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张向西方学习，积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1866年，他任闽浙总督时，曾创建当时我国最大的船舶修造厂——福州船政局。同年十月，他调任陕甘总督后，又以极大的热情，将西方科学技术的火种从东南沿海带到偏远的甘肃。

研究左宗棠在甘肃经营的洋务事业，对于我们进一步分析左宗棠办洋务的目的、态度和方法，对于改变洋务运动史研究中总体论述较多、分省叙述较少的状况，当不无裨益。

　　一

甘肃制造局是左宗棠在甘肃经营最早的机器工业。这是一个军工企业，由他的老部下赖长主持其事。赖长是广东人，具有一定的近代科学知识，“能仿造铁枪、铁炮、后膛枪炮，其灵巧不亚于外洋的军器。”1872年11月底，他应左宗棠之约，从福建携带机器，并在福建、广东挑选一些熟练的工人和技师，由汉口取道来兰，“设局监造新式枪炮，”厂址选在兰州南关。左宗棠“派督标幼丁从之学习”。1873年初，甘肃制造局正式投产。

兰州织呢局是左宗棠在甘肃创办的规模最大的民用工业，也是中国第一家毛纺织工厂。1878年初，左宗棠进军新疆取得了胜利，收复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大部分地区。接着，他就将注意力逐渐转到西北的经济建设上。当时，甘肃制造局总办赖长，以自己没计制造的机器，用甘肃出产的羊毛，试制成羊绒。左宗棠看到后，认为“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著，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便想试办，“为边方开此一利”，“惟以意造而无师授，究费工力”，决定从外国“购办织呢、织布火机全付，到兰仿制”，于是写信给上海采运局补运道胡光墉，附赖长所画的机器图样，希望胡“留意访购”，胡接信后，立即与上海德商泰来洋行接洽购机事宜。泰来洋行建议购置大型机器，左宗棠予以拒绝，主张“用其小者”。1878年底，所聘雇的德国技师石德洛末“将需用的机器载运来华”，共有大小箱笼一千二百余件。织呢局全部机器（其中包括少量的开河、掘井机器）共有四千箱。这些机器包括：（1）动力设备：蒸汽机两部，一部为二十四匹马力，一部为三十二匹马力；（2）织造设备：织呢机二十台及一些次要机件；（3）梳毛机三套，纺线机三架，每架三百六十纺绽，共一千零八十绽；（4）清洗设备：有清毛、烘毛、漂染等机器。这批机器同左宗棠托胡光墉从德国购买的开河、掘井机器一起，于1879年春开始启运来甘，同年10月第一批机器运到兰州。接着筹划和营建厂房，厂址选在兰州通远门外不远的地方，即今畅家巷内，分中厂、东厂和西厂三部分。匠师除华人赖长外，还雇了十三个德国人，其中有两人任翻译，石德洛末任洋总办，李德和满德任总监工。学徒是以“赋性灵敏堪资学习”的陕甘勇丁中抽调的。1880年5月织呢局的最后一批机器运到兰州，经过五个月的组装，于1880年9月16日正式开工生产。

左宗棠在甘肃经营的另一洋务事业是以机器治理泾河。左宗棠一到西北，就注意到这里水利的重要，他说：“西北素缺雨泽，荫溉禾稼疏棉，专赖渠水………地亩价值高下，在水分之多少。水足则地价贵，水绌则地价贱………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洫。”他看到明朝成化年间修建的平凉利民渠“年久淤塞”，曾调勇丁“疏而通之”。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在同治九年就立下了根治泾河的雄心壮志，具体办法是在泾河上源“筑坝引渠，可复郑（国渠）白（渠）之旧。”郑国渠和白渠分别兴建于秦和西汉时期，是泾水流域的主要灌溉系统，但都修建在泾水下游，上游不能得利。左宗棠认为“泾水自郑、白渠后，屡经修筑，旋复就下，不得其利，反受其害。弟颇谓前人修渠，均慕郑、白故蹟，但拟治其委而置来源于不问。以泾流之悍激性成，自高趋下，宜非人力所能施。盖来源既长，收合众流，水势愈大，但于其委治之，断难望其俯受约束，”主张“从其发源之瓦亭、平凉，白水、泾州一带，节节作坝蓄水，横开沟洫，引水灌平畴”。

