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六年（1880年），左宗棠为了收复伊犁，从肃州（今酒泉）出发，越过千里戈壁，把大本营设在啥密，以便就近指挥与沙俄侵略者的战斗。史籍中，曾有左宗棠“舁榇（抬棺）以行”之说。此后，“左宗棠舆榇出关”、“左宗棠抬着棺材与侵略者拚命”，就成为一段脍炙人口的佳话。多年来，史学界一直把它当作信史引用。特别是近几年在研究左宗棠的热潮中，随着人们对他收复新疆壮举的充分肯定，“舆榇出关”、“舁榇以行”更越来越多地被引为左宗棠爱国主义精神的有力例证（如：董蔡时《左宗棠评传》，第199页、杨东梁《左宗棠评传》第236页，中华书局《中国近代史》第19l页），甚至还构成了悲壮动人的情节，出现在戏剧舞台上（如秦腔《左宗棠》）。看来，“左宗棠抬着棺材与侵略者拚命”的说法，大有作为信史流传的趋势。
笔者高度赞赏左宗棠在收复新疆壮举中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对他在出关时是否确有“舁榇以行”之事，则认为应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认真辨析，不宜轻信。
“舆榇出关”之说是否可信，最重要的当然是史料的可靠性问题。坚持此说的同志曾列举了五条史料，以证明许多人都“众口一辞”地肯定了实有其事。为了说明问题，特照录如下：
1、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续编》卷一《左文襄公宗棠》载：“四月，公发肃州，舁榇以行。五月，抵哈密。”
2、王定安：《湘军记》卷十九，第二十二页载：“四月乙卯，宗棠发肃州，舁榇以行。五月乙亥，抵哈密。”
3、朱孔彰：《中兴将帅别传》、《左文襄公别传》载：“四月，公发肃州，舁榇以行。五月，抵哈密”。
4、王树枬：《新疆图志》卷一○七《名宦·左宗棠传》载：“四月，左宗棠发肃，舁榇以行。”
5、《清史稿》卷四一二《左宗棠传》载：“六年四月，宗棠舆榇发肃州。五月，抵哈密。”
乍一看，这五条史料言之凿凿，相互印证，伙乎对“舁榇”之事不容再有什么怀疑了。但如果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其中破绽颇多，是难以为据的。
首先，第一条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只迄于同治年间，根本就不存在光绪时左宗棠的出关问题。所谓《国朝先正事略续编》不过是后人将朱孔彰的《中兴将帅别传》与《国朝先正事略》合印而成。其中的《左文襄公宗棠》，即朱孔彰的《左文襄公别传》，两者是一回事。因此，此条应予剔除。
其次，所余四条看起来似乎“相互印证”，实际上却是相互传抄。因为四者的记述不仅同样简略，而且句式、措词完全雷同，如出一辙，如果它们来源于各自不同的渠道，是不会发生如此奇怪的“巧合”的。那末，到底是谁抄谁的呢？看来，后三条均系抄自王定安的《湘军记》。查《湘军记》成书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是迄今所见到的“舁榇以行说”的最早记载。《中兴将帅别传》的作者朱孔彰虽然也是左宗棠的同时代人，但他的书成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较《湘军记》晚了八年。而且，朱系江苏人，与湘淮军无任何关系，仅凭个人搜集材料而编成此书。对他的《中兴将帅别传》，史家评论有二不足：较之史馆所立传档案根据不足，较之家属亲友所撰见闻准确不足。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他在《左文襄公别传》中“舁榇以行”的记载是直接抄自《湘军记》的。
至于《新疆图志》和《清史稿》，成书更晚，作者均非左宗棠同时代人。《新疆图志》成书于宣统三年（1911年），距左宗棠出关已达三十年之久；《清史稿》系清廷被推翻后，由当时的北京政府设立清史馆编修的，《左宗棠传》撰写的时间不会早于1914年。此书错讹甚多，早已有人指出。其中“舆榇发肃州”一语，显然也脱胎于《湘军记》，不过将“舁榇以行”四字浓缩为“舆榇”二字罢了。
因此，笔者认为，上述五条史料中，真正可算成原始资料的，不过《湘军记》一条而已。
那末，《湘军记》的记载能否当作信史呢？这也需要具体分析。该书的作者王定安虽是左宗棠的同时代人，但他多年跟随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与左宗棠关系不深，更未跟随左宗棠进入西北。他的记载没有出处，如果要做为信史，就必须有其他可靠的材料加以印证。但恰恰在这方面，它存在以下几个难以解释的问题。
