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官宦中，左宗棠不仅是少数几位坚持爱国主义、为捍卫民族独立和领土完整有着卓越贡献的功臣之一，同时也是很少几位注重廉政、为官清廉的督抚之一。本文试图对左宗棠的廉政思想及活动作一略论，以稍补目前史学界对左宗棠研究之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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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的廉政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同他的其它思想一样，没有著书立说，得到系统的阐述。然而，在他的某些行动和某些文字（包括奏折、咨札、批札、书牍等）中，我们却可得以发掘。

左宗棠在向朝廷的奏折、对同僚的书牍和属吏的札件中，有不少关于吏治的论述，阅者不难发现，注重和加强廉政建设是“讲求长治久安之道”的观点贯穿其中。这一观点无疑是他长期究心历史、关心世事、特别是柄一方之军政大权以后从国家的治乱盛衰中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

左宗棠出身于家道中落的塾师家庭，生长于政治腐败的嘉庆、道光时期。早在青年时代，自称“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左宗棠就从历史上和当时劳动人民反贪官污吏鱼肉的斗争中认识到：“国无苛政贪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迫切企望满清统治者实行廉政，以“将儒术策治安”。但当时左宗棠的呼声太微弱了。鸦片战争以后，清朝吏治、法纪、军制等各方面都已腐化，贪污现象如同毒菌一样，腐蚀机体，侵入内脏，整个统治机器生锈失灵。官吏廉与不廉之别，仅在于“廉者有所择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罗致”。人民被贪官污吏逼入了绝境。当时所有反封建斗争的矛头无不首先指向极端腐败的吏治。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终于爆发。农民领袖们发布檄文，揭露满清政权“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士女皆哭泣道路，是欲我中国人之贫穷”，“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是使我中国之英俊抑郁而死。”随着太平天国革命的迅速发展，全国其他各族人民纷起响应，顿时出现了一个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心的全国农民革命高潮。

面对农民革命的滚滚洪流和满清政权大局的溃烂。左宗棠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在出山参与残酷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不断就吏治的良窳与国家的治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因此，“勘乱之道，在修军政，尤在饬吏事。军政者，弭乱之已形；吏事者，弭乱之未发也。”他痛心的是长期以来吏治腐败，“人心不正”，“学术不讲”，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大都见得而不思义者，实阶之厉”，就是说贪官利用职权捞取不义之财，由此而产生了各种祸患。左宗棠以陋规的产生和危害为例来说明。他说：“当官而不能持廉，则属吏得以挟持之，丁书得而蒙蔽之，层累脧削，往往本官所得无多，而属吏丁书取赢之数倍过之。日久视为应得之款，名曰陋规。踵事增加，无有纪极，家肥国瘠，职此之由。”可见，吏治的良窳，廉政建设的好坏决定着国家的治乱盛衰。

如果说，上述认识只是由傍观所得的话，那末左宗棠在膺任督抚执一方之军政大权后对吏治腐败的危害更有了切身的感受。1866年，左宗棠督师福建，遍布闽省的贪官污吏四处激起民变，几乎把他好不容易平定的政局再次搅乱。1867年后，清政府又要左宗棠去西北收拾烂摊子。他发现“秦中仕气绵惙，豪恶全无忌惮”；“甘肃之军不能卫民，反以扰民；甘肃之官，不能治民，反激民为乱”；新疆“官之不肖者，狎玩其民，辄以犬羊视之。凡有征索，头目人等辄以官意传取，倚势作威。”左宗棠对此十分痛恨，斥责他们把“国家好好地方、好好百姓尽为搅坏”，剀切指出国家要想致治，固然以治“匪”为要，但“治匪必先察吏，察吏必先惩贪”，否则，天下欲求宁日而终不可得。

左宗棠认为，加强廉政建设也是巩固边防的“长治久安之策”。面对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边疆的窥伺、侵略，左宗棠对边省军政的腐败忧心忡忡。1866年，左宗棠上折清政府，揭露台湾军政的腐败情况说，台湾武官肆无忌惮，虚冒侵蚀，纵兵为奸。地方官则收取陋规，饱其私囊，此外，尚有节礼、寿礼、洋药、樟脑规费等等，小小知县“有收至二万余两者”。吏治如此，岂能使“人心固结”？只有切实整顿，崇廉除贪，才是“长治久安之策”。否则，列强会乘虚而入！左宗棠总结新疆暂失的原因，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疆“主兵者例是丰镐旧家，不独兵事、吏事非所谙习，而纨袴积习既深，除争功营私外，别无伎俩。”因此，他认为，塞防要巩固，新疆要“长治久安”，当务之急有两条，一是新疆建省，使新疆从军事统制进而为政治管理；一是“为地方兴利除弊”，加强廉政建设，让良好的吏治改善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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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在长期的整饬吏治的活动中，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实施廉政的经验，这也是他廉政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察吏——“以操守为重”，即实施廉政要注重对官吏的选任和考察。左宗棠认为：“用人之道，重才具，尤重心术。才具者，政事所由济也；心术者，习尚所由成也。”换句话说，就是使用人才的原则，要看他的才干，更要看他的思想品德，才干是用来帮助完成具体工作的，而思想品德则关系到何种精神风尚的形成。“人不可以无才，然心术实是制事根本。心术不正而才具觉优，则所谓才者，亦只是长恶济奸，自便其私而已，于事实何益？”因此，“官评以操守为重……非操守清严，划定界限，大本不立，其见诸事为之末者，又安足道哉！”当然，“廉仅士之一节，不廉固无足论，徒廉亦无足取”，考察、选拔官吏既要重德，又要重才。但一定把德放在第一位，要“以廉耻信义、刚明耐苦为大界划。出乎此者，虽才不足用也。”

