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古称西域，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曾有详细记载，公元前138年、119年，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设置西域都护，自此西域与中国内地建立了密切联系。
19世纪中叶，英俄两国势力渗入我国西部，中亚浩罕国派阿古柏带兵占领新疆，于1867年悍然宣布成立“哲德沙尔国”，严重扰乱了我国西部国防战略，威胁我国领土完整。以左宗棠为代表的抗战派“任天下之至重，处天下之至难”，克服内外困难，出兵收复新疆，为中国当时对外战争史上所仅有，原因何在？
一、清政府态度的转变是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前提
面对新疆的严重危机，清政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显得认识不足，对外国侵略者和民族分裂主义者心存幻想，冀图妥协，1870年5月阿古柏北侵时，曾声称“报效清廷”，扬言“助中国讨贼”，清政府竟为所动，直至1871年11月才知道受骗，而令哈密办事大臣文麟“不得再行议抚”。俄军占领伊犁，两月后方通知清政府“愿将所得伊犁地面交还贵国”。要求清政府“迅即派员前往接收”，旋又改称“一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方可交还”。清政府始感事态严重，令署理伊犁将军荣全速赴伊犁与俄方谈判接收事宜，俄百般推托，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荣全看出沙俄“亦不仅窃踞伊犁，将尽新疆之地皆为已有而后已”。在此前后，日本开始侵略我国台湾，东南海防顿形紧张，在清政府内部也发生了海防与塞防的争论，其实质是要不要收复新疆的问题，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军阀，借口加强海防，力主放弃新疆，认为“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要求把用兵新疆的费用移充海防，清政府一时难以决断。左宗棠认为：“塞防”、“海防”并重，“关外一撤樊篱……虽欲闭关自守，势有未能”。左宗棠的据理力争得到了国内舆论的支持，符合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清政府在此压力下，采纳了左宗棠的正确意见，于光绪元年（1875）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清政府态度的转变为左宗棠收复新疆提供了有利前提。
二、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正义性质是决定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
阿古柏占领新疆后，在政治方面推行宗教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强令人们仿效浩罕习俗“剃发易服，光顶圆领”；在经济方面，横征暴敛，诛求无度，逼得农牧民出卖土地牲畜“甚至卖了自己家中的锅、碗来交纳税款”。一个俄国游历者在记述“哲得沙尔国”印象记中说：“阿古柏政权是极不得人心的，只靠军事恐怖来维持……没有真理，也没有讲理的地方……不论是谁，凡是有点好东西，都被搜括殆尽，比如粮食、牲畜，甚至是妻子、女儿。”新疆各族人民深受其苦，现实的教训使他们懂得，在新疆这个帝国主义虎视鹰瞵下的边陲重地，任何试图摆脱全国统一政权而自立的尝试：象前些时候的封建主那样，都是自杀性的蠢举；只有依靠内地汉族兄弟和中央政府的支持，新疆才能摆脱殖民主义的奴役而重回祖国大家庭。所以我们说左宗棠收复新疆是一场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斗争，是一场正义的民族自卫战争，它同左宗棠以往镇压太平天国、捻军、陕甘回民起义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它得到了内地和新疆各族人民的拥护与支持。
当左宗棠率领这支以收复新疆为职责的正义之师出关后，所到之处受到了各族人民的夹道欢迎，他们为清军带路，刺探情报：1867年7月底，清军主力挺进古牧地，“时屯地乏水，军渴甚，锦棠询土人，知黑沟驿上黄田有积泉”。清军进袭黄田，取得了入疆以来第一仗的胜利。当清军追击叛匪白彦虎部至拜城时，城内人民“即闭城门，白逆攻之未下。”清军乘胜追击，进抵阿克苏，“城内缠回数十万，则皆守城以待官军”。与新疆人民对待阿古柏的态度截然不同。在清军进兵途中，和阗伯克呢牙斯还据城起义，并进攻叶尔羌，制约伯克胡里的力量。陕甘等内地人民也主动献出粮食、马匹，为清军运输粮草，“转运一节，固非藉资民力不可”。正是由此，清军才得以最终将阿古柏侵略者赶出新疆。
