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用兵西北、收复新疆是其一生中辉煌的功绩，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中国军队所曾取得最光辉的成就”。从1876年4月，左宗棠受命正式发起收复新疆的战争，到1878年1月，在短短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左宗棠率领清军历经北疆天山战役和南疆战役，击败了五六万阿古柏、伯克胡里匪军，收复了除伊犁以外的全部新疆领土，取得了收复新疆战争的伟大胜利。
清军收复新疆的战争“功成迅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战争的正义性、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援、广大官兵的英勇奋战和阿古柏指导作战的失误（阿古柏在战争的全过程基本上都是采取消极防御、破动挨打的方针）等原因外，左宗棠对战争的正确指导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选择了最佳的战略打击方向。这场战争共有三个战略打击方向可供选择，一是南北并进，二是先北后南，三是先南后北。左宗棠通过分析比较后正确地选择了“先北后南”这个最佳战略打击方向。这是因为：一是北疆为弱敌所在地。阿古柏军队主力酣置在以托克逊为中心的天山南路地区。北疆之敌是投靠阿古柏的民族败类白彦虎、马人得、马明等部，政治上不得人心，且与阿古柏及其嫡系部队之间有矛盾（战前阿古柏怀疑马明与清军私通并把他逮往南疆），人数又少（近2万人，比南疆之敌约少1倍），是全疆最弱之敌。这样，既有较大的取胜把握，又利于速决。如果南敌北援，清军或集中兵力攻城再打援，或攻城打援并举，均有取胜把握，且可以利用敌人脱离设防阵地、劳师北征之机，歼敌于运动之中或立足未稳之际，减小南下阻力，为战略决战胜利创造条件，二是地理条件。新疆被天山分割为南北两部分。清军选择“先北后南”的战略方向，一旦收复北疆，就可以利用天山、青藏高原限制南疆敌人机动，缩小其活动范围。另外，陕甘地区汉族群众较多，清政府在这个地区的统治基础也相对稳定，阿古柏不敢轻易东窜。即使东犯了，清军也可以“关起门来打狗”，轻易地将其消灭。实际上敌人只有西逃一条路。但是，清军如首攻南疆，敌人的回旋余地就很大，既可向北、向西勾结沙俄，威胁我西北，也可窜向内外蒙古少数民族地区，继续为非作歹，使“燕晋内外蒙古，将无息肩之日”，给清军追剿带来很大的困难。另外，乌鲁木齐是新疆的冲要之地，清军一旦收复该城，必然大振清军声威，动摇敌人军心，为清军南下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三是战前清军控制了东疆北面许多军事要点。如张曜部驻哈密；金顺部驻巴里坤、古城一带（后进驻济木萨）。这些城镇是良好的进攻出发阵地、后勤补给基地和交通枢纽，利于清军迅速集中、展开、投入战斗。如先南后北，则失去了这个条件。四是有利于保护清军的后勤补给线。当时左宗棠在归化（今呼和浩特）设立了采运总局，在包头、银川等地设分局，采购这一带的粮食，经由蒙古南商道运往巴里坤、古城等地。先北后南，清军可以很好地兼顾这条粮道。先南后北，敌人必然威胁清军这一重要翼侧，切断其后勤补给线，迫其无粮自退。实际上，战前巳受敌军多次骚扰。后来由于清军集中主力于北疆，并加强了对后方供给线的保护，才阻止了敌人的这一行动，解除了后顾之忧。五是利于切断阿军与俄军的联系，制止俄军东侵，防敌北窜。当时俄军已占我伊犁地区，并于1872年与阿古柏订立条约，对我西北地区怀有领土野心。因此，清军在收复失地的战争中，必须防止沙俄可能的入侵及其与阿古柏的联合行动。先北后南的方针，首先收复北疆并注意其西部地区的防御，既利于割断阿古柏与伊犁俄军的联系，制止沙俄东侵、又能防止南敌由东而西北窜。
