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有关左宗棠的学术论著大量问世，研究者们对这个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的思想言行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剖析，唯独对其中枢辅政这一段很少论及，就连全面评介左宗棠一生的两本评传，也只有寥寥几笔。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在左宗棠长达半个世纪的政治生涯中，这一段过于短暂，因此研究者多不大注意。
确实，左宗棠中枢辅政的时间是短暂的——从光绪七年元月廿九日（1881年2月27日）起算，到七月初三（7月28日）以患病告假的形式实际退出中枢统治核心止，前后不到半年，但在左的一生中，这一段经历却有其特殊意义。因为在此以前和以后，左的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以一个地方疆吏、钦差大臣的身份从事军事活动，很少“安坐衙斋”专心议政，惟独这短暂的五个月才得以“枢垣柄政”的权位，展示其全局性的“经世”蓝图，从某种意义上说更能反映他的政治思想倾向，且能由此窥知光绪初年的北京政局，因此值得加以探究。
一、内召原因
左宗棠是在光绪六年七月六日（1880年8月11日）被清廷诏令回京的。为什么在中俄伊犁交涉正趋紧张之际，清廷突然谕令这位声威显赫的统帅由哈密驰赴北京？对于这个问题，有关论著的解释是比较一致的：因为左宗棠武装抗俄的态度比较坚定，以慈禧为首的当政者因而赶忙召之进京，免致他在西线挑起战端，妨碍对俄妥协。
遗憾的是，研究者们在作出上述解释时，并没有举出可靠的历史资料作为佐证；事实上不过是一种推测之辞，看来并不符合历史实际。
左宗棠在收回伊犁地区的交涉中，态度确实既明朗又强硬。本着中国疆界以内的神圣领土“尺寸不可让人”的原则，他坚决主张不惜冒中俄开战的危险，非将俄国窃踞的伊犁地区收回不可。特别是他看到“日事兼并”的俄国，侵略野心是无所底止的，光凭口舌之争很难解决问题，“必将决胜武力，乃有归束。”但是，左宗棠毕竟是一个十分务实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完全知道俄国是北邻大国，一旦中俄开战，那将是一场非同一般的实力较量，“兵端一启，蒇役无期”，因此不能不“长虑却顾，力争通过双方互相让步，用“啖之以利”的办法让俄国交还伊犁地区。如果对方要求过奢，“不得已必出于战”，最后只好诉诸武力。因此，他认为中国（也是他自己）的基本方针应该是：“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以求胜。”他还冷静地估计了可能发生的战争的大体进程，认为中国虽然可以获取最后胜利，但在一定时期、一定地域内遭受些挫败是在意料之中的，有可能象咸同时镇压太平天国的国内战争那样“频经危殆而后即安。”因此，我方不能采取卤莽轻率的态度，率先挑起战端；必须俄方先“带兵内犯”，在“彼先启衅”的前提下，才与俄国兵戎相见。这个方针体现在他制定的总体战略上，就是从“固疆宇”（而不是主动进攻）的角度进行军事部署，将兵力分布于东、中、西三路，制定了在我为主敌为客的态势下守土歼敌的用兵方案，并及时地奏报朝廷。因此，不存在左宗棠在西线主动“肇衅”的可能性，清廷也不会因此将左急召回京。
从有关情况来看，清廷之所以将左内召，实际原因恐怕是以下两个：
（一）军事上准备抗俄的需要
