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一生政治活动的高潮是在西北地区，在西北地区的活动又分为前后截然不同的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从同治五年到同治十三年（1866——1874），主要内容为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第二阶段从光绪元年到光绪六年（1875——1880），主要内容是进军新疆、抵御外敌，维护祖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关于后一阶段的内容，各种文章和书籍介绍甚多。关于前一阶段的内容，似乎论述不够。正确全面地评价历史人物，应该考察其生平事迹的各个方面。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问题进行一番历史考察。
（一）
左宗棠是肩负着“平回”的重任登上西北政治历史舞台的。同治五年（1866年），陕甘回民起义进入高潮。清政府在陕甘的统治陷入了一片混乱。陕甘总督杨岳斌困守兰州，发出了计穷力竭的哀叹：“现在河狄之贼扰于南，平固之贼扰于东，宁灵之贼扰于北，凉肃之贼扰于西，几于剿不胜剿、防不胜防。”七八月以后，形势更加严重，杨岳斌于无可奈何之中上书清廷“仰恳天恩另简能员接替办理，使甘事早有转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清廷发出“上谕”：“左宗棠威望素著，熟娴韬略，于军务地方均能措置裕如，因特授为陕甘总督，以期迅扫回氛，绥靖边围……”左宗棠刚刚接到任命，陕甘局势又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年十月，张宗愚率领的西捻军突入陕西，在坝桥大败清军。眼看捻回合势将成，陕甘领兵大员乱成一团，纷纷奏请“催左宗棠统兵赴甘”，清政府慌忙授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的大权，旋继又授给钦差大臣关防。左宗棠受重托于一身，匆忙登上了西北政治历史舞台。
在考察左宗棠“平回”的事实之前，我们有必要先看看他“平回”的政策和策略。
左宗棠受命“平回”，时在同治五年八月。十一月他即起身赴任，十二月下旬抵达武昌，一面驻军汉口“筹办入关事宜”，一面即向清廷提出了处理陕甘问题“先捻后回”的总纲领总计划。他首先对陕甘局势提出了总的看法：“方今所患者、捻匪回逆耳。以地形论，中原为主，关陇为轻；以平贼论，剿捻宜急，剿回宜缓；以用兵次第论，欲靖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后客军无后顾之忧，饷道可免中梗之患”。基于这样一个对形势的分析，他提出了具体的用兵计划：“甘省回多于汉，兰州虽为省会，形势孑然孤立，非驻重兵不能守，驻重兵则由东分剿，各路之兵又以分见单……将来臣军入甘，应先分为两支，由东路廓清，各路分别剿抚矣”。“是故进兵陕西，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先清各路之贼。然后饷路常通、师行无梗、得以一意进剿。”左宗棠制定的这个计划，确实打中了起义军的致命弱点。回民起义军与捻军之间，本来就因指导思想和斗争性质的不同而无法实现真正的联合。可是，捻军一旦失败，陕甘回民起义军势必更加孤立和分散。所以这种“先捻后回”的计划，实在是一种很有针对性的，各个击败的策略。为此，他把镇压的矛头首先对准捻军。同治六年六月左宗棠由潼关入陕，年底又追捻出陕，直到同治七年六月西捻军在山东惨遭失败之后，他才正式来到陕甘履行清政府交给的“平回”使命。这期间将近一年多的时间看起来与“平回”无直接关联，实际上正是他“先捻后回”计划的实施，正是他“平回”的必要准备阶段。其结果，不但阻止了“捻回合势”，孤立了陕甘回民起义，而且把镇压后期太平天国革命和镇压回民起义有机地联系到了一起，起到了一种承前启后的作用。
