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左宗棠是晚清的重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一生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中法战争等重要历史阶段和重要历史事件。期间，镇压农民起义、兴办洋务事业、高举御侮旗帜、规复新疆失地，其本身经历的曲折复杂和所处时代的复杂多变，给后人留下了一定的评价难度。近百年来，由于人们的政治立场不同，占有的史料不同，所持的研究方法和评价尺度不同，对左宗棠的评价意见分歧甚至尖锐对立。清末封建政府及其文人出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对左宗棠树碑立传、大加褒扬；资产阶级革命派为达其反封建的目的，则对左宗棠大加挞罚、重其罪恶；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立场，出于反共和镇压人民革命的政治需要，对左宗棠歌功颂德，全盘肯定；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极左思想和阶级斗争路线的影响，特别夸大其镇压人民起义的罪恶，左宗棠被基本否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左宗棠的研究才步入正常轨道，实事求是地全面细致地评价了左宗棠一生的功过是非。但是，在坚持阶级分析法评价左宗棠的同时，并没有很好地使用这一科学的方法，有些方面有待更进一步地深入讨论。以往人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尽管一再强调必须坚持阶级分析的方法和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对具体的人进行具体的分析，但往往或多或少地带有感情因素，甚至用道德评价代替历史评价，这样就很难做到评价的客观与公正。目前对左宗棠的评价也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本文提出“历史角色”这一概念，试图寻找一种新的评价角度。

所谓“历史角色”，是指历史进程或时代对历史人物的使命和任务的规定性，即历史人物应该在历史上充当的一种角色。这种角色是历史赋予的，时代规定的，历史人物自身无法避免。我们不能要求历史人物脱离其“历史角色”而做一些其它事情，更不能苛求古人超越历史或阶级的局限而做一些他不可能做的事情。只有把历史人物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最和历史条件下，才能明确历史人物的地位，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历史角色的形成，既有阶级的规定性，也有时代的规定性，还有个人成长道路的规定性，是三者综合作用的结果。阶级的规定性使该人物与本阶级的其他成员具有一定的共性，时代的规定性使其与同时代的人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个人成长道路的规定性则使其和本阶级、同时代的人物有着显著的不同而独具个性。

二

要给左宗棠在历史上以准确的“定位”，应该从“历史角色”形成的三方面的因素进行分析。

其一，阶级的规定性。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属于一定的阶级，都无法超越其阶级的局限性，阶级属性规定了该人物在历史上的某些必然行为。左宗棠由一个科考不第的举人，上升为封建王朝的封疆大吏，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一员，他一生的主要的活动诸如镇压农民起义、举办洋务事业、收复新疆失地等都不同程度的带有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在封建统治受到农民起义猛烈冲击的阶级大搏斗过程中，和所有封建统治阶级一样，左宗棠不可能放弃对农民起义的镇压，我们更不能要求他改变阶级立场而站存农民阶级一边反对封建政府，而只能以一个封建官僚的标准来衡量他，否则，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岳飞抗金顺乎民心，但在皇帝诏令下却镇压了钟相、杨么起义。曾国藩、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园和捻军起义也出于同样的道理。即使具有浓厚“民本主义”思想的林则徐，在赢得禁烟领袖、民族英雄的声誉后，不得不带病前往广西镇压天地会起义，为清王朝效劳卖命，如果不是中途病死，谁能保证他不留下镇压农民起义的骂名呢？据此可知，历史人物的活动是由其阶级利益决定的，左宗棠镇压农民起义是由其阶级属性规定的，历史责任应该由阶级承担。

其二，时代的规定性。列宁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研究和评价历史人物也不例外。在分析左宗棠历史角色的成因时，不能不考虑时代的规定性，也就是说要分析时代向他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为他提供了什么样的条件诸因素。

左宗棠所处的时代和以往地主阶级所处的时代已完全不同了。左宗棠（1812—1885）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鸦片战争后，列强接踵而至，中国失地丧权，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的矛盾，救亡图存成为燃眉之急，历史向近代中国人提出的首要任务是抵御外侮、捍卫民族独立。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则必须向西方学习，“师夷长技”，发展资本主义，这是近代中国人的另一重要任务。左宗棠顺应时代潮流，把对清政府的效忠发展成为对民族的忠诚，克服种种困难和阻力，以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精神存六十高龄挥师西进，消灭阿古柏政权，粉碎俄英企图分裂祖国领土的阴谋，收复了新疆失地，维护了祖国统一。中法战争时，又以古稀之年坐镇福州，高举抗战旗帜。这些行为符合时代的要求。随着时代的发展，左宗棠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再固守传统的“夷夏之大防”和闭关锁国思想，而转向了学习西方的长处。“师夷长技”思想最早形成于林则徐、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洋务派继承了这一思想并付诸实践，比林、魏等人前进了一步。洋务运动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抵御外侮和发展民族经济，在这一方面，左宗棠表现得尤为突出。他认为制造轮船，“实中国自强要着”，铁路修通则“民因而富，国因而强”。“民富国强”正是包括左宗棠在内的近代进步人士办洋务的动力所在。

那么，时代为他提供了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呢？在左宗棠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传入中国的“西学”内容主要是坚船利炮和军事科学技术，这也正是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西学之“长技”。而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等尚未传入或只有零星介绍，洋务运动以“学西学、制洋器”为主要内容成为势所必然。我们不能要求左宗棠接受尚未传入的东西，这就是他成为地主阶级改革派而不能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原因。在时代所提供的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左宗棠做了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洋务运动最后失败了，左宗棠的洋务活动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这是受中国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是时代的悲剧。

