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纪泽(1839—1890年)，字劼刚，湖南湘乡人，曾国藩之长子。1878—1885年出使欧洲英、法两国。1880—1881年出使俄国与沙俄谈判《伊犁条约》改约事宜。曾纪泽主张学习西方、办洋务。因此，有人将他划入“买办外交家”的行列。但从他出使西欧国家的所做所为及其思想方面分析来看，他却是中国近代史上少有的杰出的爱国外交家。列宁曾指出:判断一个人，应根据他的行动。按照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本文试就曾纪泽的外交活动进行探索及评价。

　　曾纪泽是一位杰出的爱国外交家，他的爱国思想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最重要的方面是他亲眼目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而产生的强烈的爱国意识，这种强烈的爱国思想也是他在同西方国家进行外交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作为外交人员他深知“公使示弱则敌情益骄，执政益有词以欺议院。”因此在他出任英、法、俄三国公使期间，他灵活也运用外交手段，发扬“啮雪咽旃期于不屈”的斗争精神，同西方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为维护国家的主权和民族的利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曾纪泽在外交上最大的贡献是在1880—1881年出使俄国进行的改约谈判，收回了被沙俄侵占的中国伊犁和特克斯河地区。

　　1865年，中亚细亚浩罕部的军事头目阿古柏带兵侵入新疆，先后侵占南疆各城，以喀什噶尔为中心，于1867年建立所谓“哲德莎尔国”为开端肢解中国领土。阿古柏的侵略行径给了当时妄图侵占中国新疆地区的沙皇俄国以可乘之机。1871年7月，沙俄借口“安定边境秩序”，占领了固尔扎(今伊宁)，并扬言“伊犁永归俄辖。”中国方面多次要求沙俄交还伊犁地区，但却遭到沙俄的一再推托。1878年12月，清政府派钦差大臣崇厚到俄国首都彼得堡同沙俄进行交还伊犁地区的谈判。在谈判过程中，沙俄对崇厚施加各种压力，玩弄种种卑劣手段以获取侵略权益。崇厚在沙俄的协迫愚弄下，于1879年10月2日，在没有请示清政府的情况下，擅自与沙俄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几亚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偿兵费五百万卢布(合白银二百八十万两)，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和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领土。这样，伊犁虽然归还，却成了西、北、南三面被沙俄包围的“控守弥难”的孤城。条约又规定在嘉峪关、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古城、科布多、乌里雅乌台等七处增设俄国领事。增辟两条由陆路到天津、汉口的通商线路。这样沙俄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便由边界地区深入到腹地，并且俄商在新疆和蒙古享有免税贸易的特权，在其他地方享有减税特权。由此可见《里瓦几亚条约》是一个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签约消息传入国内，举国哗然，群情激愤，各族各阶层人民纷纷谴责沙俄的侵略罪行，要求清政府改约，严惩卖国贼崇厚。在国内强大舆论压力下，清政府于1880年1月以“不侯谕旨擅自起程回京”为由将崇厚革职拿问，定为“斩监侯”。2月，清政府照会沙俄政府：崇厚所议之条约“违训越权”“窒碍难行”不予批准，宜布此约无效。同时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兼任驻俄公使赴俄谈判改订条约，并再次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赴新疆筹划部署新疆南北两路边防事宜，做好一旦谈判破裂就以武力收复新疆的准备。

