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相筹边未肯还，湖湘子弟遍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这是左宗棠的好友杨昌浚所作的一首诗，这首《恭颂左公西行甘棠》的诗，表达了左宗棠对边疆的深厚感情，充满了胜利的喜悦，明亮的内心世界跃然纸上，歌颂了左宗棠平定阿古柏之乱后，屯垦戍边的丰功伟业。
左宗棠，湖南省湘阴县人，公元1812年（清嘉庆十六年）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从小胸怀大志，青年时自负“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尤其对新疆有浓厚的兴趣。1883年，面对当时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他有着深刻的认识，写有《癸未燕台杂感八咏》。其中有一首：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它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英更纾愁服，生计中原亦可怜。
这是一首关于新疆的诗，第三、四句言西北地区运输和给养的困难；第五、六句则力主在新疆建立行省和兴办农田，以加强祖国西北边防。
幅员辽阔的中国，多灾多难的民族，战祸连年，灾殃遍地。1869年，新疆的回族、维吾尔族人民，为了反抗清朝统治者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举行了武装起义。一些封建农奴主和伊斯兰教的头目纷纷插手，先后建立了5个割据政权。鼓吹什么“圣战”、“排满”、“反汉”、“卫教”，煽动民族恨，大搞仇杀。这些割据政权之间，又互相争夺，抢占地盘，鱼肉百姓。汉人满人在这里大量死于非命，使新疆陷入混乱之中。这个局面给西亚浩罕汗国阿古柏的入侵造成了可乘之机。
阿古柏在俄、英帝国主义大力支持下，于1865年1月18日率兵侵我南疆，喀什各族人民浴血奋战14个月，终因弹尽粮绝而失守。1867年底，阿古柏悍然在喀什建立所谓“哲得沙尔汗国”，对新疆各族人民进行极为野蛮的统治。1870年，阿古柏又占领乌鲁木齐、吐鲁番等地，侵略势力进一步扩展到北疆，并妄图把新疆从我国分裂出去。
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沙皇俄国先后掠夺了中国一百四五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欲壑难填，他们的七河省（沙俄侵占我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后设立的一个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疯狂叫嚣说：“要占领塔城、伊犁和喀什，并应在该处安置俄国移民。”
阿古柏侵入我国新疆，建立了反动政权之后，沙俄见有机可乘，遂于1871年5月中旬，悍然入侵我国伊犁地区。伊犁各族人民为保卫祖国神圣领土英勇奋战，因力量悬殊终于失败。7月4日，伊犁城沦陷。
沙俄与阿古柏政权签订了通商条约。与此同时，英帝国也不甘落后，与阿古柏签订了条约，获得种种特权。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值西北形势岌岌可危之际，在东南又发生了日本人入侵台湾的严重事件。西北边陲陷入敌手，东南海防险象环生，清帝国两面受敌。由此，清朝政府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了“海防”与“塞防”的大论战。在这场事关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的激烈争论中，形成了截然相反的两派意见。一派以李鸿章为代表，认为“海防”重于“塞防”，新疆是个不毛之地，一片黄沙，死几千几万人，花几百几千万两银子去收复新疆，得不偿失，公然主张放弃新疆，集中财力，充作“海防”之饷；另一派以左宗棠为代表，坚决反对丢弃新疆。表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我们的国土，寸土不让。新疆是个好地方，“塞外之外有沃野，天山南北尽江南”。并认为“若此时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因而积极主张保卫西北边防。左宗棠义正词严地批评了李鸿章将“海防”与“塞防”割裂开来的荒谬理由，分析了放弃新疆的危害，明确提出“塞防”与“海防”并重的主张。
