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黄兴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政体，创立了民主共和国的宏伟大业。在辛亥前的革命过程中，他们受到清政府的诅咒、辱骂、通缉、索捕，不足为奇。但在武昌起义后，创建共和国大业的复杂斗争中，他们屡遭谤议。尤其是黄兴，尽管功勋卓著，却受到“昔年同志，贻书相讥，谤语转移，哓哓嗷嗷”。他可以说是在负谤创业。现就他受讥谤的三个问题，谈一些个人看法。

　　一、武汉战役的“常败将军”

黄兴在武昌起义的激潮推动下，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首义地区的民军总司令。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黄兴在辛亥革命前领导广西钦州防城、镇南关、钦(州)廉(州)上(思)、云南河口、广州起义，后来又主张把武装起义转向腹心地区。在革命党人中具有很高威望。革命形势的急速发展，把一个只在清朝统治薄弱的边远地区组织领导过小规模武装起义、年仅37岁的青年，推上领导万余民军与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清朝正规军作阵地战的将军位置，不能不使黄兴感到紧迫和突然。

1911年9月下旬，黄兴正在香港组织暗杀和策划11省同时起义，听到湖北地区革命党人的汇报，立即电告在美国的孙中山：“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由于炸弹事故，起义提前在10月10日爆发。黄兴应宋教仁之邀到达上海，鉴于起义党人已翻立旧军协统黎元洪为首领，而清军反扑，形势危难，黄、宋又立即赶赴首义地区。当时、长江沿线城镇还在清政府控制下，他们不得不改装易服，跟随红十字会的医疗船同行。10月28日抵武昌，黎元洪告知他们汉口战况危急，黄兴当天慨然担当民军总司令，随即过江在满春茶园设立指挥部。黄兴的到来鼓舞了起义民军，一时士气振奋，商民也燃放鞭炮表示欢迎。黄兴决定利用军民群情激昂的有利时机，向清军发动攻击。而清军这时也正好主动来犯，于是黄兴亲赴前敌，率敢死队督战。遭到清军强大火力反击，大片民房中炮燃烧，清军又大肆纵火，使民军失去掩护，左右两翼相继败退。黄兴曾手斩溃兵数人，不能阻止溃退，汉口陷落。这便是黄兴的一败。

黄兴在军政府紧急会议上分析战败原因，他从双方官兵的素质、训练程度、武器优劣作了对比。特别提出清军装备精良，有机关枪和远射程炮，民军只有步枪和近射程山炮。因此民军伤亡大。战斗日久，过于疲劳。且应征民兵来自本地，入夜径直回家，严重减员。但日间战斗，一经鼓动，仍能呐喊冲锋。黄兴粗略地概括是：“敌占武器精良，我恃士气高昂。”战败并未使他气馁，只是提出等待湖南援兵到达，再图恢复。同时，黄兴立即致函上海中部同盟会的潘训初等，提出：“弟到此间虽亲战两次，未能获胜。极盼宁、皖响应”。

革命总是从劣势开始，逐渐转为优势的，转变的动力就在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意志高昂，领导的方针、政策正确。

然而，对于领导战斗的将军来说，仅靠军民意志高昂，在火力交锋时是难以取胜的。可是当时的湖北军政府除了继续发动革命人民的热情，别无办法立即战胜武器精良的敌军。因此，11月3日黎元洪在武昌阅马厂隆重举行“登坛拜将”仪式。在坛中央树起一面绣有“战时总司令黄”的六字大旗。黎元洪以湖北军政府首领名义亲手授与黄兴印信、委任状、令箭，群众欢声雷动。这种活动对于鼓舞士气，坚定群众信心，自然具有积极作用。但也把革命党首领黄兴置于黎元洪的委任之下，对于湖南援军难有约束，使得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尝到战败滋味的黄兴更感到了“将军”责任重大和处境艰难。黄兴既没有计较地位的高低，也没有因艰难而畏缩。他依旧欣然受命，只是在大会上向同胞们提出：务须“努力”、“服从军纪”、“协同”。这些朴实的词汇里包含着多么强烈的革命激情和黄兴本人的深沉忧虑，是外人所难以理会的。会后，黄兴立即率总司令部人员于当晚进驻汉阳伯牙台，展开了艰苦的汉阳保卫战。

