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钞〉序言》中评：“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之也；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而已。”当此时，桐城派流传甚广，但姚鼐的弟子先后去世，如其著名的弟子管同卒于1831年、方东树卒于1851年、姚莹卒于1853年、梅曾亮卒于1856年，需要个登高一呼、领袖坫坛的人物，令后人欣慰称道的是，曾国藩归依桐城，使桐城派历几百年而经久不衰。他的幕僚及弟子的广泛传播，形成了桐城派复盛的局面。可谓言德并立。《清史稿》有评：“中兴以来，一人而已。”此一人何以成为一人？本文试从“知人论世”的角度和历史文化的角度窥其一二。
一、进德善身
曾国藩是我国传统主流文化培育出来的优秀的成功者。他早年的求学生涯，以及在京为官的十几年，主要是进行了全面的个人修养，并且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在以后为官的几十年中，亦不忘立身之本，荐贤选能，推美让功，培养、扶植了中兴栋梁和桐城传人。在建立事功和探索真知的过程中，他非常注重完善自己人格的修炼，同时又以不断趋于完善的人格来促进事功的建立、扩大、巩固和真知的探索、求证、经世。
相信南柯一梦兆生贵子的曾国藩祖父星冈公以其“始慕向学”的初衷，对嫡孙以非常视之，当其六岁时聘请先生设私塾，授之以《诗》三百，而曾国藩的认真扎实、乐于学习更是让星冈公以吉梦为真。曾国藩在家书中说，祖父经常教训自己，“君子在下则排一方之难，在上则息万物之器”，还诫之“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这些话都成为曾国藩修身做人的格言。曾玉屏的言谈笑貌，无不对年轻的曾国藩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而曾玉屏的刚毅、严肃、独立、谨慎、勤奋则影响了曾国藩的一生。他后来常说的“挺经”主要就是从他祖父那里而来。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由于天资平常、考运不济而仕途失意。曾国藩的天分虽胜于自己的父亲，但并非品位很高的神童，但他自幼得益于父亲的爱携教诲不少。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国藩愚陋，自八岁侍府君于家塾，晨夕讲授指划，耳体不达则再诏之，已而三复之。或携诸途，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辙乃已。”其父虽屡试不弟，可爱子之心足见一斑。曾麟书的侍亲至孝、积苦力学、柔而能忍也在经年累月中对其子的品性熏陶甚多。
当然，曾国藩也受到了母亲的影响，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说：“吾兄弟皆禀母德最多，其好亦正在倔强。”母亲对他的严厉教导，亦使他受益不浅。
出身于耕读世家的曾国藩就这样养成了自己的禀性资质。从“耕”中，他认识了朴实诚笃是美好的品质，这在募集湘军中可见一斑：他提出专用乡村朴实诚笃而有土气的农夫，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从“读”中，他认识了求学读书对于立足社会的重要性，他读书明理，终生不渝，这在他一生最令宽慰的事情中可见其影响：于公之时，不忘书本。
（一）性情
1．主静居敬
他说“神定不慑，谁敢余侮？”此为主静。又说：“人则下汝，天罚昭昭。”此为居敬。曾国藩对于“静”、“敬”体悟甚深。他的进取心虽然很强，却不会冒进热进。耕读家风为他的静敬性情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家教严厉却不乏关怀；自身才质双全，都使他对静、敬情有独钟。就读于岳麓书院期间，欧阳厚均重视对曾国藩诸学子敦品厉行的方法，生徒的一言一行，都必须纳入封建道德之行为规范。这就要求曾国藩不能乱动、躁动。入京以后，他在言行合一方面更加检敛。静以图强，敬以达诚。他师从当时的理学大师唐鉴。唐鉴知曾国藩是一笃实之人，遂以心得示之。于陋室危座时，唐鉴传《朱子全书》于曾国藩。理学以探究义理为旨归，此时的曾国藩，性情已被儒家文化陶冶得“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曾国藩的心性自此告成，不受外因干扰。由于家庭的熏陶、教育的规范使得他走上了由静主动、以静制动的道路。在出京后的军事生涯中，每逢事便燃香静坐，思其因果。所谓“静虚涵泳，萧然物外”。他说：“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欲静先敬，缺一不可。可见，主静居敬是其真性情。
2．矢志不移
