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兴名臣”左宗棠，在一生政治活动中，主要做了几件事，即镇压人民起义，倡办洋务。收复新疆失地，抵抗外国侵略。几十年来，一些学者虽对他的历史功过作过不少评论，但就左宗棠早期思想与活动，以及对他以后从政的影响论述尚少。本文试就左宗棠的早期思想作如下探讨。

　　清苦简朴的家境  孝义济贫的家风

左宗棠，字季高，嘉庆十七年十月（1812年11月）生于湖南湘阴东乡左家塅。其家世代孝敬长辈，以“耕读”为业。他有两个哥哥，三个姐姐，加上祖父、祖母、父亲、母亲，共十口人。其祖父左人锦，字斐中，国子监生，以教书为业。父左观澜，字晏臣，一字春帆，县学廪生。先祖给他遗下薄田数十亩，每年靠所得租谷四十余石为生，因家境不丰，左观澜便长期在长沙当塾师，“非修脯无从得食”。左宗棠刚生下来时，因其母无乳汁，亦无钱雇乳母，只好“吮米汁”，以致日夜啼哭不绝，肚脐突出，直到宗棠年长，“腹大而脐不深”。嘉庆十二年，东乡大旱，左宗棠之母“屑糠为饼食之，仅乃得活”。他在《二十九岁自题画像》诗中曾这样写道：“十数年来一鲜民，孤雏肠断是黄昏。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飧。五鼎纵能隆墓祭，只鸡终不逮亲存。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属儿孙咬菜根。”这是对他家庭艰难生活的真实写照。左宗棠十五岁那年，母病重，其父借债买参，但不久仍长辞人世。十九岁时，其父又重病染身而亡。父母病逝，药费及安葬费共欠债银二百多两。加之长兄夭折，姐姐出嫁，家中只剩下他与二哥宗植两人，生活无着，宗植只好谋食他乡，客游武昌。左宗棠在《辛卯仲兄客寄武昌送别后却寄》诗中有云：“一家尽死丧，君我先人遗。念兹并百忧，泣涕以涟洏。”连遭不幸、孤苦伶仃的左宗棠因贫困交加，只得硬着头皮“入赘周家”，随后才将父母的药费和安葬费债务还清。

左氏虽家境清苦，但却素有乐善好施的家风。左宗棠的曾祖父左逢圣，生平举止端严，居贫好施，以孝义著闻于乡，“尝于高华岭设茶数年，以济行人”。乾隆十七年，当地田亩欠收，他竟然典当自己衣服而“施粥于袁家铺”。左逢圣年幼时，其大父“染疾数年”，他与其父朝夕侍奉，“尝亲持秽服临江澣濯，涕泗交流，见者叹其诚孝”。左宗棠的祖父左斐中，亦“以孝义闻”于乡，曾仿“社仓法”，“倡捐谷为族仓，以备凶荒岁欠”。左宗棠五岁时，即随父读书，六岁读《论语》、《孟子》时，即“兼读大注”。其父教子甚严，“循循善诱”，“尊卑上下，罔敢稍越”。左宗棠自小生长在这样的家庭里，自然受到了这种“言传身教”的影响，一八三二年，左宗棠的大姐嫁朱姓，家里“贫不能举火”，他便把妻子周诒端“出奁资百金”，为他准备会试北行的盘缠“悉举遗之”。亲朋好友见此，便凑得百两银子，才得以“启行北上”。据《左文襄公年谱》（卷一）载：道光末年，湘阴连年水旱，左宗棠“节缩衣食，筹备积谷”，向亲友筹捐，建义仓，以救济饥民。他的夫人也亲自“散米俵食，并丸药乞病者”，“不足则典簪珥，减常飧佐之，全活甚众”。左宗棠与家人倾其所有，救活了大量饥民，确属可贵。

