苏联费尔干纳盆地地区）军事头目阿古柏在英俄帝国主义的支持下，率兵入侵新疆，并于1867年建立“哲德沙尔”政权，自称“可汗”，称霸新疆。1871年，沙俄出兵侵占伊犁（今伊宁一带），昔日中国之陆防亦因此趋于崩溃。于是，加强陆防，驱逐阿古柏，制止沙俄入侵的呼声亦与日俱炽。这样，清政府内部终于爆发了海防塞防孰重孰轻问题的大辩论，史称“塞海防之争”。

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主张暂弃新疆，专注海防。他在给清廷的《筹议海防折》中指责清乾隆年间平定新疆的斗争是“徒收数千里之旷地，而增千百年之厄漏”。并且认为现在阿古柏盘距新疆，北邻俄国，南近英属印度，与英、俄勾结一气，而英俄皆不愿中国收复新疆。因此，西征是难以取胜的，何况“中国目前力量，实不及专顾西域刀。当前对西北只宜“力保和局”，“准其自为部落”。总之，“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据此，他主张西部划关而守，撤停兵饷，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加强海防。由于李鸿章声势显赫，大权在握，他的意见得到相当一部分廷臣和地方督抚的响应。例如：刑部尚书崇实认为：新疆“纵能暂时收复”，“万里穷荒，何益于事？”山西巡抚鲍源深按李鸿章的调门说：西征是“不顾心腹元气之伤，锐攻四肢疮瘠之疾”。一时间，“边境无用论”、“得不偿失论”、“出兵必败论”甚器尘上。

以湖南巡抚王文韶为代表的塞防派主张暂弃海防，专注塞防。王文韶认为：沙俄离中国最近，又最狡猾，目前侵占了我国伊犁地区，如不迅速出兵收复新疆，沙俄必将得寸进尺，鲸吞我西北。因此，目前之计宜“以全力注重西征”，“我师迟一步，则俄人进一步。我师迟一日，则俄人进一日，事机之急，莫此为甚！”。此外，丁宝桢、文彬、吴元炳等督抚也向清廷力陈西征抗俄是当务之急。

在这场大辩论中，清政府感到左右为难莫衷一是。光绪元年（1875年3月10日），清廷密谕左宗棠，征求他的意见。左宗棠接到谕旨后，于4月12日，向清廷呈上《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摺》和《遵旨密陈片》，详细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针对海防派的错误主张，从当时敌情和地理条件等方面阐述了海防固重要、塞防亦不可轻、新疆更不可弃的理由。第一，沙俄是我国的主要敌人。他认为：各国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不完全相同的，西方各国到中国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通商取利，日本侵占我国台湾的事件已解决，而沙俄则对中国抱有极大的领土野心，现在已侵占我国黑龙江以北大片领土，“形势日追，兹复窥吾西陲，蓄谋已久”。因此，沙俄是我国的主要敌人，必须迅速将其驱逐出西北，否则，我国西部地区将永无宁日。第二，新疆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放弃了新疆就难以保两北卫京师。他针对李鸿章“新疆不复于元气无伤”的错误言论，深入地剖析了新疆的战略价值。他认为我国西北地区广阔无垠，无险可守，新疆是西北的战略屏障。“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如果现在“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虑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将无晏眠之日。而况今之与昔，事势有殊。俄人拓境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徙薪宜远，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预为绸缪也。”第三，西征是可以取胜的。左宗棠认为：俄人虽强，但“亦非不可制者”。只要“剿抚并用”、“粮运兼筹”，作战指导正确，新疆是完全可以收复的。他在给总理衙门的信中指出：“如果整齐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袭远之寇乎！”左宗棠对西征充满胜利的信心。左宗棠在力主西征的同时，针对帝国主义频繁入侵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情形，提出了“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两者并重”的国防方针，这就是当时所谓“并重论”。

左宗棠的矗并重论力，克服了“海防论”、“塞防论”的片面性，避免了放弃新疆的危险，维护了祖国西北的统一，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是一条从当时全国大局出发的唯一正确的国防方针。

左宗棠的卓越见解，得到了当时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并为清政府所采纳。1874年10月，清廷授命左宗棠督办新疆粮饷；次年4月，正式作出了收复新疆的决策；5月3日，正式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完权处理一切。左宗棠受命后，全力投入了以粮运为中心的战备工作，并于1876年4月发起了收复新疆的战争。

