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是清朝后期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也是清末最有远见卓识的封建政治家之一。同治七年（1868）到光绪六年（1880），他受命以钦差大臣身份，督办西北军务，兼任陕甘总督，驻军甘肃。当时的甘肃自道光，同治后，几乎连年成灾，且遍及全省。尤其是同治年间，经过十余年的镇压回民起义战乱，人口离散，土地荒芜。历任督抚，或变本加利，乘机渔肉人民；或束手无策，苟且偷安；或上下交困，一走而了之。左宗棠到任后，展开了他一生中的许多重要活动，政绩卓著。特别是他因地制宜，根据甘肃的自然环境和经济条件，结合当时政局需要而采取的一系列实政措施，为甘肃的近代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发展交通  植树造林

左宗棠是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后，带领湘军入甘的。在西进途中，他深感甘肃地形变化复杂、交通不便的难处，为了调兵运粮、传递文报的需要，他动员陕甘两省民力兵力，从潼关开始修筑横贯陕甘两省的大马路，长达数千里。后来，为了运兵新疆，又向西延伸，分成南北两路，北路直达新疆精河，南路直通喀什噶尔。甘肃段路基均以土石构成，路面宽达三至五丈，随地形而转移。在当时物质条件和工程技术有限的情况下，遇到崇山峻岭、深谷湍流，更是困难重重，左宗棠以远大的抱负和不懈的开拓精神，多方协调支援，终于完成了这一嘉惠后世的浩大工程。为了保护公路，还在沿途修筑“五里一小墩，十里一大墩”，并于其上明标里地。此外，他还饬令对庆阳、泾川、平凉境内及固原往北经平远到惠家堡的公路，都重加修整，在各县境内也修筑公路，其中在临洮西门外修的“永宁桥”更是河洲（今临夏）和巩昌（今陇西）的往来要津。这些公路的修建，虽然在当时是出于军事的需要，但在客观上却促进了甘肃交通运输事业的发展和与其它省份的联系，促进了整个西北地区经济的逐步繁荣，部分道路至今仍在使用。后人为纪念左宗棠修路的功绩，特称这条路为“左公路”。

另外，左宗棠在人甘后，看到许多地方因兵燹和自然灾害的破坏，林木稀少，沙漠逐步内侵，一片荒凉，因而产生了在西北广植树木的想法。他主张，在公路两旁，“植树一行两行，乃至四五行”。其目的一是巩固路基，二是限戎马之足，三是供给夏时行旅的荫蔽。在左宗棠的倡导下，各地大兴植树之风。据秦翰万《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所记，当时会宁县境植树2.1万株，定西县境内植树10.6万株，皋兰县境内植树4.5万余株，永登县境内植树7.8万余株，其余各县也不下数万株，其中陕至会宁沿线植树历年达26.4万多株，兰州到玉门公路沿途也种满了榆树和柳树。对于左宗棠的植树壮举，时人给予很高的评价，杨昌濬写诗赞道：“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引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到左宗棠从甘肃离任时，“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咸地沙碛外，拱把之树，接连不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宏如木城，行列整齐”。甘肃人民为了纪念左氏种树的功绩，把他植活的树称作“左公柳”，并立榜提醒路人不要随意砍伐，“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洒阳光，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侯所植”。充分表达了人们的怀念之情。对于我们今天的造林绿化工作也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禁绝鸦片  倡种桑棉

左宗棠深受林则徐禁烟主张的影响，认为烟毒祸国殃民，贻害已久，决心严厉禁绝。甘肃民间当时大量栽种罂粟，许多肥活田地都被鸦片挤占，一遇荒年则粮食严重短缺。左宗棠到任后，通报各县，严禁种植罂粟，命令各级文武官员，俟烟苗出土后，一律翻犁拔除，使种植者有损无益，又使吸食者无烟可食，为了革除官吏办事不力，因循苟且的积习，左宗棠每当冬春种烟季节都委派专员，到各县视察督促，凡查禁不力者严加惩办。由于他言出必行，法令严厉，各级官员不敢敷衍了事，几年之内，秦州（今天水）一带全部禁绝。到左氏离任时，甘肃境内几乎见不到烟苗。在禁烟的同时，左宗棠又根据种烟之地可种棉花的特点，“劝谕农民广种草棉，倡导植棉养蚕”，为此，他于1874年在兰州刊印《种棉十要》和《棉书》等有关读物，分发各地，劝民植棉。1878年，又在兰州学署创办“纺织局”，教授民间妇女纺棉织布。由于左宗棠的大力倡导，种棉织布很快普及到全省。为了给民间广开财源，左宗棠还劝谕民间种桑养蚕，他亲自查阅前人种桑资料，在肃州（今酒泉）驻地栽了几百株桑种，还让杨昌濬在兰州小西湖侧种桑千余株以作试验，并从湖州一带招募熟悉养蚕事务的农民六十余人，带桑秧到安西、敦煌、新疆等地设局授徒。左宗常铲除鸦片、倡种棉桑、发展社会经济的利民政策虽然后来没有持续下去，但给甘肃人民生活带来了一定好处和实惠，对于开发经济作物，调整单一农业结构，移风易俗也不失为一种可贵的尝试。