泾河发源于平凉附近的崆峒山西麓，陇山之中。《甘肃全省新通志》说：“泾河水，在县城（平凉）西，源出笄头山下，”《平凉县志》：“泾河水在县西南笄头山”。笄头山就是现在的陇山，“一名关山”。泾河自六盘山东麓发源后，东南流经甘肃平凉、泾川等地，到陕西省高陵县入渭河，全长达四百五十一公里。要使这样一条流经三省区、全长近千里的河流为民造福，其上源“平、泾、白水、泾川一带原地，皆成沃壤，”“泾川以下……原田变为水地”，全靠人力是困难的。左宗棠原先就听说外国有开河机器，知道“自明已来，泰西水法既已著称，”曾在光绪元年托两江总督沈葆桢代为购买掘井、开河机器，同时又让在英法留学的学生顺便研究这样的机器，但均未见答复。1877年春夏间，泾川县一带“旱，麦歉收，至秋旱甚，麦未下种，斗价一千八百文，民大困”，更加强了左宗棠根治泾水的决心。他想用以工代赈的办法进行这项工程，嘱咐平庆泾固化道魏光焘筹划。恰在这一年，胡光墉来信说外国有“新出掘井、开河机器”，左宗棠便要胡设法买几台，“并请雇数洋人，要真好手，派妥匠带领来甘，以便试办”。接着，又嘱咐胡光墉，开河、掘井机器仍“请购其小者解来”，还确定“将来开河机器，拟先留之平凉”，“治泾水上源”。开河、掘井机器也是通过泰来洋行从德国买的。1879年，这些机器和织呢机一起启运来甘。次年开河机器运到泾源工地。左宗棠派平凉府知府廖溥明主持其事，并请了德国技师，其中之一便是曾主持过兰州织呢局局务的福克。开河的具体地段在哪里，史无明文，只是在《平凉县志》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湟渠，起县城西，绕城北，东注五十余里，清光绪初左文襄公所辟”。

左宗棠还曾在甘肃酒泉筹建过用机器开采金矿的事。酒泉有金，当地人民早有开采，《肃州新志》载：“金：产南山及洞庭山之中，于崖间凿穴取出沙土，向溪中淘之，有似半小麦，有似瓜子者，”“因争淘者多，经官封禁后，设金厂，归武职采办。同治年问……停采”。左宗棠了解这个情况后，便想开掘金矿，以“养活穷民”。1879年春，他让胡光墉雇了两名德国技师到酒泉文殊山一带勘探矿苗，“觅得金沙尚旺之山共只三处，冰雪凝冱，暂难动工。询之本地私挖金沙之人，须四月半入山，八月大雪封山，不能复采。是为时无几，官采不能获利。”只好废然而返。当德国技师在酒泉探矿时，胡光墉还捐送了一具凿金小机器同掘井机一起运到兰州。但左宗棠考虑到产金之地“冰雪迟化早结”，不具备大规模开采的条件，决定暂作罢论。于是，凿金机器当然也就废置不用。左宗棠想用西方科学技术创办酒泉金矿的美梦，还没有做成就烟消云散了。

　　二

以西方科学技术为传送带的洋务事业，经过左宗棠的努力，终于在甘肃兴起了。当时，不少人曾对此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西北地区“本多游牧之地，牛羊繁殖；如能以羊毛织呢，一如外国所产者，未始非利民之善举也。”然而近代工业和工程的建设与经营，乃是一项极为复杂的事业，远非引进一些设备，使用一些机器就万事大吉。机器并不等于呢绒、枪炮、渠道、矿石，生产的正常进行必须有相应的辅助设备、原料、燃料以及市场，还需要有掌握专门知识的人去经营、管理、操纵。那么，左宗棠在甘肃兴办的这些近代工业和工程，经营管理的情况怎么样，发挥的效用又如何呢？

先说兰州织呢局。该厂自1880年9月开工之后，就弊端丛生、困难重重：机器不能全部投入生产，并且时有停歇，生产不能正常进行，产品质量也不能过关。根据同年年底左宗棠透露：“兰州织呢局结构宽敞，安设机器二十具，现开织者尚只十具”。开工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不妙，到第二年就更不景气了：“安设机器二十具，现开织者尚只六具”。产品自然也不会多，每日仅产呢八匹，每匹长五十尺，宽五尺。就是这么一点产品，质量也是每况愈下。开工之初，左宗棠还说：“所成之呢渐见精致”，第二年初便不得不承认“其质虽略逊于洋呢，然亦可供着用”，就是说，仅能穿用而巳，两年之后，时人便称：“织成的呢绒品质很坏，几乎完全不能出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机器不好吗？不是，“机器亦系上等之物”，这是有另外一些原因的。其实，当工厂一开工，就“缺陷很多”。

