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疏慵不失真，唯余老态托传神。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郭嵩焘是一个悲剧人物。他虽然是中国第一个驻外公使，又身为进士，学识出众，官至二品，为政清廉，但一生却是在如涛似浪的骂声中度过的。他晚年写的这首《戏书小象》，无限感慨。他深信，时代的风涛，将会荡涤世人泼洒在他身上的污秽，历史会证明他是个见识卓越的人。
其实，用不着“百代千龄”，就在郭嵩焘死后不满百年的今天，我们重翻《养知书屋遗集》，检索郭氏生平的主要言行，探究他被人诟骂的原因，已经可以大致地看出他思想中那些为俗世尘土所封埋的熠熠光彩，并能由此洞见当时社会蒙昧、麻木状况之一斑了。
（一）
郭嵩焘，湖南湘阴人。一八一八年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里，乳名龄儿，学名先杞，后改名嵩焘，字伯琛，号筠仙，一作云仙、筠轩，因曾居住玉池山，所以别署玉池山农，晚年更号玉池老人。他的书房标名“养知书屋”，学者又称他养知先生。
郭嵩焘十一岁开始读书，十九岁乡试中举，以后参加会试，四次名落孙山，第五次，一八四七年，考中进士。从一八五三年起，他开始了官宦生涯，历任翰林院编修，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一八六六年罢官回乡，闲居八年，主讲长沙城南书院和思贤讲舍。一八七五年重登仕途，先后任福建按察使、兵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一八七六年奉命出使英国，翌年授为兵部侍郎。一八七八年兼任驻法公使，次年卸任回国，弃置居家。一八九一年病死。著有《养知书屋遗集》、《使西纪程》、《罪言存略》、《湘阴县图志》、《礼记质疑》、《史记札记》等二十来种。
郭嵩焘一生政历主要有两件，一件是参与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一件是出任驻英公使。
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郭嵩焘虽然不像曾、左、李那样领兵挂帅，“战功”赫赫，但却不失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是创设湘军的预谋者。一八五三年初，太平军蔽江东下，直捣南京，清政府诏命曾国藩创办地方团练，参加镇压。曾推托母丧守制，不肯出山。郭嵩焘便三番五次地登门劝说，要他不拘旧礼，“墨绖从戎”，终于说服了曾国藩，创设了湘军。郭嵩焘自己在曾国藩幕府多年，成了湘军中定计决策的人物。是他在一八五三年七月与罗泽南等人率领湘军赴赣，进攻太平军，首创了湘军出省打仗的记录；是他东奔西走，多方罗掘，解决湘军的兵饷问题；是他首先提出治水师、制战船、买洋炮的恶毒建议，致使太平军因此失去水上优势。
就这件大事来说，郭嵩焘是镇压太平军的顽敌，是腐朽清朝的守护士。如果他因此遭到世人的咒骂、攻击，那完全应该。可是，事实不是这样，他这件事在当时受到的是赞扬，而备受攻击的却是出任驻英公使以及与之有关的事情。这一件事，他先后受到四次较大的攻击。
第一次，乐意担任驻英公使。一八七五年春，英国翻译官马嘉理持清朝总理衙门护照，前往云南，迎接取道缅甸来华的英国武装探路队，在腾越厅蛮允地方被人杀死，探路队亦被逐回缅甸。事件发生后，英帝国主义一面以武力威胁，提出广泛的侵略要求，一面责令清政府速派“一二品实任大员”亲往英国赔礼道歉。这一不光彩的使命，便落到了当时担任福建按察使的郭嵩焘身上。他后来又被明定为常驻英国公使。