左宗棠等人的主张，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统一，在全国人民舆论的压力之下，清政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最终下定决心收复失地。1875年5月，清廷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委以收复新疆的重任。新疆地处西北荒凉之地，征途数千里，率兵远行自然辛苦万分。此时左宗棠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年高体弱，但为了捍卫领土主权，他毫不推辞，毅然受命西征。
左宗棠受命之后，心里明白，西去征途，粮秣对战争的胜负关系重大。从西安到兰州，到酒泉，西出阳关到哈密，到北八城，到乌鲁木齐，这就是军队西进要走的路程，也是粮食要一站站运输到前线去的通道。可是这条路上，一无可通的舟楫水路，二无可通车的大道，靠的是人佚，骡马，且多数地段全靠骆驼运输。
左宗棠千方百计筹足了军费，购置和调动了充足的粮食、枪炮、弹药和骡马等运输工具，并结集各路清军约6.7万人，于1876年初，拉开了收复新疆的战幕。
根据新疆的形势，左宗棠制订了“先北后南，缓进速战”的战略方针，逐步推进，环环相扣。
整个战事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收复北疆，占领乌鲁木齐。经过3个多月的战斗，攻占了阿古柏在北疆的所有据点，为进军南疆创造了条件。第二阶段，发动达坂城——吐鲁番战役，给阿古柏的主力部队以歼灭性的打击。1877年4月14日，左宗棠率湘军主力1.5万余人，由乌鲁木齐出发，乘敌不备，于17日凌晨攻占达坂城，歼敌2000多人，生擒1200多人，活捉守军头目、阿古柏的大总管伊达尔呼里，取得了达坂城之战的全胜，打通了进入南疆的大门。不久阿古柏暴死于库尔勒，“哲得沙尔”政权陷入穷途末路。第三阶段，收复南疆，扫清残敌。阿古柏一死，树倒猢狲散，剩下的残余势力分崩离析，清军以破竹之势向前推进。1878年1月攻取了最后一个据点——和田。至此，除沙俄仍然盘踞伊犁外，整个新疆全部光复。
沙俄占领伊犁后，不相信清政府能收复失地，曾虚伪地声称：“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服之后，即当交还。”
而当清军果真席卷天山南北时，沙俄又拒不交还伊犁。1879年10月2日，去俄国谈判的崇厚竟在沙俄胁迫下擅自签订《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基亚条约》），以丧失大片领土和赔款500万卢布为代价换回几座空城。消息传来，舆论大哗，左宗棠更是痛心疾首。他语重心长地警告清政府：“武事不兢之秋，有割地求和者矣！兹一矢未闻加遗，乃遽议捐弃要地，餍其所欲，譬犹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仍不止。目前之虑既然，异日之忧何极？此可叹息痛恨者矣！”为了挽回局势，左宗棠提出“先之以议论”，“决之以战阵”的方针，并希望拼力一战，从沙俄手中收复全部失地。在爱国浪潮的震慑下，清廷不得不将崇厚治罪，改派曾纪泽赴彼得堡谈判，同时命左宗棠统筹兵事，做打仗准备。
此时，已经69岁的左宗棠决心奋起迎击沙俄的猖狂挑战，把自己的余年献给捍卫祖国领土和主权的事业，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衰年报国，心力交瘁，亦复何暇顾及。”他拟订了一个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军事计划，为了便于就近指挥，左宗棠还准备亲率马步各军出屯哈密。
艰苦的边塞生活和繁忙的军务，对年近古稀的左宗棠来说是很不适应的。1879年夏天，他在肃州（今甘肃酒泉）大营患风湿疹子，爬搔不宁，夜不能卧。这年冬天，伊犁局势越来越紧张，调兵遣将，运筹帷幄，更无一点闲暇，左宗棠终于病倒了。一天早晨，刚刚披衣起床，忽吐鲜血10数口。“衰病日臻”的左宗棠，时刻担心自己来不及完成收复伊犁的使命。为了争取时间，实现“与西事相始终”的誓言，左宗棠不惜埋骨于黄沙雪岭之中，“至马革桐棺，则固非所计矣！”
在一切部署妥当后，1880年5月26日，左宗棠率领亲军六大哨1000多人离开肃州，出嘉峪关向哈密进发。为表示抗俄决心，他义无反顾，“舁榇以行”。抬着棺材去和侵略者拼命，这是何等悲壮的一幕啊！左宗棠决心一扫鸦片战争以来笼罩在中华民族头上的阴霾，一吐遭践踏，受欺凌的恶气。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自洋务兴，中国为岛族所轻侮，耻不能振，言之嘅然”，“为望俄事，非决战不可。连日通盘筹画，无论胜负云何，似非将其侵占康熙朝地段收回不可。”
从肃卅I起程，29日抵玉门。自古以来，玉门几乎成了人们西行的极限，在墨客骚人笔下，玉门更给人以凄凉之感，王之涣的《凉州词》中不就有“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的句子吗？但此时此刻，左宗棠胸中并没有“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惆怅，反而充满着“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杀敌报国豪情。尽管他年近七旬，却无暮日西垂、老之已至之感，而是像他自己所说的：“壮士长歌，不复以出塞为苦”，“虽知壮不如人，而孤愤填膺，诚有不知耄年之已及者”。