由于左宗棠生长于“积代寒素”之家，自幼又受良好家风的薰陶，便养成了他刚明耐苦、勤俭朴素的生活习惯，奠定了他孝敬父母，关心饥民疾苦的思想基础。因此，在他为官之后，通常只著布袍，非宴宾客不沾海鲜。左宗棠得子甚迟，其子孝威道光二十六年八月生，母体弱无乳，没有雇乳母，次年四月，其子孝宽生，后母“竝哺”孝威（《左文襄公年谱》引《先考事略》）。左宗棠做浙江巡抚时，得第一个孙子，也不许雇乳母。他被授以饮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时，寄诸子书（甲子）云：自己带兵五年，“不私一钱”，任封疆三年，所余养廉不过一万数千两，尚拟缴一万两作京饷，“所余不过数千而已耳。”以此告诫其子。他年轻时就注意了解民间疾苦，重视农业和农民生计，故以后收复新疆失地，师行万里，“虽酷暑严寒，必居营帐，与士卒同甘苦。”他捐款修筑城墙，助书院膏火费、赈济家乡湘阴县水灾等义举，其年俸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都用在这些上面。他爱护关怀部下，如其得力助手刘典，积劳成疾，病逝兰州，他从年俸中划出六千两银子赡养其老母，抚养其子女。

　　关注时局  心忧天下

左宗棠早期所处的年代，正是清王朝盛极之后处于衰败阶段。国内，清王朝政治腐败，“天下贪官，甚于寇盗，衙门污吏，何异虎狼。”而贵族官僚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严重摧残了农业生产力，致使农村经济凋敝，农民生活愈来愈贫困，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农民起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封建统治危机四伏。国外，处于上升阶段的世界资本主义英、法、美等国，为开辟市场，推销工业品，掠夺廉价工业原料，正不断对外进行侵略，争夺殖民地。1840年，英国发动了侵华的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广大民众极为疾苦，整个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左宗棠对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忧心忡仲，极为关注。道光十三年（1833），二十二岁的左宗棠第一次上京会试期间，与好友胡林翼连床夜话。“彻夜谈古今大政，论列得失原始要终，若预知海内将乱者，辄相与欷歔太息，引为深忧”。科场失意后．他在北京把自己所见、所闻、所忧、所感倾注在《癸已燕台杂感八首》的爱国诗篇里，其中五首写道：

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      湘春门外水连天，朝发家书益惘然。

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      陆海只今怀禹迹，阡庐如此想尧年。

天下军储劳圣虑，升平弦管集诸官。      客金愁数长安米，归计应无负郭田。

青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      更忆荆沅南北路，荒村四载断炊烟。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青青柳色弄春晖，花满长安昼掩扉。

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硕千秋此石田。      答策不堪宜落此，壮游虽美未如归。

置省尚烦它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故园芳草无来信，横海戈船有是非。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报国空惭书剑在，一时乡思入朝饥。



二十男儿那刺促，穷冬走马上燕台。      洛下衣冠人易老，西山猿鹤我重来。

贾生空有乾坤泪，郑綮元非令仆才。      清时台辅无遗策，可是关心独草莱。

诗中，作者对那种漠不关心国事，沉醉于骄奢淫逸生活中的贵族、官僚，给予辛辣的讽刺，提出了在新疆建省，加强西北边防建设，抵抗外国侵略扩张的设想，并对广大民众的深重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当时只叹自己乃一介书生，功名未就，无法施展才能，故而发出“报国空惭书剑在”、“贾生空有乾坤泪”的感慨，表露了他对时局的忧虑和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其间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热情。

一八三五年，左宗棠第二次会试不中。次年，他赘居湖南湘潭周家，潜心攻读。此时他僻居乡村，但仍对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表示了无限的忧虑，正如他在一幅联语中写的那样，“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以探求强国治世之道。

1840年，震惊中外的鸦片战争爆发，这时的左宗棠正在安化陶澍家当塾师。虽然他地处僻远的山村，消息十分闭塞。只能从长沙贺熙龄的来信中得知一些战争的情况，但却十分关心战争的前途，并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发表抵抗侵略者的看法和主张。他认为，英殖民者对中国“包藏祸心为日已久”，战争的发生是意料中的事，是由侵略者的本性决定了的。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匪但不能急旦夕之功，而亦并不能求岁月之效”，必须作持久的打算，并建议沿海各省“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火药归营，修合兵勇，一体叙功数者实力行之”，实行坚壁清野，断绝敌军的来路，“为固守持久之谋”。清军在军事上的迭次失利，敌军愈加猖狂之时，左宗棠主张中国必须抵抗到底，如卑辞求和，“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将士无自固之志”，其后果不堪设想。在此期间，他写了“《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诸篇”，为反侵略战争研究谋略，并对琦善之流妥协投降的卖国行径进行了愤怒的谴责。他认为，“方今时事之坏，无过上下欺瞒，贤奸失别”，实为“病源所在”，“以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顺之私”，“以和要主，张贼势而慢军心”，“以奸谋误国，贻祸边疆”。左宗棠认为对此妥协投降人士，道光帝应“驰使封剑”，将他们“斩首军前，数其输国之罪，布告中外，……以壮三军之气，而寒彼族之胆”。同时，他对以林则徐为首的抵抗派给予热情的歌颂与支持，如他自己所言，自海上用兵以来，“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1840年10月，林则徐和邓廷桢遭到投降派的排挤打击，被革职，其后军事形势急转直下。面对强横、贪婪成性的侵略者和投降派的卖国行径，左宗棠挥毫写下了《感事四首》，其中写道：

