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过中国近代史的人，对于左宗棠的名字都不会感到陌生。他由一名普通举人擢升为方面大员、大学士，勋高位极，名震中外，其经历在有清一代是不寻常的。关于其发迹的起因，从同治（1862—1874年）、光绪（1875—1908年）年间开始，便成为封建资产阶级文人议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清末改良主义政治家薛福成认为“左公为曾公所荐”，曾有“德”于左，而二人“凶终隙末”，意在指责左宗棠忘恩负义。评价历史人物，本应坚持“严格的历史性”（列宁：《哲学笔记》）。惟世人颇受薛福成的影响，持同样看法的，不乏其人。这涉及到左宗棠的个人品质，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对左的公允评价。故本文拟就这个问题略作探析。
1.胡林翼的敦促，左氏破门而出
左宗棠，湖南湘阴人，出身于一个日趋没落的小地主家庭，生于1812年，比曾国藩只小一岁。他21岁中举，以后因三试礼闱不第，遂潜心研究经世致用之学，得到了贺长龄、贺熙龄的赏识。他的家庭经济并不富裕，长年寄人篱下，以授徒为生。胡林翼（字润芝，湖南益阳人，与左宗棠同年生，进士出身，后来官至湖北巡抚）是两江总督陶澍的女婿，左宗棠曾与胡林翼同学于长沙的城南书院，并通过胡林翼认识了陶澍。陶澍叹为奇才，约为婚姻，后至临终时又托其代管家产和育子成人。从此，左宗棠在陶家住了八年，阅读了陶家的大量藏书以及陶澍的奏疏书札等，体察了一番官场世故与政治得失，为以后参加政治活动准备了条件。
1852年，太平军进攻长沙的军事行动，使胡林翼寝食不安，他连忙把晓畅军事的左宗棠推荐给新任湖南巡抚张亮基当幕僚，当时，又直接写信正在青山梓木洞（湖南安化）“避乱”的左宗棠；说的是：“设楚地沦于贼，柳家庄、梓木洞其独免乎？”（胡林翼：《致左季高》《胡文忠公遗集•宦黔书牍》，卷55，第8页）力劝其万勿推却，迅速出山。左宗棠自视才高，常以诸葛亮自比，既不愿轻出以任微员，又为自己怀才不遇而愤懑。但是，他又不可能长期隐居山林。所以，经胡林翼的敦促，同乡友好郭嵩焘的劝行，张亮基的“厚币礼请”，便立即起程，参与了张亮基的军幕，为其谋划城守之策，对抗太平军。这是他的阶级决定的，但不是曾国藩举荐的。
2.左先有“德”于曾
左宗棠入湖南巡抚幕后，先后的巡抚张亮基、骆秉章都待之以诚，“倚之如左右手”（《清史稿》本传）。对左宗棠的谋划献计，言听计从，巡抚“但主画诺而已”（薛福成：《骆文忠公遗爱》，《庸庵笔记》卷2，第22—23页，光绪丁酉版）。左宗棠更自恃才学高强，揽权好胜，军、民，政务，巨细一手经理，干了许多坏事。先是全力支持曾国藩办团练勇，积极组建湘军，用以对抗太平军和镇压本省各地会党活动。继则在幕后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曾国藩率湘军出省作战。如果说曾国藩是跳在前台顽抗太平军的主凶，那末，左宗棠则是在幕后调兵遣将，筹集粮饷出谋划策的帮凶。有下列表现：
第一，1854年春，曾国藩从长沙临行前，曾聘请左宗棠参与军幕，欲携之同行，由于各种原因，虽然遭到了左的拒绝。但是，同年4月28日，当曾国藩大败靖港，跳水寻死获救后，正受到湖南官绅冷遇时，左宗棠却感到兔死狗烹，物伤其类，面临共同的敌人和“国破家亡”的威胁，便急忙从长沙缒城而出，直奔靖港，探望曾国藩于舟中。一方面慰勉曾国藩，同时责备其“速死非义”；恰次日黎明时分，忽然传来湘潭取胜的消息，这才吹散了曾国藩的满面愁云，心回意转，退兵长沙，驻军妙高峰，开始了长沙整军。后来曾在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时说，“甲寅年靖港、岳州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曾文正公家书》，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为长沙所唾骂”。自己“一味忍耐，徐图自强”，最后终获成功（同上书，同治六年三月十二日）。他这里所说的“徐图自强”，即指长沙整军一事。
