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许多人提出过这样一个疑问：曾国藩在攻下金陵，扫灭太平天国之际，江南半壁江山在握，为什么不称帝？
对这个问题也有不少人曾经作出过种种解释。一般认为，曾国藩不称帝的原因有三：一是，当是时，北方有八骑兵存在，南方也有绿营兵存在，胜利的把握不大；二是，李鸿章的淮军牵制；三是，曾国藩性格中的软弱性。
其实，上述三种理由都不足以成立，因为这几条其实都指向一点，那就是认为曾国藩不称帝的原因在于他“不敢称帝”。
一、“称帝说”的由来
曾国藩“称不称帝”的说法由来很久，各种史籍均有或明或暗地指涉。
有人说，湘军中胡林翼、左宗棠、曾国荃等都曾劝曾国藩自立为帝。如当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建议以盛筵相贺，曾国藩不许，只准各贺一联。李元度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见后立即撕毁，并斥责李。后其他将领所拟之联也没有一个符合曾意。曾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拉我上草案树（湖南土话，草案树为荆棘）以取功名，图富贵……”曾国藩寿诞，湖北巡抚胡林翼来贺，交谈间书写一纸条，赫然有：“东南半壁无主，我以其有意乎？”曾国藩则写出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委婉地表明了自己无意自立的想法。
不仅湘军势力曾有劝进的举动，就是太平天国阵营也有人劝曾国藩自立，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达开也曾提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忠王李秀成被俘后，也曾表示，愿以长江两岸数十万余部拥戴曾国藩为帝。
这些都是事实。然而，这些劝进的事实都只是一面，此一时彼一时也。胡林翼与曾国藩关系最好，但可惜死得早，在金陵攻克之前就死了。而且，曾深知刚打下安庆，称帝的时机与条件都不成熟。所谓“流水高山心自知”固然是表白自己无意称帝，会不会也有想学司马懿的意思？后来，胡林翼对九弟的格外关照，或许可以看出某此端倪。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关系并没有人们所说的好，曾左关系更多的在于知心，但曾对左一直是防范的。老九打下金陵后，因为兵士忙于打劫财富，而让幼天王化装逃走了。当时好多局外人都热心于打探幼天王的下落，其中包括左宗棠。左手下一总兵意外得到了李秀成干儿子李士贵招供的情报，得知幼天王已南下。左并没有把这个情报提供给曾，相反他做了件釜底抽薪之事，直接上奏给了朝廷。这让曾十分恼怒。李元度也与曾不合。曾以李不忠于自己而忌恨于他，屡次把刚刚升官的李给上书贬退下来。至于太平天国阵营里面的投降者，曾自始就不相信。不管是石达开还是李秀成，这些投降派在曾国藩心目中都是没有地位的。相反正因为李秀成表白了这个意思，才促使曾国藩在圣旨未到之前就把他处决了，并说，这种奸人不可使进京，一旦进京会直接威胁到自己。
二十世纪下半叶，又从曾国藩的后人那里传出一条关于曾国藩不敢称帝的“信史”，时为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的俞大缜向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提供了这样一条重要的口碑：
“我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外孙女。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有一天，她在卧室内和家中少数几个人聊天，有人提起母亲出生的地方，说两江总督衙门就是现在的国民政府，过去是天王府。大概因为提到天王府，就得到了李秀成。大家随便闲谈。我没有注意，具体内容我已记不清了。事后母亲亲口对我说：‘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当时我没有认识到这句话的重要性，所以没有追问，现在万分后悔。几年后，我读了罗尔纲老先生所著《李秀成笺证》，才知道曾国藩把一部分李秀成的材料毁掉，再把母亲对我所讲的那句话联系起来，就恍然大悟李秀成的确是想学三国中的姜维。”
