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道光十八年进士,二十三年,以检讨典式四川,再转侍读,曾国藩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部。
纵观曾国藩的仕途历程,可谓位高权重,善始善终。这在专制制度,兼有“外族”把持朝政的情况下,实属不易。那么曾国藩是怎样做到这种功德圆满呢?这里只从曾国藩“用人”这一方面做一个简单的阐述。
曾国藩的用人是以忠诚于大清王朝,恪守封建纲常礼教的人才为前提的。
1、重视人才,礼遇人才是曾国藩用人的基础
曾藩对于人才的重视几乎达到了爱才如命的地步。为了吸引和聘请更多更好的幕僚,曾国藩尽了很大的努力,也做了大量的工作,早在他“率军”东征之际,即号召封建知识分子奋起捍卫孔孟之道,反对太平天国,盛情邀请“抱道君子”参加他的幕府。其后行军打仗每到一地必广为察访,凡具一技之长者必设法延至,收为己用。遂有爱才之名闻于全国,也使山野才智之士感其诚,莫不前往。
因为曾国藩急求人才,还发生了一件令人“喷饭”的笑话: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有一人前来拜访,席间,高谈阔论大有不可一世之慨。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之人都倾心相接。中间谈及用人须杜绝欺骗时,其人正色到:“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观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像左公(中堂)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别人不敢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被欺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素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欺法”很有道理,不禁大喜。待为上宾,暂时让他督造炮船。多日后,有人向曾报告此人挟金逃跑,请求发兵追捕。曾国藩不准。事后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追捕,曾国藩回答“现今发捻交织,此人又以计骗钱,若追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千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也。”
从这件常人所不能忍而曾国藩忍之的事实上,我们也可见曾国藩用人的一斑,不能成为朋友也不要成为敌人。
曾国藩用人在于他的明辩英才以予取舍有着直接的关系,他明白,要做到才尽其用,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益才是最终目标。因此1861年,曾国藩竭力保奏李鸿章,左中堂等人。清政府授李左为江苏,江浙巡抚,使左李渐与曾国藩分庭抗礼,这似乎更能说明曾国藩仕途生涯中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大胆举荐有用人才。
2、曾国藩创建湘军体现他用人的时代特色
首先,湘军是书生和农夫的结合体,他的大布分高级将领多是书生,如李鸿章,左宗棠,书生长期受孔孟思想的熏陶存廉耻,重气节,能誓死卫道。这是曾国藩选儒将的着眼点,而曾国藩选将的条件则是忠义血性。
其次,湘军的兵卒都是农夫,其募兵制度规定,必须是朴实而有士气的农夫,原因农夫吃苦耐劳,湘军的种种规定农夫都容易做到,同时,农夫朴实容易接受封建思想的灌输,这是曾国藩招农夫入伍的着眼点。
再次,湘军特别重视精神训练,曾国番自称:“训练之上,非战阵之才。”而他的训练主要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思想教育,称之为“训家规”。
有这样的思想教育做铺垫,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死长举上”“明等辩威”的风气,所以人们认为湘军是一支儒教色彩很浓的确军队,是一支有主义的军队,再加上曾的“要名给名,要财给财”的确激励,自然这支书生带队,农夫上阵的湘军,战胜强大的太平天国,也就不足为奇了。曾国藩生在农家,长在封建制度的纲长礼教的熏陶下,所以他的用兵用将自然也就摆脱不了时代和历史的烙了。
3、曾国藩在用人方面值得称道的是他对人才的认识和珍惜,如此,才能网罗有真才实学的朋友,募僚甚至化敌为友,成就了他的辉煌。
因为曾国藩对人才的选拔和培养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所以他的幕府人才盛极一时,容闳回忆说“一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曾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后补之官员,怀才之士子,凡法律、算数、天文、机器等专案无不毕集。”薛福成把这些人分成四类:第一类是为曾治军事,如:李鸿章、郭嵩焘等。第二类以经事从曾,如左宗棠、彭玉麟……实际上曾的幕僚达四百人以上,这些幕僚入幕前后不一,而且来去还算自由。如曾的得力助手李鸿章就曾两度入幕:1860年曾国藩督办围剿太平天国事务,就是否兵住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一事,李鸿章离开了曾的幕府,1861年产正月曾国藩写信给李鸿章,情词恳切请他回营相助,李鸿章与6月6日从新投入曾的门下。李的二度入幕,曾对其礼貌有加于前。从李的二次入幕来看,似乎更能体现曾府人才聚散的不定性,一百五十年前曾国番的用人之策不管有意无意,都为后人对人才的运用或多或少提供一点借鉴吧。
4、专制制度下的上下关系以顺从为主要特征,且上升为美德。但曾国藩却力倡“自立门户”或“助之向上”观念,把传统文化中尊重个人因素发挥的淋漓尽致,为此他甚至主张宁用“好逞才能,好出花样”而能“遇事体察者”不用“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的官气十足之辈,这点在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身上,都体现了他鼓励下属谋求发展的精神。
“左季高,谋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情偏激外,如朝有争臣,室有烈妇……”,这是胡林翼对左宗棠的确评价,对于生性不喜欢与性格怪癖的人打交道的曾国藩来说,是否提拔和重用左宗棠,却使他大伤脑筋,但几经斟酌终在咸丰十六年上奏《请留左宗棠襄办军务》。
曾国藩的用人即有双重属性:即人才得兼奴才性。这似乎更符合曾所谓的“我用人一向以用之为虎,不用为鼠为第一要义,但凡用人辅佐,须明此理。”
从曾国藩重用李鸿章和左宗棠的结果来看,他的用人更具实效性和发展性。
总之,曾国藩做为一个历史人物,从对新鲜事务的理解和接受来看,他似乎更应该是引进技术,学习西方的带头人。
从人才的培养和运用来看,我认为他是识人赛伯乐,用人过玄德的智者。
至于曾国藩做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剿杀捻军的刽子手,我认为这与其说是他个人的悲剧,倒不如说是那个时代众多英雄人物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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