首先是原料问题。左宗棠在筹建该厂时，原以为“此间羊毛、驼绒均易购取”，能够保证供应的，但事实并非如此。甘肃养羊业原来是比较发达的，经长期战乱后，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劳动人民生活困苦，无力蓄养更多的羊只。1876年，左宗棠曾贷款给贫民买种羊，但他们拿到钱后大都移作生活急用，没有投到畜牧业中去。这样，织呢厂当然“得不到充足数量的原料。”羊毛的质量也很成问题，“很粗很杂，弄得每天得雇四十个人挑拣羊毛，每天（每人）只能拣两磅”。织呢局开工两、三个月时，“一百斤羊毛中，只有十斤能织上等呢；二十斤能织次等呢；五十斤只能织毡子和床毯，……剩余的二十斤完全无用，全是杂毛和垃圾”。开工五个月后，情况就更糟糕了，羊毛“粗得无法使用，大堆地堆在哪儿等着发霉；只有百分之二十能织粗呢，百分之三十能织毡子，余剩的百分之五十全无用处”。这样的羊毛自然“纺不出好绒线，绒线既然坏，便织不出能称做呢布的东西。即便织毡子，原料也粗”。其次是织呢所需的水源问题。织呢须经过清洗、漂染等工序，需水量很大，为保证质量还必须是成份较纯的水。早在选厂址时，德国技师就提出水源不足的问题，但并未引起重视，开工后，问题便暴露出来了，“因为水源缺乏，全部机器每天只能织成十匹呢布；每匹长十八码；如果水源充足，无疑地可以多织很多”。就是“能找到的一点水也含着硷，使得漂染很困难，结果是呢布的颜色很黯淡”。由于上面所说的困难，便产生了第三个问题：市场问题。织呢局的部分产品是供军用的，但也有一部分是作为商品供应市场的。然而，“在织成呢布以前，羊毛的成本已经很贵”，毛质和水质又不过关，使呢质受到影响。这就使产品变得质次价高，根本没有竞争能力，加上甘肃人民贫困不堪，购买力弱，“均尚棉布，而呢不甚销；贩至他省，又以运费较贵，似不合算”。因此，“织成之呢无人购买”，“产品没有销售市场”。

由于存在上述种种问题，兰州织呢局从一开工便面临着岌岌可危的局面。1880年冬，一个英国人就预言：“兰州织呢局很可能不久即将成为历史上的陈迹了”。1882年年底，织呢局德国技师因合同期满而撤走。第二年夏，厂内锅炉爆炸，无力修复，随之停工。1884年5月为新任陕甘总督谭钟麟裁撤。

左宗棠在甘肃筹划的另一洋务事业——机器治泾工程，其间仍是困难重重，最后也以失败告终。泾水工程的营建以左宗棠所部勇丁为主，还征集了部分民侠。这些军民都由德国技师指导。原计划修建一条长二百里的渠道，但德国技师认为这个计划有问题，鼓不起干劲。1880年冬，左宗棠奉诏入京路过平凉时，曾亲往工地视察，对德国技师进行了严历批评。据他说，“洋匠经训饬一番，颇有振作之意”，但工程进展仍十分缓慢。更可悲的是，1881年5月，泾河上游一带连降大雨，河水猛涨，治泾工程的“肇兴工作，猝遇此灾，致以前已成干渠，一并湮塞”。署理陕甘总督杨昌浚主张“停工修治，以节劳费”，德国技师也“谓泾源纷杂，治之劳而见利少”，不能再干下去。但身在北京的左宗棠却认为这是“主利之赢缩而言，”不同意停工。这样，大约在1882年冬前修了一条长五十里的渠道。就是这条费时三年，距离原计划远矣的渠道，也“旋以水低不能上田，遂寝”。

