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讲的“青年毛泽东”是指1927年上井冈山以前的毛泽东。这里着重谈谈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是如何在黄兴革命思想和实践影响下成长，以及他对黄兴评价的得失。

　　一

　　毛泽东是1911年春天到长沙读书的。在此以前，他在韶山目睹时局艰难，已萌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思想。为了追求救国真理，他在家乡读过一些改良主义者的著作；1910年下半年，考入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后，在这里又认真研读了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十分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在此期间，辛亥革命的一些政治事件，如浏醴起义、长沙抢米风潮等等，虽然也曾直接或间接地影响过毛泽东，但他当时还不知道黄兴其人。

　　到长沙之后，毛泽东有了较好的学习环境，以满足他对真理的迫切追求。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了报纸。他在和斯诺话谈时回忆说：

　　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立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立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这是现有文献中说明毛泽东第一次知道黄兴及其革命活动时间的唯一资料。毛泽东的这段话清楚地表明：黄兴领导的广州起义失败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极大地震动了他，成了他从改良主义向革命民主主义转化的催化剂。

　　青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第四师范和第一师范学习期间，仍然十分关心政治，包括黄兴的活动和事迹，并继续受其影响。此处略举二端：

　　其一，1916年10月黄兴在上海逝世，灵柩归葬长沙。次年2月，黄兴的日本好友白浪滔天（即宮崎寅藏）由日本来长沙参加黄兴葬礼。青年毛泽东熟知并十分钦佩白浪滔天与黄兴之间的革命情谊，当他知道白浪滔天来长沙之后，曾与萧三联名致信白浪滔天，要求“聆取宏教”。信中称：

　　久钦高谊，觌面无缘，远道闻风，令人兴起。先生之于黄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泪吊之，今将葬矣，波涛万里，又复临穴送棺。高谊贯于日月，精诚动乎鬼神，此天下所希闻，古今所未有也。植藩（即萧三——引者注）、泽东，湘之学生，尝读诗书，颇立志气。今者愿一望见丰采，聆取宏教。惟先生实赐容接，幸甚幸甚！

　　青年毛泽东对黄兴与白浪滔天之间友谊的高度赞颂，表明了他对崇高革命友谊的理解和追求。

　　其二，黄兴伦理思想中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为大多数人谋幸福”，这一点笔者在《黄兴伦理思想述评》中作过分析。这一思想也曾影响青年毛泽东。当然，毛泽东最早接触这一观点，可能还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但由于他在青年时代十分推崇黄兴，而黄兴的文电著作中，经常宣传“为大多数人谋幸福”，所以也就会加深毛泽东对这一原则的印象和理解。毛泽东不仅在1912年写的作文《商鞅徙木立信论》中称：“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而且在1922年和邓中夏等人联名发表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总部邓中夏等请愿书》中称：“依据最大多数最大幸福的原则，岂能舍弃工人而不顾？”这些都反映了黄兴思想对青年毛泽东的某些影响。

　　二

　　五四时期，毛泽东站在激进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从湖湘文化发展的角度，高度评价了黄兴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指出他以及辛亥革命的一些失误之处。

　　首先，青年毛泽东认为，黄兴的革命牺牲精神体现了“湖南人之精神”。他面对当时南北军阀对湖南的蹂躏，感到十分愤慨，曾说：

　　呜乎湖南！鬻熊开国，稍启其封。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一蹶不振，至于桂、粤窥其南，滇、黔窥其西，北洋派窥其北，岳阳沦为北派驻防者六年，长沙则屡践汤、傅、张之马蹄。谁实为之，可不哀乎！

　　这段话概括了从楚国立国到五四前后的湖湘文化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鬻熊是楚国的先祖。曾指曾国藩，左指左宗棠，他们都是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首领，曾帮助清王朝“中兴”。而黄兴和蔡锷则是创建中华民国的功臣。青年毛泽东当时对这些人都是十分推崇的，认为其事迹是湖南历史的光辉篇章。可是，在辛亥革命之后，由于汤芗铭、傅良佐、张敬尧等北洋军阀爪牙的践踏，使湖南“一蹶不振”。因此。青年毛泽东认为，要继承黄兴等人的事业，就要“充分发挥湖南人之精神，造一种湖南文明于湖南领域以内。”