此前，中国向无派遣驻外使臣的先例，虽然从一八六六年以来，中国多次派出使团访问欧美等国，英法等国的代表和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多次提出派遣驻外公使的问题，中英、中法的《天津条约》也都有两国互派公使的条文，但只见外使进，不见中使出，直到一八七五年，中国还没有向外国派出过公使。什么原因呢？有经费问题，人才问题，而最重要的是人心问题，当时的封建士大夫们，固守着“夷夏之辨”的老皇历，视西方各国为不通文化的“夷狄”之邦，认为“彼等之风俗，不过淫乱与机诈，而彼等之所尚，不过魔道与恶毒。”甚至认为“今世正士，谁善外交”，“我之使彼，形同寄生，情类质子，供其驱策，随其嚬笑，徙重辱国而已。”把与洋人打交道视为奇耻大辱，谁也“不屑为”。因此，朝廷宜布郭嵩焘为赴英使臣以后，很多好心的朋友、同僚纷纷前来规劝他推却此事，以保全声名。然而，年近六十、体弱多病的郭嵩焘却出人意外地乐意受命了。他说：“数万里路程，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并且声称“西洋之通使，专为修好”，担任驻外使臣，道远任重，不是耻辱，而是光荣。这个不同凡响的议论一出，舆论哗然，讥笑、侮骂铺天盖地而来，“湖南人至耻为伍”，斥其不修高洁之行。京师的文人，茶余饭后，都把这事当作笑料，还特地编了一副讥刺的对联：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对联不胫而走，连远在湖南的王闿运也听到了，特地在日记里记了下来，可见它是怎样地迎合了士大夫的心理！甚至慈禧太后也承认，郭嵩焘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担任外交使臣，竟然要“拚却声名”，这对昏昧否塞的社会是一个多么尖锐的讽刺！
第二次，弹劾岑毓英。因英国公使威妥玛要求中国使臣侯滇案办妥之后，再赴英道歉，郭嵩焘出使延期。他于一八七五年底被委任为署兵部侍郎，在总理衙门行走，办理对外交涉。他一上任，就上了一摺，参劾云南巡抚岑毓英，认为岑在马嘉理案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求将岑“交部严加议处，以为恃虚骄之气而不务沉心观理、考察详情、以贻累国家者戒。”为此，郭嵩焘又遭到了严重的攻击。
滇案的发生、处理以及由之引起的严重后果，岑毓英确有直接的责任。马嘉理初到云南时，岑毓英热情款待，“饬属妥护，”添兵护送出境。马嘉理偕柏郎探路队折回滇境时，岑却又指使部属李珍国在半途伏兵截杀，并逐回柏郎。事件发生后，引起外交涉讼。岑毓英先是掩盖事实真相，根本不向朝廷报告马嘉理被杀之事，继而推卸责任，承认马嘉理被杀，但系“野人”所为。当威妥玛明确指出截杀马嘉理时有一个指挥的副将姓李时，岑推说其部属“无副将李姓”，又说李珍国深明大体，“必不致妄生事端，”直到威妥玛宣称已获得李布置截杀的信件时，他才承认李珍国预为布置的事实，但又强调李“无非为保全疆土起见”，“不过欲以虚声恐吓洋人，阻其通商，并无戕害之意。”岑敏英不但对英人隐瞒，对朝廷也隐瞒事实真相。在钦差大臣李瀚章、薛焕以及威妥玛观察员格维纳到达云南，对滇案进行调查时，岑在事先就已将“人犯供证”准备齐全，统一了口径。审案时，案犯只供李珍国为主谋，不扯岑毓英。谁知威妥玛此时已通过查询“留养”在英国驻缅甸新街领事处的李珍国眷属，以及格维纳在云南的广泛调查，摸清了岑毓英在滇案主演的角色。所以他断然否定李瀚章等人关于滇案指使者主要为李珍国的结论，指控岑是幕后策划人，坚持要岑到京对质。岑毓英当然不敢对质。清政府也不同意滇案提京，最后只得以缔结失利惨重的、被外国人称为“其重要性仅次于一八四二及一八五八年的条约”的《中英烟台条约》为了结。
马嘉理赴滇迎接英国探路队，其目的是为英帝国主义侵略我云南探明道路。对这一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予以反对，本是天经地义的。但岑毓英却是在马嘉理持有总理衙门护照的情况下，先是热情款待，护送出境，然后伏兵围杀，事后又极力掩饰，欺骗朝廷，造成外交上的极大被动，致使国家遭受重大的损失。这即使是出于义愤，也是无知误国。郭嵩焘在案件了结之前就指责岑毓英“恃虚骄之气”而“贻累国家”是有道理的。郭嵩焘认为，朝廷如果主动处理岑毓英，这样就表明国家重视外交，可以“藉以稍平洋人之气”，取得外交上的主动，岑也不致于因此受挫太重，反之，拖到最后，在洋人威胁下再来处理，失利必然更多。这个意见，在滇案尚在交涉的时候，不失为一个争取主动的上策。
但是，郭嵩焘的意见很不符合当时一般士大夫的心理。参折一传出来，他们就立刻咆哮起来，“汉奸”、“贰臣”骂个没完。甚至连比较热心洋务的老同乡、两江总督刘坤一也认为，“筠仙首参岑彦卿宫保，以徇英使之意，内外均不以为然。此公行将引退，未审何面目以归湖南，更何以对天下后世？真是咄咄怪事”在人们眼中，郭嵩焘已和汉奸卖国贼并无二致了。