课吏——以“劾贪奖廉为要”，即实施廉政要严明对官吏的奖惩。左宗棠认为，“州县最须得人，朴勤者为上……沾染近时习气者不可留”，“专营私利者，则断不可姑容。”乌鲁木齐提督成禄，逗留高台七年，不出玉门一步，苛索民间供应三十万两。成禄是满清贵族，但也受到左宗棠的参劾，并引起吴可读“十可斩五不可缓”的一篇轰动一时的奏疏。从中可见左宗棠劾贪不避权贵。鉴于新疆战略位置的重要，左宗棠格外重视那里的吏治整饬。他一次下令就将勒令缠民百余户，赃银在一千两以上的六名地方贪官污吏处以死刑。除本人据实参劾办理外，为使治贪斗争更切实有效，左宗棠还切望“风纪之司鼓舞振兴”，从严治理；严饬州县等官认真查办贪案；严禁代人说情，“代为弥缝”，代为“设词开脱”，“为贪猾之令曲意保全”，否则，严惩不贷。为了打得狠，务求打得准，他还强调，要“先将义利之辨剖晰至精”，哪些收入合理合法，哪些不是。如“官之薪廉，应得者也。”此外如相传之陋规，其中“籍以办公或取以充交际之用，尚可谓为应得之款，至因巧取而创立名色，因营私而潜通请托，则赃款也。”如果认为这也是应得之款而不予以追究，则“贪夫多幸免，法未立而弊已滋矣。”在严惩贪官的同时，左宗棠提倡大力表彰为官清廉并在廉政中有所建树者。他对那些“矢志”廉政、坚决“正本清源”、“将一切陋规概行裁革”的道守令丞无不深表“嘉慰”，表彰他们“清自传家，志趣不苟”，“能为地方兴利除弊，讲求长治久安之道。”并对其卓越者予以拔擢。

训吏——“以廉耻信义、刚明耐苦”为内容，即加强廉政教育。左宗棠认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此则学术之不讲也。”“学术不讲”即指对人们进行封建伦理道德纲常的思想教育不够。他批评某些地方官员“均言察吏，而不知察吏之外，尚有训吏”，“训之”才“使不至为恶”。他认为，训吏的内容要“以廉耻信义、刚明耐苦”为主。这在恶劣的战争环境、西北瘠苦的情况下尤为重要。只有教育属吏、官兵崇俭耐苦，才能以规其廉，所过不扰。左宗棠常常自豪地说：“吾湘人厌声华耐艰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朴，惟其耐艰苦故强。”其用意固在为湘军张扬，但如果没有“刚明耐苦”的精神，以湘军为主体的西征军就不能克服恶劣的环境所带来的巨大困难，所向披靡，速定新疆；即使规复也会因文武员弁不能耐苦而四处贪索，把政局搅坏。左宗棠常语重心长地训导属吏“莫嫌瘠苦”，要“刚明耐苦”，要求他们“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其致力于廉政用心颇谓良苦。

裁革陋规——“尤切中时弊”，即铲除廉政中的毒瘤。陋规亦称“常例”、规礼，是清朝各级政府机构和官吏凭借行政权力向所属机关和人员索取的献金和礼物。名目不一，种类甚多。下级为应付这种需索，即加派赋税，如火耗、平余，杂派等项，收入除少数供办公及常例交际外，余数即向上级馈赠。军队则以虚报名额、克扣粮饷为规礼来源。于是贪污盛行，吏治大败。雍正时，朝廷欲以耗羡归公、发给官员“养廉”办法杜绝贿赂，并未生效。道光时，陋规已无法禁革。左宗棠对陋规的祸害多有揭露，认为将“一切陋规概行裁革”是“最为正本清源要图”，“尤切中时弊”，并在督抚任内大刀阔斧以行之。他明令各级官员凡“属吏馈赠、官价派买与衙门一切陋规不准收受，例禁綦严。”至于行政办公费用不够开销，可另筹津贴，但严禁就地筹款，“恐开异日需索苛派之端”。

