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向来以“一介寒儒”自称，表明他把自己纳入文化人的圈内。在其文化思想中，他既表示要“纳轨躬儒行”，主张“恪以程朱为宗”，又时常强调“穷经将以致用”，大力提倡经世实学，同时他面对着西学东渐的新文化氛围，于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方面提出了“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新见解，展示了具有开放意识的文化观。因此，对左宗棠的文化思想进行深入的探讨，对于窥视晚清思想文化领域内的变化状况是有必要的。

　　一、“悟以程朱为宗”

　　左宗棠终其一生都服膺儒家学说，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他对儒学的两个主要流派宋学和汉学则是褒贬不一的。他对以程朱理学为代表的宋学倍加推崇，主张“恪以程朱为宗”，“以程朱为准”，“宗程朱以探原孔孟”。他对清代乾嘉年间盛行的以训诂考据为特征的汉学则多有微词，他说：“自乾隆中叶以来，声音训诂校雠之习盛，士竞时局，逐声气，以搏击儒先为能，放言无忌”。“近世士大夫专尚考证、训诂、书数之学，以闚隙攻难为功，至标立汉学名字号召后进，于书之言身心性命者相戒为空疏迂阔之谭，弃置不一顾”。为此，左宗棠主张“箴汉学之膏育，而一以朱子为归”，从而实现“儒者传道报国之功”，并达到“入宋儒之堂奥”的目的。

　　左宗棠所尊崇的宋学即是以义理之学为特质的程朱理学，奉此为圭桌。

　　左宗棠在少年时代从其父读书时即潜心研究了南宋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即《大注》），“每命题，必令先体会《大注》，一字不许放过”。稍后，他在长沙城南书院就读时受到宿学名儒、书院山长贺熙龄的器重，被“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他还手钞清初理学家陆陇其研究《朱子大全》的著作《读朱随笔》，视为至宝。左宗棠主讲醴陵渌江书院时，依据朱熹所编《小学》，“撮取八则，订为学规，以诏学者”。左宗棠40岁出仕后，不仅以义理之学相标榜，还在为官治所大量刊刻理学著作，希冀于此来保住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期间，以闽中为理学之邦，思有以“绪闽学之绪”。左宗棠于担任陕甘总督时在陕西强调恢复宋学的另一重要学派关学。他指出：“晚近读书，不知讲明义理，藏之心而体之身，但以习之章句，博科名，以求世俗所为富贵利达而已，此心何可令古昔圣贤见乎?”左宗棠在督办新疆军务期间，针对社会上“鲜明义理”的情况，刊刻发布了道光朝钦颁《敬阐<圣谕广训·黜异端以崇正学>韵文》，以此来提倡“正学”。他说：“何为正学?今学校中所奉之先师孔子，乃我中国第一圣人。所传授的学问，皆是堂堂正正，无一毫偏倚，是以唤做正学”。他从二程和朱熹的话中得到启示，指出：“程子尝言：‘古诗简奥，欲别作诗令学者朝夕歌之，似当有助’。朱子亦言：‘《曲礼》中所有韵语皆古人教小儿遗文’。恭读宣宗成皇帝钦颁《黜异端以崇正学韵文》一篇，并谕令乡塾童子诵习，与程、朱两大儒教人之意若合符节”。

　　从上述内容来看，左宗棠对程朱理学确实达到了虔诚信服的程度。进一步考察他的思想渊i源，可以看出左宗棠在以下三个方面直接承继了程朱理学的宗旨。

　　第一，理气论。关于“天理”的理论是二程哲学的最高范畴。程朱理学的理气论是一种以理和气为本体的唯心主义哲学，它的理论作用是论证封建制度的永恒性，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左宗棠承袭了程朱理学的理气论，形成了为清王朝统治效力的世界观。他说：“世有升降，升降者，运数使然，非道有隆污也。气有强弱，强弱者，禀赋使然，非道有异同也。是故就文而言，则朝代家数之分有之，至语夫道，则其原出于天，其是衷诸圣，亘古今未之易也”。左宗棠的立意显然在于说明天理之道是不变的，道出于天，是不能更易的，与二程的说法相通。他还说：“设位而以易行，是’天地者易之门也，而以观于圣。无极往而太极出。当夫机椷未析，圣人原与天下共其本原。理所触而气以附，气所附而形以全”。此说与朱熹的观点类似。