湖北籍革命党人居正等考虑到革命领导权问题，曾邀请一些党人密议，主张公推黄兴为两湖大都督，以保证革命党的领导地位，统一两湖事权。但遭到湖北军政府中地域观念较强的首义有功人士刘公、孙武等人的反对，宋教仁只好当即表示撤销这项提议。

11月上旬，援鄂湘军王隆中、甘兴典两协(旅)先后到达武汉。王主张及时进攻，情绪激昂，甚至扬言：如不反攻，就要带兵回湘。甘则持反对态度。投效黄兴的日本友人也建议反攻，认为清军兵力单薄，不难击灭。黄兴拟订了反攻计划，呈黎元洪，得其同意。11月中，兵分三路，冒雨夜袭，旨在避免清军强烈炮火，但阴雨路滑，行军迟缓，到达清军阵前已是黎明，民军遭到强烈炮火反击，伤亡惨重。一路协统成炳荣因酒醉错下命令，军队向相反方向开行。二路标统杨选青当晚结婚，不遵令进攻。黄兴所率的三路，为进攻主力，湘军王隆中部进逼敌军阵前，被强大火力击退。湘军甘兴典部交战不利，竟率部逃回湖南。总司令部在缺少掩护的情况下，黄兴险遭敌军便衣枪杀。这便是反攻汉口战役的失败。不听令和溃逃的将领虽然分别处置了，黄兴却不得不蒙受“败将”之谤。

11月下旬，在反攻汉口战投中表现较好的湘军王隆中部撤回武昌。王即以士兵过于疲劳为由，拒不开赴汉阳。黄兴派参谋长李书城前往劝说，允发犒金50万元，以资鼓励。王执意不肯回防，以至向李跪求宽恕。黄兴这个无兵可率的总司令，只好仰天长叹。

11月下旬在汉阳又经历了严酷的战斗。清军增援至三万人，守卫汉阳的民军只有一万一二千人。25日新增援的湘军协统刘玉堂率部到汉阳前线御敌，数次冲锋不克，刘当即中弹阵亡。次日，李书城奉黄兴命到军政府汇报战况，会上出现了对汉阳是守是撤的争论。都督府副参谋长杨玺章主张坚守，自告奋勇组织参谋人员赴汉阳参战。27日，清军发动进攻，黄兴与杨同在前沿督战，杨战死，军民伤亡巨大。黄兴坚持到傍晚从前沿撤回，夜渡武昌。这是他的又一次败绩。黄戎装草履在军政府紧急会议上报告战况。陈述了两湖民军意见不一，新招民军缺少训练，援鄂湘军难以驾驭，武器劣于清军等现状。提出汉阳难守，进而主张放弃武昌，进取南京的战略设想。激起首义地区党人的强烈反对。黄兴无兵可率、无计可施，于当晚乘日轮东下。这便是“常败将军”、“汉阳败将”的由来。黄兴事后对故人也每以“败将”自况。

黄兴的秘书长李书城后来撰文，曾为黄分谤。他说进攻汉口失败、引起汉阳失守，“因为我的作战计划错误，使黄先生受‘常败将军’之讥，使革命形势受到挫折，我至今犹引为遗憾。”深知内情的革命党元老冯自由、居正等人对于这一事件都有公正评述。他们议为坚守汉阳，与清军相持一月，正是黄兴之功，而非战败之罪。并说：“克强之功，不在守汉阳之孤城，而在其大无畏之精神。以未经教练之乌合残卒，含辛茹苦，抵挡冯国璋北洋熟练之雄师，因此稳定起义之武昌，促各省革命党之崛起”。黄兴以高度革命责任感，赤手空拳，奔赴首义地区，扶危济难，出生入死。就任民军总司令一个月，阻挡强敌，为创造共和国千秋大业建立了功勋，受到“常败将军”的谤议，自属不公。但他在危难之际提出放弃武昌、居总司令之位径直东走，东下途中又纵容随员致函军政府以鄂人排斥异己为出走开脱，这挫伤了首义地区革命党人和民众的热情，有负军民重望，有损革命首领形象，是难辞其咎的。

　　二、中山让位的“率先妥协者”

民元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令人扼腕兴叹！长时期来，史学界都认定这是资产阶级革命党妥协性的表现，并把“率先妥协”的帽子加给黄兴。其根据可概括为三条：