曾国藩在京初所作的五句箴言中有表现为立志、有恒二箴言。“往者不可追，请从今始。”此为立志。“忝忝之增，久乃盈斗。”此为有恒。曾国藩在青少年时期的读书生涯中，认定读书为一生出路。这不仅因为封建取仕的唯一途径是科举，更重要的是他在读书中得到了乐趣。于是他敬业爱师，虚心学习，最终曾国藩以扎实的儒学功底凭借考试一路晋升到卿二之列。在京十三年，他带着多病之躯钻研学术，虽自称“吾平生短于才”、“秉质愚柔”，但是终成大器，凭借着一股向上的永恒信念，获益匪浅。
（二）品德
1．勤俭足以修身
在《“求阕斋”自解》中有十二条课程，其中之一是“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又有“敬、恕、勤三字无片刻可弛”、“勤、谦二字须臾不可离”之论。曾国藩认为，立身之道，以大禹、墨子的“勤俭”，再加上老子、庄子的“静虚”，就差不多了。由于常守勤俭二字，所以他把勤、俭列于八德之中。祖父的克勤克俭，父亲的积苦成学，母亲的一人承担家务，他的出身以及后来的修养使他勤俭一生。这是位及人臣的曾国藩的人格魅力最闪光的地方。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他常常睡不好觉，唯勤思勤劳之故。常与官兵一起吃饭，唯简约廉明之故。他不仅洁身自俭，勤于功业，还要求家人勿奢侈聚财，而当自立图强。他在《克勤小物》中说：“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他又训诫后人：“勤致祥。”真正乃家风醇正。
（二）谦虚谨慎不乏坚韧忠毅
在《“求阕斋”自解》中，曾国藩说：“‘劳’、‘谦’二字受用无穷。”“勤”、“谦”二字，须臾不可离，可知谦的重要性。曾国藩以为谦是用来警戒骄傲的法宝。千古以来的有道之士，也不外一个“谦”字。谨慎，即小心言行。这其中他有一句著名的箴言：谨言。这源自他受儒家传统谨言敏行思想的影响。由此，他又有了“慎独”之说。即遏止私欲不忽略隐蔽微小的地方，遵循真理连很短的时间也不间隔，心内省察，不感愧疚。谦虚谨慎不等于唯唯诺诺，相反，他也有阳刚坚毅的一面。这与矢志不移的执着精神密切相关。
曾国藩的资质不算超等，天赋并不卓异。基于此，他必须从修养方面要求自己。曾国藩的修养是超等的。他说修养的最高境界就是“慎独”。谨慎地对待自己的独处，在没有任何监督、压力的情况下，都要按照圣人的标准即最高准则来要求自己。他的修养的成就根植于他的不断充沛的学养和不断进取的意志。而以上几方面，正是成就他修养的宝典。
二、修业致知
修业，即修学业。从书本中学习，从社会中学习。致知，达到真知。曾国藩的学术灵魂是“经济”。即文章切于实用，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因而他本人的作品大都阐扬他的治国修身之道，或与他的政治活动、仕途经济有关。曾国藩在《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中写道：“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与文艺，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典故，故皆是也。”在这段论述中曾国藩把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对之以孔门四科。而他自称：自入京以后，才知学问有三：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而“经济”一门，实根源于湘学的系统教育。这种教育使他重性量、讲节操、立足经世致用。
早在涟滨书院就读期间，刘元堂先生就致力于“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比较突出，这对于青年时代的曾国藩来说不能不产生深刻的影响。在岳麓书院就读期间，欧阳厚均培养曾国藩等学子说：除了应对科举考试外，还应该处处留心“有体有用”之学、“不徒在区区文艺之末也”，就是要求曾国藩等一批学子学成之后，具有真才实学，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曾国藩以儒家思想为本，尤以宋学为其立身准则，他说：“国藩一宗宋儒，不废汉学。”正因为曾国藩“一宗宋儒”，所以把“经济”之学明确地作为孔门中不可缺乏的独立门类，讲求经世之学。“己欲达而达人”，“达则兼济天下”，他一变理学家的传统，抛弃了理学只讲心性的空疏、迂腐的作风的一套，不仅大力发挥理学维系封建纲常的作用，而且特别注重恢复理学的经世功能。他将经济之学作为孔门政事之科，目的是为了转移世风，寻找有益于社会的各方面的经世学问，力图使传统文化更有效地服务于政治和社会。为此，他一生不尚虚文。
他心归桐城之学，故其论文承姚鼐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的主张，但由于他对经济、经世的注重，也就并不强调阐扬义理。他强调文章的独立性和作用，不主张以文作为道的附庸。在京十三年和以后的军事生涯中，他身体力行，所作诗文大都和时事有关，如《江忠烈公神道碑铭》、《李忠武公神道碑铭》等。又如他的《金陵湘军陆师昭忠祠记》等，王先谦在《续古文辞纂类》中评此类文字时说“经世大文，信史实迹，读之足以开拓豪杰心胸，其光气烛天地、贯日月而不朽。”最为本质的事例则是他目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强力而与容闳建议派遣留学生。从此一举，可见其经世思想非同一般。
