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812—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阴人。他少年好学勤思，崇拜改革派林则徐和魏源，致力于经世致用。他博学多才，精熟地理、农政，尤晓畅兵略。因残酷的围剿太平军，受到了清王朝的赏识。从此由一介寒素书生而跃为“中兴名臣”，在中国近代军事舞台上活跃了约三十年，是个出色的地主阶级军事家。当英、俄帝国侵犯我国新疆，侵吞我国领土时，左宗棠年过花甲，不以出塞为苦，果断地带兵收复新疆，高奏了一首爱国主义的凯歌。
左宗棠在军事上的成功，是因为他既严于治军，又善于用兵。他以“缓进急攻”、“反客为主”，后发制人的战略思想，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形成了一套较有特色的战略战术。
一
左宗棠指挥的收复新疆的战争，是一场维护民族独立、捍卫祖国领土主权的正义性战争。
十九世纪后期，世界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开始了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为尖锐的程度”。列强更加紧了对中国边疆和友邻的觊觎和侵略，“俄瞰于北，英睒于西，法瞬于南，日眈于东”。造成了中国边疆地区的新危机。面对侵略，朝廷内外掀起了一场海防与塞防之争论。曾国藩、李鸿章等手握重权的将相及一批封疆大臣，主张放弃塞防，专重海防。李鸿章认为：“新疆不复，于支体之元气无伤，海防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主张“暂弃关外，专清关内”，反对出兵新疆。左宗棠独排众议，认为边防、海防并重，强调“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非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只要“俄人不能逞战于西北，各国必不致于构衅于东南。”巩固塞防更有利于海防。重视新疆的战略地位，全面认识塞防与海防的依存关系，是左宗棠的真灼之见。
李鸿章之流认为，“新疆各城，自乾隆年问始归版图。无事时岁需兵费尚二百余万，徒收数千里之广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已为不值。”把新疆当作耗饷费财的包袱，只要求新疆像越南，朝鲜一样，“略奉正朔足矣！”认为收复新疆是耗东南有用之饷去填西北无底之壑。左宗棠则针锋相对，认为新疆虽地处边疆，但南北两路，物产丰富，“尚有药材、皮张，吐鲁番之棉花，和阗之玉，库车之金铜铅铁……”是肥沃富饶之地。只因“屯政不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左宗棠坚决表示“地不可弃，兵不可停”，“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让人”。
李鸿章之流还认为，新疆“俄先蚕食，英必分其利，皆不愿中国得志于西方，而中国目前力量实不能兼顾西域”。又阿古柏政权“受土耳其之封，并与俄、英两国立约通商，是已与各大邦勾结一气”。“即勉图恢复，将来更不能守”。于是廷议纷纷，“或主撤兵节饷，或为难得易失”。左宗棠面对强敌，不失胆略。他认为“俄虽国大兵强，难与角力”，但“不得已用兵之日，如果整顿队伍，严明纪律，精求枪炮，统以能将，岂必不能转弱为强，制此劳师袭远之寇乎？”
在这场海防与边防的争论中，左宗棠强敌不可畏，沃地不可丢，塞防不可弃的主张，表现了炽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卓识的战略眼光。
二
1865年，浩罕反动军人阿古柏率军入侵南疆，使用欺诈残暴手段，占据了南八城。1867年，在英、俄卵翼之下，建立了所谓“哲德沙尔汗国”。又把魔掌伸入北路，占领乌鲁木齐。1871年，沙俄乘机出兵占领伊犁九城。1873年，回族反动头目白彦虎从甘肃流窜乌鲁木齐，与阿古柏勾结。清军进兵新疆将处于敌强我弱、敌逸我劳之态势。清廷多次命令乌鲁木齐提督成禄速率兵出关，成禄畏缩迁延；指派刘铭传、曹克忠拔队前往，刘、曹亦以病乞归。左宗棠见新疆“既有此变，西顾正殷”，随放弃了“拟河湟收复以后，乞病还湘”的念头，毅然临危受命，“决心与此虏周旋”，并采取了一系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一）先打弱敌，消灭其有生力量。