　　所谓“湖南人的精神，”指出于爱国热忱而在学术上敢于独创，政治上敢于斗争的精神。早在1903年杨毓麟所写的《新湖南》中，把它称之为湖南人“特别独立之根性”。同年，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宣称：“若道中华国果亡，除是湖南人尽死。”这句话一时成为名言，不仅在当时受到梁启超的赞赏，而且在五四时期还受到陈独秀的肯定，黄兴在辛刻革命以前不断策划起义，失败了又干的勇敢奋斗，正是“湖南人的精神”的最好体现。他在《本会总记》中描绘辛亥革命前湖南学生界的革命情绪的酝酿过程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有多少学生案头的乱书堆中，或抽屣里面，常秘密置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梁启超等所做的《新民丛报》，一样是汪精卫宋教仁等所做的《民报》。这两样东西，本是禁物，却不胫而走的从日本到了湖南。同时杀不死吓不死的黄兴、禹之谟，还在长沙，暗地里从事种种运动，直到甲辰狱兴，萍醴失败，马福益在浏阳门外枭了首，打扮洋人乘着小轿的黄兴才从小西门出城逃去。然而湖南士气，却愈压愈振。

　　这一段话说的就是黄兴1903年从日本归国后，以明德学堂教员的职业作掩护，组织华兴会，并发动长沙起义和浏醴起义的历史。毛泽东的记述表明，黄兴的“杀不死吓不死”的奋斗精神，在当时青年学生中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本会总记》一文中提到的“军国精神”，也与黄兴有关。1903年4月，沙俄向清政府提出继续霸占中国东北三省的七项要求，引起了广大留日学生的公愤，他们不仅集会声讨，而且组织拒俄义勇队。拒俄义勇队后因日本警方的干涉，改名军国教育会。所谓“军国精神”正是该地提倡的抵御外敌侵略的爱国斗争精神，黄兴和陈天华都是该地的“运动员”。黄兴1903年回长沙，正是受该会的派遣，“军国精神”也是他极力在学生中宣扬的。这一精神在湖南学界影响很深。毛泽东在该文中介绍的宣统三年（1910）五月省城各学校全体学生运动大会的“学生运动曲”就充满了“军国精神”：“大哉湖南。衡岳齐天，洞庭云梦广。沅有芷兮澧有兰，无限发群芳。风强俗劲，人才斗量，百战声威壮。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听军歌淋漓悲壮，旌旗尽飞扬。宛然是，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样，军国精神，湖湘子弟，文明新气象。”毛泽东在引用这首运动曲之后，接着指出：

　　所谓“军国精神”，是这时候教育的主旨，亦即学生抱以求学的主旨。这种主旨，一面为着对外，一面则为着推倒满清。果尔，武汉一呼，湖湘首应，南被海桥，北暨幽燕，不出四月时间，响应遍于十七行省，独夫摧翻，民国建立，教育之功，学生之力，不能不谓为诸种原因申的一个原因也。

　　毛泽东这里讲的军国精神“是这时候教育的主旨”，当然不是指清政府的主旨，而是指民主革命家的主旨。而在这个“教育之功”中，黄兴的功劳是不可抹煞的。

　　其次，青年毛泽东认为，黄兴的革命实践反映了湖湘文化重实行的经世致用学风。他在五四时期写的一篇文章中，曾说：“湖南有黄克强，中国乃有实行的革命家。”这是对黄兴奋战不息的革命实践精神的充分肯定。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把黄兴的这种重实行的学风，与时务学堂树立的重经世致用的学风联系起来。他说：

　　湖南之有学校，应推原戊戌春季的时务学堂。……此时的学校，大都以鼓吹革命为校风，学生竞研究所谓经世的学问，抵掌讨论的，不外国事如何腐败，满政府如何推翻，怎样进兵，怎样建设，种种问题。明德继起，校旨相同。光绪末年的明德学生，在省城学生界，颇负时誉。大抵当时的学生，好干事，不怕死，是他们的特色。