无面目“以归湖南”，这话倒给刘坤一说中了。湖南士人均视郭嵩焘为桑梓败类，乃至把一些不搭界的坏事也推在他的头上。就在弹劾岑毓英的数月之后，湖南举行乡试，考生会于长沙，忽然听到谣传：有一些外国传教士来湘传教了。考生们不加思索，就认定系郭嵩焘引来，一怒之下，便要去砸郭的住宅，并且扬言放火烧屋。郭嵩焘万般无奈，只得向恭亲王奕?告状。奕?札饬湘抚王文韶查问，王不敢触犯众怒，不查不问，不了了之。
第三次，撰写《使西纪程》（又名《英轺纪程》）。郭嵩焘出使英国，途径香港、新加坡、锡兰等地时，因有当地英国驻官接待，得以游览各地名胜古迹，要塞地区，并参观了学校、官署、监狱等，对各地的政教、军备、民俗等有所了解。他把这些见闻参以自己的感想逐日详记下来，写成《使西纪程》一书，到伦敦后寄回总理衙门，希望能为开阔国内人们的眼界起点作用。不料，这又惹来一场轩然大波。根源在于《使西纪程》中有一些逆耳之言，刺痛了士大夫们的神经。这些逆耳之言，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对西方的赞赏。例如：书中称赞英国人彬彬有礼，井非蛮夷之类；英国在香港办的教育，“规条整齐严肃，而所见宏远，犹得古人陶养人才之遗意”；“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具有本末”；“英国谋国之利，上下一心，宜其沛然以兴也”；英国城市夜景，“灯烛辉煌，光明如昼”，“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圜阓之盛，宫室之美，殆无复加矣”等等。
另一种是对中国的批评。例如：书中批评中国官僚，不明时势，不晓外情，只知一味主战反和，“无故悬一和字，以为劫持朝廷之资，侈口张目以自快，其议论至有谓‘宁可覆亡国家，不可言和者’”，这些都是负气自矜的“妄人”。书中指出时异势易，中国再不可“高谈阔论，而虚骄以自张大”，要研究、学习西方治国之道，“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亦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
当然，对西方的赞扬与对中国的批评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而这些，都是封建士大夫所万万不能容忍的。他们虽然经过几十年来欧风美雨的飘打，但千百年来的天朝自大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闻西洋好处则大怒，一闻诟诃则喜，谓夷狄应尔。”郭嵩焘不但赋予西方那么多溢美之辞，而且直斥这些人为“气矜妄人”，他们当然目眦尽裂，群起攻击了。《使西纪程》经总理衙门一印出来，士大夫就像油锅里撤了一把盐，立刻炸开了。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里记道：
《使西纪程》“记道里所见，极意夸饰，大率谓其法度修明，仁义兼全，富强未艾，寰海归心……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
大学士李鸿藻“大为不平，逢人诋毁”。王闿运连连摇头，谓“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专奏一本，大叫“大清无此臣子”，“疏劾郭筠仙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讨伐之声，遍于朝野。清政府诏命立即销毁《使西纪程》字版，禁止印行。
第四次，披着洋人衣服等几件小事。这次风波，发生在驻英使馆内，发难人是副使刘锡鸿。他抓住郭嵩焘披着洋人衣服等几件小事，逢人就讲，到处宣传，说郭嵩焘有失天朝威严，沾染“夷狄”习气，甚至当着使馆人员的面大骂：“我生平不记人过，即有触犯，我亦忘却，唯此京师所同指目为汉奸之人，我必不能容。”他连珠炮似地揭发郭嵩焘的“汉奸罪行”：
“一、游甲敦（按：英国地名）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一、见巴西国王，擅自起立，堂堂天朝，何至为小国主致敬。一、柏金宫殿(按：今译白金汉宫)听音乐，屡取阅音乐单，仿效洋人所为。”