三、左宗棠正确的战略战术是克敌制胜的先决条件
左宗棠收复新疆可以说是劳师远征，如果没有正确的战略作为指导，最终只能师老粮竭，新疆不仅难以收复，还可能危及陕甘，带来严重后果，这点，左宗棠非常清楚。为此，在出征前夕，左宗棠根据新疆幅员辽阔、地形复杂、气候恶劣、运输困难的特点以及敌军驻防布置形势，制订了符合实际情况的战略方针：“先北后南”，“缓进速战”；其作战原则为：“广储粮草，杜其窜路，然后相机大举，聚而歼之，乃为一了百了之计。”
“先北后南”的战略是左宗棠根据空间角度来制订的，当时阿古柏的主力集中于南路，北路由卖国投敌的白彦虎、马人得匪帮驻守：“大抵新疆贼势，北路轻而南路重”。因此左宗棠认为：先打北路，对控制整个战局非常有利，一来可以避实就虚，在突破敌人薄弱防线后，再行决战，这样就可先声夺人；二可以分散敌人兵力，先从北路用兵，阿古柏必然派兵增援，这样，我军就可集中优势兵力聚歼离巢之敌，达到“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的效果；三可以为挺进南疆创造有利条件，占领北路后，就取得了可靠稳固的前进阵地，解除了清军南下的后顾之忧，从而造成了清军从东面、北面夹击南疆之敌的战略态势，陷敌于张网之中。就可瓮中捉鳖。
“缓进速战”的战略是左宗棠从时间角度来考虑的，即在每一场战役开始之前，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要匆忙进兵，一旦军事行动开始，就要速战速决，不能拖泥带水。左宗棠认为：“如果缓进急战，慎以图之，西事或犹可耳！”缓进的目的为了速战，不打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以免师老粮耗。表面上看，左宗棠进兵缓慢，实际上收功快速，正符合军事辩证法的思想：古牧地之战，是双方主力第一次交锋，只用了一个星期；达坂之役，是一次漂亮的歼灭战，只用了四天；从三个大战役来看，收复北路用了三个多月，收复吐鲁蕃不到半个月，进克南路只用了四个半月，总计也不过八个月。
我们仔细推算一下，就会发现左宗棠整个收复新疆用时一年半，从督师肃州到进兵北路相隔两个月；从收复北路到进兵吐鲁蕃相隔半年；从收复吐鲁蕃到进兵南路，又是相隔四个月；在这些战争间隙里，左宗棠到底在干什么？他正严格按照“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作好下一次战争的准备，按其作战原则周密布置：准备用多少兵，采多少粮，用多少车驮，运到哪里，供用多长时间；如何才能避开新疆夏季炎热的气候，避开冰雪封山的季节，使部队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怎样才能围堵窜敌，聚而歼之。正因为有正确的战略战术作为指导思想，才使得左宗棠军迅速击败了阿古柏侵略者。
四、左宗棠军严明的组织纪律、正确的俘虏政策是成功收复新疆的有力保障
可以说战争的法则就是战胜敌人，保存自己。左宗棠深知，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严格的军纪作为保障。因此，他三令五申：“大军所至，勿淫掠，勿残杀，主者之师如时雨，此其时也。”对每支开往前线的部队，他都反复强调纪律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民心的得失，战争的性质，乃至以后新疆的长治久安。他在给嵩武军统领张曜的信中一再告诫：“此次大军所至，非申明纪律，严禁杀掠不可，如能以王土王民为念，则南八城易复而亦可守矣！”对于自己的嫡系刘锦棠部：“此次如能遵行军五禁，严禁杀掠奸淫，则八城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不但此时易以成功，以后长治久安亦基于此。”这样，左宗棠把严整军纪提到了“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确实是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封建军事家。“此次大军所至，秋毫无犯”说明左宗棠军的纪律是比较好的，这和蹂躏新疆长达13年的阿古柏匪帮相比较，确有区别。它使饱受灾难的新疆各族人民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从而自发地起来反抗侵略者，帮助清军顺利收复了新疆。