第二，曾国藩出省作战后，继续得到湖南的大力支持。比如，1856年，曾国藩被太平军翼王石达开围困在南昌和南康两府的狭小地区，文报不通，联系中断，连送家书都不得不用隐语腊丸，化装潜行。这时，曾国藩是很狼狈的。在此前后，湖南派出的援军如刘长佑、萧启江、周凤山、曾国基等部陆续分道开进江西，增援曾国藩部，才扭转了江西湘军的败局。再比如，1858年3月，石达开率大军攻入浙江，东南大震，胡林翼骆秉章先后奏请起复曾国藩，曾才能重出统军。这些，都同左宗棠的直接应援与幕后支持分不开的。
第三，1858年7月，曾国藩重掌兵权后，开始了援浙之行。他这次出山，与骆秉章、左宗棠、胡林翼商定，由湖南出兵，江西、湖北供饷。从此之后，不仅兵饷有了保证，而且处处得手，事事有人相帮，再不象在江西、湖南的情形了。1858年起复再出后，亦“倏而入川，倏而援浙，丝毫不能自主”。自1959年与湖北合军，胡林翼“事事相顾，彼此一家，始得稍自展布”（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同治六年七月十九日）。这些，也与左宗棠的幕后斡旋与暗中护佑有关。薛福成等齗齗于“左公为曾公听荐”；然而，历史事实却表明在曾、左结交共同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曾国藩并未举荐左宗棠，而是左先有“德”于曾。
3.曾国藩请左宗棠写篆联，表示愿自处于下
1858年7月，曾国藩重掌兵权后，总结了前几年的经验教训，处世作风有了很大转变。一方面，他自此较有自知之明；另一方面则较前工于应酬，日趋园滑。正如胡林翼所批评他的那样，再出之后，“渐趋园熟之风，无复刚方之气”（《曾文正公书札》，第10卷，第17页）。所以这次复出，刚到长沙，他便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请左宗棠写篆联，表示愿自处于下的用意，交欢如初。不难看出：这时，曾、左二人之间的关系，不仅是左先有“德”于曾，而且曾国藩还主动表示愿自处于左之下了。
4.崭露头角
如前所述，骆秉章作湖南巡抚时，延左宗棠司文案，主军事，对左宗棠推心置腹，一切政务，悉听左主持。由于左勤奋干练，敢于任事；因此，二人气味相投，相得益彰，颇得清廷的赏识。迄“咸丰八年（公元1858年）九月，骆公疏公运筹功入告，诏赏加四品卿衔”（罗正钧：《左宗棠年谱》，朱悦、朱子南校点本，第63页，1982年，岳麓书社出版，以下简称《年谱》）。显然，这时，左宗常已经崭露头角了，但不是曾国藩举荐的结果。
5.“违众用之”
根据经常出入曾国藩幕府撰《湘军志》的王闿运叙述：“又世皆言左由曾（国藩）推荐，当密寄问曾时，曾复奏左未能独挡一面，恭王（奕訢）违众用之”（转引自秦翰才辑录的《左宗棠逸事汇编》，第117页）。这更可看出，在整个道咸年间（公元1821—1861年），曾国藩忘恩负义，排剂左宗棠，虽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问题上能在和衷共济，相互配合，但个人感情上却嫌隙甚深，难以泯除。惟清廷出于维护反动统治的需要，对左尚较器重，“违众用之”。
6.免于厄难
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从来都是狗咬狗的。1859年下半年，永州镇总兵樊燮，因劣迹昭著，声名恶劣，“为骆公所劾罢”。由此发生了著名的总兵樊燮京控一案。湖广总督官文向来不满左宗棠的揽权好胜，乘机“欲行构陷之计”。清政府命官密查，并说：“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左的同乡友好和儿女亲家郭嵩焘听到这个消息后，求计于在朝廷用事的肃顺。肃顺说：“必自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嵩焘与藩祖荫同值南书房，藩乃上疏为左宗棠辩诬。指陈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的作用，至有“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的措辞（薛福成：《肃顺推服楚贤》）。同时，左的知己兼姻亲“武昌胡公林翼力解之”。官文感到了上下的压力，“得不逮公”（《年谱》68页）。如上听说，在关系到左宗棠的政治沉浮和生命攸关的紧要时刻，真正营救左宗棠而使之免于厄难的，是郭嵩焘、藩祖荫、肃顺和胡林翼，不是曾国藩。
7.曾国藩用“阴柔”手段对付左宗棠