左宗棠“平回”的政策和策略的另一个方面，体现在他的民族偏见和宗教歧视上。左宗棠的民族偏见特别体现在他对回民的看法上，对回民的看法尤体现在他对回民所信仰的宗教的歧视上，对宗教的歧视，又特别集中于对新教（哲赫林耶）的深恶痛绝。不能不承认，左宗棠是陕甘领兵大员中少有的系统地了解过回民和伊斯兰教历史和现状的人。在奏折和其他文稿中，对回民的来源、信仰、经典、以及宗教仪礼、圣行五功都讲得头头是道。他甚至注意到了明末清初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演变。但他的结论却是：“回姓多疑善诈异于常人”，“自称小教，非如奇袤诡异之流传，以勾结为能事，煽诱为能也。”他对于新教的来龙去脉，更是了若指掌，而结论则是：“然新教之所以宜断绝者，以其自托神灵，妄言福祸，行为诡僻，足以诱惑愚回，卑令甘心役使，同陷大逆而不知，加以显戮而不悔。一如白莲、清香、无为、园顿诸邪教，之足以酿乱阶局祸天下也”。在左宗棠的眼中，回民是“同教一家，隐相亲附”，“性于人殊”，“知畏威而不知怀往。”所以他表面上也讲“祗分良莠，不分汉回”，公开的谕汉回告示更讲得堂皇，思想深处的偏见却是根深蒂固的。他认为：“回族多疑善诈，非复寻常贼情可比……即剿抚而言，轻重缓急随时随事应之，未可稍涉拘执。操纵之机，异于发逆、捻逆。”这就是说要用不同于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的办法来对付回民起义。
左宗棠“平回”的政策和策略，还表现在他到陕甘后制定的一整套残酷镇压的反动措施上。左宗棠一到陕西，就受到一些极端反动的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们的包围和影响。著名的长安县团练头子柏景伟，就为左宗棠提供了很多陕甘回民起义军的情况和恶毒意见。柏除在陕西残酷屠杀回民外，还赴甘助剿，功赏蓝翎。左宗棠入关后，“知柏景伟识略过人，辟为参谋军事。因其出谋划策有功，宗棠深才之，以属帮办军务刘典。”此人曾向左宗棠献策：“甘省回逆大事，西南以河州为主，东北以金积为重。两处皆陕回逃薮，阳为就抚，阳则挟陕回以为之屏薮……非先剿陕回，而河州金积之回不能抚；非并剿河州金积，而平固甘凉之回不能抚……进兵先从董志原始，远抚而近剿，顺抚而逆剿”，取其渠魁而歼除之。”他还向左宗棠建议：“彼既以抚诈我，我何难以抚制彼，寓剿于抚，不言剿而剿之。”此外，他还力陈陕西回民的种种“叛迹”，要求将“叛产”归属堡寨，并特别提出了金积堡在陕甘回民起义中的地位及对清军的危害。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个团练头子的毒计受到了左宗棠的重视和采用。表现在剿抚问题上，历来的领兵大员有主抚者，有主剿者，亦有剿抚兼施者，都不及左宗棠处理的独具匠心，得心应手。在柏景伟“寓剿于抚，不言剿而剿之”的启发下，左宗棠对待回民起义的手段是：以剿为主，剿中有抚，抚中有剿，他认为“议剿议抚必须通筹全局，方不致坠贼奸计。”因而主张对回民起义首先要“痛剿以服其心”，要“加以兵威，先将逆回痛予剿洗，然后查其乞抚之诚伪别图”。但他并不以一般招抚为满足，更不搞他的前任们所搞的“抚局”。他的所谓剿，就是残酷镇压，他的所谓抚，就是要求彻底投降，甚至于反过来帮助他实行镇压。招抚之后，起义者手中没有了武器，还要大加杀戮，要想以此永远止息回民的反抗。这种态度和作法，范文澜同志称为“抚而后剿”，其作用和影响是很恶劣的。
（二）