恤吏——使之可以谋生，即要保证官吏起码的生活条件。左宗棠认为，一方面要求官吏清廉，一方面要设法维持其生活，光是不许他们寻钱而不给他们想正当的出路，决不是经久的办法。清朝官吏俸廉低，陋规禁革后，“若缺州县，须定津贴，免其剥民；监司道府，须定津贴，免其蠹国。”这是政府要做的，至于各级官员，“亦须亲吏”，“体其艰苦”，要关心其身体，注意解决他们的家庭困难。左宗棠多次慷慨解囊，以帮助清贫的属吏。他认为，恤吏“使可以为善”，能更好地去掉各属雍蔽。

导吏——正躬率属为先，意即上级官吏必须以身作则，做好表率。“吏治之振新，全在上司精神贯注……长沙一滑吏曾语人云：‘吾辈所工者，揣摩风气耳。使上司所尚者果是廉干一路，吾亦何乐而为贪庸乎？’此言虽谐，却亦近理。”从左宗棠这番话，我们可以知道，他在廉政实施中，对上级官吏之正躬率属、以身作则是非常重视的，强调“上司精神”对于下属的表率作用。

左宗棠格外注意自己的表率作用：（一）清介自持。左宗棠从不收取陋规，也不接受属吏或好友的馈赠，始终如一。如1880年，左从哈密调往北京任军机大臣，管理西征粮台的沈应奎拟将粮台积存的陕西甘捐尾款寄赠给他，他复信谢绝说：我“于别敬概不敢受，至于新契之例赠者，亦概谢之，匪惟介节自将，人己本无二致，亦俸外不收，果实义有攸宜。至甘捐尾款，储为关陇不时之需，以公济公，于事为合。”（二）崇实黜华。光绪三年，他下了一道通饬：“照得新疆军务未竣，本大臣爵阁部驻节肃州，启处不遑。所有关内外文武及营局各员，凡遇庆贺礼节，概应删除。即谓长属分义攸关，宜随时通候，以表虔恭之意，禀启将意，亦无不可。断不准擅离职守，来辕进谒，致旷职守。其有专差逞送礼物者，尤千例禁，已早饬文武摈弃不收。各文武印委均应勤思职业，毋得非分相干，自取咎戾，凛之！”这既是崇实黜华的宣言，又是去贪尚廉的例证。（三）教子崇俭。左宗棠认为：“凡人需从吃苦中来。收积银钱货物，固无益于子孙；即收积书籍字画，亦未必不为子孙之累。”又说：“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因此他一再告诫诸子：只要谨慎持家，不至饿饭；若专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游荡，“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身居高官的左宗棠不为子孙“多积金”，而能严格教子崇俭，确是难能可贵的了。

左宗棠的廉政思想和实践以及他个人的清廉作风，在当时确实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一，在艰苦的状况下，起了维系军心的巨大作用。冯玉祥说，他的父亲参加了西征战争。在从肃州挺进新疆的几千里长途中，一次发给的八天的口粮——十五、六斤生红茹压在背上，饥了，啃生红茹；渴了，也啃生红茹。他们就是这样坚持走进了新疆的。士气之所以如此高昂，既有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也与左宗棠驭军的特殊方法有关。左说，军队之所以听从指挥，没有别的，“所恃者诚信不欺，丝毫不苛，不敢以一时爱憎，稍作威福，致失人心。行之既久，湖湘子弟习而安之。”可见，统帅的清正廉明具有多大的凝聚力！

其二，培养了一批“廉干”之士，养成了一个地方一个时期的廉正风气。总理行营营务刘锦棠、陕甘军务帮办刘典、提督张曜、迪化州府陶模、凉州府守刘思询、福建盐法道吴大廷等都是有名的廉吏。刘思询、吴大廷一到任就向陋规开刀，老趣不苟。刘锦棠对西征各军所上缴的财物一介不取，并注意保持晚节，虽任新疆巡抚多年，但仍身后萧条，遗箧中只剩几篇奏疏稿件。

其三，促进了一时一地吏治的好转。甘肃一省，荒瘠著名，兵燹之余，雕零尤甚。而一帮贪官，不以国事为重，收取贿赂，中饱私囊，“靡所不为”。这不但加剧了百姓和政府的矛盾，且使仕风日下。左宗棠在整肃甘肃吏治时，从加强廉政建设入手，打击贪官，清除猾吏，“裁革陋规，以止其本；崇尚节俭，以表其廉；酌发廉俸，加给津贴，以恤其私；薄予到任盘川，免其挈债之官，以轻其累。”此外，对选拔、任用官吏的办法也进行了某些改进，“于是仕风一振”，吏治为之一新。

左宗棠注重廉政的思想和在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是我国封建政治史上一份宝贵的遗产。他重视廉政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尤其是他重视边疆的廉政建设，更有巩固边省、抵制外侮的爱国主义的一面，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应当指出的是，左宗棠的廉政思想和实践，其目的在于维护满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具有反动的一面。他所希冀的通过实施廉政达到的长治久安，不过是为了使封建统治者更长久地统治人民而已。也正由于此，按照他的思想和实践，不可能根本改变满清王朝吏治日益崩坏的趋势，实行真正的“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