1.黄兴在武汉督师时，作为革命党首领最先致函袁世凯，阐发联袁倒清主张，并以谦卑之词对袁表示敬仰，许以大总统职位。

2.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黄兴曾尽力主张促成和议，由袁世凯任总统。

3.胡汉民在辛亥南北议和期间，说过“克强之政见，亦日以右倾。”孙中山曾批评黄兴“过于软弱”。

现就这三个问题略作评述和剖析：

第一、黄兴1911年11月9日给袁世凯的信，无疑是革命党领袖人物最先与袁的直接通函。但要准确理解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态度和黄兴写信的缘由，有必要回顾一下清末国内政治斗争的格局。

晚清社会有三种政治势力：以朝廷为核心的专制主义势力，君宪党人和少数清朝官吏构成的改良势力，革命党领导的民主革命势力。前者迫于内外交困，表示要致力改良，但又唯恐由此导致帝位、特权的丧失，因而虚与委蛇。改良势力不要求推翻帝制，只是主张加速改革，分享政权。革命势力倡导以暴力推翻清朝专制政体，建立民国。随着革命运动日趋高涨，改良派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也增强了。清廷对请愿采取镇压手段，孤立了自己，并促使一部分改良派转向革命。面对三种势力，致力军政改革的袁世凯处境窘困。由于他在戊戌变法时期的叛卖行径，为改良派所不齿。为此，一部分贵族也跟他结下了仇怨。再加上他主张军政改革，权大震主，终于在1908年被清廷罢黜还乡。在革命党人心目中，袁是效忠清廷的奴才、镇压人民的凶手。各派势力从策略上考虑，都认为袁只可利用，不可信任。武昌起义爆发，清廷最初命荫昌率第一军赴前敌，令冯国璋统第二军充后备，任载涛领第三军卫京畿。只是因为革命之火迅速燎原，才被迫起用袁世凯。

这时，袁与各派势力的关系依旧在可用而不可信的范围内变动。朝廷在重用袁的同时，对他仍然严加防范。直到授命他组阁，载泽、溥伟等王公依旧打算乘机收回兵权。国内的君宪党人这时多已倾向革命，他们大都主张策动袁世凯反清、饭依共和。国外的保皇党人不见容于革命党，他们要借助袁氏谋求政治上的立脚点。于是提出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八字策略。革命党鉴于清廷用袁，便大讲种族大义，晓喻袁世凯反正。这既是分化清政府、减少革命阻力的策略需要，也是同盟会群众革命意识的反映。同盟会“会旨虽有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诸义，而会员大率以驱除鞑虏为唯一目的”。基于这种共同心理，1911年10月14日，清廷起用袁世凯后，革命党的报刊便纷纷发社论、写短评、刊投书，或劝谕、或警告，提示袁勿忘清廷罢黜之耻，牢记兔死狗烹的教训，进而希望他做中国的华盛顿。

在多种势力影响下，袁世凯对于清廷，既表示坚持君主立宪，反对革命；也不忘三年前被罢黜的宿怨，最初只以“足疾未愈”复奏谢恩，不肯出山。随后又在奏折中援引“虚君共和”的说法，延聘梁启超入阁，以释戊戌叛卖之怨。对于革命党则主张剿抚并行。清廷希望他成为第二个曾国藩，他却进而提出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待起义人员、解除党禁、保证军费等要求。直到清廷接受了这些条件，袁才于10月26日启程赴湖北，并下令强攻汉口，以显示其价值。黄兴奋力反击，未能奏效。11月1日汉口被清军攻占，同一天，清廷任命袁世凯组阁。清、袁合作日趋密切。

袁世凯在军事上得手后，11月上旬两度派人携函到武昌游说议和，玩弄“抚”的策略。妄图在君宪制的前提下，招降起义者。这时袁尚未进京，武汉民军处于战败地位。黄兴既不能在军事上胜袁，又不愿断然拒和，激袁北上组阁。于是才于9日致函袁氏，除了对袁函所说“停战息兵，以免生灵涂炭”予以严正批驳外，特意阐述只有推翻清政府，百姓才能安居乐业的道理。着重向袁剖析：清廷召他进京组阁，是撤他的兵权，“非所以扬我公，实所以抑我公；非所以纵我公，实所以缚我公也”。最后，称赞袁的才华，晓喻袁建立华盛顿式的功业。南方各省将“无不拱手听命”。黄兴在信中表达的原则立场是：覆满清、附共和、举总统。这也是黎元洪等军政府领导人接见袁氏所派刘承恩、蔡廷干时所共守的准则。至于称赞袁氏才华高超的溢美之词，不过是策动袁氏反清的技巧。这封信是针对袁氏招降的答复。以策反对招降，说不上是妥协，而是反击，宣示了革命党的联袁倒清策略。