左宗棠全面展开对陕甘回民起义的镇压是在同治八年（1869）。这时全国和陕甘的形势已发生了重大转折。一方面，清政府在镇压了太平天国革命后已可腾出手来扑灭陕甘回民反抗的烈火，另一方面是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逆转，陕甘回民起义的高潮已经低落。同治七年年底，陕甘回民起义军已退入甘肃或退守陕甘边界，甘肃回民起义的四大据点基本上处于不同程度的“抚局”或自卫阶段。左宗棠就是在这样一个有利的时机正式开始全面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他为此而制定了一个分路进兵的计划。北路刘松山由绥远，花马池直指灵州金积；南路周开锡统陇南诸军由秦州取道巩昌（陇西）进攻河狄；中路由左宗棠与刘典督军由陕甘大路入甘。史家多称左宗棠此举为“三路平回”之策。实际上，左宗棠的进军方略决不是三路齐头并进。他首先是全部逼陕回入甘，然后以北路为主，步步推进。南路是为了巩固秦州，维持饷道，保卫省城，并割断河狄与宁灵的联系。中路实则为后路，一面坐中指挥，一面巩固后方。这种在军事上一反过去全面出击的做法，对各自为战的起义军极端不利。再加上此时刘松山已经收编了董福祥的部众为董字三营，“流民土匪”问题基本解决，回民起义军形势更加孤立。
为了实现第一步进兵计划，全部逼陕回入甘，左宗棠的“平回”首先从董志原开始。同治八年二月上旬，他乘驻扎在董志原上的陕西回民军粮草断尽并屡次求抚的时机，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董志原地处陕甘交界，是陕西回民军唯一的根据地。起义军拖家带口，粮食供应非常困难，又缺乏统一指挥，在清军的压力下只有向西撤退。二月十八日，起义军在肖河镇集议，“并十八大营为四营”。二十五日清军占领庆阳，二十七日，董志原失陷。左宗棠向清廷报告说：“统计是役杀毙之贼及坠崖而死者实不下二三万人……积年数穴扫荡一空，贼之悍精骑党，销亡殆半。”可见起义军损失是相当惨重的。失掉了董志原之后，陕西回民起义军只有分别依附于甘肃的四大据点。这年五月，左宗棠移驻泾川，步步为营，向西推进，依次展开了对甘肃回民起义军四个据点的进攻。
左宗棠进攻的重点首先是金积堡。当时金积堡的形势是：早在同治四年底，穆图善就在宁灵和起义军议成“抚局”。宁夏的马万选，赫壮图被赏加副将衔，马化龙被赏加提督衔，并改名为马朝清，其子马耀帮赏戴花翎。起义军退出了宁灵郡城，马化龙还为清军倡捐了数万两饷银和数十万担粮食。但左宗棠深知它在四大据占点中的地位和影响，加之陕回大量依附在金积一带，故决意要摧毁这个堡垒，为了各个击败，他先以“只剿陕回”为幌子，派刘松山“前赴定边、花马池察看马化隆抚局虚实及陕回离合踪迹”。同治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刘松山奉命自花马池出发，一路滥杀，群众怒火难遏，奋起自卫反抗。金积堡之役正式打响。
金积堡的战斗对于起义军来说完全是自卫性质。当时，作为金积堡回民领袖的马化龙，虽然和陕回因教派不一而有矛盾，但他只是“代为求抚”，并不出兵协剿同类，尚不失其民族立场。而这一点正是左宗棠真抚的首要条件。尽管马化龙在八月至九月间多次求抚并亲赴刘松山营中“禀求停兵，待其劝导陕回听候查办”，还“陆续交抬枪七十杆，战马七十匹”。而左宗棠则认为这是“籍词耸听，殊为可恶”。他认为，“惟马化隆之阴谋险狠，天下共知，自就抚后筑塞修堡，购马造械，仍于陕回互相首尾，自宁灵以至河狄回民大都仰其鼻息。旋抚旋反，是其惯技。”所以左宗棠一面敷衍，一面催令刘松山加紧进攻并大肆杀戮回民。据其奏章反映，清军每攻破一个堡寨，“寨内贼匪……悉行歼毙”，“斩杀净尽”，“逸出者无几”。“生擒者，立即斩决”。与此同时，左宗棠还派金顺由定边与张曜进兵金积北面的宁夏，雷正绾、周兰亭沿黑城子北上占据峡口，对金积堡施行了军事大包围。九月中旬以后，宁灵一带的陕西回民军西撤，左宗棠更坚定了痛剿的决心，他讲：“现在陕回既去，金积堡贼势已孤，惟马化隆以甘词求抚，阴谋蓄诡，若非痛加剿洗，必致贻患将来。”并声称从灵州“搜出马化隆给伪参领马三重等伪扎一封，伪衔刊刻总理宁郡两河等处军机事务大总戎马字样。”更认为马化龙“罪不容诛”。
