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湖南常德澧县人，武昌起义最重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目前，史学界关于蒋翊武的研究已有了相当的进展，但囿于有限的材料，当前的研究基本上还停留在单纯的事实描述及相应的简单评价上，对其思想的研究比较零散也比较少。作为一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实干家，蒋翊武不以其革命思想著称。然而，在他丰富的斗争经历中所折射出来的革命思想，却是具有典型性和创新意义的。在深挖现有材料的基础上，本文试对蒋翊武的思想作初步探讨。
一、民族主义思想
近代中国民族革命的主要内容是要不要以及怎样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及实现民族独立的问题。在要不要推翻清王朝这个问题上，蒋翊武的态度是激进的，并且，其反满主张有一个由传统的反满观念到近代革命的反满思想的转变过程。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湖湘革命人物，一般都不同程度地受到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影响，具有强烈的反满思想。他们的民族主义思想形成之初，一般都是以传统的“夷夏之辩”作为理论武器的。蒋翊武也不例外。他在少年时期读了反映清军入关后残酷屠杀的历史罪证的《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等书之后，有感于清末政局的腐朽破败，愤然抨击道：“自古夷狄入主诸夏，岁不满百。今神州陆沉二百余年矣，胡尚无兴吊民伐罪之师者耶？”戊戌变法失败后，蒋翊武与好友议论时政时指出，吴三桂“引狼入室”，从而“导致满夷侵夏垂三百年，”并认为以夷主夏是“一历史谬误”，是“中华民族亘古以来最大之不幸。”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民族主义思想萌芽之初的蒋翊武从传统的“夷夏”观念出发，认为满州贵族以“蛮夷”之邦入主中原，统治了华夏的主体汉族达三百年之久，这是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规律的，因此，要兴“吊民伐罪之师”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光复汉统。
从传统的民族观和历史观出发，蒋翊武对于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和以洪秀全、杨秀清为代表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领袖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他认为曾、左勾结洋人，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从而破坏了洪、杨等人推翻满清统治的斗争，是民族的罪人。因此，就读于常德西路师范时，蒋翊武曾当众驳斥来校训话的清吏道：“洪杨民族功臣，曾左民族罪人，岂有攘斥功臣，而效法罪人者乎？”
1903年以后，在全国范围的资产阶级革命思潮的影响下，蒋翊武对反满问题的认识在传统“夷夏”观念的基础上日益趋向革命化。他已经逐渐认识到封建专制的满清王朝的统治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根源。1909年，蒋翊武经过反复思考和选择之后，与刘复基同赴武汉，在新军中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他在为筹建文学社与杨载雄等人谈话时提出：“我国自甲午一役以来，外人渐肆野心，撤我属土，侵我边地，租我商埠，占据我军港，”帝国主义的这些疯狂侵略造成了“财源外溢，民不聊生”的严重灾难，其根本原因是“满虏专制之所致也。”蒋翊武的民族主义思想已基本成熟，推翻满朝王朝的统治已成为一种理性认识。他反满只是反对满洲贵族的封建专制统治，而不是反对满族同胞。1912年12月24日，蒋翊武在与宋教仁等联名吁请各地方当局赞助江汉大学的公开信中疾呼：“教育以期普遍，合教蒙满回藏，陶熔一致，不问东西北朔，畛域胥泯。”在国民教育问题上体现了民族平等的思想。1913年7月30日，在其讨袁公告中，蒋翊武又宣称：“泊夫南北统一，五族一家，民国告成，大愿斯慰，约法奠定，我又何求？”明显地受到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的影响，在反满问题上把满洲贵族与满族同胞科学地区分开来。
但是，蒋翊武的民族主义思想又未完全脱离“驱除鞑虏”的观念。这一方面是他自身知识结构的影响，“夷夏之辩”的传统观念在他的思想中是根深蒂固的；另一方面是整个社会激进的反满舆论的影响，当时带有种族色彩的反满宣传是很有号召力的。因此，蒋翊武在组织文学社在武汉新军的下层士兵中进行革命宣传时，非常重视利用他们的反满情绪来进行号召。如他在新军第八镇三十标的士兵中就是这样宣传的：“满清政府官吏腐败无能，丧权辱国，鱼肉人民，窃据汉族河山……我们除了实行种族革命，兴复汉族，救国救民外，再没有其他办法。”正是象这样深深扎根基层而又迎合社会反满情绪的宣传使文学社在湖北新军中的革命组织工作相当充分，从而为辛亥首义在武昌爆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在为武昌起义拟定的第一道作战命令的第一项中，蒋翊武旗帜鲜明地号召：“本军于今夜十二时举义，兴复汉族，驱除满虏”。这对于激发起义新军士兵的反满情绪和斗争意志趣了积极作用，对武昌起义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自发地走向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革命道路的问题，即通过什么途径来推翻清王朝的统治这一问题，蒋翊武主张亲自从戎，运动新军，以新军作为瓦解清王朝统治的主要力量。