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湖湘文化的渊源,我们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荆楚文化。从广义的范围来讲它应包括湖湘地区一切古代文化与传统,诸如器物,民风民俗,社会心理,思维方式及文学艺术的特色等,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但又有其不同的特点与内涵。我们一般所说的湖湘文化是就其狭义而言,即自南宋以来,胡安国父子与张栻等人,在湖南招徒讲学。他们精研义理,对内强调个人身心修养,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对外主张身体力行以报效国家民族为宗旨,实现儒家内圣外王相统一的社会理念与风气。我们把这种文化,称之为狭义的湖湘文化或核心的湖湘文化。这种以心性之学与经世致用思想的相结合为特征的学风,对于造就湖南近世人才,推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起过不小的作用。左宗棠从他的家庭出身和所受的教育乃至他的学术思想与作风,都与湖湘学统有着不解之缘。
一、以程朱理学为宗,穷理正心刻苦磨励
左宗棠1812年出生在湖南湘阴一个贫穷落后的山村,他从少年时代起直至48岁被清朝政府任命他带兵离开湖南止,他的青少年直至壮年都是在湖南这块土地上度过的,可以说是一位地道的湖南汉子。他的家庭世代以耕读传家,曾祖父左逢圣,祖父左人锦,都读过一些书,但也只是个县学秀才,并未做官。他们受儒家思想影响以孝义著闻,在地方上常做一些好事,如曾在他家附近高华岭设茶数年,以济行路之人。乾隆十七年,湘阴大灾,左家将衣典当,与富户施粥袁家铺,以济灾民,这些都是一些善举。左家是个小地主,左宗棠的父亲,左观澜是县学廪生,以教书为业二十余年。至左宗棠出生之时,他的父母已有子女六人,宗棠排行第六。左家至此已家道衰微,主要靠他父亲教书的束修来维持生活。清朝自嘉庆以后,明显地走下坡路,遇上灾荒年份,即是像左家这样的经济状况都难免要以野菜糠屑度日。左宗棠后来在给儿子孝威的信中说:“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尔父生而吮米汁,日夜号声不绝,脐为突出,至今腹大而脐不深。吾母尝言育我之艰,嚼米为汁之苦,至今每一念及,犹为闻其声也。”左宗棠在29岁时曾作诗八首,叙及他父母的苦况道:“研田终岁营儿哺,糠屑经时当夕飨。乾坤忧痛何时毕,忍嘱儿孙咬菜根。’至今每一讽咏至此,犹悲怆不能自己。”左宗棠幼年时期就是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的。这种家庭出身的人,其父母一方面教育子女,生活上要勤劳俭朴,行善积德,做一个忠厚善良的君子,使之成为儒家所称道的品德高尚圣贤式的人物;另一方面又教以耕读为本,强调身体力行,重视劳作实践。因为这种书香门第出身的人,他们虽然也试图通过科举的道路,挤入封建社会的上层,实现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但这种幸运毕竟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仍处于社会基层。左家几代也就是这种情况。因此他们强调以耕读为本。左宗棠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左宗棠父亲于长沙开馆授徒,他同二个哥哥随之上学。他祖父左人锦见他聪颖过人,常对人说,日后“是子足昌吾门”。左宗棠六岁始读《论语》、《孟子》,兼读《大注》,所受的完全是儒家经典的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他九岁始学制艺,即学习科举考试的章法与内容。在给《杨雪沧书》中说:“九岁学做制艺,先子每命题,必令先体会《大注》,一字不许放过。”可见他自幼年始即以程朱理学为宗。程朱理学从总体上属于唯心主义范畴,但他强调自身的内省与修养,却有它某种合理性。湖南近代一些名臣巨子,包括曾、左、胡、彭在内,无不受其熏陶。湖南地处洞庭湖以南,北阻大湖,东西南三面高山环峙,昔时交通不便,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自宋以后程朱理学,一直在此独领风骚。即使在乾嘉考据学盛行时期,湖湘地区仍是盛行理学,当时湖南学风所致,“以义理经济为精宏,见有言字体音义者,恒戒以逐本遗末,传授生徒,辄屏去汉唐儒书,多以程朱为宗”。