　　奖励农耕  兴修水利

左宗棠入甘后，吸取了历代统治者在西北屯田的经验，大力开展军民屯田，招抚流亡，奖励农耕。在军务繁忙、财力不足的情况下，他屡次奏明朝廷，调拨款项，命令各地官员散发口粮、籽种、牛畜、农具，赈抚流难农民，使之归农垦种。1873年，他命令甘肃二十七个厅州县区广为招徕，领地垦殖，同时号召军队开展军屯。左军每到一地，即用训练间隙开荒生产。为了调动百姓积极生产，他规定凡垦荒种地者，从开种之日起，第一年豁免全部田赋，第二年豁免一半，所产余粮都作价卖给官府。还规定，各垦户自领地之日算起，即有户籍，其子侄即可按籍科考功名。对于军屯，左宗棠规定军屯所获粮食归营中作价收买，充分调动了屯田军队的积极性，使饱受战乱、流离失所的百姓重新安居乐业，并有重新生产的基本条件。不仅解决了收复新疆的军粮问题，也使田地免遭荒芜，有利于土地的进一步开发和利用，最终收到明显的成效。

甘肃干旱少雨，在农业生产中，水利显得十分重要，历代有识之士十分重视西北的水利建设。左氏所到之处，普遍兴修水利工程。在平凉根治泾河，修建坎儿井，引水灌田。在临洮岚平关地区，开凿了一条长七十余里，宽一丈六尺，堤高三丈五尺，支渠十八条的灌渠，先后用工五六十万、硝磺2600多石。渠道修成后，灌地数十万饷，直接促进了临洮南北两川农业生产的发展。还在临夏三甲集、祁家集一带，各修一长数十里的渠，灌田数十万亩。在酒泉开渠七道，灌田六干余亩。这些水利事业，都促进了当时甘肃农业生产的发展。

　　引进技术  发展实业

甘肃近代工业的引入，和左宗棠有着直接的关系。1872年．他从浙江、福建、广东等省招募工匠，从德国购进机器设备，创办了“兰州制造局”，仿制枪炮，在全体职工的努力下，“参中西之法而兼其长”，制造的枪炮产品，其精度、准度和国际产品相当。1875年，又增设“兰州火药局”，生产出了可供各种枪炮使用的上等火药。在各地驻军大兴交通水利工程时，这些火药被用来炸山开路，完成了许多人力所难以完成的坚难项目，特别是对入侵新疆的阿古柏、沙俄侵略势力作战时，更起了积极的作用。此后，左宗棠又在兰州创办了织呢局。他认为甘肃畜牧业较为发达，羊毛产量丰富，价格较低，只要引进机器生产，就能大获其利。他的想法不仅在为民兴利，更重要的是“慨利权之外溢”，希望利用民族工业抵制洋货。为此，他克服重重困难，从国外购买机器，并从上海运至兰州，招募我国技师，鼓励工人向他们学习，终于于1880年3月开工，共有蒸汽机两台，纺机三台，织机二十台和刷洗、清毛、烘毛、剪毛、漂染、压光、刷清等成套机器设备。织呢局的创办，使偏僻落后的甘肃一时气象更新，受到许多爱国人士和部分在华洋人的称赞。解放后，该局更名为“西北毛纺织厂”，后不断扩建发展，即今天的兰州第二毛纺厂。

左宗棠引进新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创办新式工业，充分拓展了甘肃人民的视野，对于开通社会风气，培养技术力量以及发展兰州地区的工业，起了积极的影响和促进作用。直到新中国建立后，“织呢局”的没备在一段时间内还在使用。左宗棠作为封建统治者的一员，有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但他在陕甘总督任内施行的利民实政，客观上有利于国计民生，也收到了一定的实效。列宁曾在《评经济浪漫主义》一书中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有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左宗棠的利民实政，永远值得甘肃人民怀念和景仰，也值得后人效仿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