辛亥革命中，正是新军作为革命的中坚力量结束了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认识来源于实践，蒋翊武的这种认识是在他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在西路师范读书的时候，蒋翊武便积极参与反清武装斗争。1904年，蒋翊武与刘复基联络校内进步学生和校外秘密社会准备响应华兴会长沙起义。因为长沙方面起义计划泄漏，蒋翊武受牵连被校方除名。此后，他与刘复基奔走于沅、湘之间，招纳会党数百人，并设机关于常德祗园寺，准备伺机而动。1905年，马福益准备在洪江再图举事，派人来联系，蒋翊武等积极响应。后因计划被侦破，马福益被捕遇害。这个时期，蒋翊武对革命道路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看法，他的活动主要是积极地参与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斗争，其斗争方法主要是发动会党响应起义。
在湘西运动会党举事失败后，蒋翊武并未放弃革命斗争，也没有放弃运动会党的活动。但是，1905年秋，蒋翊武到上海就读于中国公学后，他在选择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有了新的实践。在新的历史环境中，他以《竞业旬报》为阵地，组织“文人学士”，以白话文宣传革命思想。同时，他也吸收了新的思想、养料，丰富了自己对革命形势的认识。最为重要的是，1906年，蒋翊武以《竞业旬报》记者的身份参加长沙水麓洲会议，参与了萍浏澧起义的筹划和组织工作，并且在会后的分工中“愿负运动新军责任”。这是蒋翊武思想认识上的一次飞跃。历来以运动会党进行武装斗争的他，开始注意寻找新的革命依靠力量，并选择新军作为突破口进行尝试。这也为他以后确定在湖北新军中发动革命埋下了伏笔。
1908年冬，因杨卓霖谋炸两江总督端方事败身亡，《竞业旬报》被查封，蒋翊武因此潜返湘西，居家数月。他认真总结了自己近段“组织文人学士不成”的教训：“学界中人只能以文字鼓吹革命，无大宗武器不能举事。”他认为“当今天演竞争，惟武力乃能制胜，”单靠知识分子宣传革命是无法成功的，只有发动大规模的武装斗争才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同时，在发动武装斗争的依靠力量上，蒋翊武总结了“绿林豪杰与日本浪人，可利用而不可重用”的历史教训，认为依靠会党动起义是不可靠的。结合新的实践蒋翊武得出了“欲实行革命，当以联络军队，侧身行伍为要着”的结论。这样，蒋翊武从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以新军为主要依靠力量，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民族革命的道路。
二、对改良主义的否定
早年的蒋翊武不仅是一个激进的民族的主义者，而且还一度成为维新运动的支持者。在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脉络中，蒋翊武最先接触和参与实践的并不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革命运动，而是以康、梁为首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领导的改良运动。从而，蒋翊武在思想上对维新思想和运动有一个由接受，支持到否定的过程。
由于陈宝箴、谭嗣同等湖南维新人才群体的影响，戊戌变法运动在湖南是比较兴盛的。当时的常德澧县，宣传改良主义思想的“新学”书刊，如谭嗣同疾呼“冲决纲常名教网罗”的《仁学》，江标督办的《湘学新报》，上海出版的《时务报》都广为传播。此时，年纪尚幼的蒋翊武“搜求批阅”这些“新书”，以致“胸襟为开”，思想视野大为开阔，接受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为了进一步深造，蒋翊武准备报考当时著名的时务学堂。但是，由于缺乏权力基础和群众基础，维新派领导的这场改良运动在经历108天之后，昙花一现，被顽固派镇压。随后，清政府大肆搜捕革新者。“言论维新”的蒋翊武，为免遭“世忌”，在师友规劝下“避世幽居”。这样，不仅入学深造的目标未实现，而且，维新强国的梦想也破灭了。
维新运动的失败是蒋翊武第一次面对现实的政治活动时遭受的失败。为此，蒋翊武有近两年的时间未出门户。在承受沉重打击的同时，蒋翊武也在冷静地思考改良主义的救国道路是否行得通的问题。1900年8月，八国联年攻陷北京，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为此，蒋翊武曾悲愤地向人哭诉道：“中国欲图自强，首当倾覆清廷，建设新政府。”迫在眉睫的亡国危机使蒋翊武感到：不革命不足以救国家民族于危亡。从此，蒋翊武否定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道路，回到了推翻满清专制的民族革命道路上来。
蒋翊武对改良主义的否定，除了总结自身的经验教训这一内部原因之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外部原因是资产阶级革命思潮对他的影响。1903年，蒋翊武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常德西路师范。这一年正是革命书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即将蓬勃兴起的时候。在校学习期间，蒋翊武先后阅读了《警世钟》、《猛回头》、《革命军》以及《新湖南》、《湖北学生界》、《浙江潮》等革命刊物，深受陈天华、邹容等资产阶级革命家的影响，“革命思想，溢于言表”，形成了激进的民主革命的观点。这样，蒋翊武便以新的理论否定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改良主义思想。