这样一段口碑似乎揭开了曾国藩为何不称帝之谜。不过仍然是落在“不敢”二字上。究竟为什么不敢，然后没有答案。
其实，曾国藩本来没有称帝之意，但由于不时听到这样的劝进，有人认定他心里肯定也在琢磨这事。究竟真相如何，今天只能从他留下的只言片语来分析了。
二、曾国藩为什么“不敢”称帝
有人说，曾国藩不称帝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淮军势力的强大。我们来分析这一点成不成立。
淮军统帅李鸿章是自己的门生、年家子，门生观念在古代和君臣关系一样，是非常牢
固的。不管后来是否有矛盾，至少表面上这种关系都是可以维持的。作为门生的李鸿章不可能撕破脸皮与他的老师闹翻乃至兵戎相见。如果想称帝的曾国藩是不用担心这一点的；况且自己的老师称帝，作为门生一般是会支持的。因为好处是明摆着的嘛。
淮军和湘军是在对满族权贵的矛盾上，是利益共同体，“唇亡”则“齿寒”。所以李组
建淮军时，曾不但同意，而且希望李尽快组建成军，这样既可以帮助自己消灭太平军，又可以增强自己在清朝统治集团的势力。这是不想称帝的曾的真实想法。
但以善识人闻名的曾国藩，对李是有着非常准确的认识的。一则，李这个人贪财，这
一点与曾正好相反，曾对贪财的人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贪利与贪财不同，“有所贪有所利而成者居其半”，贪财则成不了大器；二则认为李这个人“巧”。所谓巧，即好使小聪明、小权术，善观风向，八面玲珑。故曾氏评李氏为“李少荃拼命做官”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曾国藩既常识李的才干，又讨厌他的品德。曾国藩一生顾忌有三，他说“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既贰”，只是借言天道而有所发。“巧”、“盈”、“贰”，都属于不可信赖之属。因而在当时的情势下，曾既希望李有出息，又不希望他太有出息。所以他又不希望李的淮军招得太多，规模过大，对湘军“老大”的地位产生冲击。一开始，他就限制淮军的规模和人数，一方面把部分湘军派到淮军中，另一方面派心腹密切监视李及其淮军。
至于淮军的实力并没有人们想像的那么强大。淮军当初只有13个营5500人，其中4000人是李招募来的，加上太平军投降过来的程学启的开字营一千人，和曾国藩自己的亲兵营，故这支队伍不能说是李鸿章一个人组建而成的。到了上海以后，和上海的外国势力、地方势力一结合，一跃而成为当时中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军队的人数扩增到７万之众，其军队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之完备、之先进是当时任何中国军队所不可比拟的。这里面有曾国藩的扶持。比如曾氏首创的第一家生产近代武器的兵工厂安庆军械所所制造的先进装备多数运送到淮军去了，在国外采购来的先进武器也优先淮军，看起来不合常理，究其实是有深意的，如九弟向他索要开花炮，他不给，并告诫九弟，战争在人而不在兵器。“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中兴在乎得人，而不在乎得地”。这不是一般将领所能做到的。曾国藩并非不知道洋枪洋炮对于前线打仗的重要性，但却偏要乃弟靠得人取胜，就意在培养其帝王之才。给淮军以先进武器在于拉拢淮军，而心实则在九弟。湘军裁撤之际，许多湘籍士兵不愿意离开军营，曾就把这些人编进了淮军。就是说，在湘军撤销之时，淮军实力并不如人的想像的那样大，否则曾国藩不可能这么做。这么做的另一个考虑，就是想借壮大淮军为己所用，这说明这个时候淮军仍然被曾国藩看作是可以为己所用的。淮军真正成为最强大的集团，全凭平捻之功，而这个时候湘军早己不存在，曾氏若称帝则应在湘军裁撤之前，而这个时候曾氏己失去了称帝的时机。故不存在淮军的存在影响了曾国藩称帝。
此外北方的八旗和南方的绿营，特别要指出的还有僧格林沁的骑兵，这些因素能不能