郭嵩焘本来就已声名不佳，经刘锡鸿这么一骂，更加威信全无了，不光副使和一些参赞不买他的账，就是使馆一般差役人员，也“于嵩焘交派事件，玩视常多”，不听差遣了。
四次攻击，内容不一样，但中心一个，即如何看待当时的西方和中国。当时中西情况是这样的，一方面，英美诸国早已完成工业革命，是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都十分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而中国较他们落后了一二百年，基本上还是在封建自然经济的基地上踏步。另一方面，英美等国，逞凶黩武，侵略中国，清廷腐败无能，挨欺受侮。先进的文明与无耻的侵略联系在一起，落后的制度与正义的反抗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况下，郭嵩焘认为英美不是夷狄之邦，而是“政教修明”的国家，对待他们的侵略，要讲求应付之方，扫除“虚骄之气”。这无疑是适应时代需要的正确主张。至于顽固派那些令人喷饭的攻击，除了表明了他们的麻木无知外，更从反面证明了，变革这样的社会是何等的迫切，证明郭嵩焘提出的正是时代的紧急课题。
出使前后的短短三四年里，连起四次风波，郭嵩焘招架不住了。呜呼，苍天，莫非“举世皆清我独浊，众人皆醒我独醉？”他不信。但是，“鬼嗥于室，狐啸于梁，自非万分蹇运，何以遇此？”郭嵩焘长嘘短叹，百思不得其解，“只好竭力求退”。一八七九年初，年逾花甲的郭嵩焘，怀着无限的愤懑，卸任东返，托病归乡。据说他“乘小轮回湘，湘人见而大哗，谓郭嵩焘洋人习气，大集明伦堂，声罪致讨，并焚其轮。郭噤不敢问。”郭嵩焘拼了声名出去，臭了声名回来。从此以后，这位在当时最有世界眼光的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退出了官场，蛰居书屋，青灯作伴，黄卷相陪，在辱骂、苦闷和疾病的折磨中，度过了自己的晚年。
然而，骂声并没有随着生命的终结而平息。一八九一年郭嵩焘死后，直隶总督李鸿章上奏表彰其学业政迹，吁请朝廷“特旨赐谥”，并“请旨宜付国史馆立传。”为一位前任二品大员请谥立传，本是例行公事，何况说话人又是内外倚重的李鸿章呢！然而这次却出了意外，请折被断然驳回：“郭嵩焘出使外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淮行。”更有甚者，在郭嵩焘人土将近十年的时候，还有人旧账重提。一九00年六月十八日，正值义和团运动激荡磅礴的时候，刑部郎中左绍佐向慈禧太后建言：“请斩郭嵩焘、丁日昌尸，以谢天下。”大有鞭尸三百的势头。郭嵩焘若非早死十年，难免要成为顽固派刀下之鬼。
（二）
郭嵩焘敏锐的世界眼光，是由他激进的思想决定的。
他活了七十三岁，其中近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鸦片战争以前密闭的封建古国里度过的。那时，他像一般士大夫一样，只知秦汉唐宋，不知英美普法，以为世界上只有藩属，没有与国，中国天下第一。一八四一年，他二十出头，血气方刚，“自谓忠义之气，不可遏抑，”怀着却敌卫国的壮志，以幕僚身份，来到硝烟弥漫的浙江海防前线，参加抗英战争，“愤然言战守机宜，”并且亲冒矢石，临阵杀敌。但是战争出人意外地失败了。
形势的急转直下，时代的疾速更替，给郭嵩焘的思想以很大的刺激。一方面，他要报仇雪耻，立志“试扶利剑屠长鲸。”另一方面，他尝到了西方船炮的厉害，动摇了天朝自大的观念。雪耻的雄心，迷信的冲破，唤起了思想的觉醒。他从此开始留心起外国的情况来，也渐渐地明白战争的失败，不只是因为船炮不如人，更主要的是朝廷“措置失宜，”“国家致弊之由，在以例文相涂饰，而事皆内溃，非宽之失，颟顸之失也。”他深深地感到，长此以往，浑浑噩噩，国家的命运是不堪设想的。他大声地呼喊起来。