　　1880年7月，曾纪泽接任出使俄国重订条约，他深知“俄人桀骜狙诈，无端尚且生风。”而今却要毁掉已成之约，更立新约，这个任务是极其艰巨的。正如他在给福建巡抚兼理各国事务大臣丁日昌的信中所写的:“夫全权大臣与一帝国王面订之件，忽欲翻异，施之至弱小之邦，然且未肯帖然顺从，况以俄之强大，理所不能折，势所不能屈者乎?”明知此次赴俄改约无异于“探虎口而索己投之食，事之难成。”但强烈的爱国心和责任感，促使曾纪泽接受此重任。赴俄前他在《与总署电报密商情形片》中写道:“臣到俄之后，即当恪遵奏定准驳之条，硁硁固执，不敢轻有所陈，不敢擅有所许，啮雪咽旃期于不屈而已”。表达了他为捍卫国家民族权利的坚强决心和斗争意志。临行前，曾纪泽作了认真的淮备，仔细研究，制定了谈判对策。他认为崇厚谈判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俄人趁我之索还伊犁恣意要挟，索之愈急则挟之愈多。”这样，“还我者不过一隅，而严险襟带之区仍复据为已有，复于通商章程占我无穷厚利又多留缺隙以作后图其计亦诚巧矣。”他提出自己此次改约的方针，他认为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偿款”，其中赔款居于次要，可作为俄人“代收代守”伊犁之费。就分界通商言之，则通商似较分界为稍轻，他引用西方定约条例，指出条约分为“常守不渝”即指分界，但分界不能两全，此有所益则彼有所损，因此在定约时要“其慎其难”。而通商条约是可以随时修改之约，“通商之损益不可逆睹或开办乃见端倪或久办乃分利弊或两有所益或互有损益或偏有所损或两有所损。”所以在定约时必商定若干年修改一次，所以保其利而去其弊。在分析了分界、通商的利害关系之后，曾纪泽提出了对待两者的不同态度即“分界之局宜以百折不回之力争之，通商各条则宜从权应允者盖以准驳。”并且表示在谈判中要有“一定不移之计”，坚持自己的主张，避免再次出现“日后为事势所迫复有先驳后谁之条此。”曾纪泽在赴俄期间还写下这样的诗句“仓卒珠盘玉敦间，待凭口舌巩河山。”对于自己进行捍卫国家和民族主权的斗争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1880年7月30日，曾纪泽到达彼得堡。从8月4日会见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到次年2月24日签定《中俄伊犁条约》，进行了长达六个月之久的伊犁改约谈判。曾纪泽到俄后立即将中国方面对《里瓦几亚条约》的基本修改意见向对方提出，但却受到吉尔斯的“面冷词横”的对待。在改约谈判中，沙俄不但拒绝中国的要求，反而节外生枝一再提出无理要求，或突然提出派驻华公使布策去北京谈判，以便直接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或故意拖延时间，迟迟不表明自己的意图，以便商量对策。沙俄采取的僵硬态度使中俄间的关系极为紧张，面对沙俄的挑衅，曾纪泽毫不畏惧，他抱定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宗旨，不厌其详地在一次又一次外交会议上向对方解释中国的立场，与对方反复折冲。当沙俄提出不能把伊犁“白白送与中国”，必须对原约作一些修改，同时又要中国给它以“补偿”，并提出“中国沿海地方何处可让?”时，曾纪泽毫不妥协义正辞严地回答:“我想自今以后，中国土地断无再让之事。”沙俄外交部官员热梅尼曾气急败坏地让曾纪泽“具牍言明永远不索还伊犁”也遭到曾纪泽的“严词拒绝”。曾纪泽的态度使沙俄大为恼火，威胁曾纪泽说“若再延迟，不如打仗合算。”曾纪泽却机智地回答说:“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与俄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取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十数年，亦能支持，想贵国不能无损。”并说问题既然不能解决，可缓索伊犁，全废旧约，但将来“中国以兵威来索土地，则何地不可素，岂独伊犁乎?”一席话说得对方无言以答。曾纪泽的回答可以说正中沙俄的要害，当时沙俄由于发动侵略土耳其的战争国库空虚，国内人民怨声载道，已无力发动新的战争。如果中国方面废除旧约，暂不收回伊犁，保留中国主权将谈判拖延下去，俄国就要在伊犁地区承担庞大的军费开支。而沙俄谈判的目的是从中国敲榨勒索，谈判僵持下去将对自己不利，于是“不得不放弃归还特克斯川必须以相抵之地作为补偿的割地要求，转而以归还特克斯川作为勒素赔款和榨取其他侵略特权的手段。”