其三，个人成长道路的规定性。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实践活动的表现，与他本人的成长环境有很大的关系，特别与他早年的经历密切相关。

左宗棠出生在湖南湘阴一个没落的小地主家庭，世以耕读为生。祖父左人锦，国子监生，教书为业。到父亲左观澜时，家境中落，经济拮据，一家人靠父亲在外当塾师维持生计。左宗棠出生后家境更为困顿，特别是父母双亡后，生活更加困难，不得不以糠屑充饥，但左宗棠勤于学习，得书院“膏火之资”以为学。由于家贫，他后来不得不入赘周家，这在封建社会是很不光彩的事情。寄居生活使左宗棠感到很惭愧，“耻不能自食”。早年贫困的生活，使左宗棠对下层人民的疾苦有较多的了解，也锻炼了他高傲自负和坚强的性格。

左宗棠出生后，家人希望他由科考而入仕，因此，从小就受到严格的教育。祖父教其识文、断句，督“读论孟”，父亲“课子尤严”。“九岁学作制艺”，十四岁首应童子试，1832年参加湖南乡试，以“搜遗”之首而中举。此后，他曾于1833年、1835年、1838年三次赴京参加会试，但都名落孙山。三次会试的失败，使左宗棠“绝意进取”，放弃了科举道路。科场失意，虽未使左宗棠沿着“举人、进士、状员郎”的道路入仕，但却使他能集中精力钻研经世之学。

在左宗棠接受经世致用思想，探讨社会改革的过程中，陶澍、贺长龄、贺熙龄、林则徐、魏源等师友对他影响颇大。道光十年（1830），左宗棠在长沙拜访了丁母忧回家的江苏布政使贺长龄，遍借其藏书，共同探讨学问，纵论天下大势。次年受教于贺熙龄门下，受其指点提携。道光十七年（1837），在醴陵拜见了回乡省墓的两江总督陶澍，二人纵论古今，相见恨晚。次年，再次谒见陶澍，陶澍“即留住署中，日使幕友、亲故与相谈论。”陶澍死后，左宗棠在陶家当塾师八年，遍阅陶家所藏有用之书。左宗棠还在湘水舟中拜见了林则徐，彻夜长谈，“达曙乃别”。虽然与魏源未曾谋面，但将魏源编著的《皇朝经世文编》“俱备案头，不可一日离也。”贺氏兄弟与陶澍都是有名的倡导经世致用之人，他们的启迪教诲对左宗棠“经世”思想的形成具有启蒙意义。而林则徐、魏源抵御外侮的精神、学习西方的态度、务实避虚的思想、壮志未酬的遗憾对左宗棠后来经营西北和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总之，上述三方面的因素形成了左宗棠的“历史角色”，规定了左宗棠在近代中国的所作所为。阶级属性使他和所有地主阶级一样，举起了镇压人民起义的屠刀；时代的需要使他兴办了于国于民有利的洋务运动；个人的成长道路则使他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分道扬镳而与所有的爱国者同擎一面大旗。

三

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应该是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否符合时代的要求。依据这一标准，我们对左宗棠的主要活动从主观动机和客观效果两方面进行分析。

（一）主观动机。左宗棠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因此他的一切活动无不带有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这是“历史角色”对他的要求。这种动机符合阶级利益的要求但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时代要求，与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进程背道而驰。但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动机也不是唯一的，除了维护封建统治利益外，左宗棠的活动还具有“富民强国”、抵御外侮的目的。对农民起义左宗棠是坚决镇压的，但其中也包含了尽快结束战争，使广大民众免受战乱之苦，创造和平的环境这样一种思想。这在左宗棠的信函和家书里面有充分的反映。抵抗外国侵略，发展民族经济是左宗棠办洋务的主要目的，具有鲜明的爱国思想。他提出：“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去之利，更尽民问未尽之力”。兰州机器织呢局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以中华所产洋毛，织成呢片“抵制洋呢入口”。创办福州船政局一方面可制造兵舰与外国进行“兵战”；另一方面支持中国商人“官轮商雇”与外商竞争。由此可见左宗棠办洋务的动机所在。收复新疆失地、捍卫民族尊严是左宗棠爱国思想发展的必然产物，其主观动机应予充分肯定，这一点，史学界已给予了高度评价。

（二）客观效果。评价历史人物，既要分析其主观动机，更要考察其客观效果，因为客观效果直接体现了该人物的行为是否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左宗棠参与镇压了太平天国余部、捻军及陕甘回民起义，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这种过失不容回避。但另一方面，客观地讲，与地主阶级同样属于封建生产关系产物的农民阶级并不代表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为追求生存权“饥则蜂起、饱则远扬”的农民起义也不可能推翻旧的政权而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除非有先进的思想或阶级来领导，不过那就不成其为农民起义了）。太平天国尽管有许多功绩，但缺点也很突出，它并没有给农民带来解放，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后期与清政府实质上是两个封建政权的对立，哪个政权被消灭都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恢复国内和平环境，客观上有利于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作用应该得到肯定。洋务运动是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开端，引进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作为洋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左宗棠兴办了一些近代企业，代表了历史的发展方向。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外来侵略，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收复新疆失地是左宗棠一生的壮举，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既符合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愿望，也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左宗棠对国家对民族的丰功伟绩，应该得到历史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