他在一八五九年就上书指出：今世筹划“制御远夷之道”，首要一条是“疏通夷情”，鸦片战争以来，“英夷鸮张于南，俄夷桀骜于北，中国情形虚实，皆所周知，无复顾忌”，可是中国对于外国，“通市二百余年，交兵议款又二十年，始终无一人通知夷情，熟知其语言文字者”。他认为这是很不正常的，从历史上来说，甚至是一种倒退，因为康熙时候，还派人与俄国互习文字，设法“知其情伪”。他提出了一项建议：令广东、上海和恰克图、库伦等地选派通悉外国语言的人，“资送入京，命理藩院岁蠲银数千两，给之薪米，使转相传习，亦可以推考诸夷嗜好忌讳，以施控制之略。”这是近代最早提出建立外语学校的建议，比冯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提出的设翻译公所的建议早两年，而且是在《北京条约》签订以前，外使驻京等问题尚未落实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更说明他的见识之远。
郭嵩焘认为，光了解外国还不够，必须学习外国。他十分推崇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称之“卓绝天下”。他是洋务运动最早的热烈提倡者之一。早在一八五三年，他就提出 “购备夷炮”的主张，不过那时主要是为了“制”太平军。一八五九年，他又提出在天津设局，“如法仿造”西洋战船，这一回是为了“制夷”，说这是“数十年守御之计”
为了发展洋务运动，他顶着士大夫的嘲笑，逢人便讲办洋务的重要性。他出使后说过：“曩在京师，吴江相国相戒不谈洋务，而鄙人之谈如故。至谤讟刺讥遍于士大夫，汹汹然不可向迩，鄙人之谈如故。诚见洋祸已成，与中国交涉往来亦遂为一定之局，冀幸多得一人通晓洋务，即可少生一衅端。”
为了发展洋务运动，他猛烈地批驳了顽固派的种种谬说。他批评那些顽固派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脂膏，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他列举了造铁路、办电报、开矿挖煤诸事的各种益处，批驳了所谓“洋人机器所至，有害地方风水”的无知妄语，指出“其说大谬”。他不无远见地说，如果不立即行动起来，“数十年后，洋人所至，逐渐兴修，其势足以相制，其利又足以噉奸豪滋事者，役使之以为用，则使权利一归于洋人，而中国无以自立”。
为了发展洋务运动，他拼了声名，出任公使，人被骂，官被罢。他和洋务运动提倡者的关系多很密切，与曾国藩、左宗棠是儿女亲家，与李鸿章是同科进士，至交朋友，与沈宝桢、丁日昌，冯桂芬等人也都不错。还在一八六二年，李鸿章就称赞说：“当世所识英豪，于洋务相近而知政体者，以筠仙为最”。
但是，郭嵩焘与一般洋务派的思想又不完全一样。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批评单学军事方面，提倡全面学习。一八七七年，郭嵩焘在给李鸿章的一封信里写道：学西方，不单军事方面，更重要的是教育、冶矿采煤、铁路电报等方面，“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如果没有诸如采矿、制造、医学、教育等方面的发展，纵使学得西方兵法，那好比“殚千金以学屠龙，技成无所用之。”他直言指出，中国单从军事方面入手，是“强”不了国的。当时清政府正派三十多名青年学生留学欧洲，研究西洋兵法。郭嵩焘建议他们“改习相度煤铁及炼冶诸法，及兴修铁路，及电学，以求实用，”并主张各省多派留学生研究实业。
郭嵩焘这一思想，早在出国以前就已经明确了。一八七五年他就认为，单学西方船炮，不可能使国家富强：
“诚使竭中国之力，造一铁甲船及各兵船，布置海口，遂可以操中国之胜算，而杜海外之觊觎，亦何惮而不为之？……天下国家之大，犹人之身也，强者力负千钧而弱者不能，强者日行百里而弱者不能，则姑疏通百脉之气，宜导六府之滞，使其神日舒而力亦日有增长，自可渐进于强。若骤立之法程以课其负千钧行百里，如是以求自强，适恐足以自敝。”洋务派思想的核心就是制造西方坚船利炮，维护封建统治。郭嵩焘不以为然，认为象洋务派那样干下去，不能自强，反而“自敝”，明显地表现了他与李鸿章等人的思想分歧。
二，不满官督商办，主张商民自办。郭嵩焘是最早批评洋务派官督商办政策的人物之一。一八七五年他就认为官督商办不如：商民自办好，“商人与官积不相信，多怀疑不敢应，固不如使商人自制之情得而理顺也。”他向朝廷建议：“造船制器，当师洋人之所利以利民，其法在令沿海商人广开机器局。”他认为这样做，有利于商民和国家，有利于海防的巩固，也有利于对外交涉。他强调说：“方今之急，无时无地不宜自强，而行之必有其本，施之必有其方……求富与强之所在，而导民以从之，因民之利而为之制，斯利国之方也”。另外，郭嵩焘还提出了轮船由商人自己管理的建议，其法是“宜略仿宋、元遗制，设市舶司领之，而稍变通其法……其市舶司由商人公举”。