左宗棠在甘肃创办的近代工业，大概就算甘肃制造局生产比较顺利了，但其结局还是不妙。制造局初期只是自造一些铜引，铜帽，大小开花子，仿造德国的螺丝炮和后膛七响枪。此后两年中，还仿造德国后膛进子螺丝大炮二十余尊，后膛七响枪数十杆。与此同时，该局还“参中西之法而兼其长”，改造了一些旧有的武器：如将劈山炮改用合膛开花子，把炮架改为鸡脚式，使其由原来需十三人施放，成为五人；广东的无壳抬枪也用合膛开花子，安宝塔嘴，用铜帽子，使以前的三人管放两杆减为一人放一杆；另外还按照德国后膛进子大炮原理，试制成一种二百余斤重的重炮，用车轮架放。但制造局的主要产品还是子弹。至于该局的组织机构、外国技师和中国工匠的人数，以及其他一些细节，因史籍缺载，就无从考究了。

甘肃制造局是一所封建性很强的官办军工企业，经费由清政府拨给，产品也由清政府调拨，根本不计成本，不负盈方。所以，该厂的生产完全视清政府的需要而定，具体地说，是以经办的陕甘总督的意志为转移的。1880年冬，左宗棠奉调入京，离开甘肃，这无疑对制造局的命运产生了重大影响。左宗棠在这里的时候，虽然“部拨协款大半皆成画饼，有必办之事，无可指之款”，但他作为湘系军阀的领袖人物，一方面可以向各省求援，“仰邻邦接济”；另一方面还可以凭借其名望和权力向洋人借款，来补充饷源，从中抽取部分款项维持制造局。左宗棠一走，情况就不同了。制造局仅工匠费一年就需近三万两白银，其他费用更为可观，这是新任总督所无法解决的。1882年制造局停办。

　　三

左宗棠在甘肃兴办的近代企业和工程，非但没有象他说的使“甘人自享其利”，反而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损失。织呢局“费银百余万两，旋经后任废弃，矩款尽付东流”；掘井、开河、凿金机器也都变成了废铁，弃而无用；“湟渠”费时数年，仍不得其利。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悲惨的结果呢？

企业本身存在的浓厚的封建性是一个重要原因。洋务派所经营的近代工业都患有封建衙门式的管理这一通病，诸如在企业中任意安插亲信，企业没有独立自主的经营权，管理人员的自身利益与企业的成败无关，等等。这一点，很多同志在有关文章中已有论述，本文不拟赘述。这里着重谈另外两个原因。

一、主观主义的瞎指挥

办洋务、办企业，对于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不懂或懂得很少，难免会犯这样那样的错误，甚至把事情办坏；但如果能够虚心一点，多做调查研究，不搞瞎指挥，有些错误是可以避免的。可惜，左宗棠恰恰是个不虚心的人。他是个军事家，打仗很在行，然而对于如何经营近代企业却所知甚少，却又偏偏不懂装懂，大搞其主观主义的瞎指挥。

表现之一，盲目引进机器，缺乏通盘打算。比如织呢局的建造，事先并无一个计划，连购置到多少机器心中也无数。织呢局有几十台机器，在建厂时他却说：“机器厂就前路后营旧堡为宜，纵使堡式狭小，岂不容机器一、二具耶”。对织呢不但要机器，还需用羊毛、绒线、煤等原料、燃料，左宗棠不是不知道，但对供应是否充足的问题却不作调查和细致考虑，在托胡光墉购置机器时便主观地说：“此间羊毛、驼绒，均易购取，煤亦易得，只要有火机便省工力也”。结果当厂子建起后，原料便成了大问题。左宗棠也知道“销路滞则利息微刀的经济特性，但建厂前对呢子销路并不甚了解，就大做其“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的美梦，看不到当地人民均尚棉布，呢子销路不佳的问题，致使产品多积压销不出去，不仅不能扩大再生产，连简单再生产都很难维持。陈炽就曾批评道：“因创办之时，本未通盘筹划故耳”。

