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机器织呢局,是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后,于公元一八八○年(光绪六年)在兰州创建的一个毛织品工厂。比李鸿章建立的上海机器织布局(公元一八八二年)、张之洞开办的湖北织布局(公元一八九○年)为时均早。可以说,它是我国第一个用现代机器进行生产的纺织厂。
整理、研究兰州机器织呢局的历史,对于我们进一步分析左宗棠办洋务的目的、态度与方法,乃至评价整个洋务运动,都有一定的意义。
一
左宗棠自调任陕甘总督后,就关注到西北出产的羊毛,认为西北本地出产的羊毛完全可以充分利用。他曾说:“羊毛一种有粗有细,内地人不甚区别,但取以织褐织毛毯,价不甚高,业之者少。羊毛每斤值银一钱几分,每年可剪两次,民间畜牧之利,以毛为上,盖取其毛之利长,非若皮肉利只一次也。”早在公元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冬,兰州制造委员赖长,曾以自制的水轮机、用甘肃产的羊毛织成一段呢片,送给左宗棠看,并建议购买西洋火机,大量织造。左宗棠看后,十分赞赏,说:“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于是,左宗棠接受了赖长的建议,决心创建一个机器织呢局。
公元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左宗棠写信给上海采运局补用道胡光墉,嘱其设法购置织呢机器,运来兰州。胡光墉在上海同德商泰来洋行老板嗲喱口己交涉购置。嗲喱口己在取得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同意后,承办了这件事,并由他负责延聘德国技师赴兰州设厂织呢。随后,嗲喱口己通过德国亚亨地区织呢技师石德洛末,共购置了各种机器六十余架,计有24匹马力、32匹马力的蒸汽机各一架,织机二十架,分毛机三架,净毛机一架,顺毛机三架,剪线胚机一架,烘线热汽玻璃罩一架,缠经线机一架,洗呢机三架,压呢机三架,刮绒机三架,烘呢机一架,综刷机一架,熨呢机一架,卷呢机一架,剔呢机二架,刷呢机一架,纺绽一千零八十个。
大小机器共装了四千箱,这四千箱机器,由德国运输来华后,如何转运到兰州,则是一项异常艰难,十分费工的事情。由于当时交通不便,这些机器由水路运到汉口以后,还需经过湖北老河口(今光化)、河南龙驹及陕西西安等长距离的陆路运输,才能抵达兰州。机器运兰的艰难情景,当时的《天国报》有一段记载:“机器于一八七九年由招商局轮船运到汉口,笨重的摇曳向它的目的地。至武汉,机器上了陆,更以小船或人肩载运到了兰州府。机器中有几部分是格外的笨重,以至于即是汽锅也得拆成零件,而且山口也必须凿旷,好让一些长的部分通过,因之,好多的时光是消磨在运输上了。”直到公元一八八○年五月(光绪六年四月),最后一批机器才运到了兰州。
左宗棠委派赖长主持厂务,厂址选择在兰州通远门外前路后营基址(今兰州畅家巷),厂房分东厂、中厂和西厂三部分,并附设有进行检修的机器一所。为了漂白的需要,厂内还掘有水井。织呢局共聘用了德籍机匠十三名(一说七名),徒工由陕甘勇丁中挑选,与洋匠约定任期,把整套技术传授给中国徒工。一切筹建工作就绪后,于公元一八八○年九月十六日(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正式开工生产。当时日产呢八匹,每匹长五十尺,宽五尺,合四十丈。关于工人生活及待遇,工人每天工作十一小时,一年放五天年假,及万寿圣节日(皇帝寿辰),端午节、中秋节各放假一日,每星期休假一天;工资悬殊很大,洋人工程师每月一百五十两(约合现人民币一千四百元),中国匠人每月七两多,艺徒每月三两多。织呢局名义上是由赖长负责,实际上完全由德人石德洛末、福克、李德、满德、米海里等包办。兰州织呢局的投资,包括购置机器,运费、建造厂房、华洋员工薪资等项共费白银百余万两。但根据《北方地方志》记载总计费用只花了三十余万两。这两个数字,我们认为前者较为可靠。不管怎样,中国第一个自产的毛纺工厂总算诞生了。
公元一八八○年底,左宗棠奉调离开西北,这对兰州机器织呢局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此后该局的生产情况,一个曾经来兰实地参观过的外国记者写道:“尽管一切都准备妥当,不论在质量上或价格上,兰州机器织呢局仍然是不能和外国毛织品竞争的,因为把织品从兰州运到沿海比起从欧洲或美国输入的还要贵得多。”到了公元一八八三年(光绪九年),机器织呢局终因锅炉破裂,无法修理而停工。这个左宗棠寄予极大希望,在他离开甘肃后仍“魂梦难忘”的新式企业,只维持了两年就夭折了。
兰州机器织呢局停工后,公元一九○六年(光绪三十二年)至一九○八年(光绪三十四年),兰州道兼农工商矿总局总办彭英甲,又延聘比利时技师,招募本国工匠,增添机器,使它一度得到恢复,改名为“甘肃织造局”。后又几经停歇。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声言要用三十万伪法币来进行修复,结果只是一张未能兑现的空头支票。只有到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在原来遗留下来的两架顺毛机的基础上,扩建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有一定现代化生产水平的毛纺厂,即兰州第二毛纺厂。