当时，阿古柏的军队（以下简称阿军）约为五六万人，主力约4万人配置在以托克逊为中心的天山南路地区，部分（约2万人）驻扎在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北疆地区。左宗棠从敌我态势和新疆地理条件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了“先北后南，缓进急战”的战略方针，先后进行了如下三个战役。

（一）北疆战役（1876年8——11月）。北疆的敌军主要是投靠阿古柏的民族分裂分子马人得、白彦虎、马明等部约2万人，分守古牧地、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玛纳斯等地，其主力（6000余人）部署在乌鲁木齐东北角的古牧地。企图以天山为依托，以乌鲁木齐为中心，以古牧地为外卫，阻止清军西进。左宗棠针对敌人的企图，集中刘锦棠、金顺两部（3万余人）首攻古牧地、再取乌鲁木齐，尔后兵分两路：刘锦棠部留守乌鲁木齐，准备对付阿军可能的反扑；金顺部西取昌吉、呼图壁、玛纳斯，肃清残敌。1876年8月上旬，北疆战役打响。在刘锦棠的正确指挥下，8月17日，清军攻克古牧地，全歼守敌；18日，占领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之敌弃城而逃。11月6日，清军攻陷北疆之敌的最后一个据点玛纳斯，白彦虎、马人得率残部南逃，清军收复了除伊犁外的整个北疆地区。

（二）天山战役（1877年4月）。北疆失守后，阿古柏加紧部署天山地区的防御。当时驻守该地的阿军主力约3万余人，分守达坂、吐鲁番、托克逊等地，三者互为犄角、成足之势，企图以此遏制清军南下和西进。天山战役是这场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清军将与敌军主力交战，胜败关系战争全局。因此，左宗棠深入地分析了敌情和地形特点，制定了“三路并进”的作战方案。具体部署如下：刘锦棠部为北路，从乌鲁木齐南下进攻达坂；张曜东部为东路，从哈密出发，由东而西；徐占彪部为东北路，从巴里坤出发，由东北而西南，出木垒河，越天山南下，与张曜部在盐池会师，尔后合兵西攻吐鲁番；最后三路大军（2万余人）合击阿古柏政权的心脏地区托克逊。1877年4月14日，刘锦棠率部南下，20日，攻克达坂城；与此同时，徐、张两部也相继出发，并于25日攻克吐鲁番。26日，刘锦棠进占托克逊。至此，天山战役结束。是役歼敌主力2万余人，打开了通往南疆的门户。