　　 第二，理欲观。程朱理学的中心内容是把理欲观同天理论联系起来，使之成为其伦理文化的重要环节，是一种反人道的理论，它的作用是让人们放弃任何欲望，而听命于封建专制政权的统治，以“灭人欲”来维持封建主义的“天理”得以永存。

　　左宗棠同样主张去人情之逸乐，而维护所谓的“天理”。他说：“人情耽于逸乐，当无事之时，觉眼前无复可虑，耳目口体之欲日盛，而天理日见其消亡，冥然顽然仅存人形而已。本然之善，具之生初，所谓性也。然四端初发，非忍则不能坚，非坚则不能达。善念之起，若存若亡，旋生旋灭，所谓务决去而必得者无有也。”左宗棠强调存天理，须从忍、坚、善做起。

　　 显然，左宗棠与程、朱都是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主张存天理而灭人欲。特别是左宗棠处于人欲盛而天理日见消亡的年代，他更加竭力主张倡程、朱之学术，复兴濒临澌灭的天理，借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所以，左宗棠一生都以清朝的忠臣自诩，且受到清廷数十次颁谕嘉奖，是不足为怪的。

　　第三，性与理。性是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宋儒以前有孟子的性善说，荀子的性恶说，韩愈的性三品说等。程朱派理学家则另辟蹊径，把性纳入理的范畴，既以理作为宇宙的本质，也以理作为人性的本质，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从而湮灭人性。左宗棠则把性与道联系起来，提出“性受于天”，“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的主张，同程朱理学性即理的论述并无二致。左宗棠指出：“性皆受于天。天无私于圣，降衷之所以有恒;圣不必求奇于天，率性之所以明道。……是人离性以求性，而性不存;圣本性以求性，而性无不存也，则存存之说也。而性功至矣，而道义出矣。盖性居夫道之先，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即见道，即见性，见道见性，即见易也”。

　　无论是左宗棠的性即道，还是程、朱的性即理，都是把“道”或“理”作为性的本质来对待的。程、朱认为道、理、太极三名一实，均指宇宙的本原和规律，并对道赋予理学的准则。左宗棠论证“道可见性，而性不外道”的目的是在于谈论人的本质这个“性”的概念时，要服从于封建统治这个“道”的规范。

　　二、“穷经将以致用”

　　左宗棠“穷经将以致用”的思想继承了儒学经世的传统。春秋时期的孔子收徒授学，号称弟子三千，其中身通“六艺”者72人，培养出一批经邦治国的有用人才。孔子主张“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提倡学与行相结合。这便是孔子创立原始儒学所倡导的学以致用的学风。然而，在儒学两千年发展史上，孔子思想的原貌在不断的阐释中被改变了形态，尤其是宋明理学的滥觞，空谈义理之风背离了儒学经世的趣旨。这样，在明末清初批判理学之风的影响下，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通经致用”思潮勃起的新格局。清初大儒顾炎武以“天下兴亡，匹夫固宜有责”自勉，高张“经世致用”的徽帜，用“其意气魄力，自足以领袖一代之风尚”。与顾炎武同时代的黄宗羲、王夫之也提出通经致用思想。顾、黄、王的主张在清初聚成了以经世致用为嚆矢的健实文化流向。可惜的是，在清乾隆、嘉庆年间继顾氏而起的以振兴汉代古文经学相标榜的汉学家们，固然沿袭了顾炎武等人倡导的考证、训诂的朴实治经方法，却抛开顾氏崇实致用的治学之本，致使以考据学为特征的乾嘉汉学在经世的功能方面误入“万马齐喑”的泥潭而不能自拔。但是，在嘉、道之际社会危机不断加深的情况下，又不能不使诸多学者重新审视儒学经世的内在价值，主张冲破汉学脱离实际、繁琐考据的藩篱。于是，自嘉庆末至道光、咸丰年间，出现了今文经学批驳汉学和宋学抨击汉学以重振经世实学的两条文化思想脉胳。今文经学派主张“引经致用”，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对汉学的“无用”痛加揭露。许多治宋学者指斥汉学“驳杂细碎”，从恢复理学正统地位和反对“汉学专制”的角度，试图通过义理之学和经世实学的提倡来达到拯救清朝衰世的目的。曾国藩、左宗棠及张之洞等人基本上沿顺着这条路径走上了经世之途。