在这种学术氛围成长起来的左宗棠自然接受的是孔孟之道与程朱理学的思想。后来左氏在回忆少时读书生活时说:‘日有粗粝两盂,夜有油灯半盏,即思无负此光景。而无奇书可得,惟就四书五经,讽诵咀嚼。自谓‘一生受用不尽’。四十年以后,抱负措施,都从此时蕴蓄。”湖湘学人特别强调个人刻苦自修。把严于律己,苦学清修与日后报国联系起来,作为自己的动力,即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前提,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真正的宏图大志。把实现今后的远大理想与眼前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联系起来,即曾国藩所说的“笑谈都与圣贤邻”。孟子所云:“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以及“万物皆备于我,方今天下舍我其谁”等豪言壮语,都是鼓舞青年学子,刻苦自励,奋发向上的力量源泉。孟子这些思想,有些被宋代理学家继承下来。朱熹就特别强调“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左从小所受的教育,就是这种通过宋儒改造和取舍了的孔孟学说,而这正是湖湘文化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
左宗棠系统学习理学,是从师事贺长龄、贺熙龄兄弟开始的。二贺是湖南善化人,既是大吏,又是名儒,长龄官至云贵总督,熙龄为侍御史。他们崇信理学,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左宗棠十九岁时去拜访在家丁忧的贺长龄,贺一见奇之,推为国士。贺家藏书甚富,将所藏官私图书,任凭左宗棠阅览。并告诫说:“天下方有乏才之叹,幸无苟且小就,自限其成”。贺长龄之弟熙龄,曾主讲长沙城南书院,左以之为师,虚心求救。据《贺御史贺君墓志铭》载,“君掌教城南,辨义利,正人心,谕多士,以立志穷经为有体有用之学”。又据《寒香馆文钞,左斐中像赞》云“左子季高,少从余游,观其卓然能自立,叩其学确有所得,察其进退言论,则循循然有规矩,而不敢有所放轶也,余心异之。”左宗棠青年时代受理学思想的熏陶,得到贺氏兄弟的赏识,对此左公之子孝同在《先考事略》中说得十分清楚:“时山长善化贺侍御熙龄宿学名儒,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制艺括帖,于府君尤加器异。后府君上贺公书有‘十年从学’之语,盖从游最久也”。在此学习期间左宗棠与罗泽南,丁秩臣为友,切磋学问,砥砺品行,过着衣不求华,食不求美的清苦生活,一心好学上进,学做圣贤。此时左宗棠父已去世,家境更加贫困。他在湘水校经堂读书时,曾七次获得第一名,得到学校给予的膏火费补助。左氏学习理学深有心得体会,他说:“吾儒读书,天地民物,莫非己任,宇宙古今事理,均须融彻于心,然后施为有本”。左宗棠学习程朱理学抛弃了程朱理学中关于道德性命的空洞说教,而是把注重自身道德修养与民仁爱物的远大抱负结合起来。他的理想与曾国藩注重个人对名利的追求有所区别。曾年轻时在《感春六首》诗中说:“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璃势吞象。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天无凡响”,“莫道儒生终龌龃,万一雉卵变蛟龙”曾氏抒发的是他个人对功名利禄的向往与追求。与左宗棠以天下苍生为念,忧国忧民的思想有所不同。左年轻时在《燕台杂感》中写道“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陆海只今怀禹迹,阡庐如此想尧年’,“书生岂有封候想,为播天威佐太平”。这些诗句更多的是把个人的前途命运与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联系起来的。这也许就是曾、左无论是治学、处事、做官都有所不同的缘故吧。
二、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强调力行践履的作风