影响曾国藩称帝呢？固然，这些兵力的存在对曾是一个威胁，但纵观历史上靠军事力量夺取帝位的事例来看，再强大的势力也不足以约束一个人称帝的野心。正如曾国藩所言，战争在人而不在兵多、武器好。况且这个时候的八旗和绿营势力都相当弱，在参与平太平天国和捻军这样局势攸关的大事上，他们都派不上用场，更别说抵挡湘军了。这个时候的湘军既有水师，又有兵力多少万，实力达到顶峰。
也有人语焉不详地指出，曾国藩之所以不称帝，要源于他性格中的软弱性。其实，这
是根本不了解曾国藩性格的说法。曾氏性格具有两面性，既有敢打敢拼的一面，又有知难而退的一面。但那句“打落牙齿和血吞”的名言正出自于他之口。要做到这一点，没有坚毅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在数十万太平军面前，屡战屡败，而又屡败屡战的曾国藩，没有这种坚忍的性格也是不可能成功的。有人执着于曾国藩几次战败自杀为例，来说明他的软弱，其实完全是误解。战败试图自杀，在曾国藩看来是为了保全他的名节，在平太平天国之际，就有不少将领因战败自杀的例子。
说到他的性格，还可以多说几点。作为一介书生或文人，曾国藩是文人武人化的一个典范。上则承他的老乡蒋琬，（蒋琬是双峰井字镇人，与荷叶是隔壁，且从荷叶至县城，必须经过井字），下则启毛泽东等人。作为文人的曾国藩被称之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个集大成者，早年在京师时即抱负颇大，所学无非程朱理学。这些看似迂腐的学问，在别人那里只沦于空谈，但到了曾氏手里却能产生实际的作用，这便是曾氏所讲究的实学致用。
因此，曾国藩的性格里面，既有敢打敢拼的“蛮”，如他告诫其弟所说的“蛮字为主，打字向前”。（同治二年七月初七日）又据《中庸》“愚必明，柔必强”而提炼出“明强”二字。当时即有学者指出，曾国藩一生经历过三次大的思想性格转变。“文正一生凡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有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咸丰七年，在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即奔丧回籍，朝议颇不为然。左恪靖在骆文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予荐曹镜初诊之，言其岐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这就是说从辞赋之学变为程朱之学，此为第一变；从程朱之学变为申韩法家之学，此第二变；又从申韩法家之学变为黄老道家之学，此为第三变。故于第三变后，他信奉“花未全开月未圆”之境，给自己的书斋名之为“求阙斋”，训弟要“胸次浩大”，这表明曾氏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前就己黄老守身，不存在称帝之想。
曾国藩自言：“人不概之，天概之，天不概之，自概之。”这个“概”字，在古代就是量具，其实就是个木板。古代用缸，用桶，用盆来盛米，稻谷，堆得高一点，然后用这个木板来刮平，起的就是这个作用，这个叫作概。别人不来管你，自然有上天管你。中国人相信“举头三尺有神灵”，如果天再管不了你，那就自己管住自己，这就是自律。引申一下曾国藩的意思就是说，要见好就收，要激流勇退。我觉得这是曾国藩的一种处世哲学。
三、裁撤湘军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既然不称帝，那么战后的裁撤湘军自然成为曾国藩的一件“大事”。其实称不称帝与裁不裁军也就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那么曾国藩裁撤湘军的真实原因又是什么？
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曾老九历两年之辛苦终于“打开南京了”。这一举被时人称之为“天下第一功”，诚不是虚言。它一举结束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转型的最后关头之际产生的又一次周期性的叛乱，为后来的洋务运动扫清了一个最大的障碍。
南京城的收复，还标志着曾国藩所率领的湘军事业大功告成，实现了曾国藩早年在京城里所写的诗中的抱负“早晚红旗报未央”。曾国藩得知这个消息，己是两天后的三更三点。这一天的日记中他写道：“思前想后，喜惧悲欢，万端交集，竟夕不能成寐”。此后连续三天都“不甚成寐”。