（三）南疆战役（1877年9月——1878年1月）。天山战役结束后，阿古柏眼见大势已去，遂于5月下旬服毒自杀。其残部在其子伯克胡里和北疆南逃的白彦虎等率领下，仍控制着南疆八城（喀喇沙尔、库车、乌什、阿克苏、喀什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左宗棠决心乘胜追击，彻底消灭阿古柏匪帮的残余势力。为此，他制定了多梯队长途追击的方针，并作了如下部署：刘锦棠部为“主战”之军，首先出发攻敌，张曜部为“且战且防”之军，稍后出发，接防已克之城，清剿残敌，防敌回窜；易开俊部为“防军”，填防阿克苏以东各城。三部合计2万余人。1877年9月27日，刘锦棠发起了南疆战役。敌军慑于清军的强大攻势，或不战而逃（降），或一触即溃（降），清军进展顺利。10月7日起，连克喀喇沙尔、库尔勒、库车、叶尔羌、阿克苏、英吉莎尔、乌什、喀什尔诸城，次年1月2日，再克和阗、伯克胡里、白彦虎率残部逃往沙俄，清军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新疆全部地区，粉碎了英俄企图肢解我国的阴谋，使受殖民统治13年之久的新疆各族人民重新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清军收复新疆的战争“功成迅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战争的正义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广大官兵的英勇奋战和阿古柏指导作战的失误（阿古柏在战争的全过程基本上都是采取消极防御、被动挨打的方针）等原因外，左宗棠对战争的正确指导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择了最佳的战略打击方向。这场战争共有三个战略打击方向可供选择，一是南北并进，二是先北后南，三是先南后北。左宗棠通过分析比较后正确地选择了“先北后南”这个最佳战略打击方向。这是因为：一是北疆为弱敢所在地。我们知道，阿古柏军队主力配置在以托克逊为中心的天山南路地区。北疆之敢是投靠阿古柏的民族败类白彦虎，马人得、马明等部，政治上不得人心，且与阿古柏及其嫡系部队之间有矛盾（战前阿古柏怀疑马明与清军私通并把他逮往南疆），人数又少（近2万人，比南疆之敌约少1倍），是全疆最弱之敌。这样，既有较大的取胜把握，又利于速决。如果南敌北援，清军或集中兵力先攻城再打援，或攻城打援并举，均有取胜把握，且可以利用敌人脱离设防阵地、劳师北征之机，歼敌于运动之中或立足未稳之际，减小南下阻力，为战略决战的胜利创造条件。二是地理条件有利。新疆被天山分割为南北两部分。清军选择“先北后南”的战略方向，一旦收复北疆，就可以利用天山、青藏高原限制南疆敌人机动、缩少其活动范围。另外，陕甘地区汉族群众较多，清政府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基础也相对稳定，阿古柏不敢轻易东窜。即使东犯了，清军也可以“关起门来打狗”，轻易地将其消灭。实际上敌人只有西逃一条路。但是，清军如首攻南疆，敌人的回旋余地就很大，既可向北、向西勾结沙俄，威胁我西北，也可窜向内外蒙古少数民族地区，继续为非作歹，使“燕晋内外蒙古，将无息肩之日”，给清军追剿带来很大的困难。另外，乌鲁木齐是新疆的总要之地，清军—旦收复该城，必然大振清军声威，动摇敌人军心，为清军南下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三是战前清军控制了东疆北面的许多军事要点。如张曜部驻哈密；金顺部驻巴里坤、古城一带（后进驻济木萨）。这些城镇是良好的进攻出发阵地、后勤补给基地和交通枢纽利于清军迅速集中、展开、投入战斗。如先南后北，则失去了这个条件。四是有利于保护清军的后勤补给线。当时左宗棠在归化（今呼和浩特）设立了采运总局，在包头、银川等地设分局，采购这一带的粮食，经由蒙古南商道运往巴里坤、古城等地。先北后南，清军可以很好地兼顾这条粮道。先南后北，敌人必然威胁清军这一重要翼侧，切断其后勤补给线，迫其无粮自退。实际上，战前已受敌军多次骚扰。后来由于清军集中主力于北疆，并加强了对后方供给线的保护，才阻止了敌人的这一行动，解除了后顾之忧。五是利于切断阿军与俄军的联系，制止俄军东侵，防敌北窜。当时俄军已占我伊犁地区，并于1872年与阿古柏订立条约，对我西北地区怀有领土野心。因此，清军在收复失地的战争中，必须防止沙俄可能的入侵及其与阿古柏的联合行动。先北后南的方针，首先收复北疆并注意其西部地区的防御，既利于割断阿古柏与伊犁俄军的联系，制止沙俄东侵、又能防止南敌由东而西北窜。