　　 前面谈到，左宗棠的“义理经世之学”得益于其师贺熙龄的诱导。左宗棠不仅对程朱理学推崇备至，而且对经世之学更是刻意追求。贺对左做过这样的评价：“季高近弃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同时，左宗棠从顾炎武的崇实致用思想中汲取了养分。他对顾氏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悉心研读，“于可见之施行者，另编存录之”。他高度评价了“名儒顾亭林先生在明季时饱经忧患，所著《日知录》”中的经世之方。他在义利之辨中，认为那些皓首穷经以“文章名者”而“招摇天下”之人，正是“亭林顾氏所谓巧言令色人哉”。左宗棠还继承了以今文经学经世的龚自珍、魏源的思想，他认为“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与定庵”，其中魏源的主张更加“切实而有条理”。他把家中所藏由魏源编辑的旨在“备矇诵，知民务，集群虑，研几微，究中极”的《皇朝经世文编》进行了反复的研读，以致于“丹黄殆遍”，并认为该书“体用俱备，案头不可一日离也”。他被魏源所著《圣武记》深深吸引，指出是书“序次有法”，“其谈掌故，令人听之忘倦”。

　　左宗棠穷经以致用的思想是建构在对乾嘉汉学进行批评基础之上的。他指出：“穷经将以致用也，而或泥于章句训诂之学，捃摭遗义，苏索经余，前人所弃，后复拾之，纵华辨之有余，究身心之何补？”

　　左宗棠十分重视儒术的经世功能，他作诗道：“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只恐微才与世疏，圣明何事耻端居”。因此，他强调读书的目的在于致用，这种主张在其家书中俯拾皆是。他说：“吾读儒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须融澈于心，然后施为有本。”“读书明理，讲求作人及经世有用之学。”“非多读经书，博其义理之趣，多看经世有用之书，求诸事物之理，亦不能言之当于人心也。”

　　左宗棠主张恢复实学和提倡力行。他对崇尚空疏的学风表示不满，指出：“近人著书，多简择易成而名美者为之，实学绝少。什近阅新书，殆不啻万卷，赏心者不过数种已耳。学问之敝，人才之衰，此可概见”。他还指出：“所贵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若徒然写一笔时派字，作几句工致诗，摹几篇时下八股，骗一个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究竟是甚么人物？……近来时事日坏，都由人才不佳。人才之少，由于专心做时下科名之学者多，留心本原之学者少。”因此，他强调复兴实学，并主张“士之有意用世者，盖欲行其志”。他说：“所谓识字者，非仅如近世汉学云云也。识得一字即行一字，方是善学。终日读书，而所行不逮一村农野夫，乃能言之鹦鹉耳。纵能掇巍科、跻通显，于世何益?.••…务实学之君子必敦实行，此等字识得数个足矣。”他还说：“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

　　左宗棠经世思想的核心是“穷经将以致用”。诚如他所说的“吾读儒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展示出其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他把穷经求知的范围拓展到面向社会的地理学、农学、时务之学和塞防与海防等不同领域，最终目标是为了“致用”。

　　左宗棠对地理学有较深入的研究。他认真阅读过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等书，以为日后待机“施行”。他对绘制地图颇有兴趣，认为以往的地图由于时代变迁、疆域沿革变化已不适用，便“拟先作皇舆一图，计程画方。……再由明而元而宋，上至禹贡九州。此图为之本，以诸史为之证”，藉此“以志绳史，以史印志”。他模仿顾炎武纂辑《日知录》的方法，钞录了《畿辅通志》、《西域图志》以及各直省通志，“于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记录，为数十巨册”。他认为：“从事地学图说，拟于山川道里、疆域沿革外，但条列历代兵事而不及形势，盖以地无常险，险无常恃，攻守之形，不可前定”。左宗棠的地理学知识确为其在军事上的突出表现打下了基础，他说过：“吾频年兵事，颇得方舆旧学之力”。

　　农学是左宗棠经世之学中最主要的部分，他生长在以耕读为业的“寒素”之家中，终生对“农书探讨颇勤”，“自负平生以农学为长”。他居乡时常“巡行陇亩”，对“平日所讲求者试行”于田间，作《广区田图说》，推行区田耕种之农作法，编写《朴存阁农书》，“以诏农圃”，以重实学。他为官后，注重农学的实用价值，在浙江、福建、甘肃、新疆等地着意发展农业。他对此颇有感触地说：“农学，大都昔时偶有会心，故急时稍有其益，以此知读书之宜预也。”