七月初一，他来到南京，与老九曾国荃相会。当天夜里便“与沅弟论行藏机宜”。到底是些什么机宜？曾国藩讳莫如深，后人无以得知。据猜测，此时大约就谈到了湘军的去向问题。
裁撤湘军，历来被学者们认为是曾国藩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所做的大事之一。因而，在述及曾国藩为什么要裁撤湘军这个问题上一向津津乐道，同时答案也莫衷一是。
一百多年后，再来回看当时曾国藩裁撤湘军，有几个必撤的理由，又有几个不该撤的理由。
按照流行的史家说法，湘军必撤的理由归纳出来有如下几条：一是湘军本是团勇，不是国家的经制之师，它本来就是专为打太平天国而组织起来的，所以南京打下来了，自然也就得解散。二是许多士兵因为打仗发了财，不想再过军营的清苦生活了，都思乡心切。三是湘军已经到了暮年，很是腐败了，一旦无战事（实际上并非没有战事，战争还长着呢），就会无事生非，难以管理。四是朝廷对手握重兵的曾氏兄弟实在放心不下，担心再闹出一个“曾秀全”来。所以曾国藩为了打消朝廷顾虑，保全自己，作为交换，主动裁军。根据这些说法，曾国藩裁军显然是一件关系重大的大事了。
应该说，这些理由看似都很在理，都成立，但是仍然经不起仔细推敲。
那么，首先来看此时的裁撤湘军到底算不算曾国藩的大事呢？我认为，打下南京后裁撤湘军并非就是当时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也不是说湘军就此解散了。相反，这种裁撤湘军在曾国藩看来是一件很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事了，它前后历经了近一年时间。
裁撤湘军的第一波是在打下南京数日内。就在曾国藩与九弟商量行藏机宜后，七月十三日，曾国藩就先后撤去了几营兵士。其中萧庆衍全军都撤了，每营补发其欠饷二万，剩下的由湖北省清理；叫梁美材的三个营回湖北，也给了欠饷二万；把太平军降将韦志俊手下的五个营也撤掉了，每个营给欠饷二万；建字二营也随之撤去。特别说明一句，人们所说的打下南京后纷纷往湘乡搬运抢来的金银的吉字营的二十个营的士兵，此时被安排留守金陵，不可能往家里搬运银子。还有一点是最关键的，当时裁撤湘军，并非就像今天我们说一句“解散”就了事的，一般都由各营军官负责带队遣散，如曾国荃开缺回籍时，就亲自带了一批勇丁回湘，不是一窝蜂一哄而散的。
可见，裁撤湘军也不是一天两天就决断裁撤完了，而是陆续裁撤，历时颇久。直到同治三年十月，南京各营勇丁，尚在陆续裁撤，至此时也才裁撤二万五千余人（见十月十二日曾国藩奏折）。与此同时，朝廷又在命杨岳斌回湖南再募精勇七八千人。也就是说在裁撤的同时，也在新募。
到十一月，曾国藩和李鸿章又联名要求遣撤扬州兵勇，旨在“节饷解甘”；同治四年三月，曾国藩又奏请撤勇，但此时云南贵州匪患未清，朝廷谕旨并询问能否把这一支打算要撤的队伍选派干员带去贵州。
就算是名声最不好军纪最差的霆军（鲍超之营）在同治四年仍然在作战。是年五月还一度发生勇丁溃散事件。
由此可知，曾国藩奏请撤军，并非是因为打下南京，没事做了，又担心皇帝不放心而自剪羽翼，因而把裁军当做一件大事来抓。事实上，此后两年，湘军依然活跃在大江南北。人们所说的这件“大事”是被曾国藩轻描淡写地处理了的。裁撤湘军并不在撤字上，而是在裁字上。所谓“裁”就是今天所说的“精兵简政”。事实上就既有裁又有新招。这和此前，曾国藩的历次裁撤湘勇是一样的。如在长沙时，遭遇靖港惨败之后，曾国藩就把大批湘勇尽行裁汰，另行招募；曾国荃带的吉字营打下吉安后，曾国荃就打算把这两万人全部裁撤，后来是因为曾国华不同意，才裁一半留一半。
我们再来看看湘军的人数就更清楚了。同治三年，湘军大概的人数是二十万人。当然这个数目有许多不同的说法，如林增平在《湖南近现代史》中说是十二万人，龙盛运在《湘军史稿》中认为是五十万人，严中平在《中国近代经济史》中则说是二十万人。五十万人显然太多了，曾国藩在日记中说当年打南京时曾国荃手下只有五万人，那可能是曾国藩手下的主力了。倘若有五十万人，那么打南京时不可能仅用区区十分之一的人马去啃那个难啃的骨头了。比照湘军所需的军饷来推算，二十万人应该是比较接近的。这二十多万人还包括李鸿章手下约七万人，他那里既有淮军又有湘军，淮军也可算作湘军，因为李鸿章本来就是曾国藩派出去的；左宗棠手下的楚军大约四万来人，另外还有沈葆桢手下也有一万人左右的湘军。曾国藩的嫡系大约就十二万左右。