第二，从战略的高度解决粮运问题。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陲，地广人稀，戈壁茫茫，荒漠无际，雨量稀少，产粮不多，交通不便，加上阿古柏的殖民统治，更是民不聊生。因此，用兵新疆，既不能就地征粮，也无法取之于敌，军粮问题基本上靠从外地采运解决。依据当时当地的运输条件（车运、驮运），要把几千万粮食（据左宗棠的统计，用兵新疆一年，约需口粮5千万斤），从几千里、上万里的地方运到新疆南线，没有足够的时间不行；仗打久了，粮运问题更加困难。在这几种特殊条件下，本来只属于后勤保障工作的粮运问题便成了贯穿战争全过程，制约战争进程、影响战争成败的战略问题。左宗棠对这个问题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他说：“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基于上述认识，左宗棠把粮运与作战的关系问题置于战略的高度加以解、决。首先是提出“缓进急战”四个字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战略方针。其实质就是：一要有充足的时间来采买、运输军粮；二要速战速决以减少军粮消耗。这样，就把粮运与作战问题综合起来考虑了，真正把粮运问题摆到了战略地位。这个方针适应了新疆特殊条件对作战提出的要求，是解决作战与后勤关系的正确的方针。正如左宗棠在战后指出的那样：收复新疆之战，“决机致胜，全在缓进急战四字”。其次，把粮运问题作为战备工作的中心。左宗棠从“缓进急战”的思想出发，把粮运问题作为战前一切准备工作的中心。战前，清军的战备时间长达一年半之久，其中绝大部分时间和人力都用于解决粮运问题。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左宗棠对战争所需的兵力、粮食（每年5千万斤）、车驮都作了全面的统计，并进行了积极的筹划。从1874年10月到1876年5月，清军经过一年又八个月的努力，筹运了两千多万斤粮食到新疆的哈密、巴里坤、古城等地，解决了清军半年的作战口粮。至此，以粮运为中心的战备工作基本就绪了。再次，把解决粮运问题作为选择战役时机的先决条件。这场战争，历时一年半，但实战时间不过半年多，各战役间隔时间长（均半年以上），持续时间短（长者为三个多月，短者不足半个月），其中大部分时间用于准备军粮。左宗棠选择战役时机有两个特点：一是战前准备的军粮多。二是选择在可以就地取得部分补给的春秋两季。北疆战役前清军所备军粮2万余斤，战机选择在“新谷遍野，有粮可因”的秋季（8月）；天山战役前，左宗棠为刘锦棠备足了四个月的军粮、给张曜、徐占彪两部各准备了600万斤军粮，在选择战机时根据天山南路地区“天气炎热甚旱，秋收割每在春夏之交”的特点，把时间选在春季（4月）；南疆战役发起前清军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准备军粮，战机选择在秋季（9月）。这样，清军每战都做到了“前途有粮可因，后路有粮为继”，为战役企图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第三，灵活部署战役。左宗棠在这场战争中，既坚持了既定的战略方针，又善于根据各战区的具体情况，灵活部署战役，这突出地表现在灵活运用战役方针方面。北疆战役中，他采取集中兵力（刘锦棠和金顺两部），先取古牧地，再取乌鲁木齐，尔后分兵守城和西进的方针。古牧地是乌鲁木齐的外卫、北疆敌军的主力所在地，乌鲁木齐是北疆、全疆的中心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先打古牧地、乌鲁木齐的方针，实际上就是先打强点、要点的方针。这两座城池一旦得手，就切断了敌人经达坂增援、撤退的道路，使整个战役基本定局。在兵力部署上，左宗棠采取“先合后分”的方针，也符合当时的情况。古牧地、乌鲁木齐分别是北疆地区的强点、要点，得失关系全局，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来说都是必须集中兵力迅速夺取的。因此，左宗棠采取“先合（兵）”的方针以保证有足够的力量来达成速胜的目的是正确的。在收复这两座城池以后，兵分两路：把主力留在乌鲁木齐，更具有重要的意义，既可以搜剿残敌，巩固既得阵地，保障西进部队后方的安全，又起到了遏制南敌北援的作用（当时敌人援军进至达坂闻败而止）。这样，左宗棠就把战役指导这个局部和战争指导这个全局有机地联系起来，为南进收复全疆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天山战役，他针对作战对象为阿军主力及其兵力三角部署、天山地区地形复杂等特点，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从东、东北、北三个方向同时进攻敌人。“分进”既解决天山地区地形复杂、不便于集中大部队快速行动的问题，取得了行动的主动权，又起到了“使贼备多力分”，被动应战的作用。“合击”，保证了整个作战部队能够形成“合力”以夺取敌人心脏——托克逊，确保战略决战的胜利。由于左宗棠采取正确的作战方针，天山战役不到半个月就胜利结束了。南疆战役，左宗棠又根据敌人大势已去，阿古柏死后内部矛盾重重，忙于逃窜，无心恋战的特点，采取了多梯队长途追击的方针，一举收复南疆八城。