勤于学问，使他成为“一宗宋儒”。“一宗宋儒”的修养使他用所学所得而经济诗文。于是在诗文风格上，他一变桐城方、姚诸人雅洁醇厚的文风，主张雄奇恢宏、光明峻伟的气象，趋于阳刚之美，此与其坚韧勇毅的品性相近。在遣词造句方面，他注重骈散结合，注重小学根底，吸取考据家用字精心谨慎的态度，此颇与谨慎但非怯懦的性格相近。于是，诗文皆“卓然为一大家”。（吴汝纶《与姚仲家》）
曾国藩以上的经世思想可以用“礼”来概括，他直接将“礼”称为“治世之术”、“经济之学”。曾国藩说：“盖古之学者，无所谓经世之术也，学礼焉而已。”这里的“礼”似乎无所不能，不仅可以加强个人修养，还可以治国治军。他还说：“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自其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其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于内而言，“礼”的修养，即正心诚意是为经世提供思想道德的保证；于外而言，治国、平天下的终极目标就是维护与巩固“礼”制和传统伦理秩序。于是内圣外王。
三、内圣外王：厚德载业事功大成
所谓“内圣”，是心中充塞圣人的学问和道德，并以此塑造自己的内心世界；“外王”是指表现在外的能力和功业，施行仁政，施行义道。才学品德负载着博大胸志，曾国藩把混乱了十四年之久的社会重新纳入封建正轨，使东南十四省的老百姓至少重新有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
他以厚重经伦的精神修养，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机地结合起来。在京城，他是一个文官，谈不上弓马娴熟，更不懂带兵打仗。墨垤出山，招募湘军，意味着他的角色的转变，由文转向武或者文武结合。事实证明，他适应了这个角色。
曾国藩其时的成就皆由读书而来，因为他没有任何直接经验，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所学。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的厚德修养、“经济”之学在打仗中派上了大用场。他以厚德慧眼识人用人，人也对他敬之慕之；他用“经济”之学指导奏议、军纪，还为官兵写志作联。修德之前，提出“经济”之学之前，他没想到这些会在军事战争中有如此大的用途。当然，湘军的军事胜利，与幕僚朋友的参谋帮助是分不开的，可他凭什么聚集了这么多人才？凭的是厚德，凭的是智慧。在治军过程中，他明崇宋儒之道，暗运申韩之酷，外显黄老之柔，此时的曾国藩，已颇具百家一理、万法一门之风。钱学森1995年提出了“大成智慧学”，可见，曾国藩是在通儒的基础上又杂糅申韩、黄老思想，致使他别具慧心。他的这种杂糅，又与广敷、赵烈文、左宗棠、胡玉麟等朋友幕僚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镇压太平天国有功于当时清廷，那么刊刻《船山遗书》则有功于后世学者。
从曾氏日记中可以看到，曾国藩从1862年的闰八月，开始研读船山的《庄子解》，十月开始研读船山的重要哲学著作《张子正蒙注》。当然，当时曾国藩最感兴趣、用力最多最勤的是船山有关经邦治国、用兵作战、充满军事辩证思想的史论著作——《读通鉴论》、《宋论》。此后，当他每次陷入制敌无术之境时，便会从船山著作中寻找答案，解决疑难。出于对王船山的尊敬，他决定校勘并付印。曾国藩刊刻《船山遗书》的准备与搜集工作，是从同治元年开始的。《船山遗书》的刊刻工作，始于攻克安庆之后不久，刻成于攻克金陵的第二年冬。自然，校刊《船山遗书》，是一次从头至尾认真阅读该书的过程。为了出版这部卷帙浩繁的、涉及经史子集各个门类的个人专集，曾国藩审读校阅了一百一十七卷，占三分之一强。为了尽量全面地出齐《船山遗书》，从不动用关系的曾国藩，此时不得不利用一切关系搜求遗书。并且，曾国藩在校读《船山遗书》的同时，一直亲自在抓刊刻工作，每集付梓印刷之前，都要经他亲自反复细看多遍，校正修改，最后定稿。不但如此，当《船山遗书》各卷陆续刊刻出来后，曾国藩每卷又要认真读过，然后立刻分赠亲朋好友。其矢志不移的精神令人佩服。正是在曾国藩的全力支持和亲自参与下，金陵版《船山遗书》以空前规模公开问世，传遍海内，从此，船山学也开始成为风行全国的显学，并对戊戌变法、新旧民主革命的几代爱国志士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刊刻《船山遗书》，说明曾国藩一直不忘读书之本。虽然治学并没有成为曾国藩一生中的主业，但一直是他生活中的要事之一。即便在繁忙的军政生涯中，他也不废读书问学。而刊刻《船山遗书》一举，功泽实不在攻克金陵之下，比之读书治学，更是功德无量。实乃“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险而不挫屈。”精神可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