至于说11月9日致袁的信是革命党首领最早的一封，从形式上说，无疑是对的。但就联袁倒清的思想考察，11月中，孙中山致《民立报》电中所说：“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有人解释这是听黄兴的报告，受黄的影响。但胡汉民却指出孙中山一到伦敦，吴稚晖就向孙建议联袁倒清。联系到武昌起义后，在海外的党人吴稚晖、章士钊夫妇(在英国)、张人杰(在法国)、蔡元培(在德国)等10月21日-24日间杜撰、传播孙中山推举袁世凯当总统的消息来考虑，都不过是旨在离间满、袁，联袁为的是倒清。这与其说是黄兴的首创，勿宁说是党人基于排满思想所产生的共识。黄兴之所以最先写信给袁世凯，只是由于他处在国内党人首领地位，而又与袁氏在首义地区正面对立的缘故。事实上，孙中山不仅在11月中自己编撰过袁世凯1910年邀他共同反清的故事，12月，他对于联袁倒清更有周详的阐述。根据黄兴11月9日的信，得出他是主张让位的“率先妥协者”，难以服人。

第二、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后，黄兴曾大力主张促成和议。如前所说，黄兴策反袁世凯和后来主张南北议和，对袁的原则立场都是：推翻清政府、赞成共和制，然后才可以选袁为总统。他作为民军统帅确实在南北和议开始后两天，即12月20日，由他密谕江浙联军参谋长顾忠深与得到段祺瑞同意的保定陆军小学堂监督廖宇春，在上海文明书店达成了五项秘密协议，主要是前三条：(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黄之所以大力主张和议，其苦衷是：“军队既不堪战，而乏饷且虑哗溃”。所以和议期间他沉重地向汪精卫、胡汉民说：“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割腹以谢天下”。于是，汪精卫便大力斡旋于伍廷芳、唐绍仪之间，促进和议。胡汉民也在南京临时政府内部解说孙中山之所以主张和议并让出总统职位的苦衷。对于和议及让位，胡汉民体谅黄兴的处境，并自己承担了责任，他坦率地承认：“余与精卫二人，可云功之首，而又罪之魁！然其内容事实，有迫使不得不尔者，则非局外人所能喻矣，”可见，以主张和议责黄兴率先妥协是不正确的。值得一提的是，在黄兴委派顾忠深与廖宇春达成秘密协议的后一天，即12月21日，孙中山由欧返国停泊香港，当天，孙曾向胡汉民、廖仲恺论到联袁倒清，他说：“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粗之自易”。按照当时孙泊居香港的通讯条件，黄兴得知顾、廖协议后，不可能传达到孙中山手里。后来，胡、廖(仲恺)的回忆也从未提到当时得知黄的上述活动。这就是说，孙、黄1911年末在相距千里的上海、香港各自所想到的联袁倒清策略是如此相近，这恐怕只能说是英雄所见略同吧？黄兴“率先妥协”说怎能成立呢？

