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5～1878年（清光绪元年～四年），清王朝钦差大臣左宗棠统率清军收复新疆的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颇具特色、闪烁光彩的篇章。左宗棠依靠其高超的军事斗争谋略，不仅收复了失地，维护了国家的统一，而且创造了劳师远征、出奇制胜的军事斗争范例。左宗棠进军新疆最精采处，则在于对后勤保障的谋划与运筹。探讨左宗棠进军新疆的后勤方略，对于当今加强边防建设，搞好平时后勤建设和战时保障，特别是搞好应付边境突发事件的后勤保障是有借鉴意义的。

　　一、立足后勤，谋布进军新疆的战略全局

在进军新疆的过程中，左宗棠高度重视作战的后勤保障，善于从后勤角度谋布军事斗争全局。

首先，着眼后勤，整军经武。左宗棠于1875年5月奉命督办新疆军务后，即着手进行西征准备。他首先采取的措施，就是从节省费用、减轻后勤负担出发，裁汰冗员，精兵简政。当时清朝的西北地区，尤其是进军新疆的大后方——甘肃，连年战乱，人口锐减，生产受到极大破坏，作战所需粮草难以就地筹措。若从内地采购转运，则费用浩繁。为减少费用与支出，他提出进军新疆“兵不在多而在精”的主张。认为，饷厚才能兵精，而“惟其兵多，故饷不能厚，惟其饷薄，故兵不能精”（《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十九）。就是说，裁汰冗员，则军饷自增，“精兵”才会有保证。为此，他大刀阔斧裁汰军队。当时一些满族统兵将领，所部冗员充斥，靠吃空额大发横财。如驻扎哈密的文麟所部四营，虚额达一千三四百名，文案、差官等非战斗人员甚多。左宗棠指示提督张曜在哈密就地整顿文麟所部，除保留吉林、黑龙江马队外，其余一律裁汰遣撤。左宗棠对其旧部徐万福回湘招募的四营勇丁，令陕甘军务帮办刘典派员点验，查知老弱疲病者不少，则饬令将青壮者归并成三营，余皆遣送回籍。经拣选裁汰，西征部队精干了，粮饷节约了，既增强了作战能力，又大大缓解了后勤供求矛盾，部队保障情况明显好转。

其次，依据后勤保障条件，制定作战方针。用兵新疆之前，左宗棠周密调查和分析敌我情况，制定了“缓进急战”的方针。而制定这一方针的基本依据则是后勤保障条件。左宗棠深知，阿古柏久踞南疆，积储丰盈，呈以守为攻、以逸待劳之势。而清朝西征军劳师远征，长途跋涉，保障困难，需要一定时间才能把必不可少的粮草前送上去，保证作战需要。若操之过急，速进缓战，势必造成作战与后勤脱节而影响作战行动。为贯彻“缓进急战”的方针，保证西征军的后勤供应，进军采取了部队分批开进的办法：当第一批部队进驻一地以后，先用营中的车辆、马匹和驼骆将后方的粮草逐步运来储存，随后第二批部队跟着进驻，腾出的运力，又可回去倒运第二批粮草，然后第三批部队又跟着进驻。如此相互衔接不停转运，等到部队人员与给养都达到足够数量时再发动进攻。1876年3月，左宗棠白兰州抵肃州（今酒泉）督师，他指示部将刘锦棠要“先迟后速”，先率军缓进抵达古城（今新疆奇台县），待古城存粮稍有赢余，部队能“裹一月行粮”时再战。他估计，到那时可能时近新秋，前途有粮可因，军食有资，战则能胜。可见左宗棠对“兵事”的考虑是以“饷事”为重要依据的。在收复乌鲁木齐一役中，左宗棠也按“缓进急战”的方针，不急不躁，花了一年多时间筹措粮饷，转运粮草，将西征军主力于1876年7月集结在古城一带，一个月后即发动攻势，8月18日即收复乌鲁木齐。不难看出，清军在开战后之所以能速战速决，是因为在“缓进”中争取了时间，作好了充分的后勤准备，保证了作战时的物资需要。

左宗棠进军新疆之举，体现了历代兵家所主张的“先胜后战”的谋略思想。后勤保障作为构成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因素，是军事指挥员力求主动，“先为不可胜”的基本保证。左宗棠深谙此道，高度重视后勤在战略全局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与作用，立足后勤谋划军事斗争全局，把军事指挥建立在客观物质条件允许的基础之上，表现出对后勤是战斗力，关系作战成败这一问题的深谋远识。