　　反抗官厅，不服压制，是他们外发的表征。重经世致用，是湖湘文化的鲜明特色之一。正是这种特色，促使湖南士人十分关心国家命运，在戊戌变法时期不仅创办了时务学堂，而且变法活动也走在全国先列，戊戌政变后，许多人又转向革命的道路，前仆后继地为民主革命的胜利而进行着不懈的斗争。黄兴就是湖南民主革命家的卓越代表和领袖，他倡导和培育的明德校风，继承了湖湘文化和时务学堂的优良传统，不仅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一代新人，而且深刻地影响到五四时期以毛泽东、蔡和森为代表的湖南一代新人的成长。

　　第三，青年毛泽东在五四时期对黄兴及辛亥革命的失误也进行过分析。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毛泽东认为，黄兴等人在辛亥革命的准备过程中，忽视了思想理论建设，在1919年7月发表的《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毛泽东在总结从戊戌变法到五四运动20年以来湖南讲求新学的情况时，认为“思想虽然变化”，但新学并未成为风气。“推原新学之所以没有风气，全在新学不曾有确立的中心思想。”毛泽东接着指出，“中心思想之所以不曾确立”的原因之一，就是：

　　在西洋留学的很少。有亦为着吃饭问题和虚荣心理竞趋于‘学非所用’的一途，不能持续研究其专门之学。在东洋留学的，被黄兴吸去做政治运动。

　　通观五四时期的时代主题和毛泽东这一时期著作的基本精神。他所讲的“中心思想”就是反对封建主义的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生，正是为了补上被辛亥革命忽视了的思想革命这一课。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对黄兴的批评是有道理的。

　　其二，毛泽东认为，黄兴与辛亥革命只注意了全国的总解决，而没有注意各省的小组织。1920年他在总结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时，说“我主张湖南人不与闻外事，专把湖南一省弄好”的理由之一就是：

　　中国太大了，各省的感情利害和民智程度又至不齐，要弄好他也无从着手。从康梁维新至孙黄革命（两者亦自有他们相当的价值当别论），都只在这大组织用功，结果均归失败。急应改涂易辙，从各省小组织下手。湖南人便应以湖南一省为全国倡。各省小组织好了，全国总组织不怕他不好。

　　青年毛泽东搞湖南自治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并且在当时就是以失败告终的。因此他从鼓吹湖南自治的角度批评孙黄“都只在这大组织上用功”是欠妥的。可是，毛泽东这种重地方自治的思想后来发展为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思想。这一条成功的革命道路与孙黄在辛亥革命以前只注重城市武装起义而不注重农村和根据地建设相比要高明得多。而毛泽东在创立这条革命道路时，显然是既总结了辛亥革命的教训，又吸取了湖南自治运动的经验的。

　　三

　　毛泽东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掌握了阶级分析的方法，他对黄兴的评价便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在1926年发表的《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毛泽东将黄兴与章炳麟、宋教仁一起，划入同盟会的“右倾的领袖们”之列，甚至有将黄兴视为国民党的“老右派”之意。毛泽东当时的这种分析根据如下：

　　其一，认为黄兴只反满不反帝。他说：

　　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此点，黄兴章炳麟宋教仁等一班右倾领袖们只知道国内满清贵族阶级是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

　　青年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是有片面性的。其实，把“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的，并不仅仅限于黄兴等人，孙中山亦复如此。同盟会成立时提出的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平均地权，建立民国”，本身就没有反对帝国主义的内容。作为同盟会机关报的《民报》，每一期都刊有《本社简章》，宣布“本杂志的主义”共六条，其中三条是对国外而言的，即“维持世界之真正之平和”，“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连合”，“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同盟会成立时预拟的《对外宣言》中虽然有“外人有加助清政府以妨害国民军政府者，概以敌视”的条款，但同时又宣称：“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偿还外债，照旧担任，仍由各省洋关，如数摊还”；“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这说明，是以孙中山为首的整个同盟会，而决不是黄兴等少数人，当时都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本质缺乏认识，因而提不出一个明确、彻底的反帝斗争纲领。

　　其二，毛泽东当时把黄兴视为“小地主领袖”或“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的代表，认为他在卒亥革命后不赞成孙中山的民生主义。他说：

　　辛亥革命初成，同盟会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赞成孙先生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之于实行，结果解散革命的同盟会，改组为不敢革命的“国民党”，并合了许多代表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政团，使小地主阶级在国民党中成了绝对多数的支配者。

