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清代“同治中兴”名臣,史学家常把他与曾国藩、李鸿章并列加以研究。此三人出身略有不同,资历却也差不多,都有入阁拜相、大学士、钦差大臣、总督等经历,都有镇压太平天国的刽子手、清王朝的鹰犬等骂名;也有人认为,曾、李是卖国贼,而左则是爱国将领。见仁见智。我不是史学界人士,也无意加入对他们的定性定名的辨析,却对左宗棠的为人、做事、为官十分钦佩,尤其推崇他在中华民族利益大是大非面前“拍案而起,挺身而出”的大义凛然的风骨。
一是,当他还是一个小小布衣时,林则徐在广州禁烟,得罪了洋人,洋人用武力相威胁。清朝廷害怕了,把责任往林身上推,并撤销了林则除的职务,启用了投降分子琦善之流,遂与英帝国主义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此时的左宗棠虽人微言轻,依然“拍案而起”,说:“英夷率数十艇之众竟战胜我,我如卑辞求和,遂使西人具有轻中国之心,相率效尤而起,其将何以应之?须知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他痛斥琦善“坚主和议,将恐国计遂坏伊手”,“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顺之私,令天下事败至此”。他利用朋友关系,四处联络,推动参劾投降派,重新启用林则徐。正是在舆论压力之下,朝廷不得不撤掉琦善,重新启用了林则徐。
二是在1870年,天津屡次发生洋人勾结痞棍,拐卖中国儿童事件。因事涉教堂,天津民众前往教堂论理,法国领事丰大业气急败坏,闯进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枪击通商大臣,并打伤随从一人。群众怒不可遏,丰大业被“群殴毙命”,教堂亦被烧毁。法国便照会总理衙门,以武力相恫吓。曾国藩负责处理此事,他揣摩清廷的意图,权衡自己的仕途及名声,立即下令,迅速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杀十多个人,流放了20多个,再赔上数十万银两,终于使法国人得以解气。左宗棠闻讯后,火冒三丈,大骂曾国藩媚外卖国,草菅人命,是彻头彻尾的投降外交。他指出,洋人与华构衅,每多挟持大吏,利用中国官府去对付华民,“张皇夷性,挟以为重,与严索抵偿,重赔恤费者,独何心欤?”当时,曾国藩可谓位高权重,深得清廷倚重,汉人第一大臣,淮敢抵碰?左宗棠敢,他拍案而起,把个曾相骂得狗血喷头,这与当时的世风是格格不入的。
三是在1867年,外国列强为了肢解中国,扶植其走狗阿古柏,入侵我国新疆,成立所谓的“哲德沙尔汗国”。清新疆大臣金相印背叛祖国,引狼入室,为人所不齿。朝野惶然,内忧外患,无所措手,而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从派系利益出发,竟说新疆不复于肢体元气无伤,要“力保和局”,并把用兵新疆的钱饷“匀作海防之饷”。左宗棠这时不顾年迈,又一次拍案而起,他怒斥李鸿章的以门阀利益而不顾大局的卖国论点,指出新疆必须收复,如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不仅陕西、山西“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无晏眠之日”。尔后,他又亲率大军,抬着棺材,口嚼红薯,征战于天山南北。他精心谋划,呕心沥血,克服种种困难,在当地维吾尔族民团的配合下,终于全歼阿古柏匪徒,为国家,为民族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军事胜利后,又建议朝廷开置行省,恢复生产,改良田粮制度,由此可见,他又是个卓越的政治家。
更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于左宗棠有知遇之恩,左宗棠仕途直至入阁拜相,曾国藩是出力人士之一,然他却屡次对曾国藩口诛笔伐,批驳得体无完肤,故而交恶几十年。但当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在外交上与列强抗衡时,他又亲率大军,陈兵压境,为曾纪泽推翻原订的卖国条约,重新收复失地做了军事上的保证。之后,又与曾纪泽结成爱国派的同盟。他不因人而事,而是取“义”。“义”为何物?民族之大义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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