金积堡保卫战从同治八年九月到第二年十一月，前后坚持了一年多的时间。尽管他们认不清反动统治阶级的本质而一再求抚，却同时也在强大的攻势面前进行着殊死的战斗，并给清军以沉重的打击。同治九年正月十四日，刘松山在马五寨被起义军击毙，回民起义军乘机反攻，雷正绾在峡口大败。清廷因此而严斥左宗棠，并一度下令李鸿章来陕甘镇压回民起义。但起义军的反攻终因敌人的过于强大而衰落。左宗棠任命刘松山侄子刘锦堂统帅湘军，更加穷凶极恶地对金积堡实行围攻。十一月，金积堡弹尽粮绝，河狄和陕西回民起义军的支援亦被阻断。十一月十六日马化龙亲赴刘锦堂营中递呈求降，并表示：“罪民所犯情罪，自知不赦。叩恳恩施，如蒙念族众无辜者多，转禀曲宥，仅以罪民一人抵罪，死无所恨。”同治十年正月十三（1871.3.3），左宗棠以“两次挖掘获洋枪一千二百杆”为理由，将马化龙父子“凌迟处死”。其亲属及附近村堡回民被杀害者数千人，新教被正式出示禁绝，宁灵地区的回民起义很快全部被镇压下去了。
（三）
金积堡的失陷和宁灵地区起义军的失败，实际上己经宣告了整个陕甘回民起义的失败。从此形势更加逆转，其余三个据点终被各个击破。同治十年七月，左宗棠由平凉移驻静宁，八月初由静宁取道会宁到达安定（定西），开始向河州回民起义军发动进攻。河州的回民领袖马占鳌、马尕大（马悟真）托张家川“回目”李得仓求抚，左宗棠坚持认为：“河州贼氛不靖，兰州不能解严。河回轻生，喜剽掠，变乱十年来未受惩创，毫无畏忌：非创巨痛深固难望其永久帖服也。”因此他拟订了三路进攻的计划，中路由傅先宗搭架浮桥强渡洮河；左路由杨世俊取道南坪进攻峡口；右路刘明灯由红土崖进兵安定，扼制洮河康家崖渡口。又另派徐文秀由静宁进驻会宁为后继，还在泯，洮分驻军队营并派土司杨元守隘口阻截，企图把河州起义军一举制于死地。另一方面，他又故技重演，佯装允许退据西宁大小南川的陕回崔三、禹得彦等投诚，让他们先把家属送到兰州为质，并利用与河州一河之隔的地理条件，“相机扼截渡口，以遏河贼出窜之路，方准收抚，如能更设法直捣河巢，不但免罪，而且叙功。”还装模作样地“收抚”了几支小股的陕回，在西宁和河州起义军之间进行了分化和离间。布置停当，才于八月初向河州起义军发起进攻。由于起义军的英勇反抗，左宗棠的三路并进计划并未如愿行施。刘明灯、徐文秀进犯康家崖兵败受阻，“两军扼以洮河不得开展”。右路渡河立营的计划落空，只有实行中路重点进攻。八月二十六日，傅先宗、杨世俊所部才由狄道（临洮），架桥渡河。起义军退居河西，在黑山头，大坪山、胭脂山一带筑垒坚守。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
同治十一年正月初六，起义军抓住清军孤军深入的弱点，在太子寺一带的敌营之间偷筑三垒，突然发起反攻，里应外合大败清军，统帅傅先宗被击毙，徐文秀阵亡，这就是著名的太子寺之战。但马占鳌、马永福、马永瑞等领导人却力主胜而后降，“先后呈交马匹四千有奇，枪矛一万四千有奇”，还“各遣子弟偕回目马永瑞等赴军前献马。”他们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左宗棠大营做人质。左宗棠看到马占鳌决心投降，同时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败，以“办回之道，不外剿抚兼施，如果倾城来报，自当网开一面”为借口，接受其投降，还亲自给马占鳌的儿子改名为马安良。河州回民起义由此而告终。