因此，从湘军人数和被裁撤的人数来看，显然此时裁撤的只是很少一部分。此后，湘军水师还被转为国家经制之师了。在打下南京不久，就在这年十月，曾国藩又接到了新的使命，北上摷捻，于是他把李鸿章从苏州召至南京，商量交接与北上事宜，这时他做出了一个大的决定，那就是扩大淮军。所谓扩大淮军，就是把湘军中的一些精锐转到淮军中来。李鸿章自然是十分高兴。
这就是曾国藩裁军的真实情况。
那么，裁撤湘军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呢？
应该说，史家所说的第一条“必裁”的理由是有道理的。湘军本来就是一支雇佣军，你出钱我打仗，仗打完了，捡到一条命的当然是要回家了咯。但是，作为一支地方武装，未必就不能变为国家军队？湘军水师不就是成了长江水师吗？显然这不能成为曾国藩必裁湘军的理由。
第二条“必裁”理由，是说湘军士兵们发了财而起思乡之情，想要回家过小康日子去了。这一条应该说是存在的，不到万不得己，谁愿意出来打仗啊。但是对于一个乡下农民来说，当兵未必不是一条比种田更好的出路，更何况，曾国藩开出的报酬又较可观。在军营里虽然要受的束缚比较多，但比起在乡里受到官府的欺负要好得多了。更何况，仗打得差不多，剩下要打的仗比起打南京来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这种情况下，哪怕是傻瓜也更愿意呆在军营。至于思家之心暂时还可以收起来的，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嘛。所以曾国藩决定裁军之时就有相当一批湘军士兵习惯了军营生活，不愿意离开，再加上这么多年了，要重新拿起锄头可能还一时适应不过来了。
第三条“必裁”的理由是认为湘军到了全面衰退期，就好比人到晚年，战斗力减弱，内部腐败得不行了，甚至还出现了“哥老会”组织，难以管理，不如撤了省心。这条理由看似真理，其实不然。打下南京，湘军达到顶峰，其锐气与锋芒正兴，怎么说就到了暮年，没有战斗力了呢？至于内部腐败，无非就是发生了哄抢南京城的事件，以及哥老会组织。但是要知道，旧时的军队有几支不抢不杀的呢？又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再说，这种抢劫等腐败问题也是由于长期欠饷所推动的。曾国藩对这种情况很清楚，该严的时候严，该宽的时候宽。甚至他听到赵烈文讲湘军在南京城藏抢劫得来的财物时，听了狂笑，而并没有追究。后来左宗棠奏请清查哥老会，在左宗棠眼里，哥老会都是些“地下党员”啊。湖南清查得最凶，而曾国藩对九弟说，“不必曲为搜求哥老会徒”，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湖南没有这种传统，在湘军中毕竟哥老会是少数，而且主要在鲍超营中。没必要搞得杀气腾腾，人心惶惶。也并非南京打下来了，就天下太平，无事可做了，事实上，北上平捻、西南平匪，等着湘军要打的仗还多着呢。
第四条“必裁”的理由说起来就是最有说服的了。兔死狗烹啊，功高震主啊，朝廷不放心啊，这个理由多大啊，敢不裁撤吗？问题是即使如此，裁撤了又有什么用？即使湘军化整为零了，可是匹夫登高，一呼尚且百应，更何况如今是立下了赫赫战功的一等侯、坐镇天下第一督，曾国藩只须一声召唤，那些解甲归田的老部下，还不是呼之即出啊，稍不留神又是一支湘军。到那个时候朝廷就不怕了吗？再说，手里有兵，不裁不撤，朝廷可能还无可奈何，一旦手里没有兵，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的时候，朝廷要整你还不是一句话。久经沙场、老谋深算的曾国藩未必不懂这个道理？更何况当时劝进的人不在少数。此外，即使你不裁军，朝廷要解决不放心的办法还是有的，比如一道圣旨把曾国藩召回京城就是了，实际上就是解除他的兵权，甚至把地方实职也给剥夺了。这样一来就是想造反也不成了。再则，朝廷还可以借刀杀人呀，像后来利用义和团一样，把湘军派去和洋人开仗呀。总之，办法多得很。
还有一个问题，往往就是那些史家自相矛盾的地方，朝廷怕湘军，未必就不怕淮军？湘军必撤，那么淮军为何可以不动？说不过去啊，两家的性质是一样的呀。
