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西方以御外侮的潮流中，清代社会各个阶级、各个集团都有一些有志之士以天下为己责，左宗棠则为办洋务的封疆大吏中以“心性”说，强调发挥人的主体精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突出代表。

左宗棠深受儒家“心学”影响。他向来以“一介寒儒”自称。他在《答王璞山》书中，对王阳明大加赞许，说：“阳明先生，……其事功，其志业，卓然一代伟人，其行事之散见于儒先记载者，亦断非寻常儒者所能及。”（《左宗棠全集》第十二册，第10136页。以下只注明册、页。）他称赞王阳明并非空穴来风，可以说，他的言论乃当时客观历史呼唤时代精神在人们思想中的反映。王阳明之“心学”，形成于明朝由盛到衰的嬗变时代。它以心为宇宙的本体，强调主观精神和主体意识。而清朝晚期，特别是自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洞开，整个社会发生巨变，原有的宋学和汉学已步入末途，难以起到振衰起弱的功效。在社会危机不断加深之际，历史需要人们冲破固有藩篱，寻找更好的精神动力。在西学尚未大规模传入中国社会之时，人们只得专视传统文化，以求从中找到可资利用的精神武器。而王学本身所具有的独特内在价值及其学术地位大受爱国志士青睐，并使之服务于社会。平实而论，民族矛盾和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上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之人毕竟为数不多。这些忧国忧民的爱国志士在当时物质条件十分匮乏，积极力量过于弱小的情况下，不得不过分夸大、强调个人的精神力量，图谋以个人的意志来扭转乾坤。左宗棠的主要思想与这些忧国忧民之士的思想如出一辙。在其主要实际政治活动中体现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体思想与他不时抒发的心性之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呈现出交相辉映的态势。具体表现有以下数端：

（一）以“发明本心”，强调以天下国家为志，“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左宗棠曾说：“窃叹人之血气衰旺有时，而本心之明亦与之渐为损益。其能始终一致，临危神态湛然者，其操存之遂密可知。否则，冥然，悍然而已。”（第十五册，第13015页。）他所说的“本心”一词源于孟子，其内涵是指天赋的善性，即侧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在此，他虽然将“本心”与人的血气衰旺联系在一起，但其内涵并未超出孟子的伦理道德范围。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能够始终保持“本心之明”，在任何时刻才能做到神态自若，无所畏惧。并认为“本心之明”对于一个人的立身处世至关重要，强调人之“事功之所由成，必有立乎其先者，而后以志。”（第十七册，第14665页。）在这里，他虽未对“立乎其先者”作进一步的阐释，但从其思想整体上去分析，亦不难发现，“立乎其先者，而后以志”，实际是要先明“本心”，即养其至刚至大的浩然之气，并在此基础上去立大志。怎样使“本心保持清明纯善呢？他认为要善于养心，摒除私欲物欲，防止欲念蒙蔽本心。并把欲作本心、善心之贼，必须把它清除干净。左宗棠仿照王阳明“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的腔调，振振有词地说：“天下之盗贼易去，去人心之盗贼难除。”（第十二册，第10680页。）在他看来，只要先立乎其大者，祛除私欲的障蔽，发明本心，方可修齐治平，以利于天下国家。

左宗棠自称他“早岁志大言大，于时贤所为多所不屑。”（第十五册，第13067页）并胸怀大志，“心优天下。”（第十七册，第14830页）其目的在于：“为播天威佐太平。“（第十七册，第19842页）他后来的大部分政治实践活动，基本上体现了这一思想特质。两次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日渐沉沦。此时，左宗棠开始在心中酝酿如何挽救民族命运，维护祖国的主权。在战争期间，他对西方列强的野蛮侵略行径已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对本国军事上的致命弱点也有较全面的了解。正是由于中国海防空虚，“藩篱竟成虚设”，敌船航行于中国沿海毫无阻挡，左宗棠才声言“吾不可不师其长”，（《左文襄公全集》书牍，第十五卷，第43页）明确提出创建船政局，以抵御列强对中国沿海的侵袭，巩固国防。同时，他亦看到，西方列强常以武力相要挟，干涉中国内政，于是积极努力发展中国近代军事工业，以武力为后盾来对付外来的无端干预。此外，他还把创办民用企业以图富强与抵制外来经济侵略联系起来。总之，他创办的一些近代工业企业始终以图强求富为目的。这些实际活动正是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爱国思想的真正体现。