瓦解敌军，执行正确的俘虏政策，同样也是左宗棠所十分重视的。在进军和作战过程中，他指示所属各部：“安集廷虐使其众，官军抚之以仁；安集廷贪取于民，官军矫之以宽。”这在争取民心，筹措军粮，瓦解敌军等方面收到了明显效果，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清军的胜利进兵。对于双方主力决战的达坂之役，清军俘阿古柏兵1200名，刘锦棠仅仅将其中的200名安集廷人送到肃州监禁，其余的战俘全部释放：“均给以粮食，纵令各归原部。”俘虏们“皆惊喜过望，踊跃欢呼而去”。事实证明，左宗棠所制订的释俘政策是成功的，使得阿古柏对放回去的俘虏大伤脑筋：“杀其数十人，监押一半，余俱潜逃回家。”这样大大分散了阿古柏统治者的力量，使其军心更加涣散：“各城缠回畏官军之威，感官军之德，愈恨帕夏，不服其约束。”事实上，清军吐鲁蕃战役之后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有力的抵抗，可以说，正确的释俘政策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五、左宗棠个人的魅力及其广大将士英勇奋战是成功收复新疆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左宗棠是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中兴名臣”，因此我们在评价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时候，总有这样那样的顾虑。翻开历史，许多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往往既是维护封建统治，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又是反对外族侵略，维护民族权益的民族英雄。左宗棠也是这样一个典型。诚然，左宗棠镇压农民起义的罪责无可逭逃，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祖国统一的贡献是应当充分肯定的。
左宗棠作为收复新疆战役的主持者，领导者，其所起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在“海防”与“塞防”的争论中，战胜了反对派李鸿章，取得了出兵新疆的主动权；筹组了一支精锐的西征军，采取了正确的军事决策；以惊人的毅力和巨大的组织才能顺利地解决了筹粮、筹饷、筹转运的难题，胜利指挥清军进行了历次重大战役。从这一点说，称左宗棠“丰功伟烈，世莫与京”是不过份的。为了收复新疆，维护祖国的统一，他坚韧不拔，运筹帷幄，而这并不是有的政敌攻击他为出风头，争权夺利。因为左宗棠当时比谁都清楚，此次进兵新疆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都要艰难得多，危险得多。纵观用兵西域，以前每次都是国力强盛，财政充足的时候用兵的，而这次不同：内忧外患，割地赔偿的局面一再发生；从作战对象来说，这次出兵新疆也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以前作战对象多是比自己落后或比自己弱小的地方割据政权，而这次左宗棠面临的对手却是英、俄武装起来的侵略者阿古柏，且冒着与沙俄重开战火的风险。同时左宗棠也清楚地明白：清政府虽然同意自己收复新疆的行动，但如果行动失败，在政敌攻击声中，清廷不仅不会为自己分担责任，反有可能把自己抛出来充当替罪羊，开罚问斩，在封建专制主义时代，这种例子是比较多的。如果仅从个人利益考虑，左宗棠决不会去冒这个风险，但他义无反顾地担起了收复新疆的重任，动力就在于他身上体现出来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臣年已六十有五，正苦日暮途长，乃不自忖量，妄引边荒艰苦为己任，虽至愚极陋，亦不出此，而事顾有万不容己者，乌鲁木齐各城不克……若此时即便置之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日蹙百里之虑，区区愚枕，窃有不敢不尽者。”其爱国热情，跃然纸上。为了收复伊犁，左宗棠于1880年5月26日自肃州“舁梓以行”，抬着棺材去和侵略者拼命，“衰年报国，心力交瘁，亦复何暇顾及。”这种精神实在难能可贵。
另一位将领：总理全军营务刘锦棠在收复新疆的战役中亲自督阵指挥，身先士卒。在攻打古牧地关垒时，刘锦棠率兵三面凰攻，直至全歼守敌；达坂城之役，刘骑马巡视战壕，敌人枪弹如雨，刘的坐骑被击毙，他“易马而前”，毫不退缩，指挥清军一举攻克达坂城，大获全胜。指挥将领如此，广大官兵也莫不齐心协力，奋勇杀敌，“万里长驱，每营仅发四个月盐菜，无却步者。”可以看出，清军士气高昂。本来进军新疆，条件非常艰苦，但他们“于冰霜凛冽，弥望戈壁之中，一月驱马聚三千余里……将士踊跃用命。”南疆四城克服后，清军深入到人迹罕到之处，“五昼夜驱八百余里，人未交睫，马未御鞍，接仗时犹复倍加抖擞，愈接愈厉”。清军将士的英勇奋战，使得左宗棠最终打败了阿古柏侵略者。
六、良好的后勤保障，正确的外交策略是左宗棠成功收复新疆的可靠保证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良好的后勤保障是进行战役战斗的首要前提。左宗棠认为：“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事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于此。”出关作战，由北到南，战线长达数千里，军粮的筹集和运输非常困难，左宗棠本着“从内布置，从新筹度”的总体要求，决定首先解决这些难题。