第二，从战略的高度解决粮运问题。新疆地处我国边陲，地广人稀，戈壁茫茫，荒漠无际，雨量稀少，产粮不多，交通不便，加上阿古柏的殖民统治，更是民不聊生。因此，用兵新疆，既不能就地征粮，也无法取之于敌，军粮问题基本上靠从外地采运解决。依据当时当地的运输条件（车运、驮运），要把几千万斤粮食（据左宗棠的统计，用兵新疆一年，约需口粮5千万斤），从几千里、上万里的地方运到新疆前线，没有足够的时间不行；仗打久了，粮运问题更加困难。在这种特殊条件下，本来只属于后勤保障工作的粮运问题便成了贯穿战争全过程，制约战争进程、影响战争成败的战略问题。左宗棠对这个问题有十分深刻的认识。他说：“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基于上述认识，左宗棠把粮运与作战的关系问题置于战略的高度加以解决。首先是提出“缓进急战”四个字作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战略方针。其实质就是：一要有充足的时间来采买、运输军粮；二要速战速决以减少军粮消耗。这样，就把粮运与作战问题综合起来考虑了，真正把粮运问题摆到了战略地位。这个方针适应了新疆特殊条件对作战提出的要求，是解决怍战与后勤关系的正确的方针。正如左宗棠在战后指出的那样：收复新疆之战，“决机致胜，全在缓进急战四字”。其次，把粮运问题作为战备工作的中心。左宗棠从“缓进急战”的思想出发，把粮运问题作为战前一切准备工作的中心。战前，清军的战备时间长达一年半之久，其中绝大部分时间和人力都用于解决粮运问题。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左宗棠对战争所需的兵力、粮食（每年5千万斤）、车驮都作了全面的统计，并进行了积极的筹划。从1874年10月到1876年5月，清军经过一年又八个月的努力，筹运了两千多万斤粮食到新疆的哈密、巴里坤、古城等地，解决了清军半年的作战口粮。至此，以粮运为中心的战备工作基本就绪了。再次，把解决粮运问题作为选择战役时机的先决条件。这场战争，历时一年半，但实战时间不过半年多，各战役间隔时间长（均半年以上），持续时间短（长者为三个多月，短者不足半个月），其中大部分时间用于准备军粮。左宗棠选择战役时机有两个特点：一是战前准备的军粮多。二是选择在可以就地取得部分补给的春秋两季。北疆战役前清军准备了充裕的军粮，战机选择在“新谷遍野、有粮可因”的秋季（8月）；天山战役前，左宗棠为刘锦棠备足了四个月的军粮、给张曜、徐占彪两部各准备了600万斤军粮，在选择战机时根据天山南路地区“天气炎热甚旱，秋收割每在春夏之交”的特点，把时间选在春季（4月）；南疆战役发起前清军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准备军粮，战机选择在秋季（9月）。这样，清军每战都做到了“前途有粮可因，后路有粮为继”，为战役企图的实现创造了条件。
第三，灵活部署战役。左宗棠在这场战争中，既坚持了既定的战略方针，又善于根据各战区的具体情况，灵活部署战役，这突出地表现在灵活运用战役方针方面。北疆战役中，他采取集中兵力（刘锦棠和金顺两部），先取古牧地，再取乌鲁木齐，尔后分兵守城和西进的方针。古牧地是乌鲁木齐的外卫、北疆敌军们主力所在地，乌鲁木齐是北疆、全疆的中心地区，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先取古牧地、乌鲁木齐的方针，实际上就是先打强点、要点的方针。这两座城池一旦得手，就切断了敌人经达坂增援、撤退的道路，使整个战役基本定局。在兵力部署上，左宗棠采取“先后后分”的方针，也符合当时的情况。古牧地、乌鲁木齐分别是北疆地区的强点、要点，得失关系全局，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来说都是必须集中兵力迅速夺取的。因此，左宗棠采取“先合（兵）”的方针以保证有足够的力量来达到速胜目的是正确的。