6月2日，左宗棠行抵安西州，沿途尽是沙碛，不但人烟罕见，就连草木也非常稀少。目睹眼前的荒凉景象，左宗棠立即从自己的养廉银中拿出2000两交付地方官购买种羊，无偿发给当地百姓和驻屯士兵，以发展畜牧业。在戈壁中行军时，左宗棠凭轼眺望，观察到有些沙石之间芦苇丛杂，近水地方还见到榆、柳等树，于是心中产生了一个疑问：“既产草，则必宜禾，”“奚仅宜榆柳，不宜蔬果乎？”在戎马倥偬之中，他想到了发展畜牧业和农业生产。“拟先以畜牧导民，而令其渐谋耕获。”经过1500华里的艰苦行军后，6月15日，左宗棠终于到达哈密，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父老扶杖而观，不远数百里”。
冒暑行军戈壁，使左宗棠肝病复发，经医药调治，才稍觉好转。抵哈密后，他不顾旅途劳累，身体不适，立即着手部署军事，一面加强巴里坤、古城、安西等重要据点的防务，一面派古城局委员刘思谦就近增设三个驿站，与科布多西南八站相连，遇有急报，即星夜驰递。同时，通过书信往来与刘锦棠、张曜等将军反复商讨兵进路线。
哈密与吐鲁番被称为关外的“火炉”，气温高达摄氏39度以上，中午11点到下午五点之间更是酷热难当。左宗棠的中军大营离哈密城3里左右，全部用泥土建造。他住在军营中，与将士同甘共苦，当时亲自访问过哈密大营的德国人福克回忆说：“爵相（指左宗棠）年已七旬，身在沙漠之地，起居饮食简省异常，内无姬妾，外鲜酬应之人，其眷属家人多未带至任上，惟一人在寨。”福克还详细记录了左宗棠在哈密大营一天的起居：“黎明即起，往菜园眺望，半响即回，见属员，事毕，约七点钟。早膳，菜六盘，膳毕，握笔看公事，至十二点钟。膳毕，仍看公事，至五、六点钟，又往菜园督看浇灌后回。晚膳毕，偕营务处及余等谈天至十二点钟安睡。”
通过这样一个作息时间表，可以看到左宗棠一天的工作在10个小时以上，而睡眠却只有四五个小时。更有趣的是，在羽檄交错，人马擐甲之中，左宗棠宝贵的一点余暇竟是用来“学圃”。在哈密军营中，左宗掌开辟了20亩菜园，诸色瓜果俱全，还写信给在兰州的儿子左孝同，让他托人“速买红白萝卜种子及天鹅蛋种子寄来，以便散给各营哨，愈多愈好。”
左宗棠虽然报国心切，调兵遣将，运筹帷幄，秣马厉兵，枕戈待发，但他并不是最后决策人，是否出兵伊犁，决定要在北京做出。
1880年6月21日，清政府在北京召开紧急会议，参加的有文华殿大学士、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南洋大臣兼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李鸿章的意见左右了会议，协办大学士全庆，工部尚书翁同龢，礼部尚书徐桐等都赞成委曲求全，与俄妥协，两天后即形成“一致意见”。腐败无能的清政府遂于6月26日发出上谕，决定寄希望于谈判。清政府一面屈从沙俄和列强的压力，表示将崇厚“蜇免斩监候罪名，权行监禁”，一面通知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令其赴俄国首都彼得堡重开谈判。
为了压抑主战派的高昂斗志，清廷于8月11日发出调左宗棠回京的谕旨，表面理由是“见在时事维艰，正须老师兵事之大臣，以备朝廷顾问。”第二天，清政府又进一步作出妥协姿态，将崇厚免罪开释。8月29日，左宗棠在哈密大营接到召他回京的“六百里加急”廷旨。眼看抗俄大计付之东流，左宗棠壮志未酬，十分苦闷，他在一封家信中表白此时的心情说：“俄意欲由海路人犯，而在事诸公不能仰慰忧勤，虚张敌势，殊为嘅然。我之此行，本不得已。”
1881年2月24日，经过6个多月的谈判后，《中俄伊犁条约》在彼得堡签字了。《伊犁条约》仍然是个不平等条约，中国不但丧失了霍尔果斯河以西的领土和一些其他权益，而且还被勒索去900万卢布的赔款。但与一年多前的“崇约”相比，总算争回了一部分权益，伊犁又重新回到祖国怀抱，新疆终于全部收复。一个英国外交官评论说：“中国已迫使俄国做出了它从未做过的事，把业已吞下的领土又吐出来了。”
为了使新疆长治久安，清政府根据左宗棠的建议，1884年在新疆设立行省和建立郡县，加强了中央与新疆地区的联系。为了发展生产，左宗棠把内地的先进农业技术和优良品种介绍到新疆，大力提倡种植棉花和养蚕，栽种杨柳，连绵数千里。
左宗棠老了。体弱多病的他几次三番，请求开缺，告老还乡。可是东南又逢多事之秋，越南吃紧，台湾告急，福建沿海处于累卵之危，中法中日之间的战事一触即发。他奋勇请缨，在李鸿章怕死不敢去南方坐镇的情况下，他再一次挂帅南行，打得侵略者呼天号地，大振中华国威。为了国家，他几十年驰骋沙场，叔伯，妻儿相继过世，他连回去向墓前洒上一杯酒，鞠上三个躬都不可能，最后自己也在福州任上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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