这些批评和建议，是很有见地的。我们知道，七十年代初期开始出现的洋务派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在一开始就带有很大的封建性，政府派出总办监督，企业的用人、理财和经营大权，都掌握在这些官员手中。他们把封建衙门的一套搬到企业管理中来，援用亲信，排斥异己，挥霍公款，侵吞商股。到头来，商人投资不获利，甚至因此而破产，这就严重地挫伤了商民投资的积极性，阻碍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郭嵩焘认为商民自办取代官督商办是“情得而理顺”的必然趋势，并把发展商人自办企业看作是“利国之方”，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那些实力不太雄厚，力谋摆脱封建制度的牢笼，从而自由发展的民族资本的要求。他对洋务运动深刻而有预见性的批评，启发和影响了王韬、马建忠、薛福成等资产阶级改良派。他的关于市舶司由“商人公举”、三年一换的主张，则已经多少含有一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味道。
三、认为政教为本，主张取法西方政治制度。郭嵩焘多次说过：“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政教之及人，本也，防边，末也。”其《使西纪程》亦日：“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致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以后他还多次说过这类话：“无其本而言富强，只益其侵耗而已。”
洋务派的思想核心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维护封建统治。改良派思想的主要一点，是变封建专制政体为君主立宪政体。要不要改变封建专制，是洋务派与改良派的分水岭。郭嵩焘看到了“通民情”是西方立国之本，并认识到要想富强，必先立其本，表明他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与洋务派有很大分歧。但是，“通民情”，一语毕竟还嫌含混，为什么要“通民情”，怎样“通民情”，他都没有详说。他不像王韬、郑观应那样热烈赞颂“君民一体，上下一心”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体，更没有像他们对封建专制进行很多尖锐的批判。这又表现出他与改良派思想的距离。
总的说来，郭嵩焘批评洋务“新政”是徙袭西方之“末”，批评官督商办，要求为发展资本主义开辟道路，要求从政治上进行改革，这些都是代表时代前进方向的进步呼声，也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现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基本内容。从这点上我们可以说，郭嵩焘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先驱。梁启超把他与魏源等人并称为中国讲求西学的先驱，并认为他是洋务运动时期“最能了解西学”的人，不是没有道理的。
（三）
在近代中国，提倡改革的人，少有不挨骂的。但像郭嵩焘这样遭受那么多次如涛似浪的恶骂，还是少有的。究其原因，除了社会黑暗，思想激进之外，与郭嵩焘个性也有一定的关系。