　　黄兴的家庭出身于中小地主是事实，毛注青编的《黄兴年谱》中称黄兴的父亲“担任过地方上的都总。后在长沙教馆，家境稍宽裕，添置了田产。”把黄兴说成“小地主子弟出身的留学生”也有道理。但因此而说黄兴及其华兴会就是代表小地主阶级利益，却缺乏足够的根据。胡绳说：“华兴会和光复会都有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它们的发起人和参加者抱着推翻清朝的目的，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黄兴不仅在辛亥革命前多次明确表示拥护同盟会“平均地权”的主张，而且在辛亥革命后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热烈拥护者和宣传者。他1912年在湖南与上海的演说中称：“本党（指国民党）党纲，其特别之点为民生主义，亦即国家社会主义。”“民生主义繁博广大，而要之即平均地权，反而言之，即是土地国有。”可见，不论在辛亥革命前还是辛亥革命后，黄兴与孙中山之间，均未因“平均地权”而产生过分歧，至于“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见之于实行”，在辛亥革命后由于孙中山迅速将政权让给袁世凯，此举根本没有实行过。

　　其三，毛泽东认为，在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时，黄兴拒不参加，反而支持欧事研究会，导致了革命力量的分裂。他说：

　　孙先生……决志改组中华革命党，毅然提出“革命”二字做了党的名称，不惜与小地主阶级领袖黄兴等分裂，以保持革命的正统。黄兴一派小地主阶级领袖们为了怕革命不肯加入中华革命党脱离了孙先生之后，另外成立了欧事研究会。不久加以扩张，招引许多大小地主加入，成立了政学会。我们只要看政学会中人几乎无一个不是地主阶级，即可知道他们何以必须脱离孙先生；何以必须放弃革命；何以渐渐与代表大地主阶级由进步党蜕化而成的研究系相视目逆；何以到近年竟组成了联治派（联治派乃南方各省地主阶级近四年来欲组织而未形成的政党），拥护赵恒惕陈炯明唐继尧熊克武把持西南各省的政权，以省议会县议会及团防局的武装为其工具，向农村中自耕农佃农雇农都市工人学生小商施行极大的压迫，完全站入反革命地位。

　　毛泽东这段论述颇有将国民党老右派的产生及其向反革命的转化都归罪于黄兴与孙中山的分裂的意味。这是有欠公允的。首先，政学会成立于1916年11月19日，在此以前19天，即10月31日，黄兴已在上海逝世。因此，不能要求他对政学会及其以后的活动和演变负任何责任。其次，黄兴不参加中华革命党也并不是“怕革命”，而是认为孙中山要求入党人宣誓效忠党魁并在署名下加印指模不合理，“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再次，欧事研究会虽然列了黄兴的名，但他已赴美国，并未参加其任何活动。当有人劝他另组新党时，他严词拒绝说：“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中山，其他不知也。”可见他本人并不愿列名欧事研究会。历史表明，终黄兴一生，与孙中山的政见并无根本分歧。他既不能算作国民党的“老右派”，也很难说他是“右倾”。

　　写到这里，人们也许要问：毛泽东一向以尊重历史、实事求是著称，为什么在大革命时期对黄兴的评价上出现了这么多失实之处呢？笔者认为，除了史实上失考的认识原因之外，主要还是政治原因。须知，当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毛泽东不仅于1924年当选为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行委员，而且于1925年10月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这篇文章，就是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宣部代部长的身份写的，并发表在他主编的国民党中宣部出版之《政治周报》上。当时国民党内的新右派活动猖獗。毛泽东为了反击新右派斗争的需要，不仅要千方百计地维护孙中山的“正统”地位，而且极力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阐释和宣传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为了反击新右派，他叙述了老右派的形成历史及其与新右派的联系，可是由于有些史实失考，结果误伤了黄兴。毛泽东在激烈的政治斗争环境下，无暇考证史实，因此出现某些失实也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无庸讳言的是，他在大革命时期对黄兴的这些评价，在一段时期内对黄兴研究是有一定影响的。现在，我们按照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重新还黄兴以历史的真面貌，也是完全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