　　经过半年多的反复交涉，在曾纪泽的据理力争下，终于迫使沙俄于1881年2月24日与曾纪泽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分(时称《改订条约》)这个条约和沙俄强迫崇厚签订的条约相比较，除了赔款增加了四百万卢布外，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中国都争回了一部分主权。在界务方面，中国收回了伊犁地区，取消了在《里瓦几亚条约》中割让特克斯流域和松花江航船到伯都纳的条款。在商务方面，俄国设立领事的地点，由七处缩减为两处，中俄陆路通商新疆至汉口一条路线，删除了嘉峪关到汉口一段，俄商在新疆各城贸易，改“均不纳税”为“暂不纳税”。这个改订条约，虽然仍是一个不平等条约，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能够把失掉的权利又挽回一部分，实在难得。正如当时英国驻俄大使德费伦所说的“中国逼使俄国做出了她从来没有做过的事，那就是吐出了她已经吞进的土地。”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外交上的第一次胜利，当然这个胜利有主客观因素，但其中曾纪泽的外交不能不说起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曾纪泽这次改约的胜利，使中国赢得了国际声誉。1881年9月23日，曾纪泽在《巴黎致总署总办》中谈到“吾华自翻改俄约之后，声威较前日增。”多年在中国海关任职的美国人马士评价说:“中国在他的许多世纪的历史上，向来惯于军事胜利的，但是象曾纪泽这样的不流血的外交胜利，在他的经验中却还是一个创举。”

　　正是由于曾纪泽的满腔爱国热情，加上出色的外交才干，使得西方侵略者对他不得不“另眼看待”。中法战争前夕，曾纪泽身兼驻英、法、俄三国公使，为阻止法国对中国的侵略，维护民族的利益，曾纪泽再一次投身于与法国侵略者的斗争中。

　　中法战争爆发前，中国和越南一直维持着“藩属”的政治关系。法国殖民主义者早就处心积虑地想从陆地打开侵略中国的大门。1873年，法国侵略军进攻越南，逼迫越南王朝签订了屈辱的《越法媾和同盟条约》(《第二次西贡条约》)。企图利用越南作为跳板打开侵入中国的通道。1880年法国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茹费理出任内阁总理，他一上台就无耻地宣称要“征服中华帝国”“就必须站在那个富庶区域的通路之上。”从1880年法国增加了侵略越南的兵力，阴谋将越南变为自己的殖民地，以此推进侵略中国的进程。曾纪泽对法国侵略越南的野心早有觉察。从1880年起，曾纪泽屡次向法国表明态度，指出:中国对法国在越南的活动及其目的深感不安，对法国的行动不能默视；但并不反对举行和平谈判，设法满足法国在北越从事正当贸易的愿望。法国给予以对东京毫无野心的答复。但在12月法国新上任的外长巴特勒米却宜称：法国在1874年第二次西贡条约中已经确认了越南是独立国，否认了越南与中国的“藩属”关系。这时曾纪泽正在俄国进行改约谈判，听到消息后立即照会法国外交部并与法国驻俄公使商犀晤谈，力言“越南受封中朝久列属邦，该国如有紧要事件，中国不能置若罔闻。”表明了中国的立场和态度。但法国殖民主义者完全不顾中国公使的交涉、抗议，继续加紧侵略越南的步伐。1882—1883年间，曾纪泽多次通过会晤及书面的方式向法国政府提出抗议，但法国政府却采取无礼态度，对曾纪泽正当的外交活动不予理睬。对此曾纪泽感到极为愤概，他在写给左宗棠的信中说:“纪泽不见礼于敌廷久矣！一腔债血何处洒?刻下无他技能，惟向法绅民及新报馆以口舌表我之情理，张我之声威，冀以摇惑法绅，倾其执政。”表达了自己的爱国热情和坚持斗争的坚强决心。曾纪泽不仅从正面对法国政府的侵略行径和野心提出强烈的抗议和揭露，而且利用法国政府内部的矛盾，争取同情和支持，即“借敌廷之内讧以乘机了事。”由于曾纪泽采取不同的斗争策略，所以在当时竟能“令各国新报并法国许多新闻纸，替中国说话。”由此可见，主持正义的人们是反对法国侵略越南的不正义的战争的，同时也表现出曾纪泽具有很强的外交才能。曾纪泽的行动激怒了法国政府，1883年6月，法国外交部长沙姆拉库气急败坏地前往议院诋毁曾纪泽的外交活动，称其“语言过肆”。对法国政府这种无礼举动，曾纪泽认为“辱身即以辱国”如果“公使示弱则敌情益骄，执政益有词以欺议院。”因此对于法国殖民主义者的攻击诋毁全然不顾，始终坚持斗争立场，据理力争。