河州起义失败后，左宗棠立即把矛头指向西宁。当时西宁的情况也是“抚局”。西宁办事大臣玉通无饷无兵，长期以“抚局”“羁縻”起义军，西宁实际上成了回民起义军的天下。同治七年年底，玉通更保举马归源署西宁知府，以马本源为西宁镇总兵，马福为大同营都司，基本上把地方权力都交给了起义军。以后玉通忧惧成疾，接任者是兰州道豫师，他也只能驻在平番（永登），不敢前进一步。在左宗棠看来，“西宁实己名存实亡”，“名为官抚回，实则回制官”。早在同治十年六月，他就拟订计划，“俟河“州大定，再图西宁”。他认为；“撒拉回民居河、洮、西宁之间，别为风气，久以剽掠为业。百余年来，不受官司约束，与河湟诸回互相勾结。”河州战事紧张的时酌候，他以收抚为名稳住西宁的陕甘回民起义军，还派了抚回陈霖去察看动静，“和豫师议章程十二条，委派道员冯邦棅驰往，会同地方官妥为照章筹办。”骗得“陕回及米拉沟西马营回众，陆续共交马三百六十六匹，枪矛一千二百九十二件……宁回一共交马一千二百三十二匹，枪矛一千另八十五件。”河州战事结束，左宗棠进驻甘肃省城兰州，立即以“陕回所交马匹多不适用，似借故迟延”为由，“伤令道员刘锦堂率马步各营分赴前进，”并要求马归源夹攻陕回，以试其真伪。马归源等一再要求“官军缓进”，左宗棠执意不从。面临着清军的镇压和屠杀，西宁的陕回和甘回又一次联合起来进行斗争。战事从八月开始一直进行了两个多月，大小峡口五十多仗，清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十月十九日，清军进至西宁城下，马归源退到巴燕戎格。彻底投降了左宗棠的马永福在清军前面招降，马占鳌、马永瑞随军助剿。同治十二年二月初四，马占鳌等在巴城东山诱捕了马归源兄弟并解往兰州杀害。大通等地亦告失陷，崔三，禹得彦投降，白彦虎从西宁退往大通，又从大通过扁都口向肃州方向撤去。
肃州之战是陕甘回民起义军与清军的最后一战。肃州城从同治四年三月被回民起义军占领，同治七年又议成“抚局”，实际上一直控制在起义军手中，形势与西宁之“抚局”基本相同。同治十年七，八月间，左宗棠攻占金积堡后又移师西进，肃州回民起义军和陕西回民起义军又一次公开占据州城。左宗棠在清政府催促下于同年拨徐占彪十二营往攻肃州，第二年正月又派陶生林等率五营清兵去胁助攻城。河州和西宁的起义军失败后，白彦虎从扁都口来到肃州，被清军阻截只好向关外撤去。同治十二年八月，左宗棠亲率大军到达肃州。肃州起义军领袖马文禄在左宗棠招抚下开城求降。左宗棠让马文禄等交马械、造名册，“分班带大营面谕”。二十三日，忽然“令提逆首马四即马文禄……等各犯，数其罪恶磔于军前。臣金顺、宋庆、刘锦堂立将各起凶悍客回一千五百七十三犯悉数骈诛，是夜诸军入城纵火轰击，计土回五千四百名除拔出老弱妇女九百余名外，尽付焚如。”事后左宗棠自己承认“肃州克复，首要各逆，实无一漏网，土客回六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妇女概免诛。数十年征伐之事，以此役最为妥善。”可是在奏报中左宗棠又讲：“环视尸骸枕籍，即老弱妇女，亦颇不免”。
（四)
轰轰烈烈的陕甘回民起义，自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十二年（186l——1873），历时十三年，终于在左宗棠的残酷镇压下失败。考察左宗棠在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中所作所为，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和想法：
1、左宗棠在镇压陕甘回民起义的过程中，完全充当了一个极其反动的刽子手的角色。虽然他后来在出兵新疆、抵御外敌，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完整方面立下丰功伟绩，但他残酷镇压和屠杀陕甘回民起义的历史罪责是永远不能洗刷的。对此问题采取迴避态度，不利于对左宗棠的一生作出全面、公正的评价。