在收复这两座城池以后，兵分两路：把主力留在乌鲁木齐，更具有重要的意义，既可以搜剿残敌，巩固既得阵地，保障西进部队后方的安全，又起到了遏制南敌北援的作用（当时敌人援军进至达坂闻败而止）。这样，左宗棠就把战役指导这个局部和战争指导这个全局有机地联系起来，为南进收复全疆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天山战役，他针对作战对象为阿军主力及其兵力三角部署、天山地区地形复杂等特点，采取“分进合击”的方针，从东、东北、北三个方向同时进攻敌人。“分进”既解决天山地区地形复杂、不便于集中大部队快速行动的问题，取得了行动的主动权，又起到了“使贼备多力分”，被动应战的作用。“合击”，保证了整个作战部队能够形成“合力”以夺取敌人心脏——托克逊，确保战略决战的胜利。由于左宗棠采取正确的作战方针，天山战役不到半个月就胜利结束了。南疆战役，左宗棠又根据敌人大势已去，阿古柏死后内部矛盾重重，忙于逃窜，无心恋战的特点，采取了多梯队长途追击的方针，一举收复南疆八城。
第四，用将得当。左宗棠在这场战争中，所以能够进展顺利，用将得当是其重要原因之一。他任用刘锦棠指挥前敌诸军作战，正确地解决了主攻方向上的作战问题。刘锦棠“英锐果敏，才气无双”，“深明缓进急战之义”。作战指挥灵活机断，巧用奇正，能攻善追，每战皆能速决，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为整个战争的胜利作出重大的贡献。在古牧地之战中，从济木萨通向古牧地有两条道路：一条是大道，但中道汲水困难，一条是小道，但敌人已有设防。敌人企图引诱清军从大道前进，陷入前阻坚城，人马渴乏的不利境地。刘锦棠因势利导，故意派人掘井挖渠，佯装从大道进攻，而实际上把主攻方向选在小道上。8月10日夜，刘锦棠突然率部从小路接敌，一举乱敌部署，尔后兵分两道，以数倍于敌的优势兵力从两道突击古牧地。敌军纷纷逃（降），清军进占古牧地。此战，全歼守敌（清军仅伤亡608人），撤掉了乌鲁木齐的外围屏障，打开了通向该城的门户，并于18日夺取该城，取得了整个战役中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天山战役中，刘锦棠仅用四天时间就攻克达坂城，打开了通向南疆的门户，尔后大胆地率部直捣敌人心脏——托克逊。天山战役结束后，清军本打算在做好更充分的准备之后再逐步西进，但经过侦察发现敌人企图逃跑时，刘锦棠当机立断，挑选精壮、发起长途追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克复南疆八城，取得了整个战争的胜利。实践证明，使用刘锦棠担任主攻任务是十分正确的，他完成任务的情况，比左宗棠预料的还要好。
左宗棠对其它将领的使用也是恰到好处的。如乌鲁木齐都统金顺在玛纳斯之战中，久攻南城不克，左宗棠则命他就地驻防，处理善后事宜，巩固既得阵地，解除清军南下的后顾之忧。另外，左宗棠用徐占彪、张曜等人配合刘锦棠部作战，减轻主战部队的负担，对整个战争的胜利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左宗棠在用将问题上做到了因人而异，分工合理，扬长避短。各个将领都担负了力所能及的任务，从而较好地发挥了整个指挥系统的功能，使左宗棠的战略目的顺利地变为现实。
综合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左宗棠指导这场战争的特点是，行动方针正确，后勤作战配套，上下行动协调。这无疑对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说左宗棠对战争的正确指导是清军收复新疆的战争功成迅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此文原题《卓越的战略见解、杰出的用兵艺术》，曾在一内部刊物上发表，此处刊出的是该文一部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