收复新疆的主攻对象是阿古柏反动政权，而战略目标是打破俄、英瓜分新疆的阴谋。“就兵事而言，欲杜俄人狡谋，必先定回部，欲收伊犁，必先克乌鲁木齐。”左宗棠根据新疆的军事态势，规划了以北制南的战略部署，（先收复北疆）先北后南，于左军十分有利。从地理条件来看，北八城地广、土沃、泉甘、物产殷阜，南八城地狭、多戈壁。北可以制南，而南不可以制北。就军事力量来说，其一，张曜、金顺已于1874年进驻北疆在哈密、巴里坤屯田，“一为鸠集哈回，以固藩卫，一为置子中央，杜贼勾结”，在沙俄与阿古柏之间打下了一个楔子，为左军建立了根据地；其二，北疆人民早已组织民团，进行着抗击阿古柏和沙俄的武装斗争，是左军的坚强支柱；其三，北疆有清军驻防可以配合作战，又易于得到蒙部军队的支援；其四，白彦虎人少势单又久战兵疲，立足未稳。先北打弱敌，围剿白彦虎，阿古柏必派援兵相助，造成“反客为主”的有利形势，歼灭援兵以消灭阿古柏的有生力量，为进兵南疆奠定基础。
（二）“缓进急战”，不打无准备之仗。
决定进军新疆之后，清廷犯了轻敌冒进、急于求成的错误。1873年夏，当白彦虎掠安西至敦煌时，朝旨“催金顺出关日急”。左宗棠认为：“值青黄不接之时，旧谷搜刮无遗，新粮收获尚早”，从关内转运粮饷十分艰难。如此时率军出关，“士马苦于长征，求一饱而不得，正恐未及遇贼，军情先摇，于局势无益而害之。”要求“相时而动”，推迟两月出关。当肃州平定时，白彦虎已窜至哈密，景廉告急。清廷“严旨促金顺出关赴援”，左宗棠以金军久战疲劳，改张曜为先锋出关。清廷又以“关内肃清，应乘此声威”分路西征，三令左军“乘胜出关，速图扫荡”，“不得托词耽误”。左宗棠认为“千钧之弩，必中其机会而后发，否则失之疾与失之徐亦无异也。”要求在出关前，先筹出关之粮运，再筹“出关之兵宜审”，作好充分的准备，才能一鼓作气，战而胜之。
自古西北用兵，粮饷筹运是个大难题。从1873年开始，左宗棠即筹运出关粮饷。他开辟运途，探听出由归化经包头，取道大巴至巴里坤的捷径；改革粮台管理，改良运输工具以节省开支。并大胆与俄商签订合同，从俄境购买军粮四百余万斤，共筹储军粮两千多万斤，可供西征军两年之用。并先后派张曜、金顺出关，修路建站，军垦屯田。以两年多的时间作好了充分的军需准备。
“自古关塞用兵，在精不在多。”左宗棠奏劾了“泥古太过，无应变之才，……阿谀倚势，少所勖助”的，主办新疆军务的钦差大臣景廉，不用“虚怀好善”的宋庆，而诠选“有时觊便乘利”、却胆识过人的金顺，任命血刚气盛、身先士卒的刘锦棠为左军主帅。出关前，他对号称精锐而“攻坚既久、损折实多”的金顺、张曜及徐占彪各部进行整顿，淘汰“孱弱兵丁”，又募“山内猎户补之”，按日操练。出关前夕，朝旨令宋庆、穆图善各军一起前往。左宗棠为克服兵多冗杂，坐食粮饷，请免宋庆军出关，更反对“恶习已深”的穆图善部前往，以免“碍大局”。左又奏陈“分起次第前进之策”，将金、张各军“均留一半在肃，一半出关”，分期分批边进兵边运粮，“如此层递衔接，人畜之力方稍舒展。”1875年，左宗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见关外“兵力本不为薄，惟胜兵少而冗食多”，便大批进行汰遣、整顿，改革了原来的“且战之兵不能战，且耕之兵不暇耕”的兵农合一制度，择其精壮有胆者为兵，提拔战绩卓著的民团首领徐学功、孔才为管带和帮办。努力做到“士气常新而不竭，粮运常裕而不饥。”
1876年，左军胜利收复北疆，朝旨又催促左军乘胜迅速进兵南路。左宗棠却指出时近隆冬，大雪封山，且“将士将养未能复元，各军布置未妥”，要求“迨春融则诸务从容就理”，再提“缓进急战”、择时而进之议。
鉴于向南疆进兵，“边行日远，留防之兵日增，进战之兵日减”，左又奏请“济师”以加强后防力量和运输，请求调包头金运昌部到古城接防。由于加强了后续兵力，使第二战役不到一月，连克三城，打开了通向南疆的道路。
（三）分化敌垒，打击最主要的敌人。