二
左宗棠办洋务,开始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中叶。他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在闽浙总督任上,于公元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在福州设立了“马尾船政局”;二是出任陕甘总督后,于公元一八八○年在兰州开办了“兰州机器织呢局”。二者的时间、地点虽不同,企业的性质与成效也有差别,但左宗棠举办洋务的主导思想前后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我们认为,研究兰州机器织呢局的历史,应当与左宗棠举办马尾船政局时的有关情况联系起来分析,方能得出正确的看法。
左宗棠创办马尾船政局的目的是比较明确的。他说:“我国家建都于燕,津沽实为要镇。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飚举,无足当之。……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师不可,欲整理水师,非设局监造轮船不可。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由此可见,左宗棠力排谤议,想方设法筹建近代中国第一个新式造船厂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海防,以对付外国侵略者。他在驳斥当时那些只知雇买代造,而不敢自造的错误论调时曾说:“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谓我之长不如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不甘落后的民族自尊心和急欲改变海防面貌的志气,可谓跃然纸上。为了掌握西方先进造船技术,培养人材,左宗棠在设立马尾船政局的同时,还开办学堂,延聘西洋技师,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及各种专门技术。
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在积极主张自造新式轮船,加强海防力量的同时,已有了发展民用工业的思想。他曾设想:“先购机器一具,巨细毕备,觅雇西洋师匠与之俱来,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生民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这种设想,到了他调任陕甘总督以后,终于开始实现了。
左宗棠到兰州后,一方面深感“陇中空苦荒俭,地方数千里,不及东南一富郡。”另一方面看到西北盛产羊毛,很可利用,大有发展前途。因此,左宗棠才设法从德国购置机器,延聘德国匠师,积极创建兰州机器织呢局。把它当作一项“利民实政”,来“为边方开此一利”。他对兰州机器织呢局寄予厚望,曾表示:“今日之学徒,皆异时师匠之选,将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不仅如上海黄婆以卉服传之中土为足称也。”上述这一切,难道还不足以说明左宗棠创设兰州机器织呢局是为了开发西北,振兴本国的民用工业吗?过去有人说:这个织呢局“是完全为左宗棠的军事服务的”,是为“镇压西北回族人民的起义”服务的。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够妥当的。左宗棠镇压过陕甘回民起义是历史事实,这是他对人民犯下的罪行之一(他还镇压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也是左宗棠的一个大的历史污点。但是,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把他的功过分别开来。左宗棠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一贯的,特别在晚年,他粉碎了俄、英帝国主义瓜分新疆的阴谋,保卫了边疆领士的完整,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功绩。因此,我们不能因为左宗棠镇压过农民起义就否定他的一切;左宗棠对开发落后的西北应该说是有功绩的,其中就包括创建兰州机器织呢局。而且,西北回民起义是公元一八六二至一八七七年,而兰州机器织呢局开工时间是一八八○年。可见,说左氏创建织呢局是为了“镇压西北回族人民的起义”,从时间上看就难以成立。
尤为可贵的一点是,左宗棠在其洋务活动中提出过官办不如商办的主张。他说:“以官办并其先,而商办承其后。”又说:“若由官先给成本并商之利而笼之,则利未见而官已先受其损,盖商与工之为官谋,不如其自为谋,其自为谋也尚有工与拙之分,其为官谋更可知也。”左宗棠的这一主张,在福州和兰州期间,虽然均来不及作进一步实践,但仍不失为他的洋务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