崇厚经手的《里瓦几亚条约》订立后，清廷在舆论的压力下，明确表示拒绝该条约。后来虽然在资本主义各国和李鸿章一伙的威胁下，态度迅趋软化，派曾纪泽前往彼得堡重开谈判，力求“妥协而重邦交”；但这时的清王朝毕竟还没有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在对俄交涉中妥协退让也是有一定限度的：伊犁地区必须收回，《里瓦几亚条约》必须改订。特别是这时朝中“清流”的气焰正盛，抗俄的呼声日高，清廷更无意于一任俄国予取予求。面对着俄国东西两线、水陆两路迅速增大的军事威胁，清廷不能不作好在迫不得已的情势下抗击俄军的准备，物色和预备一个提挈全局的“知兵”统帅，就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而在当时的统治集团中，唯有左宗棠才是担任统帅的最合适人选。因为朝野皆知，左不仅“晓畅戎机”、手握重兵，而且抗俄卫国的态度异常坚决；而主持一二十年“自强”洋务的淮系魁首李鸿章则是“求和”（媚外）里手，压根儿就主张中国应放弃整个新疆；主持军政外交的军机大臣和总署大臣奕訢、沈桂芬等也与李沆瀣一气，“又不实修战备，调将帅，筹将帅军火、筹借饷，百方阻止，惟其心必欲使大局败坏而后已。”在这样的情况下，清廷就不能不急其所急，在派出曾纪泽使俄后数天，又发出调左进京的谕令，谕令所说“现在时事孔亟，俄人志在启衅，正需老于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并非虚托之辞，而是如实地道出了清廷的动因。联系前此清廷在“海防”、“塞防”之争中的态度以及不顾英、俄阻挠，支持左宗棠用武力收复新疆（包括移海防之饷改充西饷），他们作这样两手准备（争取妥协了结，又不完全放弃武装抗争的可能性），是合乎逻辑的。事实上，当时朝野、中外也都是从清廷备战（而不是避战）的角度理解左宗棠内召的。消息一出，朝野“共庆得人”；一些爱国朝官且奏催左宗棠火速来京，理由就是从全局来看，京师显然重于新疆，只有中枢“有此等缓急可恃之重臣，方免宵盰独忧、人心震动。”左宗棠自己也理解内召的意义，所以闻命以后“不敢稍稽时日”，赶紧首途晋京。正在对曾纪泽进行讹诈的沙俄代表为此一再诘问曾纪泽：左应调去京是否“欲唆使构兵”，“有请中国动兵之意”？表示俄国对此“深不放心”。色厉内荏的沙皇政府于是不得不作些退让，终于与曾纪泽签订《伊犁条约》。这些都说明，清廷当时将左宗棠内召是与朝野抗俄要求一致的，断言它有意借此破坏抗俄斗争、加速与俄妥协，并非持平之论。
（二）政治上中枢政争的需要
在左宗棠内召前后，北京朝廷中“南派”与“北派”、“清流”与“浊流”、顽固派与洋务派的斗争日趋激烈。这里面，既有权力之争，也有政见之争。左宗棠的内召，与“清流”、“北派”和顽固派企图借重左的威望和力量与洋务派、“南派”抗衡也有一定关系。
本来，自慈禧、奕訢当政后，清廷在对外关系上，半殖民地的色彩日益浓厚。把持外交的洋务派对于资本主义侵略者“遇事迁就”，用牺牲民族权益的办法来“力保和局”；“其用人行政，不过供外人之指索，无所谓求贤待用，备预不虞之事也。”天津教案、马嘉里事件的交涉，就是两个明显的事例。这就理所当然地受到朝野爱国舆论的反对和“清流”的抨击；幻想回到闭关自守的封建大一统时代的顽固派也声言自己“耻与同列”。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进而压倒洋务派和南派，他们就援引和利用名闻中外的左宗棠。这一方面，是因为左作为湘系的一个领袖，历来（从六十年代初在江浙镇压太平天国时起）与淮系首领李鸿章不协，双方积嫌甚深；另一方面，也因左一向珍惜民族权益，对奕訢特别是对李鸿章在对外交涉上“一意示弱”、逆来顺受的做法异常不满；加上左又是一个手握重兵、名动公卿的地方实力派，并且素以“忠介”自居，与一般贪婪腐败的封建官僚大异其趣，因此早就有人提出应“处之钧轴”，疗治朝廷在对外关系上“因循自诿”的顽症。“清流”和奕环等满蒙亲贵对左因此特加青睐，有心“扬左以抑李”。