为了广筹军粮，左宗棠分南北两路进行采办，北路于归化设“西北采运总局”，在包头设分局，并派人到乌里雅苏台、科布多一带开辟粮源；南路在河西走廊的凉州、甘州、肃州一带采粮，从1873年到1875年，共在这里采粮四十万石，此外，还在俄国购到一批粮食。左宗棠根据历代在新疆办粮的经验，提出“筹边莫要于屯田”的主张，决定以就地屯田作为解决军粮问题的根本办法，1874年冬张曜所统嵩武军到达哈密后，左宗棠命其就地“力行屯田”，并从军饷中拨款数万两以供兴屯需用。后来哈密屯田取得成效，垦荒2万亩，每年可收军粮上万石。同时左宗棠还强调搞好民屯，“若民屯办理得法，则垦地较多，所收之粮除留粮种及自家食用外，余食皆可给价收买，何愁军粮无出。”
有了粮，还需要运，在地形复杂，交通不便的西北地区，长途运输很不容易。左宗棠根据“粮运兼筹”的后勤服务总方针，调集大车500两，骆驼29000头，驴骡5500头成立了专门的运输队。起初，以官运粮草为主，民运为辅，经过实践，左宗棠发现官运弊病丛生，损耗大，运输效率差，故改为民运为主。经过多方设法，分途采运，到1867年夏军事行动开始前，已在安西、哈密等前沿地区集中了2480万斤军粮，有力地保障了左宗棠收复新疆战役的顺利进行。
左宗棠指挥的清军约7万人，每年所需军饷、粮饷实需1000万银两以上，这相当于清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要拨如此多的经费以供西征需要，清政府感到为难。因此清军每年军饷800万两，只能由苏、浙、鄂和海关从厘金和关税项下协解，事实上归左宗棠直接支配的西征协饷每年都只在500万两上下，这给左宗棠带来不少困难。“不但关外粮运万难兼顾，即关内留存各营亦不免悬釜之忧。”无奈之下左宗棠与李鸿章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终于说服清朝统治者努力解决西征饷需问题。从1874年到1877年，左宗棠通过各种途径先后筹饷4200万两，勉强解决了西征饷需难题，解决了筹粮、筹运等一系列后勤保障工作，为清军出关收复新疆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前提。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还执行了正确的外交策略，充分利用英俄矛盾。他认为：“俄英倏婚媾，倏仇雠，十余年前尚战争不已，彼此忌嫉，至今如故。”为了集中力量消灭阿古柏，利用英俄矛盾，左宗棠主张暂不涉及伊犁问题，避免分散力量，两个拳头打敌人。
沙俄在清军大举出关前后，加紧策划，妄图左右局势。他们主动提出，俄国在山诺尔产粮甚多，“如中国需用粮食，伊可代办送至古城交收”。显然这是沙俄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假如七万武装良好，守纪律，善战但由于缺粮而无法作战的军队，依靠我们的给养，那么请注意——所有的机会都掌握在我们手中，同意让步和达成协议，就给你们粮食；不同意就不给你们粮食，并要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左宗棠自然明白沙俄的恶毒阴谋，但因俄粮费较低，路程近便，决定将计就计，与俄签订了购粮500万斤的合同。后来沙俄发现用粮食左右清军的如意算盘不能成立，就故意拖迟交付，随着阿古柏政权日趋倾英，对俄疑虑加深，加上“马上相信起义事业已告失败，这不过是时间问题”。俄又得知英商已愿借巨款予左宗棠，为了排挤英国影响，在阿古柏一旦败亡时可以向清政府讨价还价，马上表示“与中国永敦和好之意”，并迅速交付了拖欠的粮食来掩饰其侵略扩张的野心。
当然左宗棠在处理对外关系上，同样也有软弱和妥协的一面，但在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这一原则问题上，他的态度是无可非议的。国家的土地“尺寸不可予人”，“我只办我事，眼中不容有物”。并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抵制了英国的无理干涉，顶住了沙俄的战争威胁，主张用武力收复伊犁地区：“先之口舌，继之兵威。”坚决反对清政府批准《里瓦几亚条约》，积极备战，并对曾纪泽赴俄虎口夺食签订《中俄伊犁条约》起了促进作用，尽管这不能称作中国外交的胜利，也算是“败局中之胜著”。
诚然，左宗棠镇压农民起义是有罪的，但他捍卫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了国家的统一，抵制了英、俄的扩张，这一点是值得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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