第三，关于胡、孙对黄兴的批评。胡汉民论黄“右倾”主要是说他引用了旧人，“为收缙绅之望”，也论到和议。前者这里暂不讨论，至于和议，他对黄的处境是同情和理解的。孙中山对于和议是说过一段刚烈的话，但也说过许多联袁倒清、虚位待袁的话。他批评黄兴“过于软弱”。黄兴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而和议未成之际，曾经委屈地向带兵援宁的耿毅剖白过：“(我辈)本意扫清清廷庸劣政治和旧军阀、官僚分子。初起时，各省军队和一般人士均甚奋勇激烈。及闻议和，我辈同仁尚有直捣黄龙之心。而附和革命者，不是盘踞地方，就是拥兵自卫，只求目前名利，不计将来祸患，甚至以军队名义要求非和不可，并暗与袁通声气。加以黎宋卿(元洪)本非革命者，更坚持主和。我若过于强制，他即单独与袁议和。大势如此，我何能独持异议？孙大总统初回国，尚不知此中内容，责我过于软弱，我只好忍受”。黄的参谋长李书城曾具体列举了七八个都督和统兵将领，认为如果和议破裂，革命党对袁作战，“他们很可能是反戈相向的”。事实上，不仅附和革命的人争权夺利，革命党也因争权夺利发生了分裂。章太炎1911年12月12日先唱“革命军兴，革命党消”之论，1912年1月初宜布脱离同盟会，与程德全等人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1月中，湖北部分同盟会员拥黎元洪组织民社，跟同盟会为敌。孙武等拟在中枢任要职，未能如愿，他们独立门户后，便猛烈抨击孙中山和黄兴。江浙地区派系萦多，互不相让。武汉地区的文学社与共进会闹到互相仇杀。居正曾指出：“孙中山先生任临时大总统后，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搞好内部团结的问题上。以地区说，有胡汉民的广东集团，黄兴的湖南集团，苏浙的陈其美，湖北的张振武、孙武、蒋翊武等。起义军内部更复杂，黎元洪卖身投靠袁世凯,和革命党公然为敌。九镇徐绍桢和林述庆有磨擦，陈其美和陶成章互相敌对，真是记不胜记”。从这些情况考虑，以黄兴为核心的一批将领，对袁世凯有这样的设想：“只要他肯推翻清室，把尚未光复的半壁河山奉还汉族，我们给他一个民选总统。任期不过数年。可以使战争早停，人民早过太平日子，岂不甚好！如果不然，他会是我们的敌人。如不能战胜他，我们不仅得不到整个中国，连现在光复的土地还会丧失，也未可知”。这恐怕也是构成黄兴“软弱”的证据。但是，孙中山也正是在1911年12月底鉴于革命党内因争权夺利而分裂的迹象已经发生，而临时政府一经成立还有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因此他也赞成和谈并决心让位给袁世凯。他的决定后来也遭到一些人的贵难，他也委屈地作过类似剖白，不过，那是在两年以后。1914年10月他曾这样说：“局外人不察，多怪弟退让。然弟不退让，则求今日假共和犹未可得也。盖当时党人已大有争权夺利之思想，其势将不可压。弟恐生出自相残杀战争，是以退让，以期风化当时，而听国民之自由进化也。倘若袁氏不包藏祸心，恢复专制，弟之退让，实为不错”。

南北和议孙中山让位早已成为历史。是是非非似乎已经论定。为什么孙中山认为“不错”的事，落到黄兴身上的都是谤语呢？可贵的是，黄兴仍在负谤创业。

　　三、“法律解决宋案”“时机坐失”

1913年3月20日窃踞民国总统职位的袁世凯制造了刺杀宋教仁血案。“宋案”激起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被迫辗转逃亡日本，在检讨失败的过程中，孙、黄的分歧公诸于世，成为后世研究的资料。

除了1914年5月孙中山有责难黄兴之信，1915年3月孙中山又在致黄兴书中首先表示“癸丑之役，文主之最力”，然后便指责黄兴当时所说：“法律非无效力，对此问题(指宋案)，宜持以冷静态度，而待正当之解决。”“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以及后来在南京统兵讨袁时“贸然一走，三军无主，率以失败”。

在孙中山上信之前一个月，陈其美曾有长函致黄兴，说到孙中山对待“宋案”，“所定计划，厥有两端。一曰联日。……二日速战”。“乃吾人迟钝，又不之信，必欲静待法律解决，不为宣战之预备。……时机坐失，计划不成；事欲求全，适得其反”。

1915年2月25日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的联名通电中有所辩白，流露出“被谤议不能自明”的委屈。通电并未提到1913年党内所共同存在的“法律解决”这个概念。对于1913年武力讨袁，则提出：“当举事时，成败利钝，已能前睹。一击不中，即复戢兵，诚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重生灵涂炭之祸。兴等虽以此受同志之责，居怯之名，质之天良，尚无所歉”。

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恣意恢复专制统治，终于走上帝制自为的罪恶之路，在举国军民的讨伐下，迅速败灭。于是，“宋案”发生之后本当立即武力讨袁似已成为英明预见，而黄兴主张“法律解决”以致“时机坐失”也就成了不易之论。