论曾国藩对付反动统治阶级内部，他的朋友欧阳兆熊说他一生三变：初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军务，又变而为申韩，说明他要用刚强的手腕，咸丰七年从江西奔丧回家，懂得了阴柔的作用，到咸丰八年再出以后，改用柔道行之，这是第三变（见欧阳兆熊：《水窗春呓》，《一生三变》）。欧阳兆熊看得不错，曾国藩做京官时，以程朱为标榜，借以欺世盗名。出而办理军务，遂撕去伪装，一变而改用法家霸道，用铁腕去垄断事权。到此路不通，“到处荆榛”（《曾文正公家书》卷六），又再变而用“阴柔”的手段，以达到包揽把持“阳刚”的目的。他对付官僚们如此，对付清朝皇帝也如此，对付左宗棠更是如此。
如前所说，樊燮京控案解围后，左宗棠免于厄难。此后，清政府听从臣下的意见，准备起用左宗棠。为此，“特旨询曾公国藩，曰‘左宗棠熟悉湖南形势，战胜攻取，调度有方，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曾公复陈：‘公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惟求明降谕旨，俾得安心用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年谱》，70—71页）。显然这是曾国藩用一生三变中的“阴柔”手段对付朝廷和左宗棠，以达到把持“阳刚”的目的。实际是拒绝左宗棠在其本军营任事，唯恐左来争功。
8.是否任用左宗棠，曾国藩拒不明确表态
1860年夏，太平军出敌意表，大破江南大营，席卷江南，开辟了苏福省根据地，清政府为了挽救东南危局，这才不得不在同年6月8日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旋实授。同时，又命令兵部郎中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但曾国藩大费踌躇，迟迟不出奏明确表态这当然不是偶然的。问题还不仅在于曾在筹组湘军时，为向陶家勒捐事与左结下私怨；更重要的是曾国藩认为左宗棠恃才自强，性情狂放，难以驾驭，尤忌左宗棠争功。所以，对是否接纳左宗棠襄办军务，态度消极。
惟胡林翼则从中斡旋并调和之。因为胡林翼既同左宗棠是同学兼姻亲；同时，他同曾国藩的关系也非一般。曾国藩从筹组湘军到出省作战，胡林翼是鼎力支持的。尤其是当曾被削除兵权后，在籍守制而悔恨交加时，胡林翼、骆秉章先后奏请起用曾国藩，使他重掌兵权。这些都是曾国藩对胡“感激次骨”的。加之，这时，曾国藩新任两江总督，兵源粮饷的补充和接济，依靠胡林翼者正多。至于左、胡二人的密切关系和深厚交谊，曾当然是熟知的。因此，当曾国藩对是否任用左宗棠襄办军务尚犹豫不定时，胡即致书曾国藩，力荐左宗棠“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胡林翼：《致曾涤帅》，《胡文忠公遗集•抚鄂书牍》卷75，第2页）。碍于胡林翼的面子，审时度势，曾国藩于同年8月2日勉强同意了接纳左宗棠襄办军务这些事实。左宗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率领湘军来到江西的。但这并不是曾国藩主动举荐或罗致的结果。
9.左宗棠襄办江南军务，出自清廷特旨
1861年10月下旬，李秀成亲率劲旅围攻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被打得呼救不迭。清廷“诏公太常寺卿，命率师援浙”（《年谱》78页）。同年12月下旬，太平军攻克杭州，王有龄穷蹙自杀。清政府决定增加浙江兵力，“宗棠以三品京堂候补，旋授太常寺卿，襄办江南军务，皆特旨也”（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如此看来，左宗棠“率师援浙”，和“襄办江南军务”，都出自清廷的特旨，也不是曾国藩保荐的。
10.左宗棠升任浙江巡抚和闽浙总督是清廷的釜底抽薪之计
曾国藩与清政府的矛盾由来已久。早在1854年10月14日，湘军攻陷武昌，曾国藩飞章告捷，使正处于悲观失望之中的咸丰皇帝倍受鼓舞，立刻任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他还眉飞色舞地对军机欠臣说：“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汉族大学士祁隽藻乘机献媚说：“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之家福也”。咸丰帝听罢，“默然变色者久国”。