经世致用之学最早的倡导者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他们从明朝亡国痛苦的经历中,深感八股取士是对士林的一种误导。当时学术脱离实际,士人空谈道德性命而形成一种空疏学风,从而使人才贫乏、国家衰弱。因此他们提倡通经读史,经世致用。但满清入关以后,为消弭汉人的民族气节,稳固满清的统治,照样用科举来笼络汉人,提倡远离政治的考据之学。这种脱离现实的学风,经过康乾盛世以后,其流弊日益显现出来,因此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如龚自珍等人大声疾呼,要求改变这种状况。他在诗中说:“沉沉心事北南东,一睨人才海内空”。“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数,不拘一格降人才”。与龚自珍同时代官至两江总督的湖南人陶澍,团结了一批湖南的名宦学人,如贺长龄、贺熙龄、魏源、汤鹏、邓显鹤等人,大力倡导通经博古,经世致用。他们以地方官的身份积极整顿吏治,治理河道、海运及军务办学等事关国计民生的大事,在士人中享有威望。魏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编了《海国图志》、《皇朝经世文编》等书籍,使当时学术界眼界大开,耳目一新。左宗棠由于科举考试落第,加之他出身贫寒,长期生活在社会基层,了解当时的社会弊端,使他很容易接受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并很快付诸实施。左宗棠在给他朋友的信中说:“春榜即放,点检南归,睹时务之艰棘,莫如荒政,及盐漕河诸务,将求其书与掌故讲明而实究之,求副国家养士之意,与吾夫子期许之殷,十余年外或者稍有得乎。”当时的左宗棠不过22岁,此后二十余年,左氏一直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他的学问归结起来主要有三门:即地理学、军事学和农学。左宗棠18岁时对地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曾潜心研究顾祖禹《方舆纪要》、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和齐召南的《水道提纲》等书。由于时代变迁,历史兴废,过去地理记载与图籍错误甚多。于是他决心重新绘制一套新的全国地图。他先绘成草图,然后由他的妻子周诒端绘成正图,夫妻俩一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对此他的老师贺熙龄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他“六朝花月毫端扫,万里江山眼底横。开口能谈天下事,读书深得古人情”。左宗棠也不无自信地说:“季高近词章,为有用之学,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后来他在陶澍家当塾师,又将《图书集成》中,康熙时的舆图及乾隆内府舆图进行对照参考,纠正早年绘图中的一些错误,可见左宗棠在地理学上所下功夫之深。
第二门是军事学,左宗棠在研究地理的同时很重视军事知识的研究与积累。他把学习地理与学习军事学紧密结合起来。他读顾氏《方舆纪要》“潜心玩索,喜其所载山川险要,战守机宜,了如掌指”。对于《郡国利病书》虽然也指出有考证疏略和不足之处,但却认为此书,“熟于古今成败之迹,彼此之势”。魏源认为顾亭林在军事地理学上多言攻而少言守,左宗棠却大不以为然,他认为“山川形势,攻守随时局而转移,至于取守攻防,则易地而可通也”。他在给儿子孝威的信中说“吾频年兵事,颇得方舆旧学之力,入逝以后,兼及荒政农学,大都是昔时偶有会心,故急时稍收其益,以此知读书宜预也”。左宗棠对战争胜负的看法,认为不仅决定统帅临战的指挥才能,同时由临战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综合势力所决定。因此左在备战中对于选将练兵、筹饷、战略战术各方面都非常重视。如在新疆用兵时,即确定“缓进急战”的作战方针,保证了战争的胜利,成为了近代史上一位有谋略有胆识的军事家。左对自己的军事才能也颇为欣赏,曾不无得意地说:“历古以来,戎马书生,而兵锋所指,东极于海,西尽天山,纵横轶荡,末如宗棠者也”。左宗棠从年轻时起,把地理学与军事学结合起来,加以考察研究,为他后来事业的成功奠定了深厚的功底,这是当时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所不能及的。
左氏的第三门学问就是农学。左宗棠出身农村,懂得国计民生的衣食之源来源于农业,他曾为左氏祠堂写过一副对联:“纵读数千卷奇书,无实行不为识字;要守六百年家训,有善策还是耕田”。这对联不仅表明了左宗棠一贯倡导经世致用的思想,同时也要求族人要以耕读为本,重视农业。