表现之二，不顾客观情况，套用狭隘经验。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南方不同于北方，沿海不同于边塞，在交通、气候、地质、水文等自然条件方面都有极大的差异。因此异地的经验只可供当地借鉴、参考，不能在没有摸清当地客观情况之前套用。左宗棠在甘肃经营洋务，采用的往往是后一条方法。这一点在泾河治理工程上反映最明显。还在开河机器运到泾源工地之前，左宗棠就制定了一个规划：“平凉西北数十里，为泾水发源处，南数十里为汭水发源处，至泾州合流，水势渐壮。若开渠灌田，可得腴壤数百万顷。节节作闸蓄水，并可通小筏。吾乡湘资之水，均可于源头通舟辑，醴陵绿水，小筏可至插岭关下。………（平凉）郭外泾流大可用，若溶导得宜，何以异乎？”以后治泾又重申“设闸启闭，如运河及湘中斗河法，以通舟楫。”对泾水的水文情况毫不了解，便要用湖南的经验指导治泾工程，实践中必然失败。泾水自古以来水文情况就极其复杂，它从六盘山麓的岩石中发源，流经陇东的黄土地带，已由清清的溪水变成含沙量较大的浊水，古代民谣就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说法，清朝乾隆时期仍是如此，“泾河自邻以上滩浅而流急，故浊”。泾河水量变化也很大：冬季流量较小，夏秋则猛增；平常年景和洪水暴发时节更不相同，例如泾河的一大支流汭水，“每值暴雨山洪聚发，河水猛涨，汪洋一片，宽达二、三百公尺，历时一日或数小时不等。常年多在小水时期，清流一溪，明可鉴底。”这样一条水石湍急、“暴涨无常”的河源，怎么能同“小筏可至插岭关下”的“醴陵渌水”的河源同日而语呢？由于根本没有考虑到泾水变化大、季节性强的特点，使得工程中途受洪水冲击而遭到极大破坏，最后仍归失败。所谓“设闸启闭……以通舟楫”当然也只能成为左宗棠头脑中的风景画而已。

二、客观条件的限制

和东南沿海相比，甘肃举办洋务事业存在着更多的困难，这种客观条件的制约，在当时情况下还是无法摆脱的。首先，地处边塞、交通不便。我国有“南船北马”的说法，便道出了南方和北方这种运输能力的差别。左宗棠在甘肃兴办洋务时，主要的交通运输手段仍旧是马驮、人背这种比较原始的方法。织呢、开河、掘井、凿金等机器由上海搬运到兰州，就遇到了极大困难，“惟鄂、樊、龙驹、西安各处，运解分合，迟速不齐。”有些机器非常重，而且难运，所以锅炉得拆散了一块块地运，山路有时得开凿了然后才能把大件的机器搬过去。因为有些机件在路上损坏了，又有些浸了雨着了霜，安装工作也受到影响。这些都使建厂所费资金增高。而交通的阻塞，又使质量本来就不高的呢织品销售更加麻烦，陈炽感叹道：“万里甘凉，艰于转运，资本太重，不利行销。”兰州道彭英甲在历数有碍甘肃商务七要旨时也指出：“层峦耸嶂，蜿蜒数千里，无铁路轮船以交通，贩运艰难较他省为尤甚，即使商民不辞跋涉之苦，而本重利微，终至大受其累。”

左宗棠向甘肃引进到机器前曾说过：“官开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承办，耗费少而获利多。似须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东南地区有一批手中积聚着大量货币财富，想投资于近代企业的官僚、地主和买办商人，要在那里实行这种官带商办经营企业的政策，是不太困难的。可是甘肃却不同，长期以来就“寒苦荒俭，地方数千里，不及东南一富郡”，能够集资到巨额资金的富户不多；且这些人僻处内地，对于洋务的新事业还少见寡闻，满脑子的陈旧思想，在没有见其利而得其惠之前，断不会冒倾家荡产之险去经营新兴的机器工业。甘肃也没有一批投靠外国侵略者发了财而眼界又比较开阔的买办商人，如唐廷枢、徐润、郑观应之流。为数可怜的旧式商人还“未闻陇上行商战胜于上海京都之说，况澳美英法之远在外洋，其足迹更梦想不到也”，根本没有那种胆识和才智来接办从外洋引进的机器工业。因此，左宗棠官带商办的主张也就无法实现，而《申报》所说：“设能将此局（注：兰州织呢局）归作商办，涓滴无遗，安见必无起色也？”当然只能仅作议论而已！

　　四

左宗棠在甘肃十年辛苦经营，到北京后“犹魂梦不忘”的洋务事业，虽然全部失败了，但是，他的努力还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经营这些事业的主要目的是出于爱国和利民，他的指导思想也基本上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