这里也提出三个问题，予以剖析、评议。

1.黄兴为什么会主张“法律解决”？只要追忆一下“宋案”发生前八个月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随即孙又电嘱黄兴北上，以及孙、黄与袁氏会谈的景况，就不难发现正是这次会谈造成一种融合南北、消除党见的和谐政治气氛。孙、黄都对袁世凯说了许多赞扬的话：孙认定袁“可与为替，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指袁)莫属”。黄兴也屡次说：袁“热心维持民国”，“实为今日第一人物”，表示“钦服”。孙中山还在国民党成立大会上告诫党人：“勿争愈见，勿较前功”。“即有他党反对，我党亦宜以和平对付”。黄兴也在演讲中表示：“以化除党见、统一精神为第一要义”。孙还说：“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

1912年9月25日袁世凯公布了一个与孙、黄共同协议的“内政大纲”，共八条，又称“八大政纲”。主旨是阐明：“立国取统一制度”(第一条)；“军事、外交、财政、司法、交通，皆取中央集权主义，其余斟酌各省情形，兼采地方分权主义”(第六条)；“竭力调和党见，维持秩序，为承认之根本”(第八条)。孙、黄不仅赞同这份旨在加强专制统治的“八大政纲”，而且把舆论界抨击袁世凯有“帝制自为”之谋，称作纯属无识之徒妄相猜忌。这二位革命领袖也以办实业、为实现民生主义自诩。宋教仁被刺前的活动也是要证明在和平生活中实现法治，重大政治问题经过国会议决。国民党竞选议员取得参、众两院多数席位后，他更以未来国务总理的气概，抨击时政，监督政府，造成了法律具有神圣地位的假象。袁用卑劣手段秘密组织刺杀宋教仁后，宋在临终前还致电袁世凯申述政治抱负。资产阶级和广大民众向往和平建设生活，在突然发生血案后，没有立即武装讨袁的精神准备。革命党人任都督的东南各省将领也有不少人认为实力不足，备战不及，难于立即武力讨袁。黄兴等人在事后通电里的辩白所代表的正是这些人。尽管黄兴鉴于上述世风民情，提出过“法律解决”，但当这种不切实际的主张证明丝毫无济于制袁时，黄兴也戎装上阵，在南京树起了武力讨袁大旗，但毕竟是失败了，于是，难辞“时机坐失”之咎。

2.孙中山最初是否有过类似“法律解决”的主张？所谓“速战”论是否现实？关于武力讨袁，孙中山确曾说过：“在我惟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据此，史学界长久以来根据一些名人的回忆，都认定孙中山一开始就主张武力讨袁，跟黄兴的“法律解决”作为对立面予以评说。近年，俞辛焞在《二次革命时期孙中山的反袁策略与日本的关系》一文中，征引大量日文档案论证孙中山并非一开始就主张武力讨袁，“是经过多次曲折的变化而形成的”。他把孙的思想变化分为六个时期。简要地说，第一、二时期，即1913年3月25至4月上旬。孙中山是想通过国会弹劾或列强施加压力迫袁辞职。他曾向日本驻沪总领事有吉说过，他反对以暗杀对付暗杀，“坚决采取光明正大的手段，在议会上弹劾袁世凯”。如果袁用武力对付议员，“我方也用武力与之对抗，南方已有这一决心”。虽说有“决心”，但北京传出准备暗杀提出弹劾案议员的消息，致使弹劾流产时，南方尚无实力对付袁的武力威胁。于是，便有请列强对袁施加压力，迫袁辞职的主张。这一主张被列强拒绝，孙中山才转而准备武力讨袁。所谓国会弹劾不正是“法律解决”吗？