2、作为一个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和清王朝的忠实维护者，左宗棠镇压人民群众本不足怪。可是，在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时手法极端残忍。先是不准“求抚”，任清军在战争中恣意屠杀，然后又背信弃义地“杀降”，杀无辜青年，甚至杀害老弱妇女。作为一种民族斗争，陕甘地区所有的回民都是站在起义一面的。因此左宗棠的这种作法无疑就是一种赤裸裸地种族屠杀政策。这种反动的民族政策，除其固有的阶级本性之外，主要是由其反动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和对回族的极端仇视心理决定的。左宗棠想以这种斩尽杀绝的办法尽收“平回”之功，一劳永逸的平息回民人民的斗争和反抗。殊不知这种赤裸裸的镇压和屠杀并不能维持长远，反而在陕甘地区，特别是甘宁青留下极其恶劣的影响。使这一地区长期存在的民族问题更加复杂，民族矛盾更加激化。
3、左宗棠在对广大回民进行了残绝人寰的屠杀之后，又对劫后余生的群众进行了所谓的“善后”安置工作。其中心内容就是将自然条件较好，战略地位重要的地区居住的回民迁徙到荒无人烟的地区、使他们自成片段，既不与汉民相杂，又不能联成一气，既不在州县附近，又距大道不远，便于控制和镇压。于是，这些幸存的老弱病残群众，又经历了一次在暴力威胁下大规模迁徙的苦难，生命财产又一次遭受重大的损失。安置之后，又在回民中实行严格的保甲制度，对回民的活动严加限制，专门设置厅县，派驻重兵等等。以上做法虽然形式上不同于赤裸裸的镇压和屠杀，并且在稳定社会秩序方面有一定的客观作用，但它却使回族人民付出了更大的代价和牺牲。本质完全是为了强化封建统治，把一个个回民聚居区变成一座座民族牢狱，对整个回族人民实行分化瓦解、孤立、削弱和限制其力量的发展，以达到“涣其群、孤其势”的反动目的。其结果不仅削弱和破坏了回族自身的团结，而且破坏了回族以农业为主，兼搞畜牧和商业的经济结构，加深了回汉裂痕，不利于战乱之后甘肃社会经济的恢复并给回族人民心灵留下了更大的创伤。
4、左宗棠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与后来进军新疆性质虽然不同，但在某些方面也不是截然分开的。前文已述，当左宗棠对陕甘回民起义展开全面镇压和屠杀的时候，各地回民起义己处于不同程度的“抚局”或自卫阶段。作为一次反对民族压迫和宗教歧视的群众性斗争，回民起义的性质和斗争形式均不同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这是一种落后的、自发的民族斗争。在全国革命形势己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其势己到了骑虎难下的地步。他们之所以“求抚”而不放下武器，主要是为了自卫，害怕镇压和屠杀。当时若拿新疆的局势与甘肃相比，问题的性质已相当严重。同治八年（1869年）左宗棠正准备着手实行他的“平回”计划之时，阿古柏己侵占南疆，悍然建立“哲德沙尔国”，并己开始向北疆进犯。从此以后直到同治十二年（1873年）正当左宗棠残酷屠杀陕甘回民的时候，阿古柏在整个新疆建立反动统治，沙俄又出兵侵占伊犁。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阿古柏的入侵，正是打着“圣战”的旗帜进行的。并且充分地利用伊斯兰教，拉拢民族宗教上层为自己的反动统治服务。试想，如果左宗棠一开始就对陕甘回民起义采取比较明智一些的政策的话，那么不仅可使广大回民免遭一次洗劫，陕甘人民免遭战乱之苦，而且还可以吸收部分回民参加保卫新疆的斗争。但是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左宗棠在甘肃的镇压和屠杀，在广大信仰伊斯兰教的各族人民心中造成了更大的恐惧和不安，而且迫使陕甘回民起义中最强悍的一支力量在白彦虎的带领下跑到新疆投靠了阿古柏，使新疆的局势更加动乱和复杂，为以后进军新疆带来了更大的困难。这一点我们也不能忽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