左宗棠是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他不甘心国力的积弱和落后，不愿眼看外国侵略者凭借先进的武器肆意横行。他说：“谓我之长不如外国，籍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因而发出了“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呼声。左宗棠办洋务，可以说直接继承了地主阶级改革派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将其贯彻到实践中去。甘肃制造局的创立与经营就反映了这一思想。当然，左宗棠创设此局，也与镇压西北回民起义有关，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还是想扭转中国“因示弱太过，致外侮频仍”的被动挨打局面。1870年，左宗棠还在平凉时就说：“常叹泰西开花炮子及大炮之入中国，自明已然，现在凤翔府城楼，尚存开花炮子二百余枚，平凉城现有大洋炮，上镌万历及胡总制等字，余均剥蚀。然则利器之入中国三百年矣，使当时有人留心及此，何至岛族纵横海上数十年，挟此傲我，索一解人不得也。”1875年即西北回民起义失败两年后，左宗棠在谈到制造局时曾寄于了这样的希望：“若果经费敷余，增造精习，中国枪炮日新月异，泰西诸邦断难挟其长以傲我耳。”事实上，甘肃制造局也为清军收复新疆的战斗作出了贡献，1876年左宗棠在一封信中就说：“弟处有粤人仿制布炮及标鍼快响枪，……昨次攻拔古牧地，深得其力。”基于制造局所发挥过的这种良好作用，当1879年杨昌浚一度“饬赖镇停制炮子”时，左宗棠便明确表示：“此项制造不能停工也，”因为伊犁交涉尚未完成，俄国尚有武力吞并的企图。

左宗棠深深懂得“阜民即可以裕国”的道理，认为：“开利之源，自以因民所利而利之为善，”只有增进民力，国力才能得以振兴。他说：由甘肃到新疆，“素多腴区，若次第经理，开置郡县，养之教之，不难于内地同风并治，非但疆索巩固，俄英诸强邻不敢妄肆鸱张”。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左宗棠才“筹开河、凿井、制呢诸务，以津利源，”使民富而国强。

左宗棠在甘肃创办洋务事业，其主导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有着促进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因素。众所周知，李鸿章等人创办近代工业并不是要中国人民使用机器；相反，他对中国人民会使用机器这件事感到很忧虑，还在1865年，他就说过：“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照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他为了官法能“为之区处”，便对民间使用机器设置重重障碍，对于七十年代出现的私人投资经办近代企业的热朝加以种种限制，实行封建性的垄断政策，如“光绪八年奏准在沪创织布局，十年内不准另行设局。”左宗棠的思想与此大相径庭，不但主张移入西方的近代生产技术，对保护和促进这种生产力的生产关系也极为赞赏，他说：“时议歆泰西之富强，以安常习故为非策，群思舍旧而图新；却于彼此情实究少体会，……西法听商经营，官收其税，故所为多成，国计亦裕。若由官先给成本，并商之利而笼之，则利未见而官已先受其损。盖商与工之为官谋，不如其自为谋；其自为谋也，尚有工与拙之分；其为官谋，更可知也。”西方科技之所以日新月异、向前发展，就是因为他们摆脱了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束缚，采用了“听商经营，官收其税”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政策。中国要向西方学习富强之道，就必须走这条“自为谋”的道路。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条道路必然会导向资本主义。对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左宗棠力加倡导，他说：“惟以官经商，可暂而不可久。如官倡其利，民必羡之；有的实之户不搭洋股者，呈资入股，应准承课充商；官本既还，只收岁课，不必派员管厂。”这同李鸿章要将私人资本“必渐归并官局”正好是载然相反的路线，是顺乎时代潮流，符合社会经济运动总规律的。左宗棠对织呢局的建设曾寄于厚望：“沪局购器募匠前来，正宜趁此时督率原习织造匠工，相从仿效，……今日之学徒，皆异时师匠之选，将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机器治泾工程也是为了让人民掌握和使用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说：“大抵泰西水器有裨实用，为中土急宜仿效之事。此时仿效制造，必选材质与之相近，学艺已有几分者为之先导，庶几易规成功。将来传其法于中土，华人可以互相师法，无须洋匠教习。”酒泉金矿的勘探和准备营建也是同一个目的：“陇境地产五金，试办难期必效……俟有成效，再议推广。”左宗棠在这里处处强调一个“试”字，就是让官办做试验，当示范，给商办引路，以便使近代科学技术推而广之。可见、左宗棠的想法和做法在客观上对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