　　二、聚财筹饷，奠定进军新疆的经济基础

用兵作战，日费千金，军费必不可少。因此，经费是军事行动的重要保证，左宗棠说：“尤非实饷到手”，作战物资就“无从筹措”。西征军所需费用巨大，财力不足的问题十分突出。据左宗棠计算，6万余人的作战部队，一年须有实银800余万两，才够勉强维持西征费用。而要筹措这样大一笔费用，必须千方百计地开辟财源。

一是呈请拨款。清朝定制，凡军队饷需掌于户部，将帅不须自筹，也不得自筹。但到太平天国革命兴起时，清政府财力已大为降低。到1853年6月，部存正项待支银仅剩22.7万余两。当时战乱的省份，课税已名存实亡，军队饷需，户部无从筹措。于是从1853年起。与太平军作战的清军将帅就已冲破旧制，采取就地筹饷的办法。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军过程中早用此法。然而，进军新疆则不同，作为大后方的陕甘地区战乱频繁，生产力遭到破坏，财力凋敝，无法就地筹饷。因此，西征军的费用，首先还是要依靠清政府的支拨。但要得到清政府的拨款也非易事，不仅由于清廷财力日绌而拨款困难，且当时还存在“海防”与“塞防”之争。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主张清廷放弃新疆，停兵撤饷，把财力重点用在海防建设上。左宗棠则针锋相对，力主以塞防为重，尽速收复新疆，坚决反对停兵撤饷。他指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反之，新疆不固，则蒙古不保，不仅陕西、甘肃、山西“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督北关山亦无晏眠之日。”（《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经过一番斗争，“塞防”派取得了慈禧太后的支持，户部拨银200万两，以充西征军饷。这笔钱虽不能满足西征需要，毕竟是一个重要的军费来源。

二是力争协饷。清朝定例，每年春秋两季，各省上报库存银款，户部核实各省存银及全年开支预算，指定有余的省份拨银给不足的省份，这就是协饷，又称协拨，是清政府维持军队需求的重要财源。由于各省财政收入与军费支出之间不平衡，因此每年需要有相当数量的协饷用于省际调剂。左宗棠用兵新疆，拨款入不敷出，争取各省协饷至关重要。但当时各省督抚多不以大局为重，只顾自己辖地，对协饷一拖再拖，即使拨解也不能按时按数。为尽快落实各省协饷，左宗棠利用各种关系，屡次派员到各省“婉恳谆催”，呼吁各协饷省份予以支持。并不断上奏朝廷，要求严加督促。然而，左宗棠四处敦促，费尽全力，各省协饷仍不能按时按数解到。在钱少的情况下，他采取集中财力解决主要矛盾的办法：于饷银解到之时，先尽购运粮食、草料、军械、军装之需，而对于医药、各级军官的薪水及办公银两则一概暂停发放。这样，“将领虽极窘乏，而士卒尚免饥疲”，因而能够保证部队基本的生活与作战需要。

三是举借洋款。由于拨饷、协饷仍难以解决西征费用，左宗棠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向洋商借款，以解燃眉之急。他在《饷源顿涸借洋款折》中说：“查两江每年应协甘饷六十万两，浙江每年应协甘饷一百四十万两”，此时要他们如数迅速拨解，万难办到。为此已派员向洋商借银三百万两，请命苏、浙、粤三省督抚转饬关道出票，督抚加印，“玉成此项款项”（《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五）。左宗棠这种举借洋款的办法，实际是一种强迫各欠饷省份出钱支持西征的策略。然而借洋款也并不顺利，一开始就遇到了阻力。当时在所有海关中，两江海关收入最大，左宗棠本想请两江总督沈葆桢代为经办，不料遭到拒绝。沈葆桢还上奏朝廷，反对左宗棠借洋款。李鸿章也乘机反对左宗棠，支持沈葆桢。左宗棠力排众议，仍从解决饷源的实际需要出发，坚持要求向洋商借款，而清政府因无力拨付巨款满足西征军的需要，只好同意他的主张，遂向英国怡和洋行借款300万两。这笔借款于1875年成交，欠款由江苏、浙江、广东三省应协西饷作三年偿还，其息银亦于三省应协西饷项内划还。通过举借洋款，左宗棠既解决了燃眉火急，又达到了制服拖欠协饷省份地方督抚之目的。

