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
(1903年)
陈天华是与邹容齐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宣传家。他用通俗白话文写成的《猛回头》、《警世钟》,特别适合对文化水平不高的普通民众进行启蒙宣传。故传诵一时,影响很大。
陈天华,原名显宿,字星台,亦字过庭,号思黄。湖南新化人。1875年生,少时家贫寒,曾营小贩为生。15岁始入塾就读,喜爱小说唱词,常仿此种文体作通俗小说和山歌小调。1898年入新化实学堂。1903年初,官费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参与编辑《游学译编》。不久,拒俄运动爆发,在东京入拒俄义勇队,并与黄兴等组织军国民教育会,转向反清革命。是年秋,发表《猛回头》、《警世钟》。翌年2月,在长沙协助黄兴创建国内第一个革命团体——华兴会。事泄,逃亡日本。1905年在东京参与组建中国同盟会,任章程起草员。后任《民报》编辑,为主要撰搞人之一。1905年12月7日,愤国民麻木不仁,赴东京大森湾蹈海自尽,以死警醒民众。牺牲前,留《绝命书》一封,呼吁同胞根除“放纵卑劣”之劣根性,速行革命,改造中国。
《猛回头》采用的是民众喜闻乐见的“十言唱本”体裁,全书共4章。《警世钟》也以通俗的大众语言写成,全书约2万字。在这两本小册子中,陈天华以激昂的爱国情绪,描绘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险峻形势,揭露了列强在华暴行,号召人民速起救亡,“杀那洋鬼子”,恢复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尊严。
反帝爱国思想是陈天华这两部书的基调,但是,他更重视启发人们明白中国何以受人欺凌的原因,从而得出反清民主革命的必然结论。他写道:“恨呀!恨的是满洲政府,不早变法。你看洋人这么样强,这么样富,难道生来就是这么样吗?他们都是从近二百年来做出来的……可恨满洲政府抱定一个汉人强满人亡宗旨,死死不肯变法。到了戊戌年,才有新机,又把新政推翻,把那些维新的志士杀的杀,逐的逐……到了今日,中国的病,遂成了不治之症。”
陈天华所提倡的是“文明革命”和“文明排外”。他严肃批判了义和团盲目排外的做法,指出:“断不能无故自己挑衅,学那义和团的举动。”“野蛮排外的办法,全没有规矩宗旨,忽然聚集数千百人,焚毁几座教堂,杀几个教士教民,以及游历的洋员,通商的洋商,就算能事尽了,洋兵一到,一哄走了,割地赔款,一概不管,这是野蛮排外的办法。”他进而写道:“文明排外的办法,平日待各国的人,外面极其平和,所有教堂、教士、商人,尽要保护,内里却刻刻提防他。如他要占我的权利,一丝儿不能。”为此,他告诫人民:“列位若是单逞着意气,野蛮排外,也可使得。若是有爱国的心肠,这野蛮排外,断断不可行的。”这在庚子事变刚过不久,革命思潮方兴未艾之时,认识是十分清醒的,告诫是十分及时的。
怎样才能彻底驱逐洋人并打倒“洋人的朝廷”,导国家于富强之地呢?陈天华告诉人们,首先要学习洋人的长处,并去掉自身的短处。他写道:“须知要拒外人,须要先学外人的长处。于今的人,都说西洋各国,富强得很,却不知道他怎么样富强的,所以虽是恨他,他的长处,倒不可以不去学他。”具体学习洋人哪些长处?他指出:“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要学那,美利坚,离英自立。”并强调:“他们最大的长处,大约是人人有学问,有公德,知爱国,一切陆军、海军、政治、工艺,无不美益求美,精益求精。这些事体,中国哪一项不应该学呢?”概而言之,凡属外国政教制度、科学技术的一切先进之处,都应该把它学到手。同时,他提醒人们:“须知要想自强,当先去掉自己的短处。中国的人,常常自夸为文明种族,礼义之邦。从前我祖宗的时候,原是不错。但到了今日,奸盗诈伪,无所不为,一点古风也没有了。做官的只晓得贪财爱宝,带兵的只晓得贪生怕死,读书的只晓得想科名,其余一切的事都不管。作为补救之策,陈天华提出“十要”主张,包括“讲公德”,“立演说”,“兴学堂,教育普及”,“兴女学,培植根本”,从各个方面,改造社会,培植富强之基。
同其他资产阶级启蒙宣传家一样,陈天华对西方著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革命家卢梭、华盛顿、马志尼等,都给以热情介绍和高度评价,并用极为形象的比喻,阐释了“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他说:“国家譬如一只船,皇帝是一个舵工,官府是船上的水手,百姓是出资本的东家,船若不好了,不但是舵工水手要着急,东家越加要着急。倘若舵工水手不能办事,东家一定要把这些舵工水手换了,另用一班人,才是道理。”据此,他引出反清革命的结论并向人们发问:“既我是这个国的国民,怎么可以不管国家的好歹,任那皇帝官府胡行乱为呢?”
《猛回头》和《警世钟》一版再版,是清末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影响极大的宣传品。此外,陈天华还撰有政治小说《狮子吼》,借书中人物言物,宣传民权学说和民族革命,寄托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
——录自刘志琴《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1版第310—3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