一、敢于直言。当时士大夫中不乏有识之士，也不乏敢言之人，但既有见识又敢直言的人却是微乎其微的。有个很典型的例子：一八五九年初，正值《天津条约》签订之后，清政府力图挽回损失，令僧格林沁驻防天津，准备英军再来，即行发炮轰击的时候，京师一片主战声。一天，郭嵩焘到兵部尚书陈孚恩处，恰逢一批官僚在那里议论时政，个个磨拳擦掌，“一意主战”。郭嵩焘插言说：“洋务一办便了，必与言战，终无了期。”闻者默然。客散，陈把郭拉到僻静之处，低声地说：“适言洋务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其言至有理，我能会其意，然不可公言之，以招人指摘”。这里更值得深思的，倒不在于主战主和孰是孰非的问题，而在于，包括兵部尚书在内的封建官僚们，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问题的关键时刻，竟然为了迎合皇上的心理，不愿或不敢把自己的真实意见坦率地讲出来。难怪在历次战争中，皇上一主和，朝廷上下就一片“羁縻”声，皇上一主战，朝廷上下又一片“痛剿”声。这对于那些无知无识的庸官俗吏姑作别论，对于像陈孚恩这样并非没有见识，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事情发展的趋势，但又违心地附和时论的人，实在应该课以渎职罪。但无情的事实是：附和时论无过，直言“招人指摘。”敢说直话，成了导致郭嵩焘悲剧的一个原因。他弹劾岑毓英，写《使西纪程》而挨骂，都是因为不顾时忌，说了老实话。
二、不畏人言。郭嵩焘在认定自己的主意之后，敢说敢为，不为人言所动。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谈过：“谤毁遍天下，而吾心泰然。自谓考诸三王而不谬，俟诸百世圣人而不惑，于悠悠之毁誉何有哉！”正因为不畏人言，他才漠视众人讥笑，不听友人劝说，毅然出任公使的。也正为不畏人言，他才能在一次又一次攻击之后，依旧敢说敢为。不难设想，他如果把自己的声名看得高于一切，那么最多蒙受一次攻击之后，就会藏锋敛迹，也不会有以后那么多风波了。他说过：“生世不过百年，百年以后，此身与言者之口俱尽，功名无显于时，道德无闻于身，谁复能举其名姓者？区区一时之毁誉，其犹飘风，须臾变灭，良亦无足计耳。”这正是他不畏人言的内心想法。
当然，敢于直言，不畏人言的特点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由郭嵩焘立志改革的爱国思想所支配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其所以犯骂讥笑侮而不悔者，求有益国家也，非无端自取其声名而毁灭之以为快也”。
三、地位较高。与地主阶级改革派和资产阶级早期改良派相此，郭嵩焘的社会地位是比较高的，龚自珍、魏源、冯桂芬和王韬、郑观应、马建忠等，都不是象郭嵩焘这样位至巡抚、侍郎的二品大官。地位高，影响大，声名也容易臭。同样是在七十年代，郑观应在《易言》中提出“仿泰西良法”，改革国家制度，就没有惹什么祸，而郭嵩焘说要取法西方“通民情”的立国之本，就被人们斥为汉奸言论。冯桂芬与郭嵩焘是同时候人，思想主张、对外眼光都差不多，但他的结局就不像郭那么惨。林则徐的地位比郭更高些，但他是开风气之先的人，思想不像后来人们那么明确系统，对外又坚决主战，所以生前死后的命运都要比郭好得多。
见识过人，敢于直言，不畏人言，地位较高，这几点构成了郭嵩焘特有的个性。“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适逢愚昧麻木的封建末世，这些特点就构成了郭嵩焘被人攻击的原因，造成了他的奇特的悲剧结局。
一八七八年，慈禧太后曾答应曾纪泽要保全郭嵩焘的声名，但最终并没有兑现，这是为什么？顽固派能发起那么多次的攻击，而且每次都得到那么广泛的舆论支持，又是为什么？究其最终原因，既不是慈禧太后心肠忒毒，也不是顽固派的手段太狠，而是因为中国长期以来，经济落后，政治腐败，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历史惰力。它象一块硕大无朋的顽石，风雨不动，不仅死死地封压住改革的幼芽，而且无情地抵挡住了向它冲击的浪花。
一幕悲剧，就是一面镜子，它逼真地反映了近代中国的前后、蒙昧和麻木的状态。它清楚地告诉人们，千年的封建旧习是一种可怕的力量，是窒息革新思想，虐杀先进人物，阻碍社会前进的凶恶敌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要进行进步的改革，就得与这一些旧习进行顽强的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