当然，孙中山与外人谈话，不见得充分表达了他的“速战”思想。他在跟同志们一起讨论对策时，确曾表示过如果能有两个师军队听任他调度，他将立即向袁兴师问罪。当时就有人认为并无两师军队，妄论速战，无济于事。而黄兴所说的南方武力不足恃，却得到参与者的共鸣。最后只好分电粤、湘两省征询意见，胡汉民、谭延闿都说战备不足，不能立即起兵。赣督李烈钧表示过主战，并积极主张联合皖、粤、湘、闽等省共同行动，还派人到湖北游说黎元洪，“黎公不为所动”。闽督孙道仁也持消极态度。皖督曾主张与江西先行发难，考虑两省实力单薄，处境危险，也未实施。4月中下旬革命党人在上海召开秘密军事会议，革命党的军事将领多数同意黄兴的意见，普遍认为“我方兵力不能敌袁，与其速失败，莫若练兵观变，袁尚不敢过于轻视”。会议的结果，并非速战，“仅议定进行全面布置的准备工作”。为什么像胡汉民这样忠诚于孙中山的都督也会这样消极呢？有人认为是陈炯明统兵不驯。其实，虎门要塞司令饶景华反对出师的言论，就足以解释一切。他说：“倘有径行出师，反抗中央，自召灭亡者，过虎门时当以巨炮对待”。不仅军界党人很难“速战”，革命党的喉舌—《民立报》,4月下旬所载徐血儿写的《综论大暗杀案》还在鼓吹“法律解决”，文章说：“记者对于本案之主张，即袁、赵自行解职，组织特别法庭，以受法律之裁判是也”。当然革命党中也有人主张立即起兵讨袁，但是，除了义愤，并无实力和良策。试想这样的革命党如何能够“速战”呢？

3.“联日”遭拒是扼制“速战”的重要外部条件。陈其美在论述孙中山武装讨袁计划时，“联日”与“速战”是相提并论的，实际上确也成败相关。孙中山决定讨袁时讲过：“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陈责备黄兴时却说：“在中山先生认联日为重要问题，决意亲往接洽，而我等竟漠然视之，力尼其行”。听任袁世凯派使说日，以致党人失去援助。这是不实之论。

第一，孙中山想亲自赴日游说未能成行，不是党人的劝阻，而是日本政府始终劝阻孙中山不要起兵讨袁，力求和平解决“宋案”。为了向袁世凯显示亲善旧本政府始终反对孙中山去日本。1913年3月底孙曾向日本驻沪总领事有吉谈过赴日的事，当时孙夫人因车祸受伤，孙中山想以看望夫人为名去日本。有吉和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曾合计，同意孙的要求，以便基于帝国的方针，加以利用。最后，仍被日本外相牧野拒绝。5月初黄兴为争取民本军部和元老的援助也曾要求访日。日本军部既拒绝黄赴日，也不给援助。不仅如此，二次革命失败后，孙、黄也是先经香港、基隆才辗转到日本的。

第二，孙、黄联日旨在取得援助，都一再遭到日本政府断然拒绝。例如：1913年4月上旬，孙中山会见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支店负责人，不惜以中日合办日华银行为条件，要求贷款。日方没有满足要求。同月上旬，黄兴派杨廷溥赴日，争取军部援助，毫无结果。而4月下旬，有日本参加的五国银行团向袁政府放贷2500万英镑却宣告成立。5月下旬，黄兴在上海两次会见日本东亚兴业公司的白岩龙平，用南昌——萍乡铁路名义，拟贷款1000万日元，也因为日本政府干涉，未能实现。日本政府的一贯方针是劝革命党与袁政府妥协，不要武力反袁,5月，日方曾派孙、黄的好友宫崎寅藏向他们传话，不外是用和平方法解决时局问题。孙、黄曾联名复电称：“甚谢宫崎的传话。唯恨无妥协余地。……危机迫在眉睫。如有日本的援助，则取积极的行动；如无外援，则将背水一战。乞援助”。电报表达了孙、黄的讨袁决心，但仍然期望日本予以援助。日本依旧断然拒绝。5月末，即将来华接任公使职务的山座丹次郎抵沪，还是劝孙中山不要武力讨袁。孙强调反袁不是个人私怨，而是保卫共和制度的大问题。他退而向山座提出：“不求日本援助，只要日本尽力不让其他国家助袁就满足”。也没有得到承诺。与此同时，有吉又再次劝黄兴不要用武力解决南北问题。黄兴提出了一个和平解决方案，其内容是：