　　左宗棠把对清朝典章制度的探研同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务之学紧密联系起来。荒政、盐政、漕运、河工历来被视为解决社会间题的“大政”，左宗棠把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称作时务之学。他指出：“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漕、河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意，与吾夫子期许之殷。十余年外，或者稍有所得乎?”他于道光年间在陶澍家教书的七年时间里，曾饱读陶家所藏为数甚丰的有关时务的典籍。对此，他的好友胡林翼评价说：“左孝廉品高学博，性至廉洁。在陶文毅公第中读本朝宪章最多，其识议亦绝异。其体察人情，通晓治体，当为近日楚材第一。”左宗棠走上仕途后，在所创之处筹备赈荒，于福建、甘肃等省改引盐为票盐，在江南整顿漕务，并主张治理永济河、淮河等，都与他的时务之学是分不开的。他在任两江总督时指出：“熟察江南时务，有关于国计民生者，惟引淮水仍归云梯关入海一着，足以截断众流，捍卫淮扬数州县亿万生灵，且可化灾区为腴壤，而于江南盐、漕诸政及各省荒政均大有裨益。”

　　对中国边塞和海防的重视构成左宗棠穷经致用思想的又一主要内容。道光年间曾出现过研究边疆史的小热潮，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蒙古图志》，徐松的《西域水道记》、《新疆识略》，沈直的《新疆私议》，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北激汇编》可谓其代表作。其中，龚自珍对新疆的研究颇具功力，提出于新疆设置行省的建议，并有“五十年中言定验”的预见。这时的左宗棠同样注意对西北边塞的研究，他曾作诗道：“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置省尚烦它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他写这首《燕台杂感》诗47年后，于规复新疆的征程中连续四次奏请新疆设省，并在答陶桄的信中说：“来书述癸巳《燕台》旧句，于置省开屯时务已预及之。五十年间志愿，到今尚行之不尽。而当时相与商榷之友朋，无一存者矣”。左宗棠与龚自珍于新疆置省的建议一脉相承。左宗棠对海防的研究同样非常重视，他“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海国故事者，每涉猎及之，粗悉梗概”。这样，在左宗棠的经世致用之学中又增添了新内容，即对“海国敌事”的了解与探索，他也由此逐步走向学习西方，兴办洋务的经世新途。

　　三、“中不如西，学西可也”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思想界出现了开眼看世界的新动向。林则徐的《四洲志》草稿，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枬的《夷氛闻记》、《海国四说》，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等首开近代中国了解世界大势之先河。

　　就在鸦片战争爆发前后，左宗棠在远离广东沿海有千里之遥的湖南内地乡村，竟不谋而合地也在依据唐、宋以来的典籍和官私各书来考察“海国”的事情，并探讨战守机宜，认为“敌之所恃，专在火炮，能制其长，即可克日蒇事”。但他“制其长”的办法还未上升到“师夷长技”的高度，而是主张在城根安放“水帘、丝钢、生牛皮各物为之障蔽”等方法。同时他的外国史地知识是较肤浅的，甚至认为“米里坚即明之洋里干，西海中一小岛耳。乃亦严然以敌国自居，思踵英人故辙，实为可笑”。他把美国视为一小岛国，采取藐视的态度，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究其原因在于清王朝长期的闭关锁国政策确实挡住了人们的视野，而且左宗棠身处内地乡间，也不能像林则徐、梁廷枬在广东，魏源在江苏，徐继畲在福建这些东南沿海省区更直接地了解外国的情势。但是，此时的左宗棠能积极主动地去探索海国故事，并自认为“海邦形势略能言”，表明他同那些率先开眼看世界的人们具有异曲同工的内在联系。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集团中的一部分人面对着西学东渐、西力东侵的挑战，开始摈弃闭关自守的旧习，冲破华夷之辨的羁绊而倡导学习西方以御侮自强。李鸿章在创办江南制造总局时指出：“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局的奏折中也阐述了向西方学习的必要性，认为“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泰西有而中国不能傲以无也”，强调仿效外国兴办船厂具有“以防外侮，以利民用”两个目的，“轮船成，则漕政兴，军政举，商民之困纾，海关之税旺，一时之费，数世之利也”。天津机器局设立时，奕?主张应当细心筹划，妥立章程，“力求实效，尽得西人之妙，庶取求由我，彼族不能擅其长，操纵有资，外侮莫由肆其焰”。19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一股以学习西方、兴办洋务的文化思潮勃然而起，左宗棠正是以洋务要员的身份发挥了他在这个方面的思想。