事实上，这种说法根本就是进入了一种传统的思路，那就是所谓功高震主，只能自断羽翼。尤其是听信了传说中曾国藩为什么不称帝的说法所致。事实上，曾国藩固然没有称帝的野心，也怕朝廷找什么借口要了自己的小命，但是凭曾国藩的行事与作为，朝廷要动他也得掂量掂量，一来就是我上面所说的，一不小心就会逼反，二来倘若借故杀功臣的话，帝国如何塞天下人之口？恰恰就在于帝国特别是紫禁城里的那个寡妇不仅没有害怕曾国藩，反而继续委以重任，而且在曾氏几次辞职或者请削爵位的时候，还严辞慰留。同时淮军扩军这样一件事只怕不是小事吧，也没有遇到朝廷的什么不满，反而，作为淮军统帅的李鸿章此后在帝国的历史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我想，这正是气数将尽的大清帝国的不同凡响之处。
说到这里，曾国藩裁军的真正原因都不是人们所说的这几点。我认为，裁军既是常例，也是被逼的，被什么所逼呢？被银子被军饷所逼。一句话就是经费问题。
湘军本来不是朝廷正规军队，只能称勇，没有正常渠道的经费，全靠临时募集。特别是刚开始时，不得己朝廷募捐和摊派。曾国藩在长沙时，因为“募捐”募到了长沙富户陶澍的儿子家时，与陶澍是亲家的左宗棠不干了，并由此还为后来的曾左分途埋下了种子。后来，虽然朝廷也出面组织一些军饷，但对于湘军也只能稍解一时之急。整个作战期间，几乎没有哪年是不欠饷的。办法也想尽了，开厘局、倡捐输，收盐税，拔丁银，提关税，结果动用了所有的关系网，还是摆脱不了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而有清一代，本来剥削就不算重，这样一来无疑增加了剥削。像湖南本来也是一个地痟民穷的地区，财赋不足，供给有限，然而，湖南支持东南大局，筹兵筹饷历久不懈，各军支用饷糈皆取之湖南（刘琨《刘中丞奏稿》），至于府库几乎名存实亡。不撤了做什么？所以裁撤湘勇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后来不行了，只好又从广东、江西甚至四川等地想办法。尽管如此，还是到后来发展成“欠饷太多，后患无穷”，士兵闹饷、军中哗变的地步。
这才是曾国藩要裁湘军的真实原因所在。曾国藩在开厘局、设关卡，奏请广东、江西等地输送厘金等做法，理所当然地要受到地方官员的抵制。
如今打下南京，大祸根除，不裁湘军，再从这些地方要饷恐怕更难了。于是才有了“裁汰兵员，腾出有用之饷，以供最急之需”之举。而且战乱初平，淘汰一些士兵，回家耕种，卖剑买牛，也可以促进农业生产。所以裁撤湘军本来就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如果真有野史传说中所说的那些想像的因素在的话，那就不止是一举两得，而是一举多得了。既可以减轻对人民的剥削，撤厘之后更能促进商业贸易的发展，又可以有利于农业生产，社会稳定。
所以，我认为，曾国藩在打下南京之后，主张裁撤湘军，正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而且这件事也不是一刀切，而是循序渐进的，既淘汰了一些弱勇，又保留了军事上的实力。而不是害怕什么朝廷不放心等纯属想像的原因。
说到底，对于同治三年的曾国藩来说，裁军并不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大事，真正的大事是撤厘。把多年来不得己强加于百姓特别是商业的那个枷锁打碎了。
前面我还说了，有几个不必撤湘军的理由。这里简要说明一下。
第一个理由就是，与其撤湘军，不如撤绿营。因为军队是用来打仗的，谁的战斗力强就该用谁，而此时的绿营简直是一群饭桶，撤绿营以湘军取代之，大清帝国在军事上应该有一个很大的起色。这里面的技术障碍只是把湘军由雇佣军转制为正规军就行了。但是限于当时的背景，曾国藩是绝对不敢提出这种要求或建议的。
第二个理由就是，继续保留湘军，在湘军基础上重建大清帝国的军队，全国一盘棋重
新整顿队伍，无论是湘军、淮军还绿营或者八旗，统归国家所有，淘汰那些老弱无能之辈。林则徐不是说过，恐将来“不唯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吗？把训练有素、能够熟练使用洋枪洋炮且作战能力相对较强的湘军撤去，其实不是曾国藩自剪羽翼，而是大清帝国在自剪羽翼。倘若在以后的中外战争中，湘军能派上用场的话，那么战争的结果可能又另当别论。至少不会发生后来不得己由亲王统帅义和团去抵抗西方军队的入侵了。