左宗棠办洋务的出发点,决定了他学习西方的态度与方法。在创建马尾船政局时,他坚决反对雇募洋船,而主张设局自造。向外国购置机器应“宽给其值,但求其良”。雇用外国师匠应“先其条约,定其薪水,……西洋师匠尽心教艺者,总办洋员薪水全给;如靳不传授者,罚扣薪水”。要求入局学造者必须“穷其制作之原,通其法意”,“惟必求其精,求其备,而尽其所长归之中土”。由此可见,左宗棠提倡的学习态度与方法,决非事事受制于洋人,吃洋人的剩饭;而是要求经过自己的消化、改进,推陈出新,赶超洋人。
左宗棠在兰州机器织呢局所奉行的一套做法,可说是马尾船政局模式的继续与发展。在购置德国织呢机器时,德商泰来洋行老板嗲喱口己,为了能多赚钱,曾劝左宗棠购置大型机器。而左宗棠没有唯洋人之命是从,坚持购买较小的机器。指出:“不如用其小者,令华匠仿制,将来增拓其式,亦可得力。”可见他之所以这样做,还含有更深远的目的。在筹建厂房过程中,德国师匠曾提出过规划,左宗棠也没有按照洋人的意旨办,而是提出:“据洋匠所议丈尺,前后悬殊,是所称不能再减分毫,亦难信为定论。”这与那些一筋斗倒在洋人脚下的奴才们,如李鸿章、曾国藩之流相比,确实是胜过一筹的。当时还有人嫌兰州前路后营旧堡太小,要求以马尾船政局为例新盖厂房。左宗棠坚决反对,主张厂房“只取坚实,不在美观”,他说:“纵使堡式狭小,岂不容机器一二具耶?如试造有效,何难扩而充之。论者动以闽中机器厂为比,实则不然。彼仿造轮船,百物之所为备,工繁料巨,奚至百倍于此。此则开河、凿井、织呢,只各是一事耳。恶在其阔而侈也。”一个封疆大臣,能这样精打细算对待自己批准筹建的企业,应该说其精神是可贵的。这和左宗棠一生生活较为俭朴是有关系的。至于入局学习之徒工,左宗棠要求挑选“材质与之相近,学艺已有几分”的人作为先导,这样便于较快学成。他的意图是:“将来传其法于中土,华人可以互相师法,无须洋匠教习,则与福建轮船局同功矣。”
综上所述,左宗棠在筹建兰州机器织呢局的整个过程中,表现了他的积极要求发展民族工业的精神,当然这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基础是分不开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认识到,过去某些论著中提出的“织呢局完全依赖外人”,这种提法是片面的。还有人论及兰州机器织呢局的历史时,总以耗费巨大、开工时间短、成效甚微为理由加以责难,这自然也是不公平的。我们认为,对兰州机器织呢局以及左宗棠本人应作历史的具体分析。前面说过,左宗棠是洋务派中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尊心的人物,但他在那个历史条件下,只能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一员,这也表现在他所办的洋务,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利益,因此,左宗棠在创建马尾船政局和兰州机器织呢局的过程中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弊病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兰州机器织呢局建立后,官僚习气严重,办事效率极低,这正是该局迅速停工的重要原因之一。事实上,包括左宗棠在内的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根子在于当时中国封建制度(后又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和腐朽。因此,对左宗棠创建的兰州机器织呢局要历史地看,而不能苛求于前人,更不能因此而否定左宗棠的一切。
三
我们从兰州机器织呢局的历史出发,进而分析了左宗棠的洋务思想及其主要的洋务活动以后,觉得对整个洋务运动的不少传统看法,有重新认识和研究的必要。
左宗棠的洋务思想及其主要洋务活动充分表明,左宗棠是洋务派中的爱国者之一,他的思想和近代中国早期如魏源、林则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爱国思想是一致的。这是左宗棠爱国思想的必然反映。以后,左宗棠之所以有抵抗俄国侵略者,收复新疆伊犁的爱国举动,这也就很自然了。所以说,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虽然都是洋务派的重要人物,但左氏和他们相比是有些不同的。曾国藩、李鸿章不仅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而且是对外投降的卖国贼;左宗棠则不然,虽然他也镇压了农民起义,但对外关系上则是一个爱国者。因此,我们认为,对洋务运动不能一概而论,要作具体分析。决不能把洋务派与卖国贼划等号,更不能把左宗棠的洋务思想及其活动说成是卖国活动。