在与改良主义分道扬镳之后，蒋翊武在坚定地进行旨在推翻满清专制统治的革命斗争的同时，从思想领域和革命实践中对保皇派的改良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批判和抵制。1905年秋，蒋翊武在上海短期就读于中国公学，并由刘复基介绍加入同盟会。随后，蒋翊武与杨卓霖等组织同盟会的外围组织竞业学会，创办《竞业旬报》，配合《民报》与康、梁保皇派论战，用白话文鼓吹革命。1911年初，蒋翊武在武汉组织同志筹建文学社，并被选为社长，确定了以“推翻满清专制，反对康、梁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为宗旨，深入扎实地开展对新军士兵的革命宣传工作，取得历史公认的成效。武昌首义后，1911年11月11日，善于玩弄两面手法的袁世凯以实行君主立宪制为前提条件，派刘承恩、蔡廷干来武昌和谈。在军政府要员会议上讨论复方案时，蒋翊武说道：“我们革命是在推翻专制，建立共和，清廷以君主立宪招抚我们，一则违背了我们的民权主义，再则违背了我们的民族主义，我们是不能答应的。”在他的带头反对下，刘、蔡二人不得要领而归。袁世凯虽然不是改良派，但是他提出的以保留满洲贵族皇权为基础的君主立宪制却与蒋翊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主张是冰碳不同炉的。
三、民权主义思想
蒋翊武的民权主义思想首先表现在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理想之上。1903年从澧州高等小学毕业时，蒋翊武就认识到作为封建专制统制工具的科举制的危害性。他在拒绝参加科举考试时就大胆地宣称：“奴隶功名，要它何用？”他认为科举考试只是封建统治者用来奴役知识分子的一种工具。对于整个封建制度，蒋翊武则认为是“竭国民之生命财产，成一人之子孙帝王”以牺牲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来维持“家天下”的利益。尤其，在西方列强的侵略日益加深的状况下，“满政不修，以国家为私产”的清王朝对内镇压，对外妥协勾结，从而使近代中国一步步走向丧权辱国的深渊。蒋翊武认为这都是“满虏专制之所致也。”因此，蒋翊武认为要救国救民，就要“铲帝制之淫威，建共和之基础”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此蒋翊武大声疾呼“君权仆，民权伸，共和成，专制倒”，并且认为这是因为“无赋人权，责无旁贷”，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的逻辑结果。
在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上，蒋翊武有自己深刻的见解。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具有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的双层性质。孙中山曾明确指出：“我们推翻满州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专制政权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蒋翊武对此也有类似的认识，并且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了民族革命与民主革命的关系。他认为“今日而言改革，非以种族革命之手段，达政治革命之目的，虽洒尽国民之血，掷尽志士之头，讵有丝毫裨益乎？”民族革命是手段，民主革命是目的，推翻满清统治是为了消灭君主专制从而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蒋翊武民权主义思想中，最富创新意义的成分是他对奸商民主共和国的纲领性的构想。武昌起义成功后，在总结起义的经验教训和怀念死去的战友的时候，蒋翊武曾在为《武昌两日记》一书所作的序文中沉重地写道：“已死之诸君已达破坏之目的，未死之诸君则更为有建设之责任焉。”在这里，蒋翊武富有建设性地指出在起义中牺牲的同志已经用生命为代价破坏了旧的秩序，推翻了满清王朝；而现在尚存的同志则负有建设共和的责任，并以此来号召武汉的革命党人团结一致，完成先烈们的未竟之业。
辛亥革命的果实为袁世凯窃取之后，宋教仁极力倡导“责任内阁制”，发起议会斗争，坚持与妄图专制独裁的袁世凯作政治上的较量。在战乱中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是比较脆弱的，因此蒋翊武认为“大局不堪再事破坏”，主张“从政治上和平解决”积极支持宋教仁领导的民主宪政运动。1912年5月底，他主持召开文学社最后一次会议，决定将文学社并入同盟会，以组成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政党，扩大宪政运动的声势和力量。蒋翊武认为“政权在党，当可控制治权”。通过控制议会可以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从而促进“安全共和政体”。
然而，在建设民主共和的问题上，蒋翊武决不是盲目地从事议会斗争。他之所以选择议会斗争，是减少战乱的一种“权宜之计”。一旦形势恶化到不得不采取暴力手段的时候，他又会坚决地采取武装斗争的方式来维护民主共和。1913年初，为阻止民主宪政运动的蓬勃发展，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宋教仁，其专制独裁的野心暴露无遗。此时，“于人无竟，于袁尤无纤芥之嫌”的蒋翊武一反平时谦恭忍让的作风，坚决地举起了反袁大旗，他历数了袁世凯“大施杀戮，戕害元勋”、“私借巨款，弁髦国会”，“擅定官制，视为法若赘旒”的种种罪状。认为选袁世凯当总统是因为“国人推诚相与，冀促进于共和”，而袁世凯却“拨帝制之死灰，负国民之重托”，违背民意，逆历史潮流而动。因此，蒋翊武认为“二次革命”的前途是“大势所在，非至袁氏退位，兵祸无由则而弭。”并且他坚信在进步力量面前倒行道逆施的袁世凯及其军队“终有瓦解土崩之日，其势已可逆料。”“二次革命”虽然由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集团力量对比悬殊而失败，蒋翊武于1913年9月9日在桂林英勇就义，但是倒行逆施的袁世凯也于1916年6月在全国唾骂声中死去：历史事实胜于雄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