“欲强兵，先足饷”。军费作为军事行动的基本保证，其充足与否关系重大。对此，左宗棠在认识上是明确的，在行动上是有力的。他始终把“用兵先筹饷”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不惜与朝廷权贵发生冲突，据理力争，并善于灵活地采取多种方式获取经费，保证了西征作战的基本需要。

　　三、以粮为先，创造进军新疆的物质条件

粮草是军队生存与作战的物质基础。“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是军事活动的一般规律。左宗棠进军新疆，对粮草问题极为重视，认为解决粮草供应，实为西征用兵要着，“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于此。”但进军新疆，“筹粮难于筹饷，筹转运尤难于筹粮”。因为甘肃、新疆交通很不发达，地广人稀，城池之间距离动辄数百上千里，不仅筹粮不易，粮草运输尤难。为解决粮食供应问题，左宗棠既注重通盘运筹，又狠抓具体实施，可谓殚精竭虑，煞费心血。

首先是从何地采运粮食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粮价的高低，运费的多少及时间的速缓。左宗棠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否定了从湖北、四川等产粮区购粮运输的方案，定下了由南北两路采粮转运的决心。所谓南路采粮区，是指从甘肃的凉州府（治今武威）、甘州府（治今张掖）及肃州等地购粮，而后运至巴里坤。该地区距离最近，虽有戈壁和天山阻隔，却是个老运道。据光绪元年八月左宗棠奏称，西征军共从南路订购夏粮12.2万石，约合3660万斤。所谓北路采粮区，是指由归化（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包头一带购粮，运到巴里坤。左宗棠在《复陈移设粮台事宜折》中指出：“近广加咨访，知归化、包头至射台、大巴一带十数站，大巴至巴里坤十六站，中间产粮之处甚多。”（《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四十六）但因该地区路途遥远而遭到非议。但他坚持己见，认为从运输来看，南路可用，而北路比南路更优越。在左宗棠的坚持下，西征军在归化设立采运总局，在包头设立分局，仅1875年即购粮500多万斤，并及时运到巴里坤。这两个采粮区的确定，基本解决了西征军的供粮问题。

其次是如何组织运力转送粮食。左宗棠采取了官与民同运的措施。为解决从凉州到肃州900里路段的运输问题，他饬令甘州、凉州地方政府拨台车2000辆，调集官骡1500余匹。这些运力不算小，但由于运输线长，分散后则嫌不足，因此他又组织民间运力予以协助。他饬令有关部门雇用商驼、商车协助转运，责令地方政府、官兵保护商队，严惩伤害商人的游匪惯盗，颁发商人骡运章程告示等。为保证运输不间断，左宗棠还十分重视运道的安全防护。如收复乌鲁木齐后，他分析阿古柏有可能挑选轻骑骚扰粮运大道，因此命前敌总指挥刘锦棠从乌鲁木齐分兵二营，会同防守古城、巴里坤间运道的徐占彪部，分道入山搜索残敌，确保粮道畅通。这些措施，保证了粮草的顺利运转。经过努力，到1876年3月，哈密存粮积储至二千数百万斤，运至古城的粮食400余万斤。

除采购、转运粮食外，左宗棠还大力倡导屯田，发展生产，力求就地解决部分粮食。因此，他要求凡西征军收复的地方，那些距敌较远的部队要利用战时空闲，就近从事耕作，所获的粮食、蔬菜由营中作价收买。这样既可使士兵增加收入，又可避免士兵习逸成惰。据左宗棠1875年7月奏报，仅驻哈密的张曜部即垦荒1.9万余亩，获粮数千石。同时，左宗棠还鼓励逃荒在外的农民回乡生产。规定现由军队耕种的土地，允许原主认领。至于百姓有愿意垦荒者，则不仅发给耕牛及种籽，且按人口多少逐日给米，鼓励其从事耕作。百姓垦荒所获粮食，也由军队照市价收买。这不仅有利于解决军粮供应，也有利于进军沿线和新疆收复后的生产与建设，因而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措施。

在作战物资以粮秣为主的时代，粮草的筹措与保障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又具体的工作。西征军转战千里，劳师远征，无疑使这项工作更为困难。作为西征军主帅的左宗棠，并未因筹粮工作的具体琐细而放手不管，而是始终抓住不放，亲自过问。他不仅善于从宏观上对粮草采购与运转加以筹划，而且精于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计算，因而能有理有据地提出多种切实可行的筹粮方案，定下正确决心后努力付诸实现，表现出对后勤精当筹划和科学指导的雄才大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