第一，事主本人对此事只字未提。一件史料是否可靠，首先应看有无事主本人的记述加以印证。左宗棠出关，关系到新疆以至全国的大局，清廷对此极为重视，亲友也倍加关切。因此，在从肃州出发和到达哈密后，左宗棠均给清廷上了奏折，作了详细的秉报。在途中，他还给家中和友人（如杨昌浚）写了一些书信。书信的内容比奏折更为广泛、琐细。但奇怪的是，查遍有关的奏折和庚辰各信，均只字未提“舁榇”之事。此后，直到左宗棠病逝福州，也找不到他与此事有关的只言片语。
众所周知，“舆榇出征”、“舆榇上疏”等等，在中国社会历史中，历来是一种严肃而重大的事件。左宗棠在出征时，如果要采取这种表示必死决心的形式以鼓舞全军士气，焉有不向清廷奏报此事之理？他久历宦场风波，又曾因满汉猜忌几遭杀身之祸，难道不怕有欺瞒朝廷、沽名钓誉之嫌？而且，西征壮举是左宗棠毕生引为自豪的最大快事，其中如真有这样一段可以传为千古美谈的佳话，既擅长文笔而又非生性谦虚的事主本人，又岂能对此只字不提？再者，左宗棠此时已是六十九岁的高龄，身体衰弱，早已嘱咐家人为他在家乡寻觅墓穴，象“舁榇”这样关系到身后安排的大事，为何对自己的亲人和密友也要“三缄其口”呢？
第二，与左宗棠关系密切者无此记述。对史料的考订，除了事主本人的材料外，与事主关系密切者的记述也是重要的佐证之一。
与左宗棠关系密切者，首推左氏亲属。左宗棠出关时，其子女早巳长大成人。左宗棠不仅与他们有家书往还，而且还在光绪十年（1884）回乡省亲（兼治眼疾），与家人团聚数月。此时距出关不过三、四年，在畅谈西征壮举时也不可能不提此事。但我们在左氏亲属的文字中却找不到“舁榇”之事的任何记述。左宗棠之子左孝宽、左孝同都参予了《左文襄公全集》的编纂工作；左孝同撰写的《先考事略》甚为详尽，是罗正钧《左文襄公年谱》的重要资料之一。如果确有这种足以为先人增辉的事，他们是绝不会由于“粗心”而遗漏的。
笔者还曾致函左景伊先生请教此事。（左先生系左宗棠的曾孙，全国政协第六届委员，北京化工学院教授，《左宗棠的爱国主义精神在历史上闪光——记王震同志谈左宗棠》一文的作者）。左先生在复函中明确告以“关于左公‘舁榇出关’的事，我自幼在家中未听说过”，并指出：“左公作战一贯重视的是：战术、战略、兵源、粮运笋等。届古稀之年，出关备战，本人就有必死的决心，以先曾祖父的个性、为人，不一定会采取舁榇这类形式的作法”。（引用左景伊先生原信）可见，左氏家族中不仅没有“舆榇”的文字记述，而且连家传的“口碑”也没有。
与左氏关系密切的，还有他的老友、部下。他们有的与左宗棠交谊笃深，有的追随多年，其见闻记述也有相当的可靠性。密友如杨昌浚，左宗棠出关时，他正任甘肃布政使，中法战事中，又受命帮办福建军务，辅佐钦差大臣左宗棠。称颂“左公柳”的名句：“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即出自他的手笔。左宗棠“客死福州”后，他与穆图善向清廷合奏左一生“功绩”，所叙甚详。老部下如刘锦棠，是左宗棠的心腹爱将，收复新疆的得力助手。左逝世后，刘锦棠在奏请为左宗棠立祠的专折中，也历数了左一生、特别是收复新疆的戎马功劳。但在这些奏折和其他的文稿中，他们也从未提到左宗棠有“舆榇出关”之事。
第三，一些翔实的史籍均无此说。左宗棠为封圻大吏、中兴名臣，万里封侯，举国瞩目，时人有关他的著述甚多，其中翔实可信者也不少。但在这些比较翔实的史籍中，均不见“舁榇”之说。兹举有代表性的几种为例：
《清史列传》。是当时大臣死后，清廷的国史馆根据档案材料为大臣立传的文稿，引用史料较后来的《清史稿》可靠。其中《左宗棠传》长达三万余言，对左一生事迹罗列甚详，但无“舁榇”之说。
《勘定新疆记》。作者魏光焘、魏源的族孙（魏源与左宗棠曾有交游）。他早年即隶左宗棠军，后随左宗棠赴西北，光绪初年任平庆固化道道员，光绪七年（1881年）晋甘肃按察史。魏光焘与左宗棠关系密切，所撰《勘定新疆记》以翔实著称。其中也无“舁榇”之语。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罗正钧的《左文襄公年谱》。罗正钧可以说是系统研究左宗棠的第一人。他对左十分崇敬，与左氏家族关系密切。在撰写左宗棠《年谱》时，广泛搜集材料，并与左氏兄弟共同商讨，仔细厘定。因此，《年谱》材料丰富而翔实，成为公认的研究左宗棠的重要史料。其中卷十关于左宗棠出关的记载是：“四月乙卯，公启行出关……五月乙亥，公抵哈密，驻军城西凤凰台。”《左文襄公年谱》成书于《湘军记》之后，以罗正钧的努力和细心，不可能没有看到《湘军记》。但他偏偏不采用“舁榇以行”这种更光彩的说法，而改用了“启行（原意指开船，这里借指启程）出关”这样普通的字眼。很明显，实事求是的罗正钧在这里用了委婉的笔法对王定安的说法进行了纠正。
第四，“舁榇以行”于情理诸多不合。
“舁榇以行”、“舆榇出关”，不仅史料根据严重不足，而且还存在许多不合情理之处。