爱水昏波尘大化，积时污俗企还淳。        龙户舟横宵步水，虎关潮落晓归营。

兴周有诰拘朋饮，汉策元谋徙厝薪。        书生岂有封侯想，为播天威佐太平。

一怒永维天下祜，三年终靖鬼方人。

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        王土孰容营狡窟，岩疆何意失雄台。

痴儿盍亦看蛙怒，愚鬼翻甘导虎来。

司马忧边白发生，岭南千里此长城。        借剑愿先卿子贵，请缨长盼侍中才。

英雄驾驭归神武，时事艰辛仗老成。        群公自有安攘略，漫说忧时到草莱。

左宗棠在诗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军的侵略本性，认为只有坚持抗战到底，才能夺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并对林则徐等爱国将领为抗英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同时又无情地鞭挞了“痴儿”、“愚鬼”这类畏敌如虎、引狼入室、卖国求荣的投降派的罪行。

纵观左宗棠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忧国忧民，反对卖国投降的诗文，表现出他早期强烈的爱国思想。正是由于这种强烈的爱国思想，一直影响着他为官以后的生活道路。左宗棠“出山”后与李鸿章在“塞防”与“海防”之争中，慷慨陈词，据理力争，毅然出师西征，讨伐阿古柏，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收复新疆失地，维护祖国领土完整。他在这里所表现出的爱国壮举与其早期强烈的爱国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潜研舆地兵法  致力经世致用

在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下，青年时期的左宗棠，还潜心研究“经世之学”，这为他以后三十年的建功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道光九年（1829），十八岁的左宗棠在书肆中购得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读史万舆纪要》诸书，“昕夕稽究，有所证发，辄手自条记”。“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魏源为贺长龄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编》，他阅读时，批注“丹黄殆遍”。当时国家承平日久，一些读书人只知有“举业”，沉溺于八股文，见左宗棠读这些书，“莫不窃笑以为无所用之”。但左宗棠却更加勤奋攻读，并加以考论。如在《读史方舆纪要》的绪论后评云：“顾氏之书，考据颇多，疏略议论亦间欠酌，然熟于古今成败之迹，彼此之势；魏氏源谓其多言取而罕言守，言攻而不言防，乃抢攘策士之谈，此论甚谬。大凡山川形势，随时势为转移。至于取守攻防，则易地可通也”。年仅弱冠的左宗棠，读书不盲从，分析问题比较实事求是。由此可以看出他深思好学，讲究实际的治学精神。

道光十年（1830），嘉、道两朝名臣贺长龄“丁母忧，归，”因见左宗棠少负奇气，才德过人，又特别喜欢读书，但家贫无钱买书，便主动把家中所藏官私图书借给他随意阅览，“每向取书册，贺长龄必亲自梯楼取书，数数登降，不以为烦。还书时，必问其所得，互相考订，孜孜龂龂，无稍倦厌。”左宗棠有此读书条件，加上贺长龄的指点，使他经世之学的钻研突飞猛进，眼界大开。贺长龄看到这样一个后起之秀，曾谆谆告诫：“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对他寄予了深切的期望。

道光十一年（1831），左宗棠就读于城南书院。当时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以侍御家居”，掌教城南书院。贺熙龄是清代的“宿学名儒”，“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而对左宗棠尤为器重，曾评云：“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则确然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不敢有所放轶也”。

道光十三年（1833），左宗棠第一次上京会试不中，在《上徐熙菴先生》书中云：“比者春榜既放，点检南归，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漕、河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