1876年，刘锦棠率主力出关，向北疆进军，征讨窜向乌鲁木齐的白彦虎。这是从关内向关外追剿窜匪的义举，使盘踞在伊犁的沙俄无隙可寻，更切断了沙俄与阿古柏的军事联系。当沙俄派索思洛夫斯齐等到肃州探听虚实时，左宗棠以礼相待，并询问外间传闻的英俄相约之事。素做贼心虚，不得不表示俄一定“与中国永敦和好”，并答应为左军购买粮食。北疆收复，而沙俄潜言仍驻伊犁（沙俄曾声称我收复乌鲁木齐即归还伊犁）。将士闻之激愤，要求乘胜出兵，武装收复伊犁。左认为“收复后或别有意外之虞，反难兼顾，不若姑以此委之，俾得一意南路。南路平，即伊犁亦可不素而还。”继续稳住了沙俄而进一步孤立了阿古柏。
为分化瓦解敌人，左宗棠在新疆较好地执行了民族政策。他指出“大军归复新疆，是吊伐之师，与平常讨贼有异。”“应剿者陕甘叛回（白彦虎）、安集延（阿古柏）。”“此外回缠及先附贼而反正者，均应宽贷。”他通令各军“申明纪律，严禁杀掠。”对降者“皆释不问，夷回无复疑惧，转向告语，南八城皆延颈盼官军。”在乌鲁木齐，左军安置难民，令各复业；克吐鲁番，“悉释所擒”南八城“缠回及土尔扈特人千余人”，给以衣粮。被释回籍的难民，“感官军威德，转向告语，诸回益解体，图报复”，“帕夏（阿古柏）日夜忧泣”；刘锦棠追白彦虎至布告尔，下令“只执械者诛，余勿问”，救出难民数万；在马纳克河，俘获原哈密回王迈哈默特的母亲，送归原部。新疆各族人民视左军为“及时雨”，“携潼酪、持牛羊来犒师”。他们积极给左军送信、带路、运粮，并参加战斗。围攻玛纳斯南城时，不仅有汉族团练徐学功、孔才等参战，土尔扈特部郡王贝子也派蒙兵来援。拜城、阿克苏人民闭城拒白彦虎而欢迎左军。和阗的伯克尼亚斯图，乘隙围攻叶尔羌，主动为左军作先锋。不少长期被胁附于阿古柏的地方官，也纷纷反正为左军内应。
（四）“先拆藩篱”，后克重镇，打速决战、歼灭战。
在战斗中，刘锦棠和各部紧密配合，采取声东击西、趁夜袭击，先拆藩篱、再克重镇，速决全歼等战术，使战局发展异常迅速。第一战役的重点是克乌鲁木齐以平北疆。刘锦棠部涉沙漠五十多里，“佯为大道进兵，而令军士于城西开沟引水注入废渠，”解决水源，潜师乘夜先偷袭黄田，“寇大败，弃辎重狂奔”。左军旗开得胜，又出其不意攻克古牧地，围歼白彦虎精锐，击败阿古柏援军，第二天与各部配合，直捣乌鲁木齐，前后8天结束战斗。接着又克玛纳斯等地，不到三个月平定北疆。
第二战役，重点攻吐鲁番，打开南疆大门。阿古柏闻北疆既失，收乌鲁木齐残军驻达坂，自驻托克逊，“筑三城为犄角之势”，负隅顽抗。刘部先克达坂“共毙寇二千数百人，生擒一千二百九十余人，无一骑脱走者”。并击溃援军，与张军配合再克吐鲁番，又急驰百余里抵托克逊，阿古柏军溃而“饮药自毙”。这一战役前后仅12天。
第三战役，收复南八城。左军势如破竹，军威四振，大大鼓舞了南疆人民的斗志，他们要求迅速出战，收复南八城。左军发挥连续作战的作风，分兵三路，急速向南疆飞驰，从库尔勒到库车，两天之中奔驰790里。在库车打了南疆第一仗。数月内转战三千余里，军至开都河，“支浮桥、塞上流”；自“库尔勒追寇，凡六日行九百里，救出难民以十万计”。至喀城，已是冰雪世界。左军不怕“风寒霜凝，人马冻皲”，“蓐食乘冷夜”而进，不到五个月，胜利收复南八城。伯克胡里（阿古柏之子）与白彦虎率残匪窜入俄境。左军如秋风扫落叶，不满两年，使新疆（除伊犁外）又回归祖国怀抱。列强也不得不赞叹：“喀什噶尔为中国克复，则彼处确为中国之一隅，中国于亚洲即有权。”
（五）军政结合，发展生产，巩固边防。
左军于收复新疆后，为开发新疆，巩固边防作出了宝贵贡献。他们不顾征伐之劳，所到之处，平整道路，修筑台垒，开发水利，植树莳棉，广兴屯田。据记载，左军在新疆修治道路千多里，建木石桥九十多座，疏浚河流十多处，挖坎儿井一百八十多处，植桑八十多万棵。所栽柳树五十六万多株，曾被新疆人民誉为“左公柳”。时人以“新栽杨柳三千里，赢得春风渡玉关”的诗句来赞扬左军的业绩。
左宗棠十分注意“善后之策”，每收复一地，即“设局筹赈粮，以次治道、造船、设驿站。”全疆收复后，认真加强边防的军事建设，南自英吉沙尔，北至布鲁特界，“按卡伦故址，改筑边墙，择要隘置碉堡”。停换防之制，招募“南北两路之土著”，训练本地军队，选拔久经战阵的当地将领统帅，这样不仅有利减兵节饷，更为边疆筑下了坚实长城。从1878年至1880年，逃窜俄境的残匪在沙俄纵容下四次窜犯南疆，都被守军击溃和歼灭。