诚然，左宗棠在调兵遣将，准备亲往哈密时，的确有过“马革铜棺”“固非所计”的豪言壮语（《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二十四），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是否真有必要抬着一口大棺材长途行军，则又是另一回事了。试想，肃州距哈密长达一千五百华里，嘉峪关外，全是戈壁荒滩，行程极为艰苦。加之沙俄正对清政府武力讹诈，箭拔弩张，战争大有一触印发之势。在这种情况下，一向善于用兵的左宗棠竟然决定把这口笨重的棺材（左位尊爵显，棺木必然体大质沉）带出关外，本身就是令人怀疑的。而且，左宗棠率领的大本营从出发至抵达哈密，一共只走了二十天，每天平均的行军速度在七十里以上，兵丁们怎能迎着扑面的风沙，用这样快的速度抬着偌大的棺材飞奔呢？
大概正由于发觉了这个矛盾，《清史稿》的作者把“舁榇”改换为“舆榇”二字，这样，棺材就可以放在车上行进了（按：“舁”只有“抬”一解；“舆”则兼有“抬”与“车载”之义。）但即使这样解释，也十分牵强。笔者很同意左景伊先生的分析，左宗棠“届古稀之年，出关备战，本身就有必死的决心”，何必真的抬着一口棺材出发呢？萧索冷落的戈壁沙滩，本来就给人一种凄清之感，如果全军再跟着一口象征着不吉祥的黑黝黝的棺材，这能够起到鼓舞士气的作用吗？以左宗棠的个性、为人，特别是他所抱的必胜信念，是很难想象他会采取这种“出师不利”的形式的。
有的同志认为，左宗棠这时年事已高，身躯孱弱，为自己作些后事的准备是可以理解的。其实，这并不符合左宗棠倔强、好胜的性格。在中法战争中，由于马尾海战的惨败，闽浙震动，清廷急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至福建督师。左宗棠“受命之余，慷慨戎行”。这时他已经七十三岁，“步履维艰”，“杖不释手”，“形极衰颓”，（《光绪朝东华录》（一）第117页）衰老情况较几年前出关时远为严重，但他也并未准备后事，“抬棺”赴闽，就是例证。
根据以上几点，笔者认为，《湘军记》中“舁榇以行”的记载，是很难成为信史的。而且，即使其它三条史料并非辗转相抄，也都难以解释上述的这些矛盾。
不过，虽然左宗棠并没有真的“抬着棺材同侵略者拚命”，但笔者并不主张摒弃“舁榇以行”的记载，而认为应当准确地理解此说的原意。问题的关键在于：许多同志都忽略了在中国古代、近代的史籍中，关于“舆榇”、“舁榇”之类的记载实际上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实有其事，即真的抬着棺材出征或上疏（但必须有可靠的史料印证）；另一种则并非实有其事，而只是作者运用“舆榇”的典故来形容某人从事某项活动时的决心或心情而已。例如，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赴俄祝贺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从北京启行时，就有如下一段话：
“启节时予等十数人送之出东便门……频行，（李鸿章）复环顾曰：‘承诸君远道相送，厚意殊可感。予此次乃舆榇而行，万里长途，七旬老物，归时安必能与诸君重见？……”（吴永口述、刘治襄记：《庚子西狩丛谈》1985年岳麓书社出版，第112—113页）
不言而喻，李鸿章在这里所说的“舆榇而行”，绝非意味着他果真准备抬着棺材去彼得堡，而不过是用“舆榇”的典故形容自己当时的一种心情罢了。如果我们仅仅看到“舁榇以行”四字就断定左宗棠是“舆榇出关”了，那末，李鸿章这次岂不也是“舆榇出国”了吗？
从王定安写作《湘军记》的意图看，主要是针对王闿运的《湘军志》的。由于《湘军志》中对湘军多贬辞，对曾国荃讥评尤甚，久从曾氏兄弟的王定安极为不满，在曾国荃的授意和支持下，撰写此书，隐为抗辩。因此，书中对湘军颂扬之词甚多。“勘定西域”篇中，在左宗棠出关时加上了并无出处的“舁榇以行”四字，显然是用“舆榇”的典故赞扬他那种“马革铜棺”、“固非所计”的精神。如果我们这样来理解“舁榇以行”的原意，则前面所列举的种种难以解释的矛盾均将迎刃而解。
真实，是史学的灵魂。从以上辨析可知，左宗棠并没有真的“抬着棺材同侵略者拚命”，如果一定要把它当作信史引用，甚至加以种种渲染，则必将损害历史人物的真实性，而且有以讹传讹的危险。（文学艺术允许虚构，应另当别论）。其实，左宗棠的爱国主义言行，有大量确凿的史料说明，是完全可以不用这种不可靠的材料为他“增色”的。
以上探索是否有当，祈史学界同仁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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