左宗棠的洋务思想及其主要活动又表明,兴起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洋务运动,除开如一八六五年曾国藩在上海开办“江南制造局”(又名“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其实由李鸿章最后建成该局,过程是李鸿章购买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工厂,并入清政府原有的两个洋炮局,又将曾国藩所购机器安装在内,是一个军事工厂),一八六五年李鸿章在南京建立的“金陵机器制造局”,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李鸿章筹办的“轮船招商局”等等之外,就整个洋务运动来说,其目的既有镇压人民革命运动的一面,还有“自强”、“求富”对付外国侵略的一面。这当中,左宗棠所办的马尾船政局是表现后者最突出的一例。到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世界列强由自由资本主义向着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西方各国对中亚和远东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它们企图“瓜分”中国。我国边疆地区普遍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帝国主义侵略者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急剧上升,日益尖锐化。近代中国社会主次矛盾的这一转化过程,也深刻影响着洋务运动的内容和方向。这时,不仅左宗棠这样的爱国者,在洋务运动中更着眼于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以在实力上抵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在行动上也有所表现;就是连李鸿章等这样的卖国者也不得不打出“自强御侮”的旗号,虽然这是表面文章,但在客观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八十年代后,左宗棠在兰州创设的机器织呢局以及在其后任两江总督时,逮捕、法办买办分子王克明,直接挫败洋商在上海设厂纺织的阴谋,这些说明了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经济上抵制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巧取豪夺的作用。洋务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出现官督商办形式,现在看来这些企业虽然带有某些买办性的痕迹,但它们总算中国第一批出现的新式企业,这就为中国的民族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左宗棠的洋务思想及其主要洋务活动还表明,洋务企业(尤其是民用企业)客观上发展了我国生产力,是我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特殊形式和途径,这也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性质所决定的。不可否认,洋务企业(主要是后期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为我国近代乃至现代社会留下了一笔宝贵遗产,因此,在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马尾船政局在当时是远东最大的造船厂之一,工人最多时达二、三千人。马尾船政前后学堂先后造就了六百二十八名航海、造舰、制造蒸汽机方面的技术人员。兰州机器织呢局,对经济落后的西北地区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对整个中国民族纺织工业的成长也有一定的影响。
伟大导师列宁说得好:“判断历史的功缋,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我们应该用这种精神来重新认识和研究洋务运动,该肯定的肯定,该否定的否定。
前几年,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目的,使用各种卑鄙手段,对洋务运动不作分析而加以全盘否定。特别是他们打着批判“洋奴哲学”、“崇洋媚外”的旗号,制造了“风庆轮”、“蜗牛事件”等一系列莫须有的事件,妄图打倒以敬爱的周总理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对此,我们必须继续予以彻底批判,肃清其流毒。今天,我们要以历史唯物辩证法的态度重新评价洋务运动,这也是在我国彻底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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