光绪六年七月中，“清流”要角、御史邓承修上递《时局艰危请饬调辅臣入赞枢密折》，指责奕訢为首的军机大臣泄沓失职，建议饬调“志虑忠纯”的左宗棠进京，“委以军国之大柄，使之内修政事，外总兵权”，并说“当今之要，莫逾于此。”身为光绪生父的奕譞亦“以为左胜于李”，主张让左“入赞纶扉”。其他一些朝官也承风希旨，随同附和。这里面固然隐藏着各种不同的动机，但借左牵制或代替奕訢、李鸿章则是共通的。所以有人说左之入京，“明代沈相（南派首领沈桂芬正好病死出缺——引者），暗倾恭邸”，并不是没有来由的。当然，忠介不群的左宗棠能否真的成为他们的政治工具那是另一个问题，但至少说明左之内召并非简单地出于清廷与俄妥协的需要，而是与朝中政争不无关系。
二、枢垣表现
长期以来，朝野爱国人士对于国家的积弱不振深感忧愤，渴望中枢秉政者能维护民族权益，改变曲意“和夷”的外交方针。而在最负重望的所谓“中兴名臣”中，曾国藩、李鸿章“议外交皆主和平”，唯独左宗棠“锋颖廪廪向敌。”因此左入京秉政的消息传出，许多关心国事的人都深感振奋，称之为“最是好消息。”据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当时“人皆以司马君实目之”，相信左宗棠会一本其爱国精神开创新的外交格局。左宗棠本人也以此自励，打算说服最高统治者“从新鼓铸，一振积弱之势。”
左宗棠在光绪七年正月二十六日（1881年2月24日）抵达北京，三天后被授为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管理兵部事务。任职之后，他筹划当前要政，认为需要着重抓以下几项：在军政上，教练京师旗兵，“祛其骄，屏除花法，以求实效”；在内政上，兴修畿辅水利以兴农裕民，禁吸鸦片以“坊民正俗”；在对外交涉上，提高进口鸦片税率，改变委屈忍让的半殖民地积习。其中训练旗兵一项，因系满洲亲贵禁脔，不容左宗棠这类汉族大僚染指，因此旋即罢议；其余几项，左都力图有所作为。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河道必当修，洋药必当断，洋务必当振作”——这可以说是左宗棠给自己规定的施政纲领。
左宗棠所要修的河道，具体是指京畿的永定河。可是直隶总督李鸿章“漫应之”而实阻之，左只好单派所部亲军两千余人开赴涿州一带整治河道。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确实取得一定的成绩，也获得当时报纸的好评，赞颂这位“皓首”老臣，以侯相之尊，“犹复沐雨栉风，宣劳畿辅，其系心于国计民生，诚无时而或释。”
左宗棠一直主张禁绝鸦片，但考虑到当时烟毒已深入社会各阶层，要在短时期内完全禁绝是办不到的，因而设想分两步走：先与外国（主要是英国）交涉，将鸦片进口税厘由原先的每百斤征40多两提加为150两，“加价减瘾”，以后再徐图禁绝。为此，他两次特召英使威妥玛来总署谈判。威“意见不同，语多反覆，而于加价一节犹断断然若重有所惜者”，因而拒不接受。左置之不顾，行使一个主权国家的职能，迳自知照各海关和各督抚照新定税则办理，每百斤实征税厘120两。这种举动是鸦片战争以来四十年所未曾有过的，致使许多人都感到意外。张之洞称之曰“此举奇横有趣”，并加评论说：“中国事向来失之弱懦，此却太横；但积弱之后，稍变局面，亦可令彼族夺气。”英国从商品倾销的全局利益考虑，最后亦不得不同意按上述税率征取税厘。
左宗棠所谓的“洋务必当振作”，也就是要逐步改变四十年来半殖民地的外交格局，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在进入总署之初，他就针对《伊犁条约》签订后的中俄关系写了说帖，主张“查禁俄人以军火粮食资寇”，保障边境安全。以后他在总署多次约见外国公使，谈判有关问题时，都不为外使的威胁利诱所动，一变过去总署的卑恭旧习。身与其事的翁同和记述左与威妥玛议事时，“谈次有风棱”，使翁感到耳目一新，“差壮中朝之气。”局外人获知内情，也赞左“气慑威酋，具见此老作用。”上述“洋药”加税一案“奇横有趣”的处理办法，可说是一个具体事例。这与早先奕訢、李鸿章一伙唯唯诺诺、逆来顺受的态度形成鲜明的对比。因此，在外国侵略者心目中，左宗棠就成了他们最畏忌的对手，所以慈禧面告左宗棠说：“尔向来办事认真，外国怕尔声威。”从民族立场来看，慈禧这两句话可以说是对左宗棠的最大褒奖。人们以更新局面的司马光期望于左宗棠，不是没有原由的。