左宗棠以天下国家为志既体现在创办近代工业上，更体现在积极抵抗外敌侵略上，使“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收到明显的实际成效。这突出表现在收复新疆，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1865年，中亚浩罕国军事头目阿古柏率军侵入南疆，随后建立了“哲德沙尔汗国”。其势力逐渐扩张到北疆广大地区。1871年7月，沙俄乘机派兵侵占伊犁。同时，俄、英竭力拉拢阿古柏匪帮，阴谋使阿古柏变成它们侵吞中国新疆，扩展范围的工具。面对如此严重的局势，左宗棠积极主张进兵新疆，从根本上解决西北问题。而1874年发生了日本侵台事件，东南沿海形势顿时变得紧张起来。在如何应对时局上，清政府内部发生了“塞防”与“海防”之争。当时，李鸿章等主张放弃新疆，专重海防。而左宗棠则从整个民族全局利益出发来考虑应对之策。他批驳了李鸿章的片面论调，提出了收复新疆与加强海防并重的主张，认为不宜舍此就彼。在他看来，新疆是中国西北门户，它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安危，决不能弃之不顾。他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转自董蔡时：《左宗棠评传》第88页）如果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左文襄公全集》秦稿卷四十，第35—36）那么，“不一二年，形见势绌，而西北之患目亟，将求如目前局势且不可得矣。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库伦、张家口诸处何能高枕？”指斥“撤西防以裕东饷”是“先坏万里之长城。”（第十四册，11909—11910页）从李、左各自观点来看，李鸿章单纯强调海防是片面的，主张放弃新疆完全是错误的。这时也不排除李鸿章以个人仕途为考虑出发点的可能性。比较而言，左宗棠兼顾“塞防”与“海防”的观点是全面的，表明他能够从中华民族全局出发来制定御敌对策。由此可以看出，左宗棠的“本心”是纯善的，无私欲之念。考虑的是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利益。后来事情发展的结果也验证了左宗棠军事思想的正确性。总之，热爱祖国，以天下为己任，“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始终是他思考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以心学强调人的主体精神；认为只要能“克己”就必能“克敌”。左宗棠指出：“天道与人道原无一息之隔，能忧勤则人心转，而天即随之，不易之理也。”（第十二册，第10262页）在此他所指的“天道”随“人道”而变化，实际上是在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决定客观世界规律。他进而说道：“神明之在天下，犹神明之在吾心。和风甘雨之祥，芝草醴泉之瑞，因人而异，精诚感召，理固亦然，无足怪也。”（第十七册，第1468页）在他看来，“诚”是十分重要的，它是沟通天人的桥梁和天人合一的基础。天道唯诚，然后有物。这与王明“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至诚发见也”（《全书》卷二十六，《五经臆说十三年》）的思想十分近似。所谓“神明”就在他心中，与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观点如出一辙。只要存诚尽性，就能做到神明在自己心中，无所不能。因此，他格外强调修身自律的重要作用：“能克己者，必能克敌。”（第十二册，第10097页）只要精诚笃道，天下就“无不可办之事，无不可为之时。”（第十四册，第11813页）这是他以心学强调发挥人的主体精神的重要思想表现。

在保卫民族利益的实际政治活动中，左宗棠尤其注重发挥人的主体精神。就收复新疆而言，可谓前途多险阻。面对俄、英两国的虎视鹰瞵及其所支持的阿古柏匪帮的侵扰，朝廷内外对收复新疆普遍存在胆怯心理，对是否出兵因缺乏足够的自信心而举棋不定。这自然与近代中国屡战屡败的屈辱历史有关，更与朝廷中达官贵人缺乏自觉主体精神相联。一些高级官吏贪图苟安，害怕边衅重起，兵连祸结，后果不堪设想。每遇外侮，总是屈己让人，从不敢声言积极抵抗。就当时国内国际情形而言，尽管经过几次重大挫折，朝廷似无雪耻之心，不思自救。政治腐败依然故我，军备松驰现象并未因军事装备的更新而有根本改变。西征军队事权不一，军饷匮乏，粮食购运极其困难，如此等等。更有甚者，国内妥协派、投降派与外国列强沆瀣一气，从中捣乱破环，给收复新疆大业增添了更多的阻力。面对如此险恶时局，左宗棠激于民族大义，据理力争，要求朝廷速定西征大计，并决心迎难而上，亲自统兵出征（当时躲避西征，托辞重病图谋内调不乏其人）。他满怀壮志豪情，以天下为己任，并充满必胜信念，声言：“西事无可恃之人，我断无推卸之理，不得不一力承当。”（左孝同：《左文襄公家书》卷下，第52页。）不仅如此，他还主张对侵占伊犁窥我西陲之沙俄进行坚决有效的斗争，强调“当与此虏周旋。”（第十三册，第11343页）他进而指出：“俄事非他人所能了，即才十倍于我者，亦虑人不遽信，而机绪一失，……大局何堪？失此不图，恐以后求如目前局势，不可得也。”（第十四册，第11880页）他深信自己的事业是正义的，只要为之无私奉献，一本至诚，就能做到无往不胜。左宗棠这种至大至刚之气，不能不使人礼赞。他的正确主张得到人们的拥护，朝廷经过反复权衡，终于采纳了他的建议。1875年5月，清廷正式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于是，左宗棠肩负着民族重任，踏上了收复新疆的征途。不难看出，正是左宗棠积极主动争取，精诚所致，才导引出他领兵奔赴新疆“克敌”的壮举。