四、用将得当。左宗棠在这场战争中，昕以能够进展顺利，用将得当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他任用刘锦棠指挥前敌诸军作战，正确地解决了主攻方向上的作战问题。刘锦棠“英锐果敏，才气无双”，“深明缓进急战之义”。作战指挥灵活机断，巧用奇正，能攻善追，每战皆能速决，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为整个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的贡献。在古牧地之战中，从济木萨通向古牧地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大道，但中道汲水困难，一条是小道，但敌人已有设防。敌人企图引诱清军从大道前进，陷入前阻坚城、人马渴乏的不利境地。刘锦棠因势利导，故意派人掘井挖渠，佯装从大道进攻，而实际上把主攻方向选在小道上。8月10日夜，刘锦棠突然率部从小路接敌，一举乱敌部署，尔后兵分两路，以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从两路突击古牧地。敌军纷纷逃（降），清军进占古牧地。此战，金歼守敌（清军仅伤亡608人），撤掉了乌鲁木齐的外围屏障，打开了通向该城的门户，并于18日夺取该城，取得了整个战役中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天山战役中，刘锦棠仅用四天时间就攻克达坂城，打开了通向南疆的门户，尔后大胆地率部直捣敌人心脏——托克逊。天山战役结束后，清军本打算在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之后再逐步西进，但经过侦察发现敌人企图逃跑时，刘锦棠当机立断，挑选精壮、发起长途追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克复南疆八城，取得了整个战争的胜利。实践证明，使用刘锦棠担任主攻任务是十分正确的，他完成任务的情况，比左宗棠预料的还要好。

左宗棠对其它将领的使用也是恰到好处的。如乌鲁木齐都统金顺在玛纳斯之战中，久攻南城不克，左宗棠则命他就地驻防，处理善后事宜，巩固既得阵地，解除清军南下的后顾之忧。另外，左宗棠用徐占彪、张曜等人配合刘锦棠作战，减轻主战部队的负担，对整个战争的胜利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左宗棠在用将问题上做到了因人而异，分工合理，扬长避短。各个将领都担负了力所能及的任务，从而较好地发挥了整个指挥系统的功能，使左宗棠的战略目的顺利地变为现实。

综合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左宗棠指导这场战争的特点是，行动方针正确，后勤作战配套，上下行动协调。这无疑对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说左宗棠对战争的正确指导是清军收复新疆的战争功成迅速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清军收复天山北路后，清政府就开始与俄国交涉收复伊犁问题，但均遭拒绝。1878年，清政府派吏部右侍郎、盛京将军崇厚到俄国交涉收复伊犁事宜。1879年10月2日，崇厚未经清政府的同意，擅自与沙俄签订了《里亚吉亚条约》，俄国交还伊犁九城，但却割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地区、特克斯河流域以及位置重要的穆素尔山口等大片领土。从而隔断了伊犁与南疆阿克苏等城的联系。此外，中国还要支付500万卢布（约280万两白银）的“代守费”和“俄民损失费”。消息传来，举国震惊，左宗棠更是痛心疾首。为了挽回局势，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的方针，决心从沙俄手中收复全部失地。清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改派大理寺少卿、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前往彼得堡谈判，命左宗棠统筹兵事，作好打仗准备。沙俄眼见即将到手的利益又要失去，恼羞成怒，加紧调兵遣将，大搞军事讹诈，派兵几万人集结于与中国毗连的地区，仅伊犁俄军就有1200人，火炮50门。面对险恶的形势，年届69岁的左宗棠毫不畏惧，誓“与此虏周旋”到底，决心把自己的余年献给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神圣事业。1880年4月，他拟订了一个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军事计划：东路金顺、金运昌部1万余人扼守精河一带，阻戳俄军东犯；中路张曜率步骑7千人出阿克苏，越冰岭东向，沿特克斯河径趋伊犁；西路由刘锦棠部率步骑1万余人出乌什，相机进取。5月底，左宗棠出玉门关，移大营于哈密，决心与沙俄决一死战。左宗棠的积极备战，有力地配台了中俄谈判。1881年2月，曾纪泽与沙俄签订了《改订条约》，沙俄同意交还特克斯河谷地区和通往南疆的军事要地穆素尔山口。中俄《改订条约》的签订，宣告了沙俄在我国伊犁地区殖民统治的结束。

左宗棠用兵新疆的胜利是近代史上“中国军队所曾取得最光辉的成就”。把它窃据新疆达13年之久的阿古柏反动政权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结束了沙俄对伊犁地区的殖民统治，粉碎了英俄殖民主义者企图肢解我国西北的罪恶阴谋，捍卫了祖国神圣领土的完整。

如果说左宗棠的塞防海防并重方针从国防决策上克服了放弃新疆的危险的话，那么，他用兵新疆的胜利则直接捍卫了祖国在西北领土的主权，振奋了民族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决心和力量。这是左宗棠为祖国做的两件大好事。它表现了左宗棠卓越的战略眼光，精湛的用兵艺术和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