四、真正想称帝的是谁？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那些所谓的曾国藩为什么不称帝的研究和分析纯粹一种臆测。不过，这倒也引起了我们的进一步思考，既然曾国藩没有称帝的意思，那么他的所作所为又是为了什么？对于一个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的士人来说，曾氏也许真正只是想做一个圣人，或者效仿圣人。但还有一些做法又作何解释呢？我以为很可能真正想称帝的不是曾国藩而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
同治二年正月十八日在给九弟信中这样写到：弟之志事，颇近春夏发舒之气；余之志事，颇近秋冬收啬之气。弟意以发舒而生机乃王，余意以收啬而生机乃厚。这句话道出了兄弟两人的志趣性格差异。所谓“春夏发舒之气”，乃王者之气，表明九弟其志不小。这位九弟内心里确实也根本没把朝廷放在眼中。
九弟称帝的意图在每打完一次胜仗之后都必须回家乡休息一段时间的事例中可以看出端倪。既不要请假，也无须他人批准。这种做法或许可以看成是江湖习气，实际上是摆谱。与其老兄不同，曾国藩打仗是为做官，老九打仗不是为作官，而是要做自己。甚至朝廷几次下诏催促，老九都置之不理。试观历史上有哪一位统兵大将有他这么潇洒？
在围攻金陵之际，这位九弟率军苦攻近两年，相持不下之际，拒绝李鸿章的淮军参与围攻，其势不仅仅是为了独占此天下第一功。夺战金陵的政治意义要远远胜于打几次胜仗，这一点曾国藩及其九弟都十分清楚，在曾国藩写给其弟的家信中就有暗示。同治三年五月十七日的信中提到请李鸿章来会攻江宁，曾国藩对九弟说：“届时少荃若到，余即在彼，不遽回皖。如少荃不到，余即坐轮船速归。”什么意思呢？当时曾国荃围攻江宁长久不下，四方八面的指责和压力纷涌而至，其中曾国藩受到的压力最大，面对这样的情况，曾有意命自己的门生李鸿章率淮军来合攻，但考虑到攻下金陵的意义，又实不想淮军插手。然而，不插手则担心九弟难以完成此次任务，无法回应各方面的指责，正是左右为难之际，曾想了个办法，如果淮军不来，则自己也不呆在前线，攻下金陵之功则归九弟，同时可以消除外界的指责；如果淮军来，那么自己也亲临前线。这样，作为统帅，攻下金陵的功劳仍然是自己的。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淮军不来，那么功归九弟。后来，果然李鸿章是个聪明人，碍于曾国藩的面子找了个借口不来。为什么曾国藩想让九弟独享此功？为什么又不愿意自己的门生来分享此功呢？如果是为了自己将来称帝作准备，那么作为淮军首领的李鸿章是自己的门生、嫡系，他们如果参与，既可以更快地取胜，减少湘军的伤亡，同时又给了自己的门生以立功的机会，进一步取得淮军（淮军的老底有一大部是原湘军）的支持。如果不想将来称帝，那么就是为朝廷效力，淮军参与同样可以达到预定的效果。然而，二曾都不想这样做，又是为何？
就为了那些金银财宝？就为了天下第一功的美名？恐怕未必。曾国藩本人向来不大计较个人得失，而且也有劝曾国荃“不必占天下第一美名”的想法，自己不想这美名，却偏要把这美名让给其弟？至于财富，曾国藩历来就不重视这一些，他不贪不奢，素以节俭著称。
其实，曾国藩自己并没有称帝的想法，自始就没有。但曾国藩没有，并不等于曾国荃没有。两兄弟的性格是完全相反的。曾国藩不称帝，并不等于不支持其弟弟称帝。最初曾氏写下《讨粤匪檄》的布告，就有可能留了一手。这篇布告恰恰回避了“勤王”，而标举了“卫道”。“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再看杨秀清等人发布的《奉天讨胡檄》：“予兴义兵，上为上帝报瞒天之仇，下为中国解下首之苦，务期肃清胡氛，同享太平之乐。”两相对照，可以看出，曾氏兴兵的初衷不在勤王而在卫道。正是这篇檄文，当时的保皇派和满洲贵族就己看出了问题，到现在，仍然有许多人认为这是曾国藩的一处败笔，由于这篇卫道檄文，导致了曾氏兄弟遇到了极大的政治压力。殊不知，曾国藩何以不提“勤王”偏要提“卫道”，他未必不懂得“勤王”与“卫道”之别，勤王之师是忠君，卫道之师退可以勤王，进又可以深谋。在有清一代，满汉矛盾未尝稍解的局势下，凭曾氏的慧眼不可能没有这种意识。再加上，曾氏对他的老乡王夫之的景仰，以及船山对曾氏的影响来看，显然这种卫道意识其来有自。在他的《年谱》里就有这样的句子：“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这种澄清天下之志不一定要靠自己要实现。