左宗棠第三次科举会试失败,决计不再复试。他在《与谭文卿中丞书》中云:“弟自戊戌罢第归来,即拟长为农夫没世,于农书探讨颇勤。尝自负平生以农学为长,其于区种一事,实有阅历’。他曾研究过古代的区种之法,作《广区田图说》辨其利害。道光二十三年(1843),他从自己多年教书的积蓄中,拿出九百两银子在湘阴柳家冲买田七十亩,第二年他把家从湘潭迁到这里,书其门曰“柳庄”,开始了他经营农业的生涯。他采用古时的区种之法,用以指导农作物的栽培,除了种水稻外,还栽种茶、桑竹等经济作物,以尽地利。自号“湘上农人”巡行陇亩,由于种植管理得法,收获颇丰,不到两年,仅茶叶一项的收入就还清了全部课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兄东作甚忙,日与庸人缘陇亩。秧苗初茁,流水琮琮,时鸟变声,草新土润,别有一段乐意”。他的妻子周诒端亦作诗曰“清时贤俊无遗逸,今日溪山好退让。种艺养蚕皆远略,从来王道重农桑”。左宗棠在农耕生活时期自号“今亮”,以诸葛孔明自居。他准备写一部农书传世。他认为农业为民生的第一要务,而自古以来,著书者多选择简易而名美者之为,对于有实用价值的农学反倒不重视。他拟书名为《朴存阁农书》,已分类撰著,惜未能完稿。他对农学的研究范围很广,在给《与蔗农先生书》中说:“宗棠于农事颇有所窥……至筑墙,作壕、建碉堡及栽种,畜牧之法,近颇有得,为居乡所必须”。这些实用之学,对宗棠一生影响很大。他后来所到之处,总是注意关心民生疾苦,重视农业,植树修路,兴修水利,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有惠政于民。他的这些思想与作为,与他早年重视经世致用之学,有着密切关系。
三、关心时局忧国忧民,报效国家与时俱进
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关心时务议政参政的强烈意识,是湖湘文化的又一光荣传统。从二千多年前的屈原发其端,到南宋核心湖湘文化的创始人胡宏、张栻以及明末清初的王夫之等人,无不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崇高的民族气节。他们不畏强暴、先忧后乐、追求真理,敢于拼搏的作风与品格,深人一代又一代湖南人心中。湖南自古称蛮国,民风强悍、好胜尚武,勤劳朴实、不尚奢华。正如近人所总结的“固因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土朋兴”所造成的。左宗棠长期受这种民风土气的熏陶,自然其忧国爱民的思想也非常浓厚。左宗棠年轻时就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相标榜。在长沙求学期间以文会友、砥励品行,以天下为已任。
道光十三年(1833),时年22岁的左宗棠,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后,他忧虑的不是个人的前途和命运,而是关心整个国家的治乱兴衰。他目睹道光以来水旱连年,吏治腐败、民不聊生的情景,忧心忡忡。奋笔写下了七律《燕台杂感》八首“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青衫不解谈时务,漫卷诗书一浩叹。”“湘春门外水连天,朝发家书亦惘然……更忆荆沅南北路,荒村四载断炊烟。”对于外国帝国主义虎视眈眈觊觎我国边陲的狼子野心,他早有警觉。对新疆地区他写道“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将军更莫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对于东南沿海战备废驰,他亦特别关注,“南海明珠望己虚,承安宝货近何如”。“清时台铺无遗策,可是关心独草莱”这些忧国忧民,激励人心的诗篇,表明左宗棠自年轻时起就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鸦片战争时期,左宗棠在湖南安化县小港当塾师,他从贺熙龄的来信中得知广东沿海一带战争的情况,忧心如焚,随即开始了对海防战事的研究。他阅览了自唐宋以来的史传别录及大清的志乘载记以及官私图书。他在给《贺蔗农上书》中提出了许多值得重视的制敌之策,认为最可忧虑是英人以数十战舰,游奕无定,牵制我七省兵力,反客为主,形成彼逸我劳之势。他提出我方应加强沿海防务,以一省之兵力,足当一省之用,使英人无隙可击。后来他还写了《料敌》、《定策》、《海屯》、《器械》、《用间》、《善后》诸篇为抗英前线的林则徐出谋划策。广东在林则徐的严密防范下,英军无隙可击。