　　首先，左宗棠主张学习西方、就不能不正视中国传统文化中本与末、道与器、体与用的关系问题，也就是在近代社会怎样对待中学与西学的关系。他面对着顽固守旧势力视西学为“奇技淫巧”、“雕虫小计”和把引进西学称作“失道”、“失体”的情况，只有对这些关系进行新的阐述，才能为“师夷长技”寻找出理论依据，摆脱守旧势力的攻击。

　　左宗棠在1866年奏请创办福州船政局时初次接触到这方面的问题，通过列举西洋各国“互相师法”和中国已经落后于人的事实驳斥了顽固派讥讽向外国学造轮船为“失体”的论调，并对本末观进行了阐释，论证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引进近代化的机器生产不存在所谓的“失体”问题。他指出设厂造船是非常之举，雇佣外国员匠更易兴谤议，“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讥其失体”，这是他已料到的事情。他认为防海须用新式海船，而中国海防所依恃的帆蓬舟楫已无法同外国的轮船相比。西洋各国与美国、俄国数十年来讲求制造轮船，“互相师法，制作日精”，就连东洋的日本也开始从西洋购船，因拆视仿造不成，便派遣留学生赴英国“学其文字，究其象数，为仿制轮船张本，不数年后，东洋轮船亦必有成”，唯独中国对仿造轮船予以漠视。他形象地比喻了落人之后的情形：“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接着，左宗棠对传统的本末观作了辨析：“均是人也，聪明睿知，相近者性，而所习不能无殊。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喻，姑置弗论可耳;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此事理之较著者也”。左宗棠的这段话是很有份量的。它切中了中国士大夫空言义理，将智慧运用于“虚”的要害。中国传统思想中一个妨碍社会发展的因素即是把义理视为本，将艺事看成末，且反复强调重本抑末。左宗棠恰恰突破了这种本末观，并对外国将“聪明寄于实”和“以艺为重”表示赞同，他的着眼点在于反对顽固派把义理和艺事完全割裂开来的观念，强调讲义理者不应遗弃艺事，同时他也主张执艺事者不能舍弃义理之学。很明显，左宗棠主张的是“本末兼顾”。左宗棠还从“礼失而求诸野，自古已然”的古训中寻求历史依据，来证明其仿造轮船并没有“失体”。

　　19世纪70一80年代，左宗棠进一步阐述了道、本、体同器、末、用的关系。1875年，他为重刊本《海国图志》作序时指出：“泰西弃虚崇实，艺重于道，官、师均由艺进，性慧敏，好深思，制作精妙，日新而月有异”。他能意识到西方国家的飞速发展在于“弃虚崇实，艺重于道”，这是难能可贵的。1884年，他写下《艺学说帖》，再论道与艺的关系。他说：“艺事系形而下者之称，然志道、据德、依仁、游艺，为形而上者所不废。《经》称工执艺事以谏，是其有位于朝，与百尔并无同异。况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竞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宗棠在闽浙总督任内时，力请创造轮船，并有正谊堂书局、求是堂艺局之设，……此风一开，则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此言艺学之宜行也。……缘古人以道、艺出于一原，未尝析而为二，周公以多材多艺自许，孔子以不试故艺自明。是艺事虽所兼长，究不能离道而言艺，本末轻重之分固有如此。”显然，左宗棠是试图通过把艺事纳入自强之策，来实现他所主张“西人之长皆吾华之长”的目的。当然，他对艺事予以强调的同时，仍然是以谈道为前提的，即“不能离道而言艺”，道与艺的关系是“本末轻重之分”。很明显，左宗棠也是“中体西用”论的倡导者之一。