在曾国荃看来，打下金陵，独占此天下第一功，既可以奠定自己的威望，又可以积聚经济资本，为下一步作好铺垫。知弟莫若兄，曾国藩未始不了解九弟的心思。不妨可以这么说，曾国藩所做的这一切，也许就是为九弟今后着想。他知道自己的身体不行，说实话，打仗也不行，只要他亲自指挥的战斗都必以失败而告终。然而，九弟不同，九弟无论是从身体，还是从年龄方面来看，或者从军事才能看，都要胜过自己。同治三年八月二十日，是曾国荃四十岁生日，作为兄长的曾国藩特地为其作了十三首诗献寿，其中有一首就写道：
几年橐笔逐辛酸，科第尼人寸寸难。
一剑须臾龙变化，谁能终古老泥蟠。
后一句便蕴含深意。不仅是把九弟比做一条长年蛰伏的龙，而且“谁能终古老泥蟠”便明明白白地道出了九弟的心思。
曾国藩手下有不少优秀的参谋，为了九弟，他不断地往九弟的军营里派送最好的幕僚。如王定安、赵烈文等人。这里面固然有兄弟情谊在，但从曾国藩对这些派过去的幕僚的信任程度看，不仅仅是为了帮助九弟办理公务。如在九弟身边时间最长的赵烈文，就是一个极具政治头脑富有远见的人。曾把这种人派过去是有深意的。
还有一个事实可以说明，在扫灭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面对严峻的形势，决定裁撤部分湘军，但曾国荃则明确地反对。因为，这支军队正是他事业的资本。
撤勇之前，朝廷对曾国荃的吉字营心怀顾忌，同样是打下城池后主犯逃逸，其他将领都没有受到指责；同样是城破之后的抢劫，其他将领也没有受到批评，而朝廷独独对吉字营例外，专门降旨训斥。根据咸丰帝打下金陵封王的许诺，曾国荃不仅没有封王，只是封伯，且没有“世袭罔替”，而且同时受封的人还有很多。这种明显的不公，不正是有意为之吗？后来，九弟借病回籍，固然身体有病不假，但比起其兄曾国藩来说，九弟的身体要好得多，恐怕心病更大。再后来，虽然朝廷三次下诏让九弟进京，但都被他拒绝了。老九是做得出来的，和一般打了胜仗很开心的将领不同，九弟打了胜仗却格外忧闷不乐。其间不仅仅是封爵上受了委屈，更不是因为放走了幼天王、擅杀降王李秀成、天京城财产去向受到追查，恐怕更多的是其志不得遂之故。不要以为，朝廷都是昏蛋，其中不乏“有识之士”，举个例子，当朝廷授曾国藩为湖北巡抚之后，仅仅数天就免去了，就因为一个叫祁隽藻的大学士向皇帝说了句“匹夫登高”之类的话。说明朝廷上“有识之士”是很多的。因而九弟几次拒诏之后，朝廷干脆冷落了这位功臣，让他在家一呆就是九年。可以说，朝廷防范曾国荃要胜于防范曾国藩。要不然，湘军撤而淮军如何可以不撤？
那么老九为什么又不称帝？
窃以为，三个方面的因素使得老九未能如意。即天时、地利和人和三个方面都使得他不敢轻举妄动。而尤以人和方面。当是时，湘军虽然立下了绝世奇功，且实力达到顶峰，但观当时之天下，想分享此功的人不在少数。尤其是与曾氏兄弟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的几个关键人物都不与他们齐心。左宗棠自领一支楚军，且暗中还对曾氏兄弟下套子；李鸿章也因淮军战功而同享伯爵，就连曾氏全力保荐过的亲信沈葆桢也有过和老九争夺江西厘金的事。一句话，正是曾国藩所说的“人心日伪大乱方长”，真心拥戴他们的人少，而非议指责他们的人多。在这个时候举事，纵然军事上可以取胜，但显然成功系数太小。
再来看打下金陵之后曾国藩给九弟的家信中，频频劝说九弟要信天命，“由命不由人”，要他胸次浩大，“成功得名不尽关人事”，“凡办大事，半由人力，半由天事。”“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之训诫”。等等实际上都是有所指，只是没有明说，此时必须慎之又慎，不可听凭自己的性子来。
不管曾氏兄弟有没有称帝的想法，最终他们都没有称帝。但历史偏偏捉弄人，自湘军出，淮军兴，竟开启了后世军阀割据的引子，这是曾氏兄弟所没有料想到的。故唐浩明先生称曾国藩为“王朝的真正掘墓人”，诚不虚也。那些“汉奸”、“卖国贼”、“刽子手”的称呼都是意识形态强加诸其身的不实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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