　　曾纪泽在与法国殖民主义者进行坚决斗争的同时，还密切注视着国内斗争的情况，并向清廷及越南王朝提出了抗法的正确主张。1881年9月，他在《巴黎致总署总办》中谈到“法图越蓄谋已久，断非口舌所能挽救。吾华海防水师渐有起色，如拨派数艘移近南服使敌人有所顾忌或可不至于剥肤噬脐之悔。”同时又分析了法国的政治情况“法人内慑于德，又丢尼斯之役未甚如意，断不敢与我轻开衅端，……此事全恃南北洋闽粤诸公齐心协力，奋发而为。”1883年6月12日，他在给越南国王的信中同样提出了自己的抗法主张，希望越南能够同中国密切配合。出于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本性的认识，他告诫越南国王“此次法东行必携带约章，强请贵国王画诺，一经应允后患何可胜言?惟当正辞拒绝，明告以须禀命天朝，此事关系匪轻务宜再三审慎。”并且强调法国凯觎越南久矣，“虽使者之唇焦舌敝，恐未易言挽回，惟有经武整军懔然有不可犯之势，彼或心怀震叠，潜遏乱萌。然后由使者与之和平商议。”曾纪泽认为中越“必须声气相通，谋猷不紊，乃得辅车唇齿之益。”他分析当时的情况认为法国国内政治并不稳定，它在“西洋无一友邦”，国力并非富裕，“劳师于数万里之外，筹兵筹钠，尤非容易。”因此，中越携手并进，联合作战，共同对付法国的殖民侵略，是完全可以取得抗法斗争的胜利的。曾纪泽之所以坚决阻止法国侵略越南，是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法国殖民者的野心，即“越亡则强敌与我为邻，边境岂能安抚?且法果得越，势必进图滇南，以窥巴蜀，得寸思尺，我之防御愈难。”但是在国内以李鸿章为首的妥协投降派，在外国侵略者面前一贯采取妥协政策。1883年3月，曾纪泽在法国增兵越南之前就得到了法国将“遣兵二千驻越，分据要隘”的情报，并电告李鸿章以引起重视，做好抗战的谁备。但是李鸿章却被法国侵略者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他借口说“中国兵船本少，又未经战阵。法国海部铁甲新船四十余号，旧者在外，……其船械之精，操演之熟，海上实未可与争锋。”大谈中国海防兵单未句轻言战事，而不作抗战准备。国内妥协的态度，便得法国浸略者无所顾忌，进一步挑起侵华战争。面对国内妥协投降的倾向及法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曾纪泽毫不气馁，他说:“若早采主战之言，断不至育战祸正坐，持重太久，而今日战祸乃难免矣。”他进一步指出“法越之事虽强邻畚意已久，然实由吾华示弱太甚，酝酿而成目前相持不下。”他向清政府建议中国应坚持抗战”，一战不胜则谋再战，再战不胜则谋屡战，此彼之所甚畏也。”如果不抵抗，使法国达到目的，不仅是“亘古一大恨事”更重要的是“各国之垂涎于他处者势将接踵而起，何以御之?……如法且不能制，况英、俄诸强国乎?”最后，曾纪泽十分优虑地指出“此次不振则吾华永无自强之日，思之愤叹。”事实证明，曾纪泽的分析是正确的，忧虑也是有道理的，形势的发展正如他所预料的，由于中法战争中国失败的结局，中法战争后仅10年时间，日本帝国主义就对中国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战败同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进一步遭到破坏，各帝国主义列强纷纷而至，在中国迅速掀起了一个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中国面临着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严重危机。

