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攻克后，曾国藩的处境，恰似唐代的中兴名臣郭子仪一样。郭子仪晚年声色自娱，府中的奇花异木，不禁游人入内观赏，用“府门大开”表明“无所隐讳”，藉此远祸。

曾国藩是道学先生，不会出此计谋，只好刊行家书，来表明心迹。剖白于慈禧太后及朝中大臣之前。以示无隐，求取谅解。不但有韬光养晦、洁身自保的意思，也可以澄清朝臣的猜忌，这确实是煞费苦心的。

据说当湘军克复武汉时，咸丰皇帝曾仰天长叹道：“去了半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当时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已走下坡，而曾国藩的声威，正是如日中天，两人又都是汉人，无怪咸丰帝有此慨叹。所以当清廷委署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曾国藩照例要谦辞一番。奏章尚未出门，“收加成命”的诏谕已经下达。仅嘱咐他以“礼部侍郎”的身份统兵作战。这些明来暗去之伎，曾国藩岂能不知。

从这时起，清政府对曾国藩的态度就开始冷淡下来其第一个表示，就是在曾国藩与沈葆桢争饷时，有意偏袒沈葆桢，裁抑曾国藩。最后虽然以轮船退款解决了曾国藩的乏饷问题，但从此曾、沈不和，使清政府基本达到了分而治之的目的。与此同时，各省督抚也不像前几年那样对他热情支持了，江西争厘，他省协饷停解，就是明证。

清政府知道，虽然湘军总数有三十万人，仅曾国藩直接指挥的部队就有十二万人，但内部派系复杂，他的嫡系部队亦不过只有曾国荃的五万之众。

所以，清政府就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迅速提拔和积极扶植曾国藩部下的湘军将领，使之与曾国藩地位相埒，感情疏远，渐渐打破其从属关系；清政府对曾国藩的部下将领和幕僚，如已经死去的塔齐布、罗泽南、江忠源、胡林翼、李续宾、李续宜和当时尚在的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杨载福、刘长佑等都实行拉拢和扶植政策，使他们渐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甚至互相不和，以便于控制和利用。而对于曾国藩的胞弟曾国荃则恰恰相反。1863年5月曾国荃升任浙江巡抚之后，虽仍在雨花台办理军务，未去杭州赴任，亦本属清政府的意旨，照例是可以单折奏事的。曾国藩遂让曾国荃自己上奏军情，以便攻陷天京后抢先报功。不料，奏折刚到立遭批驳。清政府以其尚未赴巡抚任，不准单折奏事，以后如有军务要事，仍报告曾国藩，由曾国藩奏报。曾国藩恐曾国荃心情抑郁。言词不逊，在奏折中惹出祸来，特派颇有见识的心腹幕僚赵烈文迅速赶赴雨花台大营，专门负责草拟章奏咨察事项。

曾国荃攻陷天京后，当天夜里就上奏报捷，不料又挨当头一棒。上谕指责曾国荃破城之日晚间，不应立即返回雨花台大营，以致让、千余太平军突围，语气相当严厉。事情发生后，曾国荃部下各将都埋怨赵烈文，以为是他起草的奏折中有不当言词引起的。赵烈文则认为，这与奏折言词无关，而完全是清政府节外生枝，有意苛求，否则，杭州城破时陈炳文等十余万少、突围而去，左宗棠为何不受指责?幸好有人将李秀成捆送萧营，否则曾国荃更无法下台。

但是，清政府并不就此了结，而是步步进逼，揪住不放。数日之后，清政府又追查天京金银下落，令曾国藩迅速查清。尤其严重的是，上谕中直接点了曾国荃的名，对他提出严重警告。上谕说：“曾国藩以懦臣从戎，历年最久，战功最多，自己能慎终如始，永保勋名。惟所部诸将，自曾国荃以下，均应由该大臣随时申儆，勿使骤胜而骄，庶可长承恩眷。”这无疑是说，曾国藩兄弟如不知禁忌，就难以“永保勋名”，“长承恩眷”。真是寥寥数语，暗伏杀机。

曾国藩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历史知识，熟悉厉代掌故，当然能品出这些话的味道，掂出它的分量。何况，曾国荃确实非常骄傲，以为攻陷天京全是他一人的功劳。后来曾国藩对赵烈文说：“沅浦之攻金陵，幸而成功，皆归功于己。余常言：‘汝虽才能， 亦须让一半与天。’彼恒不谓然。”因而，攻陷天京前后，就成为曾国藩思想上最紧张的时期。他心里很明白，如何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已成为能否保持其权力和地位的关键，而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政治处境，则是他面临的迫切问题。于是他裁去湘军。

虽然如此，清廷对湘军将领们的顾忌是无时或释的。因此，俞曲园曾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向彭玉麟进言说：“在同治五、六年间，因为湘军已多被资遣，你又辞高官不就，朝中官吏多说你矫情，目中无人，因此清廷早已暗中派人监视你的行动，时刻没有放松。一旦抓到你的小纸漏，便‘小题大做’，会给你颜色看的，到那时，你再分辩，也是白搭。我劝你何妨现在‘为文训子’，立碑于祠堂，表示忠民君国，并无二心，不妨对朝廷多方歌功颂德，自可买静求安，博取慈禧的欢心，减少不必要的麻烦。”彭玉麟从善如流，马上照办。因此彭玉麟有了刻石。

《曾国藩家书》也正是基于上述需求，刊行问世，藉以表明忠心为清廷效命，以塞弄臣之口。不然，以曾之功业修养，训子之家书，存于家祠宗庙即可，何必小题大作刊刻行世，岂不是沽名钓誉，自我标榜，与曾平日的行为大相径庭。了解以上情况，大概可以明白其中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