　　左宗棠在以学习西方为主要内容的洋务思潮兴起之时，即提出上述主张，是有积极意义的。它说明西学也可以为中国社会服务，有利于清朝的统治，从而为西学的传播找到一条为朝野基本接受的通路。它对于长期以来昧于世界大势的封闭状态予以一定的冲击，并对那些能够冲破“视洋务为畏途”观念、勇于学习西方的人们给以保护。包括左宗棠在内的“中体西用”论者都有提防顽固派横加攻击的用意，他们对体与用、道与器、本与末关系的辨析也为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其次，左宗棠是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的继承者，他把外国的“长技”归结为轮船、火器、机器、开矿、电报、铁路以及语言、文字、算学等方面，他主张在“求强”和“求富”思想指导下，把这些学西方的内容付诸实践。

　　左宗棠对西方长技的认识是从船坚炮利开始的。这种认识在19世纪40一60年代的思想界带有共性特点。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的大门，因此，鸦片战争时期开眼看世界的人们对仿制船炮异常重视。林则徐认为“制炮造船，则制夷已可裕如”。魏源指出“夷之长技”有三点，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这便是其师夷长技思想的中心内容。洋务派继承了林、魏的主张。左宗棠说：“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以夺彼族所恃”。丁日昌指出：“不可不熟思所以自强之策”，“船坚炮利，外国之长技在此，其挟制我中国亦在此”。正是基于这种思想的指导，洋务运动从创办近代军事工业起步也就顺其自然了。诚如曾国藩所说：“铁厂之开，创于少荃;轮船之造，始于季皋;沪局造船，则由国藩推而行之。非不知需费之巨、成事之难;特以中国欲图自强，不得不于船只炮械、练兵演阵入手，初非漫然一试也”。

　　左宗棠在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过程中，除了主张仿造轮船外，还主张“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他建议设立船政学堂，“习造轮船”，“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并“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而衍于中国”。他在1874年致函福州船政大臣沈葆桢谈对派遣留学生的看法时说：“艺局生徒赴各国游学，以扩闻见长识解，自题中应有之义”，“泰西各国艺事有益实用者，火器而外，水器为精。西北水利不修，农功阙略，关陇同病，陇又甚焉。如令艺局生徒到各国时留心研究，择其佳者携至中土，照式制造，裨益实多”。1879年，左宗棠再次提到开河机器的长处，他说：“大抵泰西水器有裨实用，为中土急宜仿效之事。……将来传其法于中土，华人可以互相师法。”他于1882年建议仿西法用机器开采徐州利国煤铁矿，主张雇佣外国矿师，并“复购觅机器以速其成”。1885年，他在遗折中说：“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左宗棠从倡办军事工业转向兴办民用企业，主张求强与求富并举，表明他的思想是不断深化的。

　　左宗棠学习西方思想的主旨是主张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机器生产，其着眼点是“中不如西，学西可也”，从而提出了一个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趋势的新命题。

　　当然，在左宗棠关于学习西方的言论中也不是没有矛盾之处。他说：“言学而至于艺，言战而专于械，不过学与战之一端。我不能而人能之，吾不可不师其长，固也。若谓学止在艺，战止在械，夫岂其然。吾人读书，其志大者、远者，博与巧非儒所尚，有时迂疏寡效，不如小道可观。”特别是在关系到农业这个“本务”同工商业的问题时，他的看法颇有偏差。他说：“彼之末富安能与我之本富争，彼之淫巧安能与我之食货比”。这说明他对西方的认识是欠深刻的。值得深思的是，左宗棠一生都奉程朱理学为圭泉，但他并未于此而显得特别守旧，他大力倡导的却是经世致用之学和西学。因此，那种认为传统儒学对洋务思想只有消极影响的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都是儒学的崇奉者，但他们都能程度不同主张向西方学习。而像倭仁这样的理学大师，则主张“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由此可见，无论一个人在学术倾向中是尊奉宋学还是汉学，或者是治今文经学还是古文经学，对其人文化思想的各个层面都不能起到完全的制约作用。曾国藩乃倭仁弟子，而他们二人却分属洋务派和顽固派。左宗棠曾说他与倭仁“颇属心交”，但这只不过是对倭仁治理学的成绩表示敬佩，而左宗棠从来也未对倭仁始终反对学习西方的态度表示首肯，而他反复强调的是自己学习西方的举动乃“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也”。左宗棠一贯主张“中不如西，学西可也”的观点同倭仁向来鄙视西学的见解形成巨大反差。总之，左宗棠的文化思想在清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交融中具有典型的色彩，对其加以研究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