道光十五年（1835），左宗棠参加会试，“以湖南额溢易中他省卷，而挑取公謄录”，同考官温葆深“争之不得”，便告失败。于是左宗棠就住在周家西楼，潜心攻读了许多有关方舆之学的书籍。他认为古今谈地理的书，或“索象于图”，或“索理于书”，然“陵谷之变迁，河渠之决塞，支原之远近，疆索之沿革，代不侔也；又，土宇有分合，则城治有兴废，于是疆域杂错，攻守势殊。故有古为重险，今为散地；彼为边处，此为腹地者，如此则图不能尽纪也”。象这样的书，“不能尽告也，也不能尽信也”。他认为：“欲知往古形似，当先据目前可据之图籍，先成一图，然后辨今之某地即先朝之某地，又溯而上之，以至经、史言地之始，亦犹历家推步之法，必先取近年节令气候，逆而数之，乃为有据，故千岁日至，可坐而定也”。他主张“以志绳史，以史印志”，即使“未必尽得其实，其失实也亦寡矣。”并指出：“古书流传绝少，贾图李志，恒不多见。诸书引注，除蔡沈、王伯厚、胡身之数家外，类多牵凿，而外间所行诸图，位置乖舛，尤无足观。大率先画疆域大界，稍依各书填载方向，展转增窜，不求其安，譬犹凿趾以适其屦”。于是，他拟先作《皇舆》一图，“计程画方，方以百里，别之以色，色以五物，纵横九尺。俟其有成，分图各省，又析为府，各为之说，再由明而元，而宋，上至《禹贡》九州，以此图为之本，以诸史为之证”。此项工程浩大，但他毫不畏惧，日夜探讨，每作一图，易稿则授周夫人影绘之。其作图之艰辛劳苦，“历岁乃成”。

道光十七年（1837），左宗棠在醴陵渌江书院任主讲，时逢赫赫有名的两江总督陶澍阅兵江西，乞假省墓，道经醴陵，知县请左宗棠为馆舍写楹联，其中一联云：“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陶澍看后，大加赞赏，询知是宗棠所作，“乃属知县延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二人谈得十分投机，“倾谈竟夕，与订交而别”。年仅二十五岁的左宗棠，其惊人的才华受到陶澍的赏识。

道光十八年（1838），左宗棠参加第三次会试失败，“遂决计不复会试”，他开始留意农事，“以区种为良”，并撰《广区田图说》一书，“指陈其利”。又按部抄经史，分《昚馀阁钞本》经部、史部。是年六月，他又抄《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及各直省通志，“于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记录为数十巨册”。这时的左宗棠“于农书探讨颇勤”，但他那富国强兵思想并未减弱，所作《舆地图说》，“于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外，条列历代兵事”。闲暇之时，在所居周围，种桑千株，嘱其“家人饲蚕治丝”。他在《二十九岁自题小象》第六首诗中写道：“娇女七龄初学字，穉桑千本乍堪蚕。”其妻周诒端也应和云：“清时贤俊无遗逸，此日溪山好退藏。树艺养蚕皆远略，由来王道重农桑。”

道光二十五年（1845），左宗棠阅览了“近儒著论之书万卷”，在给罗研生的信中说：近人著书，“实学绝少。仆近阅新书，殆不啻万卷，赏心者不过数种已耳。学问之敝，人才之衰，此可概见”。他认为农事“为人生第一要务，而古近颇少传书，思有所述，以诏农圃。志此者数年矣，而尚未得成卷帙，不过十数篇”。于是分类撰写名《朴存阁农书》。翌年，左宗棠便“以古农法耕柳庄之田，益种茶，植桑竹，以尽地利”。他在上贺蔗农的信中说：“宗棠于农学颇有所窥，尝问之而得其事，亦学之而得其理。以为今之农者与今之学者弊正相等，皆以欲速见小自误而以误人，其关系天下不小也”。这种经世致用的治学态度，是左宗棠为官之前坚持经世务实的重要表现。

道光二十九年（1849）十一月，林则徐“引疾还闽，道湖上”，派人到柳庄招左宗棠，林、左二人相见于长沙舟中，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彼此畅谈“达曙乃别”。可见其与左宗棠之间对时局的看法是心心相印的。

总上所述，早年的左宗棠由于清苦简朴家庭环境的影响，孝义济贫家风的熏陶，尤其是在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期，他对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极为关注，促使他致力于经世致用，使自己成为一位品高学博的奇才。这也是他后来能热心办洋务，成为一名坚决反对外来侵略，并在反侵略战争中取得胜利的爱国将领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