清廷后改用投降派琦善为两广总督。居然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对此左宗棠更加忧愤交加痛心疾首,他指控投降派“一、二庸臣一念比党阿顺之私,令天下事败坏至此。”坚决反对和议,“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相率效尤而起,其将何以应之”,他满腔激愤,赋《感事四首》抒发自己的愤意,痛斥了投降派的昏愚怯弱,赞扬林则徐的御海制敌之策“司马忧边白发生,岭南千里此长城,英雄驾驭归神武,时事艰辛仗老成”。“王土孰容营狡窟,岩疆何意失雄台。痴儿哬亦看蛙怒,愚鬼翻甘导虎来”“欲效边筹裨庙略,一尊山馆与谁论”。也抒发了自己在内地的偏僻山区,无法为国家分忧出力的苦闷。此时的左宗棠虽未直接与林则徐接触过,但由于政治观点的一致,左宗棠对林则徐倾慕备至神交已久。他在给胡林翼的信中说“自海上用兵以来,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月在林公左右也,忽而悲,忽而愤,忽而喜,尝自笑也”。这些话一方面说明左宗棠对林则徐的敬慕与关切,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国事的关心与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一生不谈和议事,千秋唯有左文襄”。这是后人对左宗棠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作不妥协斗争精神的高度评价与赞赏。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清政府内部关于海防与塞防的争论中,他坚决反对李鸿章,以縻饷为辞放弃西北边陲新疆的主张,力主出兵新疆消灭阿古柏匪邦,维护祖国的统一与完整,收复被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他为激励将士,令人抬榇西行,以必死之决心吊民伐罪,通过几年努力,历尽艰辛,终于消灭了阿古柏匪邦,粉碎了英俄等殖民主义企图分裂和肢解我国新疆地区的阴谋。当时的沙俄试图通过不平等条约长期侵占我伊犁地区。左宗棠整军经武,准备打仗,沙俄追于形势,终于在谈判中交还伊犁。这是当时清政府在对外交涉中唯一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左宗棠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灭了侵略者的威风,其功绩将光耀千秋,永垂史册。
左宗棠在晚清30余年政治生涯中,无论是在战大纷飞的军事斗争中,还是在安定边陲恢复发展生产以及洋务运动中,处处体现他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作风,和百折不挠,坚韧沉毅的性格。深刻体现了湖湘文化中不断探索、一往无前。与时俱进,敢为天下先的文化特质。
左宗棠在洋务运动中,他通过自己的实践,逐步认识到,官办企业的流弊,主张大办发展民办企业,认为“为政首在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与那些一味强调企业官办的洋务派官僚的态度迥然有异。
当然无论是左宗棠本人抑或湖湘文化,它与任何客观事物一样,总会有其缺点和不足。譬如说由于时代的局限,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时,他坚定地站在满清政府一边,表现得心狠手辣,极尽殄灭屠杀之能事,用革命人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翎顶,而不知自惭自愧。在对待西学的问题上,基本上是站在官僚洋务派一边,对从根本上学习西方持反对态度。他的思想仅仅停留在“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浅层次上,没有能够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畴,体现他偏执与保守的一面。这固然是他的地主阶级偏见和作为满清的封疆大吏的地位所决定的,但同时也许是湖湘文化受理学忠君思想熏陶影响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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