　　曾纪泽在中法战争期间，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充满了忧虑而“终日焦灼，百事颓废”；在同法国殖民主义者的外交斗争中，表现出严正立场和爱国之心，提出了坚持抗法战争的正确主张，对争取抗战的胜利充满了信心。但是，曾纪泽的一片爱国之心，却得不到清政府和李鸿章的支持。法国侵略者对他恨之入骨，1884年4月，法国海军总兵福禄诺提出议和条件中的先决条件“中国应即将驻法公使曾纪泽调开。”4月28日，清政府明令撤换曾纪泽的使法职务，暂以驻德公使李鸿章的亲信李凤苞兼代，以对法国表示自己求和的“诚意”。清政府的妥协投降，是对曾纪泽的一个巨大打击，他的心情极为悲愤，他在写给九叔曾国荃的信中说“自巴黎来英，意兴恶劣，手颤难于作字久未寄禀，他事废驰更可知矣。”尤其是当他听到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了《中法简明条约》后，心中更是愤慨无比，他在信中写道“所议之和约，侄愚未敢认为是耳，至去年所急子法廷者诚难如愿而偿，法廷所许于侄者何难令其如言而践?吾华闻法不索兵费遂将全越让之，且云中国南界亦由法人保护，后患何可胜言！……受骗至此，可胜浩叹!侄于公事一腔愤血，寝馈难安。”他对李鸿章的妥协行为极为不满，他在信中说李鸿章将自己调开乃订此约，虽自己的志愿未遂，但体面仍存，这大概也是“李相之见爱之处吧？”这是对李鹤章卖国行为的一个极大的讽刺。

　　曾纪泽满腔爱国热血，却遭如此打击，这使他一度感到“数年豪气一朝丧尽矣。”然而面对外国浸略者的凌辱和国内投降派的压制，曾纪泽置之度外，仍然是全身心地投入到捍卫国家主权和维护民族利益的斗争中去。在他驻法大使的职务被罢免后，他到伦敦继续任驻英公使。又同英国政府进行了议定《洋药税厘并征条约》的谈判，进一步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民族尊严。

　　1876年，英国借口马嘉理案强迫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9月13日，李鸿章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在烟台签订了《烟台条约》。条约共三部分十六款，议定条约中有“洋药税厘并征”一节，即将鸦片“另定办法与他项洋货有别”，鸦片入口必须具结，输入者必完纳关税，而买客必须交纳厘金，至于“其应抽收厘税若干，由客省察勘情形酌办”。《烟台条约》签订后，英国虽然很快就享受到条约中规定的侵略权利，但是却迟迟不肯履行关于改变入口鸦片征税办法的新规定，对于已签订的条约长期不予批准。这是由于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当局和鸦片贩子们，深怕由中国“各省’各自规定鸦片厘金数目会对他们这宗肮脏贸易发生不利的影响，便给英国政府施加强大压力，阻止它批准《烟台条约》中与此有关的条款。在条约签订后的几年中，清政府一直要求英国政府将“鸦片税厘并征”一款加进《烟台条约》中，总理衙门也多次与威妥玛商议，但他却“总以报本国为词籍作延宕地步”。为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曾纪泽在任驻英大使和中法战争期间就此事亦与英方多次交涉。1881年7月26日，他在《伦敦致总署总办论事三条》中谈到:“洋药厘税并征一案，查西洋税则本系各国自主之权，又凡不急之物，非民生所必不可少者，莫不倍征其税，此英说之所以于烟酒两项独重也。”他通过援引西方各国的税则，来说明中国此次鸦片税厘并征是有根据的。同时，他又深刻地指出:“洋药为害之烈，我华以重税困之，本属名正言顺，威使自知理绌，故日肆延宕，然我能示以一定数目百折不回，彼亦无如我何?”表明中国的行为是正当的，对于危害中华民族的鸦片贸易，应该给予坚决的抵制。1883年2月19日，清政府因英国公便威妥玛回国，便正式委派曾纪泽在英国办理鸦片税厘并征事务，清政府在谕令中明言“该大臣洞达事体，向能力持大局，务将此事查照。”授予其全权处理此事的重任，可见清政府是相信曾纪泽的能力的。