1.继续维持共和政体，不要干涉国会。

2.宋案交法庭公开审判。

3.五国贷款由国会审议。

4.撤回北方派遣的军队，南方也解除兵备，恢复正常状态。希望日、美公使共同劝告袁世凯接受这一方案。日本不表赞同。

6月9日和14日袁世凯先后免除赣督李烈钧和粤督胡汉民的职务。17日，孙中山秘密到达香港、澳门与胡汉民和新任粤督陈炯明商讨武力讨衰，陈不仅陈述了商人厌乱，不赞成打仗，而且谈到他手下有二、三人被袁收买。日本官方探得了孙的南行踪迹，并密令驻沪、港总领事了解的孙的活动。孙中山6月底返沪后，对追踪访问他的有百总领事说：南行使他切实体会到去年以来，自己提倡以袁世凯为中心的言行深入人心，目前一下子很难把民心扭转过来讨袁。他除了等待时机，还准备派当选为议长的张继和有影响的议员返回北京，以国会为阵地限袁世凯展开合法斗争。这些莫可奈何的措施都是联日受阻后的无效挣扎。日本不乏真诚赞助中国民主革命的义士，但日本政府却始终排拒革命党，扶助和结好袁政府，这自然不是出自对袁的厚爱。其罪恶用心可以从后来提出“二十一条”得到解答。“速战”难行很大程度上是因“联日”设想受阻。当然，从上述情况看，联日不止是孙中山的计划，也是包括黄兴在内的共同谋略。

众所周知，以7月12日李烈钧宣布独立为标志，爆发了二次革命。13日南京革命党的主力军第八师两旅长赴沪见黄兴，黄立即与孙中山磋商，自请赴宁起兵讨袁，让孙留沪，待局面好转，再前往主持全局。15日，黄兴与苏督程德全会晤，用受程委任的方式通电讨袁，并推举袁的宿敌岑春煊为各省讨袁大元帅。但是，老于势利得失的程德全两日后潜离南京，向袁世凯通电输诚。袁派冯国璋、张勋率兵南下，南京军队一部分被收买。西面李烈钧部战败，东边陈其美部攻上海制造局不克。黄兴三面受敌。在宁饷械不支，后援断绝，于29日夜与参谋长黄恺元乘日本运煤船赴沪，转香港。

兴师讨袁，半月败退。检讨败因，孙、黄认识分歧，耿耿难融。孙强调：“若兄当日有听弟言，宋案发表之日，立即起兵，……吾党有百胜之道，而兄见不及此。”黄兴则以“弟与先生曾分电湘粤两都怪，要求其同愈，当得其复电，皆反复陈其不可”对答。至于他在南京起兵，更认为：“当举事时，成败利饨，已能前睹”。孙气愤地指责黄在大事已去的情况下，他一人运动第八师的营长“欲冒险一发，以求一死所，又为兄所阻不成”。黄则解释说，那是怕中山轻身陷阵，遭遇不侧。“故弟愿以身代先生赴南京，实重爱先生，愿留先生以任大事”。从孙中山的气愤中可以看出，那是由于孙听到黄兴部下的轻蔑传言，说“中国军界俱是听黄先生之令。无人听孙文之令者。孙文所率者，不过一班之无知少年学生及无饭食之亡命耳”。这里所透露的信息已经不仅是二次革命起兵的时机问题，而是革命党内两种不同社会阶层对现状认识分歧的积怨。孙、黄分歧不仅限于二次革命起兵。但后来在反对袁世凯帝制自为的斗争中，他们又携手并肩，共同战斗，为创立民国大业，和衷共济。领袖襟怀，后世风范。但就二次革命之败而言，传统的褒孙贬黄之论，与事实不符，于道理欠公。

黄兴负谤创业难能可贵。民国初年革命党内流传着“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评说。陈其美认为，“此语一入吾人脑际，遂使中山先生一切政见，不易见诸施行”。其实，黄兴正是为实现革命理想不仅含辛茹苦、出生入死，而且屡遭谤议，难以剖白。从总体说，“黄氏实行”，无悖于“孙氏理想”。某些方面倒足以匡正“孙氏理想”在实际策略中的不切实际部分。

领导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没有顺应时代进步潮流。适合人民迫切需要的理想和理论，是不能成功的。但是，理想和理论只有在发动、指导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受到检验、补充、修正才能趋于完善，取得胜利。二者缺一不可。

海外学者有人这样评述孙中山：“他本人的想象力和他的改造中国的雄心，大大地超越了他所生活着的社会和他所能集中起来的力量的具体现实”。但是，他所崇敬的民主共和政治理想和创立的三民主义理论，确实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封建专制政体，建立了民国，使他成为现实的革命家，名垂青史。而黄兴在三民主义理论指导下，领导起义和创建共和国的革命实践中补充、修正孙中山在政策、策略中的不足，是功不可没的。这也正是人们论述辛亥革命和创建民国伟业时，把孙、黄并列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