但是，人们对左宗棠的期望和左自己“重新鼓铸”的抱负是注定要落空的。因为这个时候，掌握国家政权的地主阶级从总体上说已十分腐朽，在政治上日趋买办化，表现在对外关系上就形成愈过益甚的屈辱格局。这种半殖民地外交格局的形成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的，光靠一两个“司马君实”是无法改变的。相反地，人们不久就发觉，左宗棠那种勇于抗拒外国侵略的“经术气”和“声威”是十分“不合时宜”的，因此而“为群贤（？）所扼，不得稍行其志”，是不可避免的。所谓的“群贤”，主要就是奕訢、李鸿章一伙。他们在清廷内召左宗棠之初就散布舆论，说左“老病昏颓，不能胜此巨任。”左在总署刚提出查禁俄人军火粮食资寇之议，即遭到奕訢等同僚的反对，说是“恐多轕轇，且与成局有碍。”以后双方更是话不投机，牴牾益甚；与奕訢最接近的宝鋆竟辱骂左宗棠为“一团茅草”，致使翁同和戚然慨叹“正人在位之难”。其他一些官僚“察恭王意亦不愿，遂群相侮弄之”，遇到筹商要事，故意不给左捡送有关材料，致使“文襄顾此失彼，举端竟不能意委，数日茫无头绪。”几个别有用心的满蒙贵族且奏劾左宗棠“门户之见”过深，“万寿节”行礼中显露“骄肆”，多方给左抹黑。一些“清流”中人出面抗争，奏请慈禧训诫奕訢与左“和衷辅政”，对左应“责之专而毋掣其肘”，但亦无济于事。左宗棠虽想一本自己的信念行事，可是“成例具在，丝毫难于展布”；“有所建白，亦为同僚所尼，多中缀。”无可奈何，只好在七月初开始，连续称病告假，并疏请告老归湘。九月初六日（10月28日），清廷遂外放左为两江总督。这个军事斗争上的常胜将军，在政坛角逐上却因曲高和寡，这么快就被“奸邪”撵出中枢，实为时人始料所不及。
三、管中窥豹
“管中窥豹，时见一斑”。左宗棠“入赞纶扉”的时间虽短，却发人深省。从他这五个月的经历中，人们不仅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光绪初年的北京政局和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买办化程度，而且也可以进一步判明左宗棠的政治倾向和思想风貌。前一方面因限于篇幅，本文略而不论；后一方面因关系左宗棠的历史评价，故不妨就以下两点略作申述。
（一）在处理中外关系——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上，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立场是比较鲜明、坚定和一贯的。
左宗棠在出仕以前，就坚决反对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和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就任地方疆吏以后，他力图防止出现“主弱客强”的局面，抵制资本主义各国的无理要求，举办旨在自强的洋务事业；率部西征时，他不顾英、俄等国的阻挠，坚主用武力收复新疆，甘冒战争的风险收复俄国窃踞的伊犁地区，等等，都足以说明他是晚清统治集团中一个难能可贵的的爱国者。他在短暂的中枢辅政期间，之所以主张“洋务必当振作”，致力于“重新鼓铸”外交新格局，显然不是偶然的，而是他怀之已久的爱国思想的自然表现。循着这条道路前进，这位“皓首侯相”在随后发生的中法战争中又自动请缨，最后在反侵略战争的前沿城市福州结束了他丰彩多姿的一生。这一切都表明，在民族大节上，左与同列“中兴名臣”、同属洋务派的曾国藩、李鸿章、奕訢等显有薰莸之别。考察左在中枢辅政期间的作为，使我们对这一点有更清楚的认识。