左军对南疆各城的印度等外籍人，“愿留者，听其安居故处”，使喀什噶尔西北曾经附于沙俄的十多个部落“争求内附”，连俄属的哈萨克、布鲁特部众千余人，也以“俄赋敛重”，自伊犁西向东搬入喀喇沙尔，使人民生活稳定，边防巩固。
左宗棠在新疆整饬吏治，针对原来“治兵之官多，治民之官少”的问题，多设治民之官。对虐待各族人民的贪官恶吏，随时劾罢。令军队积极从事民政工作，努力发展生产。进行清丈土地，改按丁抽税为按亩征赋，取什一之税，使军饷自给有余；“选调匠师，教之技艺”；“设局教以饲蚕缫丝诸法”；裁减陋规，招商设市……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为巩固边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
左宗棠收复新疆虽受朝廷任命，但自始至终受到投降派和侵略者的干扰、阻拦，军饷奇缺，处境艰难。但他敢于排干扰，反投降，终于取得了胜利。
1876年，主力刚拔队出关，中外议者皆疑新疆“恢复非易，不如屯兵要隘，分置头目，以示羁糜”，李鸿章借口加强海防，要求“已出塞及尚未出塞各军，可撤则撤，可停则停，其撤停之饷，即可作海防之饷。”左宗棠愤而反驳：“此时关陇既平，兵威正盛，不及时归还旧城，以后日蹙百里，何以为国？”“乌鲁木齐未复，无要可扼，玉关以外岂能以玉斧断之？”“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于国何益？坚持入疆。当连克吐鲁番三城，欲进军南疆时，廷议又多以“西征耗费太大”，要求“停兵节饷”。左上书总理衙门，指出这种论调“乃为划地缩守之策，何以固边圉而示强邻？异时追求贻误之人，老臣不能认也。纵时论佥同，要当一毕其愚耳。”他坚信自己的正确主张，“能见谅于后世，未必尽见许于当时？”继续发兵南疆。
在消灭阿古柏的战斗中，英人以调停为名，两次出面成胁利诱清廷，“代为帕夏（阿古柏）乞降，称为喀王，请俾作属国”。李鸿章之流认为：“用兵日久，恐俄人乘机窜取，于印度有害，于中国边界亦必不利”，意欲应允。左宗棠严正批驳：“帕夏为我必讨之贼，如其乞降，非拥兵前来，许其传到肃州，听候核示。”若要为阿古柏“别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为索腴地以市恩？兹虽奉中国以建置小国之权，实则侵占中国为蚕食之计。”左宗棠铿锵有力的言词和刚毅果断的态度，击败了妥协投降的阴谋。
左宗棠坚决反对崇厚所订卖国的《瓦里基亚条约》，决心以武力收复伊犁。他令汉中总兵谭上连选募旧部将赴喀什噶尔增防，编制徐学功等民团调用，规划了三条进军伊犁的路线：东路由金顺主之，“严兵屯精河一带，扼其纷窜”；中路张曜由阿克苏、冰岭之东，沿特克斯河径趋伊犁；西路刘锦棠取道乌什、由冰岭之西经布鲁特牧地直指伊犁。1880年，左宗棠不顾古稀高龄，“舆榇出关”，决心“檄南路之师”，“兼程急进，直取伊犁，兼索叛逆”。“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誓与沙俄一决雌雄，收复乾隆时期版图。只因清廷畏俄妥协，急调左宗棠返回京师，使这一宏伟战略未能实现，但为曾纪泽赴俄谈判提供了有力的军事后盾，迫使沙俄终将伊犁归还中国。
战争是以军力、财力等为后盾的竞长争胜的生死搏斗。军事指挥者只有力强术精才能稳操胜券。左宗棠总结出，“用兵一事，在先察险夷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乃能稍有把握”。“用兵之道，规模局势，先后缓急，尚可预商。至临敌审机致决，瞬息不同，兵情因贼势而生，胜负只争呼吸。”他对部将“识之有素”，于粮饷“计之已深”；他在指挥具体战斗中不仅集中精锐于前方又十分注意后续兵力，强调“且战阵之事，最忌前突后竭。行军布阵，壮士利器，厚集于后，则前队得势，锋锐有加，战胜而兵力愈增，必胜之着也。若全力悉注前行，一泄无余，设有蹉跌，无复后继，是乃危道”。
左宗棠收复新疆是清末反侵略战争中取得的唯一的一次全面性胜利，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灿烂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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