（三）以“正心”、“修身”、“尽心”相标尚，要求对天下国家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左宗棠倡言“心圣贤之心，学圣贤之学而言圣贤之言，”（第十二册，第9976页）极重“克己”、“正心”、“修身”，并身体力行。他说他虽久任封疆大吏，“未尝以馀粟余财自污素节。”（第十四册，第12476页）在那种时局不稳、人心浮动、世风日下的衰世，左宗棠的这段自我表白，如果无言过其实之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他尚能做到“坚自植立，不为流俗所转移。”（第十二册，第9903页）这种出污泥而不染的高洁情操与他注重内省修身的自我道德修养密不可分。左宗棠修身颇严，谨防“本心”被私欲蒙蔽而毁弃自己崇尚的治国平天下的宏图伟业。移军西征时，左宗棠已是六十余岁的老人。他抱着只“图尽瘁驰驱，以保晚节”（第十五册，第13364页）的宗旨，办求“尽心”国家大事。他说：为“桑梓起见”，“毁誉不足道，功名亦不足道，能尽吾心以善吾事斯可矣。”（第十二册，第10068页）并进一步指出！“为天下大局起见，……成心私心早已忘之矣。”（第十二册，第10208页）事实上，在维护民族主权和领土完整过程中，左宗棠明知时事艰难，且飞短流长不绝于耳，但他仍一如既往，“尽瘁图之。”收复新疆，如前所述，面临许多棘手问题。无论是统兵事权，抑或是军饷和购、运粮，都成为迅速出兵新疆的制约因素。面对如此情形，左宗棠胸怀坚定不移的必胜信念，知难而进，积极整顿军备。为改变军队现状，提高战斗力，他从正军心入手，排除层层干扰，着力整治军队，如痛革“弊源”，剔除空额，汰弱留强；调换将领，改变了军队原有那种“同役不同心”（第十四册，第11827页）的涣散状态，从而为胜利收复新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筹措军饷过程中，左宗棠同朝廷协投降派进行了艰难的斗智斗勇的顽强较量，真可谓呕心沥血，费尽心机。对关系到出兵成败的购粮与运粮事宜，他也事必躬亲，作出细致的考虑和周密的安排，力求做到万无一失。此外，他对进军的具体步骤和收复失地的善后措施也作了统筹部署。所有这些措施，对正军心，增强战斗力和赢得民心支持收复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部领土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左宗棠“尽心”国家大事，还须不断地同自身不利因素作斗争。当时，年过花甲的他疾病缠身，“腹泻十余年，形体支离，动必须杖。”但重任在肩，容不得有片刻喘息之机，只得勉“以病躯苦力支撑其间。”在他看来，即使“至马革桐棺，寂寞身后，则固非所论耳。（第十四册，第11827页）联系他殚精竭虑，至为辛勤地操劳国事，“每发一兵”，须发为白的情形，可以看出，这是需要多么惊人的毅力和勇气！尤其在中、俄伊犁交涉中得知崇厚签订卖国条约后，左宗棠极为不满，要求从虎口夺食。他向清廷建议道：“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陈坚忍而求胜。（《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五十五，第35页）并积极备战，以期用武力收复伊犁。后来左宗棠不顾年迈体弱，以六十九岁高龄，于1880年6月初，离开肃州，“复出屯哈密以伺其变。”（第十五册，第13080页）在出发之际，他命弁兵“舁榇以行，”以示不达目的，誓不生还。悲壮激昂，感人至深！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后，左宗棠坚决主张抵抗法国侵略者，表示自己要“为西南数十百年之计，以尽南洋大臣之职。”（《左文襄公全集》的版卷二十六，第41页）1884年东南沿海军情万分危机时刻，左宗棠受命任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他积极奔赴抗敌前线，撑着羸瘦之躯，亲自巡视防务。他坐阵福州，使法国侵略者不能得逞于东南沿海。最后病逝于福州任上，真正做到了为国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左宗棠之所以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杰出爱国人物，虽有诸多方面的原因，却不能不说与其心性观有较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