（二）在处理国内问题——近代中国应走什么道路问题上，左宗棠的思想态度是比较保守的。
作为早期洋务派的一个代表，左宗棠虽曾不止一次地在理论上和具体方针政策上强调了举办洋务事业的合理性和迫切性，参与发动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运动，但是否真如许多论者所认为的，表明左有心发展民族资本主义，使中国在经济上逐步走近代化的发展道路？看来问题并不这么简单。琢磨一下左在中枢辅政期间的思想言行，对我们是颇有启发的。因为这五个月与此前和此后不同，他是以中枢辅政者的地位全面展示其思想抱负，由此可以进一步窥知其政治倾向的主导方面。他规定的三个“必当”的施政纲领表明，他认为当时中国内政上的当务之急和根本之图，不是进一步广办“阜民裕国”的洋务，而是治河兴农、“坊民正俗”。这种想法也不是没有来由的，而是与左一贯持有的封建地主阶级本末观分不开的。他在青壮年时期，就信奉“崇本抑末”的传统信条，以“崇礼”、“务本”、“返朴归农”为救时要务；在湘幕七年，他一面努力减轻土地占有者的赋税负担，一面又苛征商民厘金；擢任方面大员以后，他依然以兴农为“当务之急”，实行仿诸“周制”的“折末”政策，认为“取民之制，舍征商别无善策”，“取之商贾，较之取诸农民，本末攸分”；晚年到商品经济最为发展的两江地区，他更想力挽狂澜，极力使“农服先畴本务”，加意培固封建农业经济和自然经济，以期重现“乾嘉隆规”。他虽从事洋务运动，但却本诸上述思想原则来选择洋务项目，认为当时中国“急宜仿行”的就是能为发展传统经济服务的“水器”（掘井开河机器），此外还有铸钱机器，其他科技成果多“运思巧而不适于用”，不过是“玩艺而已”，用不着仿学（军事上自强的船炮除外）。对于洋务派旗手李鸿章等借办海防之机广办诸如纺织、采矿、轮运等等“求富”洋务，左大不以为然，甚至产生“以夷变夏”之忧。至于他自己在甘肃开办的毛纺织局和机器采金、治河，也都塞之于封建经济的旧框架中，视之为与兴农、抗旱一样的“善后要政”，希望能象前代黄道婆之传播棉纺织一样，使本地“穷民”得以存活。结果自然是方枘园凿，使这些“阜民”洋务迅即夭折。晚年到两江，他思想上最看重、实践上最用力的，依然是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维护和加固传统的封建经济——它在世界性的资本主义浪潮的冲击下正不可避免地走向解体，竟天真地认为，中国的“本富”（以“农”立国）大大优于西方的“末富”（以“商”立国），中国人工制造的“食货”，完全可以抗衡西方机器生产的“淫巧”；中国只要切实维护和强化传统的封建经济制度，那就可“操赢以驭其绌，一转手且富强十百倍于泰西。”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左在内召秉政之后，唯独对兴农正俗特别重视，自称这是“寓周代惩惰农、汉世严酒禁遗意。”这些都表明，在中国应立国在何种经济基础之上、经济上应走何种发展道路等原则问题上，左宗棠思想的主导方面或核心部分是比较陈旧和保守的。他之所以努力使农民“各有以自养而无愿外之谋，趋向渐归于正（指一心务农——引者），习尚不戾乎古”，目的无非是保证地主阶级世代有足够的地租榨取对象，使日薄西山的封建制度延年益寿。忽略这一点，而将他视为特别热心发展资本主义、主张在经济上走近代化道路的开明官僚，看来是不够全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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