　　关于鸦片税厘并征的数目问题，一直是中英双方争论的焦点。曾纪泽的前任驻英大使郭嵩焘曾与英国前任外务大臣沙力斯伯里商拟每箱鸦片收厘金六十两银合正税共九十两，但沙力斯伯里坚决不允。后来直隶总督张树声与英国鸦片商沙苗商议承揽之法，合计正税厘金一百两，但又被总署王大臣议驳。左宗棠曾奏请清政府征收鸦片每箱税厘一百五十两。欲借抬高鸦片价格使民间吸食减少，但是在中英双方的多次商议中。从一百二十两、一百一十两、一百两甚至到九十两，双方意见一直不能达成一致，于是这个问题始终未能得到解决。在当时，闽、粤等通商口岸每箱鸦片征收悦厘有九十两、八十两不等，现要重订并提高税厘是很困难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同时，曾纪泽所面临的不仅是英国方面的狡猾拖延，而且还有国内的妥协倾向。在商订并征条约过程中，李鸿章又一次出卖国家主权、民族尊严，他表面上说这次议定税厘并征条约，中国的主要动机是“处处要用重税去制止鸦片。”而在实际上，他在不同的谈话中“把税率减到九十两，后来又减到八十两，有一次甚至减到六十两。”李鸿章的妥协态度给曾纪泽的谈判增加了极大的困难。但他并未因此退缩，接旨后他立即与英国外务大臣葛兰斐尔、侍郎庞斯弗德雷等商议说厘征收数目。在谈判中，曾纪泽多次呈条约或者面谈，但英国方面迟迟不肯定数目。曾纪泽感到问题的复杂，于是采用两种方法:一方面他公开与英国政府据理力争;另一方面，他去联络英国国内的禁鸦片公会(简称禁烟会)，该会一向以鸦片害人为耻辱，以反对鸦片贸易为宗旨。曾纪泽于是通过禁烟会的会绅向英国政府施加压力，在国内反对鸦片贸易的舆论压力下，英国政府不得不作让步，答应鸦片税厘并征数目加至一百零五两，坦曾纪泽毫不相让，力求再争回一部分利益。可是狡猾的英国政府是不甘心让出在鸦片贸易中获取的巨大利润的，所以几经周折最后争到一百一十两，但这已实属不易，正如他在伦敦写给张之洞的信中所说:“昔年左相疏请每箱加税百五十两，当时若撇开威妥玛，联络禁烟会绅与英廷昼夜磨难，纵不能得百五十两，然尚可不止百一十两，既松口而复争则即此百一十两亦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矣!”这里讲的所谓“松口”即是对李鸿章妥协行为的谴责，同时也反映出谈判之艰辛。曾纪泽虽然不能阻止不正当的城片贸易，但他仍然竭尽全力去维护国家和民族的权益。在他同英国政府做斗争的同时，他还向本国政府提出了禁烟的措施即“中国欲陆续禁减洋药入口，惟有将来陆续议加税金以减吸食之人。”由此可见，曾纪译把增加鸦片税金只是当做一个手段，而达到禁烟才是真正目的。1885年7月18日，英国政府拖延了长达九年的《烟台条约》中的有关鸦片税厘并征条约的内容，经过曾纪泽两年多不懈的努力，才正式签订。这项条约的订立，使清政府每年增加了几百万两的收入。但是，曾纪泽斗争的目的并非是使清政府增加鸦片税收，他之所以坚持维护民族利益的严正立场，反对不正当的鸦片贸易，正如他所说的“洋药为害之烈，我华以重税困之，本属名正言顺。所以他才能以百折不回的斗争精神去与英国资产阶级周旋。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没落，曾纪泽不能阻止罪恶的鸦片贸易，但他作为清政府中的一名外交使臣，出色地运用外交武器，维护了民族利益和尊严，为中华民族争回了一部分权利，这在清政府官员中是少见的，也是李鸿章之流所不能相比的。

　　但是，这样一位坚持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外交家，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相反处处受到压制。由于清政府的腐败，在当时象曾纪泽这样的人才，无法发挥出更大的作用，为国家和民族争得更多的权益。但曾纪泽为维护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始终在外交战线上同西方侵略者做顽强不屈的斗争。可以说，曾纪泽是近代外交史上“没有给中国带来更多的失败和屈辱的少有代表。”美国人丁韪良在他的著作中这样评价曾纪泽，“在出国九年之后，他满载着光荣回到北京，成为中国近代派遣到国外的最成功的一个外交家。”我们并不完全以洋人的评价为根据，而是从曾纪泽出使英、法、俄三国所进行的外交活动来看，曾纪泽确是一位有头脑、有胆识、有策略的杰出的爱国外交家，这是历史所证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