从此严奉祖训，再不肯把地方督抚大权交给手握重兵的汉族官员曾国藩，使他六七年内一直处于客军虚悬的地位，“不获大行其志”（薛福成：《庸庵全集•庸庵文续编》），后来几经周折，“迨文宗末造，江左覆亡，始有督帅之授”。“盖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能静居日记》，同治三年四月八日）；这就是说清政府是在所谓东南大局不堪收拾的情况下，才于1861年11月命曾国藩节制四省军事，所有苏、浙、皖、赣四省巡抚，提镇均归节制的。但为了操纵控制这些鹰犬，削弱曾国藩的权力，达到以汉制汉的目的，故继1862年1月明令左宗棠为浙江巡抚之后，又于1863年5月超擢左宗棠为闽浙总督，使其互相牵制。由此可知左宗棠荣升督抚宝座与曾国藩的保荐也并无任何直接关联。
综如上述，1852年，左宗棠在太平军进攻长沙的隆隆炮声中进入长沙城，当上了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僚，这是他顽抗太平军的开始。1860年9月，他率军自长沙开往赣、皖交界地区，是他走上反革命前线直接指挥湘军镇压太平军的开端。以后，他成为与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同治中兴”功臣，为清王朝立下了犬马之劳。在他的后半生里，仕途春风得意，事业也达到了那个时代的光辉顶点。在这长期的宦宦生涯与步步升发过程中，他有“德”于曾，但始终未借助到曾国藩主动保荐或扶翼之力，他是在胡林翼、郭嵩焘等人的敦促、支持和扶助之下，通过他自己的勤奋努力，踏着农民军的枯骨，爬上了总督、巡抚、大学士、钦差大臣的高位。农民军的鲜血，染红了他的翎顶。论者认为左宗棠之发迹是出自曾国藩之保荐，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
11.分析、比较左宗棠所拟的两幅挽联，或可作为坐实此说的补证
1861年9月，太平军攻克黄州，迫近武昌，胡林翼惊忧成疾，呕血而死。“公为文哭之尤哀”（《年谱》79页）。我先六伯祖父李元甫公（元甫公是前清秀才，清朝末午曾历任湖南宜章、四川酉阳、开县、巫山等县的知县，与左宗棠的得力部将山西按察使陈湜有姻亲关系）生前曾谈及，当时，左宗棠有挽胡林翼联。
上联云：
“论酒则弟胜兄，论才则兄胜弟，此言我敢承哉。召我我不赴，哭公公不闻，生死睽违一知己”。
下联是：
“世治正神为人，世乱正人为神，斯语公自云耳。功昭昭在国，心耿耿在民，古今应许此纯臣”。
在这里，左宗棠对胡林翼未免溢美过誉，但它也表现和概括了左对胡林翼之死的哀伤之甚交情之深和左对胡的看法。更重要的是它反映出左宗棠始终认为平生唯一的知已是胡林翼，而不是曾国藩。
与此相反，左宗棠对曾国藩之死，在态度上就不同，1872年3月，曾国藩死于两江任所。左的挽联是：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在这里，左宗棠承认，虽然在为清王朝效愚忠方面，在程度上不及曾国藩；但镇压农民起义的坚决与狠辣，则与曾国藩并无二致，他们是“同心”的。然而它也隐讳地反映和透露出曾、左之间是有矛盾的。这恐怕是指同治年间（公元1852—1874年），曾国藩奏称左收复杭州时，太平军余部溃走了十余万人。左复奏斤曾为欺诬，并力“诋湘乡（即曾国藩，因曾国藩是湖南湘乡人）之短（《郭嵩焘日记》）。又，左宗棠自从就任浙江巡抚后，认为曾国藩用兵拙滞，对他的约束、控制过严，经常与曾国藩闹矛盾，他批评曾国藩说：“才略太欠，自入窘乡（指曾国藩移驻安徽祁门，不得地理）恐终非戡乱之人”。并叫嚣：“要尽平生之心，轰轰烈烈做一场”（左孝同：《左文襄公家书》卷上，第9页）。这是说只有他才略优长，堪胜“戡乱”之任。这些或许就是他们两人之间的“攻错若石”。当然，此后在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民族矛盾不断激化的情况下，他们之间还有关于爱国与卖国的斗争，然这时曾左之间的矛盾性质已发生了质的变化。
尽管历来对左宗棠上述挽联的内含，各家的见解不尽一致，但分析、比较来看，左挽曾联不如挽胡联表现出那样一往情深和哀伤之甚。“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左宗棠感激胡林翼，是胡林翼对他的升发起了支持与应援的结果，左宗棠不太感激曾国藩，是曾国藩对他的发迹没有直接关联的结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